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信息技术、社会时空与加速社会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欧阳英

　　【摘要】以往的全球化进程，主要靠交通工具的改变、地理发现、经贸往来、文化交流、政治事件等来推动。在当代的全球化进程中，起关键推动作用的是信息技术。随着信息技术的加速迭代，社会时空高度压缩的不断推进，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的本质逐渐得以清楚呈现。立足社会时空视域，可更深入地看到当代的全球化进程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性。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塑造出的社会时空架构被压缩的程度越高，加速社会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规模就会越令人震撼，人们需要面对的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就会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因此，面对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需要看到全球化、信息技术、社会时空以及加速社会四者之间的叠加关系与叠加效应。
　　【关键词】当今世界的全球化 社会时空 信息技术 加速社会
　　【中图分类号】B0 【文I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02.010
　　马克思指出：“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在此可见，在“世界史”真正成为“作为世界史的历史”的过程中，交通工具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世界史的历史”就是全球化的历史。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对于今天立足于信息技术来深入地把握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的本质同样适用，因为与交通工具一样，信息技术同样是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推动因素。随着信息技术的加速迭代，社会时空高度压缩的不断推进，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的本质逐渐得以清楚呈现。立足社会时空视阈，可更深入地看到当代的全球化进程并不是人为的结果，更不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全球化”，而是具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性。当代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重塑社会时空架构的过程，其所塑造出的社会时空架构被压缩程度越高，相应地，目前人们日益关注的加速社会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规模[2]，就会越令人震撼，人们需面对的当代的全球化进程就会呈现出日益复杂的局面。因此，面对当代的全球化进程，需看到全球化、信息技术、社会时空以及加速社会四者之间的叠加关系与叠加效应。这也即表明，针对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任何简单化的理解，都将会直接影响人们在当代的全球化进程中的行为与判断。下面本文将对上述内容加以展开分析与说明。
　　全球化、社会时空与信息技术
　　全球化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发展现象，渗透到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具体有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科技全球化、教育全球化等多种表现形式。简言之，全球化可被理解为全球联系的不断增强。纵观古今中外，全球化的历程源远流长，古代中国的“丝绸之路”、近代欧洲的“大航海”、域外诸多宗教文化先后传入中国，等等，都可谓是早期的全球化现象。然而，除却涉及全球联系外，全球化也是一个与时空巨变相联的重大问题，表明无论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社会的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都可摆脱区域性、区隔性、孤立性等限制而走向世界范围，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从本质上说，全球化涉及的时空巨变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即不是所谓的宇宙大爆炸所带来的时空巨变，而是社会时空意义上的，是“我们生活中的时空巨变”[3]。因此，在社会时空视阈下对全球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具有可行性的。社会时空视阈是建立在社会时空概念基础上的。虽然社会时空概念主要为社会学家所使用，但它同样可成为哲学领域的重要范畴，以社会时空概念作为工具，可以深入探讨在与社会问题相结合的过程中，时空概念自身所呈现出的特殊意义。
　　从人类对时空问题认识的历史看，17世纪，牛顿提出绝对时空概念，创立了经典力学理论，从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工业革命的发生与承认绝对时空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因为在绝对时空中，人们进行机械制造可以具有确定性；而在相对时空中，通过科学实验所证明出来的是以不确定性为特点的测不准原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著名社会学家涂尔干与齐美尔相继提出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概念，成功地完成了时空概念由物理时空向社会时空的转型，人类自此拥有了用人的尺度来衡量时空存在的社会时空理论。社会时空与物理时空最大的区别，是社会时空体现了人在时空中的存在及其意义，不再将人排除在关于时空的理解之外，而是将人的存在作为重要要素加入对时空的理解之中。同时正是因此，社会时空的衡量尺度是具有不确定性的，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社会时空感受。
