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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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我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国家。“三农”问题和如何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变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情况与我国类似，可以提供很好的借鉴经验。本文从劳动力的流动角度分析日本现代工业部门扩张和二元转换的关系，以及如何顺利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并进一步探讨了日本成功的经验。这对我国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日本；农业；二元经济结构；农业现代化
　　
　　工业与农业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必须探讨的问题。我国农业部门比重较大且落后，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的关键。目前我国处于农村人口占多数、农民收入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明显的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协调工业和农业发展以及促进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二元经济的国家中，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于经济中心逐渐由传统的农业部门移向现代工业部门，形成一元经济。这个过程可以通过两部门之间的劳动力的流动逐渐促进现代工业部门的就业和产出来衡量。在对劳动力的配置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比重越高，农业现代化程度越低，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越明显；农业劳动力比重越低，农业现代化程度越高，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越不明显甚至完全消失。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英国、美国及日本等发达国家先后完成了二元经济的转换。其中日本以小农户为主的农业家庭经济与中国的农业国情极为相似。日本也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全国总人口约为1.2亿，人均耕地面积不到0.046km2。因而研究其工业化过程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模式，对中国这样一个农业人口仍然占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现实背景：二元经济结构与我国“三农”问题
　　
　　二元经济是指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代“资本主义部门”和传统“非资本主义部门”同时并存的经济现象。1938年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在《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论文，在经济学界第一次对二元经济的内涵以及基本特征进行系统性的表述。随后美国的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美籍华人费景汉将该理论继续深入，提出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把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转换的过程和劳动力流动有机结合起来。该理论认为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应该重视农业的发展，提出两部门平衡发展的思想。传统的农业部门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仅是为工业提供剩余劳动力，还为现代非农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农业剩余，如果农业剩余不能满足工业部门的扩张对农产品的需求，二元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
　　在协调工业与农业的发展关系上，我国受费尔德曼思想影响较大，认为要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优先对工业资本品进行投资，只有重工业具有了一定基础，才能为轻工业、农业提供资本品。现实中采取了优先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牺牲农业利益来保证工业发展的战略。这虽然使我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但是却造成了产业结构畸形。
　　1978年，从三次产业的产值看，我国工业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44.8％，具有人均3000美元以上中等发达国家的特征；而从劳动力结构看，农业劳动力比重仍高达73.3％，是人均200美元以下农业国家的典型特征。由于农业剩余被长期剥夺，农民积累不足，几乎只能获得必要的生活资料，根本无力投资进行扩大再生产，因而农业劳动生产率长期停滞甚至有所下降。例如1975年农业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比1957年甚至降低了1.6％。1952～1989年间，国家通过工农产品之间价格的“剪刀差”和农业税从农业中抽走大约10000亿资本，而工业支农资本仅3000亿元，净流失达7000亿元。这些政策严重阻碍了二元经济发展达到商业化点，进而进入一元经济的发展阶段，也造成了我国目前日益重视的“三农”问题。
　　当前许多地区农村粮食种植的效益极其低下，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更大程度上是受几千年来农业传统观念的影响，而不是追求经济效益的结果。并且由资源条件决定我国农村具有人多地少的特点，农民大量滞留在农村，在传统的农业部门移向现代工业部门的过程中流动缓慢，农村收入和经济效益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如教育、医疗、保障事业发展滞后，使得城乡差距不断扩大，从而影响了整个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
　　
　　二、日本二元经济的转换过程
　　
　　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用一百多年的时间实现了工业部门的扩张，成功地转换为一元经济。
　　二元经济转换的第一个阶段是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1880～1945年)。这一时期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明治政府致力于经济结构的变革，对传统生产技术加以改进，引进西方技术中适合日本农情的部分，推广有机肥和化肥，大力普及以牛马牵引为主的改良农具。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农业剩余劳动力不断流出，农业劳动力的就业比例从80％下降到43.5％。这是二元经济转化的初始阶段。二战后，日本城市受到严重破坏，工业濒临崩溃，无法吸收大量工人就业，同时大批军人和遣返人员大量流入农村，中断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一度形成了“以农为主”的人口产业结构，而直到1954年才基本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
　　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经济体制比较脆弱，工业的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完全显现，日本此时转移的速度相对较慢。农业中多余的劳动力流出不会影响农业总产出，不会产生粮食短缺问题，而且同时提高了工业产出水平。
　　二元经济转换的第二个阶段是从二战后到80年代(1945～1980年)。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的生产力飞速发展，重化工业和机械工业迅猛增长，对外输出增幅明显，东京圈、阪神圈、中京圈等重要工业地带主导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得就业空间扩大，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最为迅速。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了34％，这是整个日本农业工业化进程中速度最快的阶段。从1950到1975年的二十五年间，日本农村人口共减少了1447万人，平均每年减少57.88万人。到1970年，日本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的比重下降到10.9％，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上升到33.4％、55.4％。
　　二元经济转换的第三个阶段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工业自动化和机械发展居于世界前列，农业人口所占比重从1980年降至10％以下，农业人口的迁移量比较稳定。这标志着日本基本上顺利完成了农业向二、三产业转化的任务，也标志着步入了现代一元经济的发展阶段。
　　
　　三、日本二元经济转换的成功经验
　　
