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马克思又成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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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赵 磊
面对或许是“百年一遇”的次贷危机,现有的危机理论正在经历着危机本身的无情拷问。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这个逻辑包括以下要点: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 “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群众的购买力不足;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在于资本和劳动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有制度。那么,马克思关于危机根源的逻辑经受得住现实的拷问吗?
次贷危机的病灶在于违约率不断上升;违约的原因在于未来预期遭到了沉重打击;未来预期的悲观在于“透支消费”的不可持续;透支的起因是为了缓解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源于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内生的制度性矛盾。这样,一个马克思的逻辑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资本制度的内生矛盾―有效需求不足―生产过剩―透支消费―违约率上升―经济危机。
其实,以马克思的逻辑看来,资本主义的古典危机与当代危机并无本质不同:都是生产过剩危机。区别在于:在古典危机中,生产过剩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卖不出去,最终引发金融动荡,股市崩溃;而在当代危机中,生产过剩不再直接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而是表现为有效需求旺盛,甚至表现为有效需求“过度”(“透支消费”、“寅吃卯粮”)。从古典危机演变为现代危机,只不过是把皮球从供给方踢给了需求方,把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的爆发从当下推到了未来。1929年的大危机暴露出了资本的生存链条存在着“有效需求不足”的严重缺陷,从而导致了凯恩斯革命;当下的次贷危机则进一步告诉人们,用“透支消费”同样不能根治“有效需求不足”,在资本统治的制度框架内,任何举措都不可能根除生产过剩危机。指出这一点,并不是要否定资本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作用,而是要说明:由于危机根源于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内在矛盾,因此,仅用“风险-监管”的分析框架,已经很难对其做出本质上的把握。
基于次贷危机的教训,经济学界的专家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呼吁:“加强监管”、“不能实行没有监管的金融自由化”,等等。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这种呼吁当然具有很好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能仅止于此:实行监管当然能够缓解危机、延迟危机的爆发,问题在于,即便实行了有效的监管,市场经济是否就能从此真正告别“危机”或“周期”呢?如果我们对危机的反思能够做进一步的“马克思主义追问”的话,那么可以预计,类似次贷危机的灾难今后肯定还会发生,而且,在虚拟经济严重超越真实经济的大环境下,这种危机将会越来越频繁。(作者为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常务副总编、研究员、博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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