　　在社会时空认识史上，马克思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虽未明确提出社会时空概念，但马克思其实早在涂尔干与齐美尔之前就开始深刻地探讨社会时空问题。一维时间与三维空间结合而成的四维时空，是把握物理世界的基本维度。马克思认为，把握人类社会进程，不能简单地套用物理世界的四维时空，因为在人类社会进程中，“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的重要表现形式，“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4]。对于人类社会进程来说，时间与空间是一体的。人类是在时间里建构起自己对于空间的理解。一旦脱离时间，人类便难以找到前后相继的空间感。因此，不能简单地套用物理时空的四维性，来把握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来理解这两者之间的一体性关系。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5]这就是说，社会时间与人的实践活动是紧密相联的，不能脱离社会时间来理解人的实践活动的本质。由此可见，在社会时间与人的积极存在之间，特别是与人的实践活动（如劳动）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正是通过这种内在联系，社会空间才能够在社会时间中展现自己的存在及意义。换言之，人类正是通过在社会时间中的积极存在与实践活动，才逐步塑造出自身的社会空间的。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二者是相互依赖的，而在其中起着根本性作用的是时间。海德格尔曾经积极地从实际的生命过程出发，从同实际事物打交道中来说明源始的世界关系，将世界定义为是“上手状态”的祖域。[6]这种认识恰好反映出人之所以能够构建属于自己的有着时空性的世界，是与人进入“上手状态”即进入“实践”之中紧密相联的。

　　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发展，给人的生命活动的时空结构带来了深刻变革，时间因素因此不再是死的计量单位，而具有了能动的意义。马克思在阐释劳动特性时特别指出，劳动“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而且“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7]。由此可见，在劳动中，不仅物的存在被赋予以形式，而且时间和空间也被赋予以内容。于是，时间和空间就有了社会性，成为活的时间与空间。否则，时间和空间就仍是牛顿所比喻的“空箱子”，只不过是人的外在的存在形式。人类实践活动不但通过社会时间使得社会空间具有了生命力，还使得自身也由此成为人的生命时间的实体，并且还赋予时间以新的内涵，使时间成为人的积极的存在、能动的存在以及主体性的存在。由此，人类实践活动既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是“人的感性的活动”[8]，也是在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之间架起联系的桥梁。因此，在关于社会时空的认识中，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重要意义。
　　莱布尼茨认为，时间乃是“事物”的先后秩序，因此，]有“事物”就没有时间。[9]但严格地说，社会时空的建构基础是人类实践活动。离开人类实践活动，就没有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的存在，更没有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之间联系的存在。人类的实践活动既是社会时间的决定者，也是社会空间的决定者，同时也是在社会时空之间架起联系的决定者。大卫・哈维指出：“从唯物论的角度，我们可以主张时间和空间的客观概念必然通过物质实践与过程而创造出来，而这些实践与过程再生产了社会生活……我的研究的一项基本原理是，时间与空间不能脱离社会行动来理解。”[10]因此，在一般层次上，我们必须从社会实践的观点来界定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空间是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支持”[11]，这是社会理论关于社会时空的基本认识，从中可以充分看到社会时空与社会实践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
　　在梳理时间、空间与运动三者关系时，黑格尔指出：“运动的本质是成为空间与时间的直接统一；运动是通过空间而现实存在的时间，或者说，是通过时间才被真正区分的空间。”[12]很显然，黑格尔着力强调了运动在空间与时间的直接统一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而且这一点无疑是正确的。从一般意义上说，人类的实践活动的活动度（即频率）越高，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之间联系的紧密度就越高，生产活动的产出就会越高。马克思对于剩余价值本质的揭示正与对此的认识相联。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是因为机器化生产使得生产的频率加快，至此大量的剩余劳动时间得以涌现。这便意味着工人能够在有限的空间（即工作场所）里通过大量的剩余劳动时间生产出更多的劳动产品，以让资本家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但是，人类实践活动既发挥着联系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的桥梁作用，同时又承担着将社会时间与社会空间区分开来的重要功能。一方面，人类实践活动在空间中逐步展开的过程，呈现出一个连续的时间性链条，表现为过去、现在与未来三个不同的时间段；另一方面，这种时间性的链条又使得人类的具体生存只能是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不同空间中，从而使空间得到了区隔化的划分。也就是说，从时间上看，过去、现在与未来三者之间具有前后相继性；从空间上看，人类绝不可能既生活在过去，又生活在现在乃至未来，他只能选择一个时段的生存空间，即要么过去、要么现在、要么未来。因此，针对人类实践活动，应充分认清它与社会时空之间紧密的内在联系。