　　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二元经济转化过程的关键在于第二个阶段。由于劳动力的流动会引起农业总产出的减少，从而导致粮食短缺和工资上涨，二元转化的过程会受到阻碍，甚至有可能在农业商业化阶段来临之前，工业部门的扩张会停止，二元经济转换过程被迫中止。从日本农业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阶段日本成功克服了障碍，顺利转化到第三个阶段，实

现了农业的现代化。日本二元经济结构成功转换的经验经分析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工业的高速发展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
　　农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离不开工业的推动，一方面，工业化为农业生产提供设备支持，使农业现代化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工业增长产生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的飞速发展给农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在1960～1969年，日本机械工业增长了5倍，钢铁工业增长了3.2倍，纤维工业和食品工业也都增长了1倍以上，石油化学、电子工业增长速度也高于美、英、法等国。与此同时，日本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大型企业数目不断增加。在世界500强企业构成中，日本1961年为31家，到1995年已增加到141家，约占世界500强的30％。1999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789亿美元，比英、法、意三国的总和还多1776亿美元。日本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开始直到80年代中后期，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一直很高，特别是东京、阪神、名古屋工业地带为农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吸收了全国各地的大量农业劳动力。
　　
　　(二)重视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率，使得两部门平衡发展
　　农业部门对经济的贡献一方面为工业部门提供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为现代非农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必需的农业剩余。如果农业剩余不能满足工业部门的扩张对农产品的需求，二元经济发展就会受到阻碍。一个农业停滞的二元经济中，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不可能完全转移到现代非农业部门的。日本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从提高科技含量和劳动生产率入手。
　　二战前日本农业长期有着“多劳多肥农业”之称，即主要采取劳动密集型方式发展农业，致使土地生产率相当高而劳动生产率极其低下。战后农用工业根据日本农业的特点，生产和供应各种中小型配套农业机械，推广农业机械化作业，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1950年，日本农用拖拉机只有700台，但到1976年却猛增到80万台，26年中增加了1000多倍，机械化作业使日本农产品的成本构成产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劳动密集型转变为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科技含量的提高和活劳动含量的下降，使农业可以有更多的剩余劳动力提供给工业，也为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同时农业在大量减员的情况下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日本农业单位面积化肥施用量、灌溉面积比重等指标都处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前列。
　　
　　(三)政府主导型的模式
　　通过《农业改良助长法》(1948年)、《农业机械化促进法》(1953年)和《农业基本法》(1961年)等一系列农业政策措施，日本逐步确立了农业现代化的目标。日本政府鼓励和支持农业的规模化经营，鼓励小农户脱离农业转向非农产业。同时，日本政府制定了促进工业、农业、城市和农村协调发展的指导性计划，积极推进农村的城市化建设。如1955年《町村合并促进法》的颁布和实施使日本的市町村数从1950年的10411个减少到1975年的3275个。此外，从1971～1975年，在城市郊区建立各类工业，吸引大量农村人口就业。到1975年，有813个城镇实施了该计划，建成各类工厂近700家，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截止到1997年，日本的城市化率达到了90.8％，城乡差别基本消失。
　　
　　(四)积极推进国民教育
　　日本将国民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从某种程度上说农村工业化进程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文化素质较高。由于义务教育的普及和针对农民特殊的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完善，农业劳动力对非农业部门就业适应性较强，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劳动力完全不存在素质差距。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存在二元性，即不需要一部分特定收入弥补乡村劳动者的心理成本。
　　
　　四、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目前我国二元经济虽然有较大的改进，但二元结构的差别仍然比较明显，实现二元经济转换的难度很大。工业部门的发展，已经提出了吸收更多农业人口的要求，“十一五”发展过程将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使得这个问题探讨更为迫切。结合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二元经济发展给予一定的启示并从以下几个方面的进行探索分析。
　　
　　(一)实现工业与农业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采用牺牲农业部门支持重工业增长的措施，由于一方面随着重工业的扩张对农业部门提供积累的需求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农业部门过度向外输出剩余产品，极大地限制了农业再生产的扩大，甚至遭到了破坏。农业发展的停滞阻碍了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农民收入不高，消费结构不能升级，造成了80年代末期以来出现的消费市场疲软和产品积压，从而导致了轻工业增长的停滞。在农业和轻工业不能长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由重工业带动的产业结构升级也会由于积累来源的不足，举步维艰。
　　因此，在工业化获得显著优势之时，理应实行以工补农、哺农和护农，维持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协调发展。调整我国工业发展的战略布局，形成具有区域竞争优势的生产力布局，发展外向型经济，积极推进城市工业向农村的转移或扩散。通过城市工业的扩散和带动作用，将农村工业纳入商品生产轨道。
　　
　　(二)提高农业的科技化程度
　　中国农业增长中的科技贡献率比较低，只有40％左右，与发达国家70％以上的科技贡献率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们应积极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生产方式，将其与我国的具体经济发展相结合，发挥最佳的生产效能。同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实现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
　　
　　(三)加强政府宏观指导
　　政府发挥调控功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1)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走村办企业―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的分阶段、渐进性的转移之路，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劳动力转移制度化、规范化；(2)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废除现存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3)大力发展农村技术推广，加快农村发展建设；(4)提高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组织化程度，为地方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四)加强农民职业教育
　　目前农村劳动力低下造成了“低素质屏障效应”。所谓低素质屏障效应是指文化素质低、心理素质低决定了转移的劳动力对职业的低竞争力和对环境的低适应力。低素质屏障效应限制了一大部分农村劳动力无法到城市非农产业就业，即使转移也是低水平的产业转移，从事的是低级体力劳动。应通过教育机构的培训增强农村劳动力的职业能力，要培育与劳动力市场相适应的成人职业教育培训机制，建立社会化的再教育制度，鼓励用工企业对民工的在职培训行为。
　　
　　责任编辑：吴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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