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邱仁富　黄　骏

　　[摘要]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主要包括民族语言、宗教文化、文化活动、传媒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探讨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现状是新时期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的基础。新时期推进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必须坚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更加关注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多维性，推动农村多样性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现状分析；对策思考
　　[作者简介]邱仁富，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黄骏，广西民族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　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G127;G.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7―0144―05
　　
　　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是民族地区乡村和谐文化发展的重要内涵，透析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现状，提出对策，对新时期民族地区乡村构建和谐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民族语言、宗教文化、活动文化、传媒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现状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的对策。
　　
　　一、乡村文化的基本界定
　　
　　“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形成民族认同、民族心态的重要载体。所谓乡村文化，是与城市文化相对而言的，从广义上是指农民在社会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积淀的总和；狭义上是指满足农民日常生产、生活、交际等方面的精神食粮。乡村文化的发展主要满足三个梯度的需要：一是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文化需要；二是家族、族群、乡村文化交流的需要；三是本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需要及与外来多元文化交流互动的需要。满足个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生产生活等方面活动的交际需要，是维系家庭伦理道德、家规、血缘亲情情感的重要纽带。这种文化主要是以口头文化为主的代际之间的世袭。满足家族、族群、乡村文化交流的需要是前一个梯度文化需要的扩展，是本乡村、家族、族群生产生活的语言诉求，是维系、传承和发展族规、乡村规范和维护乡村安全稳定的重要纽带。满足本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的需要及与外来文化交流与互动的需要是乡村文化更高一级的需要，这是乡村文化向更宽的领域扩展，这个时期的乡村文化更注重在宏观方面驾驭前两种乡村文化的发展，更具有普遍性地代表本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趋势，是与外来文化交流与互动的主渠道。
　　
　　二、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分析
　　
　　(一)少数民族乡村民族语言发展分析
　　1．少数民族乡村民族语言的使用。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目前大部分乡村都使用民族语言，在家庭成员的交流、村民之间的交流、本村的宗教祭祀活动等基本上是使用当地民族语言。有些民族语言还成为乡村集市贸易的交际语言，成为乡镇政府工作人员、村委会工作人员办公、下乡执行公务与当地农民沟通的重要语言之一。如在走访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太平镇集市、南宁市吴圩镇集市等时发现农民基本上是使用当地民族语言作为买卖交易的载体(诚然，也有部分外来务工人员使用普通话进行买卖交易)。这说明民族语言是广大乡村交际、集市贸易的主要语言，甚至成为乡镇机关单位的第二交际语言，扮演着重要角色。
　　2．少数民族乡村普通话的使用。目前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普通话的使用者大概分四个群体：一是企事业单位群体，二是中小学群体，三是农民工群体，四是务农群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使用普通话的机会和频率最高；中小学群体次之，农民工群体再次之，务农群体最少。在调查过程中，企事业单位群体接受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高，都能够懂得使用普通话，尤其是政府工作人员，能够说流利的普通话，普通话成为他们工作中首选的语言；中、小学群体，中、小学校的学生都会说普通话(包括一些民族地区的民族中小学学校的学生)，中、小学校基本上是使用普通话作为教学的第一语言，民族中、小学一般采取双语教学，普通话是其中的一种；对于农民工群体，这个群体由于外出务工与外界交流的机会较大，并且有较强的交际需求和动机。马克思指出：“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由于业务的需要，迫使广大农民工学习普通话，或在一定的环境中受到熏陶。因此。很多人懂得运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基本上可以达到交际的目的。而对于务农群体，在民族地区的乡村，尤其是自然村的务农群体，他们由于受单一语言系统影响最深、时间最长，与外界交流的动机和机会相对较小。有些自然村还停留在牛耕时代，很多的农民根本无法听懂普通话。