离开社会时空的人类实践活动是不存在的；社会时空的构建又是依靠人类实践活动来完成的；同时对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解，又需借助社会时空来完成。它们之间已形成十分鲜明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毫无疑问，信息技术并非从来就有的自然存在，而是人类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重要体现。因此，应当说，正是依据前面的分析，面对信息技术的加速发展，既要从纯技术层面去理解它，更要从它本身就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角度，完整把握它在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之间交互过程中的作用。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兴起与高速发展，体现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存在及其创造性。由信息技术引发的信息传输的时间加速、压缩、叠加乃至变形等，在社会时空的联系与变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此可从人类实践活动层面加以肯定与重视。虽然信息技术对时空的改变具有物理意义，是利用电子运动乃至量子运动等来完成的，但它同时体现了人类实践活动在改变社会时空中的重要意义。信息技术的问世是人类凭借自己的实践活动、通过技术性地改变社会时间来大幅度地改变社会空间的重要尝试。离开了人类实践活动，这种尝试是不可能实现的。
　　倘若离开人类实践活动来理解信息技术，就会将由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时空变化简单地看成自然性的，而忘掉这种变化的实践性与社会性。这种理解的危险性在于，信息技术是当今世界社会时空变化的重要根源这一点易被忽略。这样一来，信息技术与社会时空乃至全球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就无法从更高层面上加以深入理解。从实践观的角度看，针对当今世界社会时空的变化以及全球化的发展来说，信息技术是重要根源，而不仅仅是理解它们的前提。人们必须通过时刻密切关注信息技术自身的变化与发展，来深入把握社会时空与全球化正在出现的各种新变化。目前，“元宇宙”概念的提出，正是将在信息技术引导下社会时空新变化予以呈现与阐明的一种方式。这种新变化将会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全球化的发展，正是人们期待了解的问题。透过“元宇宙”概念，可看到目前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达到的高度，元宇宙作为社会时空新变化的呈现是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副产品。它们之间绝不能做本末倒置的理解。目前，有关元宇宙的理解，总是在围绕元宇宙提法本身来谈问题。这种理解显然没有把握到元宇宙问题的精髓。“元宇宙”概念的提出，表明人类正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建构起一个人类独有的新的社会时空。这是人类的第一次尝试，因而具有“元”宇宙的意义。
　　信息技术、社会时空高度压缩与当代的全球化进程
　　在社会时空认识史上，马克思、齐美尔、涂尔干均作出了突出贡献。从理论上看，整体的社会是他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所强调的是，由于人的因素能够直接参与到时空的建构中，于是时空便可具有社会性，而不再是牛顿所说的那种脱离人的绝对时空，因此需用社会时空来重新考察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马克思的“社会五形态说”就是利用社会时空理论研究人类社会整体发展进程的重要结果。它表明，在人类出现之后，人类社会会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第一阶段）等五种不同的社会形态，这种以生产关系为划分标准的社会形态论实质是以人类出现为基准的。但是，当我们面对以全球化作为社会时空表现形式的当代社会，同样需要运用社会时空理论对其进行考察。

　　涂尔干曾经提出了社会时间的内生性理论，认为社会时间的发展序列是由社会发展的内部状态决定的。由此出发可以看到，针对全球化，首先需要看到它体现了人类社会由区隔化走向一体化的时间发展序列，而这与人类社会在时间上的内生性发展有关，可被视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在社会时间的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性呈现。关于这一点，正如吉登斯所强调的，全球化内生于现代社会变迁的动力，“现代性正在经历着全球化的过程，这在现代制度的大多数基本特性方面，特别是在这些制度的脱域与反思方面，表现得很明显”[13]。但是，从信息技术对当代的全球化进程的影响来看，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在社会时间上的内生性却并非完全自发的，也与信息技术发展这种外部性直接相关。仅仅看到社会时间的内生性而忽略信息技术的外部性，就难以正确把握当代的全球化进程。曼纽尔・卡斯特曾说：“由于信息技术革命普遍地渗透了人类活动的全部领域，所以这是我分析正在成型的新经济、社会与文化之复杂状态的切入点。这项方法论的选择，并非暗示新社会形式与过程的浮现，乃是技术变迁的结果。”[14]可见，面对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广泛渗透，人们必须接受将其作为分析一切社会问题的重要切入点，而且这项方法论的选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大卫・哈维是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用“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15]来概括现代性在“时―空”向度上的变化，认为现代性既改变了时空表现形式，也同时改变了人们经历和体验时空的方式。但是，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发展，“时空压缩”跃迁成为“时空高度压缩”（high compression of time-space）。于是，人们就需要用“时空高度压缩”来进一步理解哈维的时空压缩理论。关于这个问题，可从两个方面展开说明。
