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认同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佟德志

　　
　　文化的认同危机
　　
　　1991年，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一独立的国家。就在之后的两个星期，在莫斯科政府大楼演讲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细心的美国人注意到，从前装饰在演讲台上的列宁塑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挂在墙上的俄罗斯联邦的国旗。但问题是，那面国旗却被挂反了。
　　这是享誉全球的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大作《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开头向我们讲述的故事。它告诉我们，人们越来越需要寻找一种文化认同，无论它是塑像还是旗帜。人们似乎不再像以前那样更关心利益在哪里，而是更强调“我们”、“你们”和“他们”，在文化融合的同时更强调对主体文化身份的认同。对俄罗斯而言，旧的文化形象被替换了，新的文化认同形成了吗？
　　这是上个世纪的90年代发生的“认同危机”的一个典型事例。在这场世界范围的认同危机中，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这样的问题不仅对那些努力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中心问题，而且，就是对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讲，亦不是可以轻易忽略的。
　　对某些国家来说，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是完全陌生的新鲜事物。向现代化的剧烈转型使传统文化在西化与本土化之间游移不定，注定会使整个民族的文化发生认同危机，从而不知道“我们”是谁，变得无所适从。这些国家的精英和大众试图接受西方文化，但却得不到西方社会的认同，或者是根本无法融入西方社会。
　　即使是认同了西方的价值，这些国家在转型期所经历的痛苦也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在最初阶段，由于西方文化的入侵，发展中国家纷纷发生了“认同危机”，由此而引发的制度与文化上的冲突成为战后非西方国家在民主化改革过程中失败的根源之一。在那些无法认同西方价值的国家和民族中，西方文明的扩张则遭到了顽强的抵抗，从而引发了文明的冲突。
　　
　　谁能认清“我们是谁？”
　　
　　经济上的摩擦仍然存在，政治上的冲突也并没有彻底解决，但是，整个世界越来越强调文化上的认同。9・11事件成为这一转变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一个从文化角度来界定我们自己和我们国家的时代的开始。如果说物质形态的经济全球化、技术全球化是全球化不断形成的物质基础的话，那么，文化则成为全球化过程中日益构造的精神家园。当地球开始成为一“村”时，我们更需要找到自己的“家”。从宏大叙事的口径来衡量，“我们是谁？”这一问题逐渐走向全球化进程的核心。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身份，无论是个体身份的“我”，还是群体身份的“我们”，越来越凸显其建构的内涵。文化结构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总体结构的重要内容，文化力也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重要指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逐渐出现了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者越来越注意文化的因素，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领域内应用文化的视角来分析问题，并在文化与现代化、文化与民主化、文化与种族冲突等多个方面做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全球化的现实中，美国及西方文化向外扩张，目的在于在全球实现文化霸权，但是，又有谁会否认我们仍然能够将美国人与伊拉克人、日本人或是中国人区分开呢？那些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其他文化在与前者的冲突中吸取了有益于自身的营养，而“不是在文化传统上失去‘自我’”。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是谁？”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人们正在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回答它。它可能是祖先、信仰、语言、历史、习俗，甚至是一些在外人看来微不足道的标志，然而，正是这些东西或者使人们走到一起，形成统一的合力，或者使人们分道扬镳，构成分裂的原因。
　　有趣的是，亨廷顿于2004年的新作《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又给我们讲了另外一则国旗的故事。
　　还是以美国为例。波士顿市比肯山的查尔斯街，人们曾经天天悬挂着美国国旗，但后来，就只有饮料店还在挂国旗。到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前，人们原来悬挂的国旗就只剩下1面了，而当人们听到9・11事件之后，这条街上挂出了17面国旗，还有一面巨大的星条旗横跨在街道的上空。
　　事实上，美国的有识之士也对美国的文化认同危机忧心忡忡。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甚至要重建宗教来解决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在亨廷顿看来，在美国，精英层的“帝国派”和大部分的普通美国人构成的“本土派”形成了一个对峙，但是，他们又需要共同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的根本价值观念和国家认同是独特的。正因为如此，美国人不可能既保持美国的独特性又完全融合于全球社会。这一问题也正是其他国家的人民遇到的，他们既不能变成美国人又保持他们原来的民族认同。
　　那么，亨廷顿是如何给美国人开出药方的呢？在他的大作《我们是谁？》一书中，他开出的药方就是：“美国人应当重新发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这可能会或多或少地给我们一些启示，那就是，一味鼓吹文化全球化的美国人自己不会改变其新教的信仰，也不会放弃英语，或是偏离他们钟爱的“美国之路”。
　　如果说美国人在独领风骚的全球化时代仍然会回家，从而认清自己是谁的话，那么，这种现象绝不是个别的。在第三世界国家当中，那些认清了我们是谁的政治精英们都纷纷回家，这在西方文化入侵后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出现了所谓的“第二本土化现象”，即在接受西方文化之后的国家再次回归本土文化，在自己社会内部寻找成功的手段，适应本民族的价值和文化。（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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