　　3．少数民族乡村外来语的使用。乡村使用外来语是指非本民族、本地区语言，包括外国语(英语、法语、东南亚国家语言等)、汉语(相对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相对汉族地区)等。少数民族乡村能够使用外来语的主要是中小学教师、学生、部分乡村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和相关外贸人员。在沿海地区的乡村外资企业比较多，涉外贸易比较频繁，使用外来语的机会也比较多，也有些旅游景点附近的农民也懂一些外来语，他们虽然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但由于外来人口来往密切及商贸之需要，逐渐地懂得了一定程度的外来语。
　　
　　(二)少数民族乡村宗教文化发展分析
　　1．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宗教信仰呈现多元化。当前乡村普遍存在多种宗教信仰，主要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儒教、原始宗教等，其外在表现形式为信仰上帝、真主、神、天、山、水、数、土地、祖先等，它们有个共同特征就是有神论、天国论、灵魂论等。在随机调查的过程发现，除党员外，有近七成的农民信仰过宗教迷信，有些农民同时信仰多种宗教，如既信仰佛教、道教、儒教、甚或“儒、释、道”合为一体，主要原因是他们不知道信哪种有效。农民比较注重短期的利益和心理企望，其信仰宗教的动机主要表现在为某种特殊的利益，尤其是为了眼前利益而迷信宗教，比如当有家庭成员生病久治不愈时就会通过请巫婆驱魔、烧香拜山、拜神敬鬼等歪门邪道，病急乱投“医”。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人们在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空虚等境况，贫困、疾病、灾害、犯罪、动荡、战争带来的社会不安和苦难，以及生命和宇宙中还存在的很多尚未作出科学解释的现象，都可能成为促使人们到宗教中去寻求精神依托的原因。”也有的农民为长期利益而信仰宗教迷信，有的家庭每逢农历初一、十五都会烧香拜神，到寺院、土地庙等地方烧香祈祷。因此，农民的宗教信仰具有目的性、随意性、不稳定性、多样性等特征。
　　2．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宗教信仰迷信化。迷信化是乡村宗教信仰的一个变种。宗教与迷信不同，但宗教和迷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广大乡村，宗教和迷信往往交融在一起，农民很难明辨是非。功利性、虔诚性使农民无法了解宗教与迷信的鸿沟，再加上农民接受的文化素质教育普遍偏低，辨

别能力有一定的限度。乡村宗教迷信化是当前许多农民宗教信仰发展的主流向度。
　　3．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宗教信仰的异化。异化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文化话语，乡村宗教信仰的异化是指乡村宗教信仰的邪恶化，其主要表现在农民对“法轮功”的迷信，在一定时期乡村出现对“法轮功”的信仰。孰不知，“法轮功”教义是对佛教教义的歪曲，是佛教教义的一个变种。它在本质上是与宗教水火不容的，因此，宗教应该是根除邪教的锐利武器。
　　
　　(三)少数民族乡村文化活动发展分析
　　1．少数民族地区农民农闲时期的业余活动。在问卷调查和访谈过程中发现，少数民族乡村农民的业余时间主要用于打麻将或打扑克，这部分人数占乡村农业人口的65.2％。这个群体主体是乡村失业人员。乡村失业现象在乡村越来越凸现，由隐性失业逐渐变成显性失业，成为影响地方经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出外打零工的占19.5％，这些农民类似农民工，但一般在附近乡镇企业从事短期的劳动或商业活动等。在家看电视、电影、读书报之类的占11.6％，这部分人一般包括老人、孩童和一些比较懒惰的农民。参加文体活动的占3.7％，这个比例在乡村虽然比较小，但已经崭露头角，成为乡村业余活动发展的火车头，引领广大农民步入健康文明的多姿多彩的活动。如在歌舞协会、篮球协会、青年志愿者协会、农民协会、舞狮协会等民间组织的组织下的各种业余活动，丰富了广大农民的业余生活，促进乡村文明健康发展。
　　2．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庆祝活动和宗教迷信活动。民族传统节日在乡村广为流传，民族传统节日庆祝活动成为农民休闲、丰富饮食、增进友谊、明辨时令、怀念故友、思念亲人、加强团结和祈求全家健康平安、来年风调雨顺、事业昌隆、人丁兴旺等凝聚农民心态的重要载体。如壮族的三月三歌节、中元节；侗族的新婚节、架桥节、花炮节；瑶族的禁风节以及春节、中秋节、姓氏节、重阳节、清明节、端午节、民族节日等。在调查中发现，90％以上农民喜欢参加民族传统节日庆祝活动，每年参加这类活动的次数一般不少于十次。诚然，农民从事宗教迷信活动也是乡村不可或缺的活动之一，尤其在少数民族更加能够显现，有四成左右的农民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宗教迷信活动。
　　3．少数民族地区乡村党组织活动。这类活动主要是针对乡村党员干部的活动。由于乡村党员的人数较少，且大多数是老年人，青年党员人数甚少，乡村党组织活动有一定的难度。同时也反映出近年来乡村党组织的战斗力、凝聚力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乡村青年党员的发展和乡村党组织的建设仍有很大的空间，党组织在乡村大有可为。