　　从一方面看，在“时空高度压缩”的情况下，“时间空间化”已经不再仅是时空关系的改变，而是增加了“速度”维度。过去人们也谈论“时间空间化”问题，认为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创造自由时间，也就变自然生命的时间为自由发展的空间[16]。但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支持下，在时间空间化的进程中增加了“速度”这个新维度，就会呈现出一种“时间快速空间化”的态势。这样一来，人们在跨越空间上花费的时间被急∷醵蹋而且人们还可以感受到当下现存的就是全部的存在。这也就是同样是一天的时间，人们的心理感受是过去比现在显得长的原因。伴随着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时间压缩，社会空间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变化，这集中体现在虚拟空间的问世上。目前，人们在互联网上可以进入虚拟空间，获得超越现实空间的种种自由。虚拟空间是有限的时间与无限的空间交互作用的结晶，它极大地实现了时间的空间化发展。人们无论身处何时何地，只要上网，就能实现在有限时间里享受到无限的虚拟空间的快乐。这也表明，人们在互联网上享受到的无限的虚拟空间，是能够用以速度为计量单位的极其有限的时间换取的。
　　从另一方面看，在“时空高度压缩”的情况下，“用时间去消灭空间”也意味着“速度”这个维度的增加。“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是马克思提出的重要观点[17]，表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付出的剩余劳动时间日益增加，资本就可以吞噬越来越多的工人的活劳动，从而获得冲破空间限制的巨大能量，致使人们的狭隘的地域性存在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但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条件下，增加了“速度”这个维度后，“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呈现出“用时间去快速消灭空间”的态势。随着通讯所耗的时间快速缩短，世界尺度的大空间不仅成为麦克卢汉所说的一个狭小的“地球村”，还进一步被高度浓缩为类似于数学意义上的一个“点”，即黑格尔视阈中的“点性化”（punktualit?t）[18]。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带来了“点性化”的虚拟空间。这也正如黑格尔所说：“被扬弃的空间最初是点，自为地得到发展，就是时间。”[19]在“速度”和“加速度”效应的加持下，人们可超越现实时空的限制，而享受到由“点性化”构成的“无限大”的虚拟空间带来的资讯快乐，同时获得在此基础上运行的经济社会活动所带来的最大化效益。例如，目前人们不仅能够只是坐在一个房间里就可知天下事，同时网红经济也能够在这个房间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哈特穆特・罗萨曾说：“令人罕见的是，现在空间在确切的意义上确实只是时间的一个功能：人们在什么地方，取决于时间，反向的确定关系已经过时了。”[20]显然，这是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生动表达。
　　哈维指出，“全球化可以被视为一个过程、一项条件或者一个特定的政治规划”。[21]但是从信息技术对当代的全球化进程的强力影响来看，是不能对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持上述认识的。这类认识只会让人们深感是否接受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是可作出主动性选择的。严格说来，信息技术的出现带来的社会时空的高度压缩，正在剧烈地改变并深刻地影响当代的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与走向，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已不再仅仅是一种思想观念，或者说是出于经济、文化、科技、政治等方面的需要，而更是由社会时空高度压缩带来的重要的社会发展趋势，其本身业已“没有好坏之分”[22]。这就是说，正因为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的重要特征是通过信息技术来拉近或重塑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或时空关系，所以，这种全球化已可在很大程度上摆脱经济、文化、科技、政治等因素的束缚与限制，而具有更为一般的社会性意义，已经具有了某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性。目前，无论你身处地球上的何地以及拥有何种文化背景、家庭环境、社会地位等，只要拥有移动通讯工具，你就可以享受到资讯的便捷，并有可能利用便捷的资讯去赢取商业利润。当前颇为盛行的互联网经济、数字经济、大数据经济乃至网红经济等，就是得益于这种全球化。随着这种全球化的日益深入，上述经济形式会得到更为扩大性的发展，这将势不可挡。
　　吉登斯主张全球化涉及的主要是“我们生活中的时空巨变”，而不应将全球化内容只是看成“关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23]，即不能将全球化简单地看成经济的全球化。吉登斯认为，针对全球化概念，最好将其“理解为时空伸延（time-space distanciation）的基本方面的表达”，同时对于现代性的全球性蔓延，“应该依据时空伸延和地方性环境以及地方性活动的漫长的变迁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来把握。[24]很显然，吉登斯的认识是有合理性的，可以启发人们从时空伸延的角度来理解全球化及其蔓延。从社会时空视阈出发可看到，当今世界的全球化与社会时空之间的内在联系呈现出三个特征：其一，当代的全球化进程是与由信息技术引发的时空高度压缩紧密相联的，因此，理解当今世界的全球化问题是无法离开信息技术的发展的；其二，当代的全球化进程又反过来对人们的社会时空认识产生重大影响，深刻改变了人们生活中的社会时空观念。如，全球化与本地化之间的时空差异性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现代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就是探讨如何利用全球化范围内的时间差异来赢取资讯传送的优势；第三，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建立在互联网技术上的“赛博空间”（Cyberspace）横空出世，为全球化提供了一种不受现实四维时空约束的虚拟社会空间。在“赛博空间”里，人们不仅可以进行不受四维时空约束的社交活动，同时这种社交活动已经有了自身独立的规则。

