《春夜喜雨》体物新变的叙事性解读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白松涛

　　【摘要】杜甫的《春夜喜雨》被视为中国文学中具有抒情传统的经典文本，其实这首诗还隐藏着易被忽视的叙事性因素。六朝以来，咏物诗形成了“局于物”的体物困境。这首诗突破这一困境的主要路径是由“雨”写到“雨境”，即在调动时间因素、开展拟人化叙事的过程中，将“雨”塑造为历时性、行为性的“事象”。叙事性对于《春夜喜雨》的意义在于，从南朝咏物的俗套中“开拓出去”，使“雨”具备了物性与人性融合、形态与神韵兼备的艺术效果，并在整体上形成了畅快流动的文本意脉。
　　【关键词】咏物诗，叙事性，事象
　　《春夜喜雨》是杜甫咏物诗的名作，其风格浑融雅致，历来赞誉颇多。如清代集大成的杜诗注本《杜诗详注》评价此诗：“曰潜曰细，写得脉脉绵绵，于造化发生之机，最为密切。”[1]古典文学研究者关于《春夜喜雨》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意象的铺展、意境的营造、生命的情趣、儒者的关怀、律诗的体制、艺术手法尤其是炼字等方面，整体的思考框架和理论分析并没有超出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而实际上，杜甫面对“雨”这一“特殊”物象时，已经不单单是从情景交融的传统路子来体物，而是调动了叙事性因素，展现出别具一格的体物方式，也由此形成了流动连贯的诗歌意脉。全诗录入如下：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一、不局于物：咏物诗的突破路径
　　局限于物象的写作使得六朝许多咏物诗都陷入了格调卑弱、意蕴单薄的局面。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曾指出这一写作倾向：“自近代以来，文F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故能瞻言而见貌，即字而知时也。”[2]王夫之更是用十分犀利的比喻来指责这些诗的不足之处，他说：“咏物诗齐梁始多有之。其标格高下，犹画之有匠作，有士气。征故实，写色泽，广比譬，虽极镂绘之工，皆匠气也；又其卑者，短凑成篇；谜也，非诗也。”[3]统观来看，六朝咏物诗多专意于物象描摹，文本所呈现的内容仍是以物的外在特点及功用价值为主。后代的诗论家由此反思咏物诗创作的体式问题，如明代陆时雍说“夫咏物之难，非肖难也，惟不局局于物之难”[4]，这便指向了咏物诗创作的新路：不局限于物象的外在形态，而是延伸开来写物的神韵和精神。六朝咏物诗的困境或许与交游宴集的创作环境息息相关，而唐代社会气象和文学风貌的转变一新也促使咏物诗创作呈现出新的局面。《春夜喜雨》作为杜甫的咏雨诗名作，意象玲珑、意气充沛，展现了杜甫“不局于物”的体物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咏雨”这一题材的特殊性：第一，雨本身难以描摹――物态模糊、没有色味；第二，写雨中其他景物时，容易偏离咏物的轨道，成为一首铺排写景的诗歌，这也是众多天象气候类的咏物诗面对的难题。宋人吕本中《童蒙诗训》说“义山《雨诗》：‘憾裙显埃依依傍竹轩’，此不待说雨，自然知是雨也。后来鲁直、无己诸人，多用此体，作咏物诗不待分明说尽，只仿佛形容，便见妙处”[5]，这一写法便是由“雨”写至“雨境”，在整体意境中处处衬写中心物象。此类写法在杜甫咏物诗中颇为常见，如“河汉不改色，关山空自寒”和“关山随地阔，河汉近人流”两联，不明写月光，而是借着月下景色侧面写月；再如“秋日新沾影，寒江旧落声”不直接写雨，而是展现下雨带来的景象变化，句句又都是雨意；“暗度南楼月，寒深北渚云”一句不见“雪”字，却将雪的动态、神韵、寒冷表现得极富张力。这是杜甫独具创意的咏物写法，是“自开堂奥，尽削前规”的艺术创造。
　　同样，《春夜喜雨》一诗颈联“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从内在微妙的情思转移到外在的感官上来。上句写原野与天空，突出云深且黑、密布空中；下句推移到江河之上，写黑暗中的一点渔火，有模糊朦胧之感，既因为入夜渐深，也因为细雨迷蒙。诗到颈联，境界陡然开阔，将“雨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写“雨”字，却处处是“雨”。从“雨”写到“雨境”，突破了单一空间下的物象细描，展现出了丰厚的画面张力。这一突破路径的构建，正体现出诗人在内容连接和章法结构上对叙事性因素的调度和组织。
　　二、事象：历时性与拟人化叙事
　　在《春夜喜雨》的解读史中，“春雨”往往被作为意象看待。学界普遍认为，“意象”具有主客统一和情景交融的性质。例如袁行霈先生认为，“意象是融入了主观情意的客观物象，或者是借助客观物象表现出来的主观情意”[6]。诗中的“春雨”不仅是客观的外在物象，还包含着“好雨”这一客体化的社会美德、“喜雨”这一主观化的热情赞美；在哲学精神层面，还包含着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意象。但仅依靠作为阐释工具的“意象说”还不足以赏出这首诗的妙处，因为意象解诗的理论根源是中国诗歌的抒情传统，这实际上忽视了“叙事性”解诗的可能。当然，这样的论断无意于说这是一首叙事作品，如果抛弃二元式的诗歌题材分类来看，抒情与叙事其实都是诗歌表情达意的方法性因素，这些因素“互相包容，互相渗透，难解难分”[7]。就《春夜喜雨》一诗而言，抒情性因素可以阐释“情、意、象”之间的关系，叙事性因素则可以阐释诗人的体物方式、观察视角和布局构思。
　　《春夜喜雨》的文本内在层面存在着动态的叙事痕迹，这涉及关键的叙事性因素――时间。全诗四联均有明确的“时间指向”：
　　首联突出两个时间点，一个是作为整体背景的时节“春”，另一个是雨“发生”之时。当然王嗣]还认为“发生”是“万物发生之时也”[8]，可作一解。但仍不可否认，作为叙事的开始，首联点示了“雨至”这一最初的时间点。颔联指出“入夜”，虽然旨在表现“雨”轻柔绵密的行为动作，但是雨势缠绵，显然有时间推移的暗示。颈联不写雨，也不明写时间，但是刻画了云层厚积、暗沉迷蒙的景象，此句所强调的“云黑”不仅仅是天气变化，更暗含着夜深雨久的时间流逝感。尾联虽然有想象的成分，但已经将时间推移到第二天早晨。三、四两联的叙事时间出现跳跃，但是以春雨不绝的行为填补了空白。由此可见，在“时间”这一重要的叙事性因素上，全诗展现了“入夜――夜深――春晓”的变化历程，勾勒出春雨从“发生”到“润物”，再到雨势变大、历宿方绝，最后雨湿花重的全部行为过程，用情景更替、视野变换来推动时间流转，形成连贯顺畅的气势。“春雨”作为中心物象，不再处于共时性的破裂片段之中，而是进入了历时性的动态变化过程里，“春雨”便由此具有了“事象”的意味，这是不能单用“意象”来阐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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