　　
　　(四)少数民族乡村传媒文化发展分析
　　1．乡村电视电话等传媒发展取得一定进展，电脑、网络也开始进入乡村，成为乡村文化发展的新动力。据有关数据统计，近年来广西乡村传媒文化取得很大进展，少数民族家庭拥有的电视、电话、影碟机等的数量稳步上升，从1995～2004年，农户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视、电话、收录机、影碟机的数量如表1所示：
　　
　　这组数据显示，广西民族地区农户平均每百户拥有电话机由2000年的8.14部上升到2004年的39.61部，五年内翻了近4.9倍；彩色电视由1995年的5.04台到2000年的30.04台，是原来的6倍，并呈逐渐上升趋势，至2004年广西农户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数量为53.90台；移动电话、彩色电视、影碟机等数量不断上升，而传统型的传媒如收录机、黑白电视拥有量逐渐减少，说明农村黑白电视市场逐渐被彩色电视所取代，这反映出广西乡村传媒发展的良好势头。这个势头在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更加凸显。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许多民族家庭拥有电视、固定电话，乡村可以收到CCTV的相关节目，农民对电视节目的内容比较满意。电脑、网络也开始进人乡村，许多的青年农民工都用网络，网络成为青年农民工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工具。然而在电视电话火红发展的同时少数民族乡村报刊杂志的传播似乎令人堪忧。
　　2．少数民族乡村报刊杂志的发展相对滞后。乡村报刊杂志的发展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一般的报刊杂志在乡村的发展与传播；二是乡村报刊杂志的发展与传播。报刊杂志在一定时期忽略了乡村市场，报刊杂志向乡村发展与传播在很长的时间里几乎是处在真空状况。易言之，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广大乡村几乎没有相关的报刊杂志传播，乡村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以广西为例，据2005年《广西统计年鉴》统计，上述1995～2004年中的部分年份，每万人拥有报纸的份数分别为：11、12、14、14、13；每万人拥有杂志的册数为：1.00、1.10、1.14、1.27、1.05；每万人拥有图书册数为：5.62、5.04、5.46、5.03、3.83。这个数据如果除去广西各大城市市民，乡村人均拥有的报刊杂志就更微乎其微了。普通报刊杂志在乡村的市场很小，乡村成为报刊杂志发展与传播的脚注。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农民看报纸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有71.6％的农民没有读书报的习惯，几乎不看相关的报刊杂志；有18.3％偶尔有看书报的习惯，用来消磨时间；仅有10.1％的农民有经常读报的习惯，他们经常购买、阅读一些报刊杂志，了解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状况、农业生产生活信息等，这部分农民主要集中在乡镇附近或从事农业贸易方面的工作，他们可以从报刊杂志里获取相关信息。此外，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在一些乡村，尤其是“六合彩”比较盛行的乡村，出现一些不识字的农民频繁买相关报纸现象，据说他们可从当天报纸上的图片看出关于买“六合彩”有价值的信息，根据报纸图片颜色或动物图像作为当天买“六合彩”的参考。这种怪异的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惕。近两年在党中央的政策支持下，乡村报的发展与传播有了起色，逐渐扮演起农民窗口的重要角色。乡村报――农民百姓自己的报纸，逐渐成为农民了解农业信息和国家时事的重要窗口，成为农民发出自己声音的重要渠道。农业报是新时期广大农民了解生产、生活、就业、贸易、交流等方面信息的重要平台，在乡村越来越受到农民的青睐。乡村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可以而且应当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乡村报在乡村大有可为。
　　
　　三、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的对策性思考
　　
　　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文化发展现状分析可知，民族乡村文化发展必须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大力发展民族乡村经济是推动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根本。必须大力推动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共生发展。大力推进民族乡村多样性文化与外来文化包括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
　　1．大力发展民族乡村经济是推动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根本。少数民族乡村文化发展本质上是由经济社会发展所决定的。乡村文化的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其根源在于不同区域的乡村经