　　曼纽尔・卡斯特被誉为信息时代杰出的理论家，他对网络社会有着许多前瞻性的解释，其贡献在于帮助人们深入理解信息技术如何对社会时空的改变产生重大影响。卡斯特认为，由计算机、互联网等新信息技术带来的时间压缩发展到极限，就会导致“无时间之时间”（timeless time）的涌现以及“空间流动性”的急速加剧，在此“资本脱离时间以及文化逃离时间都受到新信息技术决定性的促动，并且嵌入网络社会的结构里”[25]。这就是说，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资本可以快速地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让资本家赚取资本流动的差价。同样，文化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实现跨国界发展。可见，在新信息技术带来时间高度压缩的情况下，不仅会出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无时间之时间”，同时这种时间状态会让资本与文化的运转更加快速，表现出“脱离时间”的态势。因此，面对目前资本全球化与文化全球化的高速发展，人们需充分认清新信息技术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从现实上看，目前资本全球化的完成显然已与信息技术不可分离，信息技术在创造时空压缩上的优势，帮助资本的全球运转实现了无缝链接，实现了资本逐利的最大化发展。
　　卡斯特还着重探讨了“流动的空间”（space of flows）对“无时间之时间”的制约作用。他认为，“无时间之时间属于流动空间”[26]，而流动空间的重要特点就在于，它“会借由混乱事件的相继次序使事件同时并存”，从而使时间被“消解”[27]。这就是说，面对网络上的虚拟空间，需知虽然它是由时间的压缩带来的，但它本身是流动的，在技术上可利用时间的压缩性来制造空间的流动性，从而使人们产生时间被消解的错觉。例如，本来一个人生活在A地，但在通过信息技术让时间被压缩的情况下，却可让人们在虚拟的情况下形成错觉，误以为他此时是在B地。很显然，这就是空间的流动性与时间的被消解。卡斯特还指出：“我们社会里的支配性趋势则展现了空间的历史性复仇，亦即根据空间的动态，而以不同的、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逻辑来结构时间性。”[28]这就表明，在充分地理解空间对时间的重要影响力的同时，还必须认识到时间的根本性。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虽然一方面任何时间的存在都会以空间的形式表现出恚但另一方面，空间也不过就是将时间结构化的结果。回看历史遗留下的各式各样具有空间意义的建筑物，也都是流逝的时间的历史痕迹。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时间的过去和将来，当它们成为自然界中的存在时，就是空间，因为空间是被否定的时间。”[29]所以，面对当代的全球化进程中时空高度压缩的现象，更应当看到由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时间变化在其中发挥的根本性作用。如果没有计算机芯片、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时间的压缩性巨变，无论是地球村还是元宇宙都是无法实现的。
　　空间生产、加速社会与当代的全球化进程
　　“时空压缩”这个概念是哈维提出来的，他指出：“这个词语标志着那些把空间和时间的客观品质革命化了、以至于我们被迫、有时是用相当激进的方式来改变我们将世界呈现给自己的方式的各种过程。”[30]但“时空压缩”究竟会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哈维给出的回答是，我们面临着一个历史的机遇：“迎着资本主义的地理知难而上，把空间生产看作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动态中的一个基本环节”[31]。可见，尽管提出了“时空压缩”问题，哈维却只是用空间生产来解释该问题，时间问题则被回避。哈维着力强调了“空间生产”的重要性，认为它可成为“一种辩证的和历史的地理的唯物主义的一般理论”的建立基础。[32]他明确指出，“资本积累向来就是一个深刻的地理事件。如果没有内在于地理扩张、空间重组和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资本主义很早以前就不能发挥其政治经济功能了。”[33]哈维对“空间生产”特点的解释是：它是以资本逻辑为转移、同时也是一种转移生产剩余的方式，可使生产不再局限于某一区域，而是实现世界范围内的配置。
　　哈维认为，“空间生产”与“新的空间”相联，这种新的空间会“随着资本家们寻求新的市场、新的原材料资源、新的劳动力和更加有利可图的生产运作场所而被开拓出来”[34]。但如此一来，不仅空间界限逐渐消失，空间也会变得更具流动性与不平衡性。哈维指出：“如果说‘全球化’这个词表示任何有关近期历史地理的东西，那它则最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这一完全相同的基本过程的一个新的阶段。”[35]哈维在此明确地将全球化解读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一个新阶段。在他看来，全球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平衡地理发展”不断加剧的过程，因此，需要对全球化保持一种批判的态度。但是很显然，“空间生产”的提出只能让人们看到时空压缩中的空间维度的重要性，至于时空压缩如何通过时间表现出来这一点，它却无法给出答案。这也正是哈维的思想局限性所在。哈维希望通过揭示空间生产的意义，从而超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剩余劳动时间与剩余价值内在关系的理解，以此表明他的空间生产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贡献。哈维认为任何生产都只可能在空间中完成，这是他强调空间生产的重要原因。但是，时空之间是紧密联系的，时间是揭示空间的本质无法绕开的维度。从时空压缩在时间上的表现这一点出发，不仅可以深入解读时空压缩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还可以更进一步，从新的层面上理解加速主义与加速社会的意义。
