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否修订《档案学词典》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郭红解

　　写些小文，不时要查阅《档案学词典》，以求概念使用尽可能准确些。为此，《档案学词典》给予我不少帮助。这些年来档案工作领域不断拓宽，这样词典就感到不够用了。档案业务文件、档案报刊上频频出现的概念，比如电子文件、电子公文、电子档案、数字档案馆，比如社区档案、信用档案、家庭档案、农业农村档案，比如档案行政许可、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等等，在词典中是找不到词目的。有的即便上了词目，其释义与现实的情况也不尽一致，比如“公共档案馆”，词典中的释义是专指英国中央国家档案馆，且不说把一个普遍概念换成了一个单独概念，就说英国公共档案馆吧，据报道2003年与皇家历史手稿委员会合并后，已改名为英国国家档案馆了。由此，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可否增补修订《档案学词典》？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中国档案学会、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和上海市档案局牵头，由新中国档案学教育的奠基者吴宝康先生和时任国家档案局局长冯子直领衔，组织全国档案界精兵强将数百人，筚路蓝缕，历时八年，终于编撰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档案学词典》，对提高档案学的科学水平，推动档案术语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普及档案学的基本知识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一个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在此背景下，档案工作也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这是起步编撰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正式出版于1994年的《档案学词典》无法涉及反映的。因此，有必要对《档案学词典》作些增补修订，以适应档案工作发展的需要。
　　修订《档案学词典》，一是可以吸纳档案工作的新成果。近年来，国家档案局从档案工作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档案工作的规章、标准。这些规章、标准是对档案工作经验的提炼深化，对有关档案概念进行了较为科学的界定，对有关业务流程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规范。有关概念和业务流程吸纳进《档案学词典》后，就能使档案工作的新成果在词典中具有相对固定、规范的释义，从而推进档案业务发展。一旦档案工作的新成果转化为词典中的词目后，其长远影响将超出“红头文件”。
　　修订《档案学词典》，二是可以建树科学严谨的档案学研究学风。释义，是词典编撰中最重要的部分，词典对释义的基本要求就是准确。科学文化越发达，术语越丰富，术语的规范化问题也就越来越不容忽视。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泛档案”现象，特别是一些媒体别出心裁地以档案来包装自己的栏目和标题，于是便有了明星档案、足球档案、阳光档案、绿色档案、爱心档案等等。“泛档案”现象的出现，折射出了社会档案观念的嬗变，我们可不必担忧。令人担忧的倒是档案圈内的“泛档案”现象。不必讳言，时下档案理论研究中滋生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其表现之一就是“与时俱进”地推出许多档案新概念，但对概念的内涵外延却不化功夫去探究，比如和谐社会档案、民生档案等等。这些新的档案概念如要列为词典的词目，则要经过几番深入的研究、严谨的考订。这样，可以减少点心浮气躁，增加些科学严谨，同时，也能使大家在统一的术语概念基础上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
　　总之，修订《档案学词典》对普及档案知识，推进档案工作，规范档案学术，繁荣档案科学都是大有裨益的。当然，修订《档案学词典》毕竟是一项很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认证、规划、调研、实施，不是一蹴而就能够完成的。
　　当年，吴宝康先生在《档案学词典》序文中，曾满腔热忱地对今后词典的修订工作寄予厚望，他在《序》中写道：“如果进入21世纪的时候，有可能增补修订再版的话，那么，我想新一代的编委们一定会参考和采纳大家的意见，编辑出版一部更高水平和质量的适应时代需要的《档案学词典》。”现在，应该说是修订《档案学词典》的很好时期，可以从长计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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