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目前整体上存在东部地区乡村经济比中、西部地区的乡村经济发展要快，西部地区的乡村与中部地区的乡村发展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如1998年上海地区的乡村家庭纯收入最高，达5406.84元／人，而最低的是西藏自治区，乡村家庭纯收入只有1231.50元／人，乡村家庭最高纯收入是最低纯收入的4.39倍。并且这种差距一直延续至今，根据2006年全国及各省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数据，2005年各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差距仍然很大，如表2。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2005年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为7860元，位居全国之首，相当于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41倍、广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15倍、甘肃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倍。而两广地区的比较则可以发现自1990年至1998年，乡村家庭纯收入的距离不断拉大，从1990年的1.63:1扩大到1998年的1.74:1，且这个比例至今仍然在朝扩大的方向发展，到2005年已经拉大到1.91:1。而就一个省市而言这种差距更令人堪忧，据2005年《广西统计年鉴》统计，2004年广西各县乡村居民纯收入中柳州市的鱼峰区最高，达4187.8元／人，最低的是凌云县，人均纯收入只有1203.1元／人，它们之间的比例是3.47:1。易言之，省内的不平衡发展甚或比省份之间的差距还要大，这种收入的差距使得乡村文化也必定存在不平衡性、差距性和多样性等特征。因此，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文化的发展根本出路在于大力发展乡村经济。
　　2．大力推进少数民族乡村文化的多样性共生发展。民族乡村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如果只固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将被先进文化所摈弃，在多元化的浪潮中被淹没。民族乡村推进多样性文化共生发展就是要在传承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基础上，以宽阔的视野着眼世界文化发展趋势，努力改造传统落后文化，推进民族乡村民俗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等健康有益文化的共生发展，尊重多样性文化发展的社会权益，加快乡村资源共享，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推动民族乡村多样性文化共生、共赢、协调发展，实现乡村文化的和谐发展，这将是民族乡村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3．大力推进民族乡村多样性文化与外来文化互动，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多样性文化共生是基础、互动是途径、和谐才是终极目标。多样性文化共生为互动提供基础条件，多样性文化只有通过互动才能够增加了解、增强文化信任、了解文化差距、互通有无，才能最终促进和谐。在推进民族乡村多样性文化共生发展的基础上必须推动民族乡村多样性文化与外来文化包括周边地区文化的互动，在推动民族乡村文化与境外文化互动中促进民族乡村文化和谐发展。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必须坚持内因与外因相统一的原则。易言之，就是除了要大力推动民族乡村文化多样性协调发展之外，应该更加关注周边地区文化，积极参与外来文化包括周边地区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实现民族乡村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和谐、民族乡村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的和谐。简言之，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必须实现三个和谐，即民族乡村内部多样性文化的和谐发展、民族乡村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和谐、民族乡村文化与局边地区文化的和谐。实现民族乡村内部多样性文化的和谐发展是核心，是内因。而推进民族乡村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和谐，在当前就是推进民族乡村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互动和谐，就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民族农村文化发展思潮，即要保持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与时俱进，在与先进文化互动中积极吸收先进文化的科学基因，实现文化和谐。推进民族乡村文化与周边地区文化的互动和谐就是要充分利用民族乡村的地缘优势和民族亲缘性，如广西与越南有很大的地缘优势和民族亲缘关系，给民族乡村文化交流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应不断扩大文化互动领域，通过与周边地区文化的和谐来促进民族乡村文化内部的和谐发展，构建民族乡村和谐文化。
　　
　　[责任编辑：陈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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