　　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加速主义”早在20世纪初的未来主义运动中就已萌生。未来主义者们已经发现，现代技术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加速度发展的技术革命理应得到肯定。进入21世纪以后，加速主义又重新引起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哈特穆特・罗萨是当代加速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从时间社会学视角研究“速度”，指出整个现代化发展表现为社会时间的“加速”。[36]罗萨在《加速》一书中对社会加速展开深入探讨，指出可从中区分出三个重要面向：科技进步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以及生活节奏的加速。[37]罗萨认为这“三个面向”之间不仅是平行关系，同时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他指出：“生活节奏的加快或者说时间的短缺一定是与技术加速进程在逻辑上不相关的数量的增多的后果。”[38]由此表明，生活节奏的加快是与技术加速紧密相联的。罗萨是从科技进步能为社会加速提供物质基础的角度来指明其意义的。在此他着重以铁路的发明作为例证，指出铁路的发明极大地缩短了跨越两地之间物理距离的时间。经过罗萨的论证可看到，科技进步使得社会加速并非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在罗萨看来，针对社会变化的加速，需要认清它所表明的是社会各个事物以及信息的时效性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与以往不同，它们已经变得越来越短暂，“现在的萎缩”是其重要表征。不仅政治、经济、文化中的“现在”正在萎缩，而且道德规则以及实践规则中的“现在”也正在萎缩。[39]很显然，这即表明在加速社会中，瞬息万变已经成为万事万物的存在常态。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下随时都会发生改变，但是当下又是人们唯一能把握的，也就是说，当下现存的就是人所能把握的全部的存在。

　　“新通信技术提供了克服时间障碍的立即感。”[40]因此，信息技术在当代社会的高速发展的特点就在于改变了时间。进言之，从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来看，这种时间的改变也正是马克思所指出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因而它最终所带来的就是时空巨变的发生。应当说，正是在此种情况下，不仅与时间相联的加速主义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同时与加速主义相关联的加速社会也快速成型。对此，罗萨提出了“加速社会”这个概念：“现代社会作为‘加速社会’可以理解为，在这样的社会中存在着两种形式――技术的加速和由于时间资源的短缺而导致的生活节奏提高――（以结构和文化为前提）的相互连接，并且因此也存在着增长和加速。”[41]信息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高速发展及其带来的时间改变，可被视为技术加速的重要展现，也是带来社会加速的重要原因。从源头上说，加速主义问世于20世纪初，它的诞生与技术革命相关，重点关注的是技术革命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当加速主义在21世纪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时，人们所强调的是它与未来的关系，认为它是一种人们能够以此拥抱未来的方式[42]。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与加速主义相联的已不再仅是技术社会，还包括加速社会。因此，通过加速主义，人们能够更好地把握加速社会的涌现及其特殊意义。加速在传统意义上主要是对资本主义机器本身呈现出加速发展的事实的描述，表明资本主义获取利润的速度正在急剧加快。但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类社会已开始进入全面加速的时代。目前，人们已生活在加速社会（High-Speed Society）中，这恰是罗萨所说的，现代社会已是作为“加速社会”而存在[43]。
　　针对加速社会的问世及其本质，罗萨追问：“我们能说有一种社会本身的加速吗？还是这不过是种（或多或少比较稳定的）社会秩序之中的加速过程？”[44]。无疑，这些发问是深刻且值得深思的。显然，加速社会的问世所反映的是社会秩序正在进入到一个加速的发展过程之中。在此需要注意的是，社会本身并无所谓加速或减速，倘若将加速作为社会本身的特性来理解，就难以对拥有不同发展速度的不同社会进行区别对待。当代法国哲学家保罗・维希留曾发明了“速度学”（dromologie）一词，专门用以解释人类面临的加速化世界即加速社会。他还着重论述了“速度革命”在加速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提出了“速度政治学”理论[45]。在西蒙・格莱佐斯看来，“加速革命”不仅挑战了“空间”，也挑战了“领土国家的临时逻辑”。在领土空间时代，“政治空间被寓于一种给定的政治持久性之中”，然而目前“速度”的“无处不在”和“瞬间性”，却已将“政治空间”加以“解散”甚至“取代”[46]。不过很显然，就本质来看，在加速社会中，对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是速度，而不是“政治空间”，而且，当且仅当社会发展的速度达到一定的程度，加速社会才会存在并稳定下来。这一点类似于物理学意义上的粒子加速器的运行原理。这也是罗萨所说的：“速度的加快令人惊讶地表现为（现代的）历史的真正驱动力。”[47]因此，不断地提升速度便成为了加速社会的首要发展任务。这也是信息技术能与加速社会之间建立起紧密的内在联系的重要原因，信息技术所带来的社会时空高度压缩，正是加速社会的发展所需要的。
　　针对加速社会的意义及其局限性，西方学者们往往更多地只是从“速度的”革命角度来理解[48]。维希留力求摆脱速度拜物教的“速度政治学”，是在寻找一种减速的可能。罗萨希望将加速社会的问世解读为一种新异化的诞生，并且极力表示他的研究就是希望指出“社会加速如何导致了严重的、可以凭经验观察到的社会异化形式”[49]。但从本质上说，加速社会的涌现不仅体现了速度革命，更与当代的全球化进程紧密相联。借助社会时空视阈可以发现，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并非只是全球联系，其所表明的就是一种新的社会时空架构的诞生。在这个新的社会时空架构中，世界各国不再各自分离，它们正在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多方面加入全球范围内的大循环中，从而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加速化发展趋势形成。对此，恰如马克思曾说的，“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50]
　　当前，加速社会已是全球范围内的，人们已不能再只从国家层面来理解其存在。罗萨曾用“迅速加速的‘全球’社会”来解读这一情形的发生，并指出在此情形下，偶然性的增加成为主要态势[51]，他甚至用由此一来人们便生活在“滑溜溜的斜坡”来生动地刻画后者[52]。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社会时空的高度压缩呈现出更加剧烈的发展态势，“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不再只是诗中想象。在此种情况下，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所搭建的社会时空架构呈现出剧烈的动态性，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之不断地快速发生相应的改变，同时在当代的全球化进程中，加速社会无论是发展规模还是发展速度，都正在呈现出日益迅猛的态势。罗萨曾说：“加速的社会变化的形式和结果至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所产生的结果一样显著；或者，换言之，后者的特殊的影响是要在前者的环境中才能产生的。”[53]在此他进一步强调了加速社会与信息技术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
　　从加速社会与当代的全球化进程的关系看，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本身就是让加速社会发生于其中的社会时空架构，加速社会甚至会受制于这个社会时空架构的搭建及其压缩性，所以，就社会时空视阈来看，当代的全球化进程对于加速社会也是具有发生学意义的。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所搭建的社会时空架构以压缩性为特点，它的压缩程度越高，势必带来的就是加速社会无论在规模与速度上都得到迅猛发展。这是因为加速社会一旦发生在高度压缩的时空架构中，便会由此发生剧烈的速度改变，这一点与它发生在松散的、非全球化的时空架构中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的萎缩”（或称“当下时态的萎缩”）是加速社会速度急剧改变的重要表征[54]，借此，“加速可以定义为经验和期待的可信赖度的衰退速率不断增加，同时被界定为‘当下’的时间区间在萎缩。”[55]罗萨曾说：“真正的新的当代全球化”是“出现在速度之中，全球化伴随着速度前进”[56]。可见，当加速社会与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相联时，当代的全球化进程就会直接受制于速度，与速度相伴而行。当前人们之所以关注加速社会，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在于它已深入地影响着当代的全球化进程的发展节奏。如果说加速是加速社会的发展动力[57]，那么需要看到的是，这种速度的发展并不是o限的。倘若这种速度突破了某个阈值，加速社会与当代的全球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就可能自动解体，因为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所搭建的社会时空架构可能会在难以承受加速冲击的情况下突然坍塌，走向自我解体。这一点类似于宇宙大爆炸学说所阐发的情形。

　　结语
　　总体说来，以往的全球化进程，主要是靠地理发现、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科技发展、政治事件等推动；而在当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信息技术则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后者也成为了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区别于以往全球化的一大亮点。著名的依附理论提出者萨米尔・阿明曾提出“全球化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的论断，由此定义了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的负面性和虚幻性。但若从社会时空视阈来看，当代的全球化进程是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时空巨变在当代社会的重要呈现，体现了社会时空存在和推进的高度压缩。从本质上说，它本身是一种客观性的现实存在，既不是人们主观上一厢情愿的追求，更不是人们随意就能中止的。
　　“新信息技术正以全球性的工具网络整合世界。”[58]如果没有由信息技术带来的社会时空的高度压缩的出现，全球化与加速社会在当代的发展就不可能呈现出今天的样式。如此一来可以说，从社会时空视阈来看，当代的全球化进程以及加速社会的涌现，实际体现出的是一种结果意义。也正因如此，反之，我们更需要加倍关注信息技术的发展走向及其给社会时空巨变带来的重大影响力，以及这些影响力将会以什么样的方式体现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对于加速社会来说，当代的全球化进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时空，为此，人们需要密切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目前，加速社会存在于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所搭建的社会时空架构之中，与此同时，当代的全球化进程则会受制于加速社会的发展速度与发展规模。立足于社会时空视阈可发现，在当代的全球化进程中，信息技术、社会时空高度压缩、加速社会等与全球化之间是互相叠加的，人们所遭遇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型的全球化时代。
　　当前，在“全球化”观念之外，泛起一股“逆全球化”浪潮[59]。如果从信息技术的角度来看，这股“逆全球化”浪潮反映出，随着由信息技术的高度发展带来的社会时空高度压缩，人们逐渐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适，需利用“逆全球化”的方式来减缓当代的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程度，让社会时空的高度压缩变得相对和缓一些，以便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能从因时空挤压而产生的“困惑感”“紧张感”乃至“压迫感”“焦虑感”中摆脱出来。科幻小说《北京折叠》的问世，反映的就是由空间挤压所带来的压迫感、紧张感与焦虑感。然而从总体上说，信息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时空巨变，已使当代的全球化进程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无论是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是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科技的发展，依然会受制于由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所塑造的时空高度压缩的社会架构。特别是，随着web4.0时代的快速到来，加速社会与当代的全球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将会跃迁出怎样的新形态，并会引发怎样的新问题，这都是需要人们关注的内容。人类越来越需提早准备，以便应对当今世界的全球化的时空高度压缩与社会的加速发展带来的“宇宙大爆炸”式情形的发生。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长城学者资助计划”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八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2][20][37][38][39][41][43][47][51][52][53][56][57]哈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璐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7、119、86、81、92、83、83、111、134、137、125、26、111页。
　　[3][23]参见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3、3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32页。
　　[5][7][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18、331、33页。
　　[6]参见张文喜：《“实践”与“操心”的时间性阐释――海德格尔、马克思论“存在与时间”》，《学习与探索》，2002年第3期。
　　[8][5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05、540～541页。
　　[9][10][11][14][25][26][27][28][40][58]参见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564、505、505、5～6、530、566、567、567、561、26页。
　　[12]黑格尔：《自然哲学》，梁志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8页。
　　[13]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15][30][34]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56、300、143页。
　　[16]刘奔：《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哲学研究》，1991年第10期。
　　[18][19][29]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0～71、53、53页。
　　[21][31][33][35]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53、56、23、53页。
　　[22]魏明德：《全球化与中国――一位法国学者谈当代文化交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5页。
　　[24]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3页。
　　[32]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页。
　　[36]郑作：《社会速度研究：当代主要理论轴线》，《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
　　[42]R. Mackey and A. Avanessian （eds.），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s， Windsor Quarry： Urbanomic Media Ltd， 2014， p. 354.
　　[44][49][54][55]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1、5、17、18页。
　　[45][48]Paul Virillio， Speed and Politics， tran. by Marc Polizzotti，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6， p. 6， 6.
　　[46]Simon Glezos， The Politics of Speed： Capitalism， the State and War in an Accelerating World， ProQuestLLC， 2009， p. 85.
　　[59]万广华、朱美华：《“逆全球化”：特征、起因与前瞻》，《学术月刊》，2020年第7期。
　　 编M李思琪
　　欧阳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长城学者。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毛泽东哲学思想。主要著作有《走进西方政治哲学――历史、模式与解构》、《重读毛泽东》、《利害相关者资本主义》（译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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