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国“网络化”治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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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信息化就是利用各种信息产生有价值的东西，对人们的生活、社会管理方式及经济生活的运行方式等都产生作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追求的效率了，传统的管理理念也面临新的挑战。因此，“网络化”治理自从20世纪80年代从西方兴起之后，中国也开始了学习的步伐并且慢慢走上了探索和实践的新道路。这一过程中，“网络化”治理遇到了挑战，也迎来了机遇，合理的做法应该是趋利避害，抓住机遇，战胜困难。
　　关键词：信息化；“网络化”治理；新模式
　　当代社会，信息化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引起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同时也给政府传统的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带来了众多方面的挑战。为应对当前管理体制和机制的运行挑战，实现组织目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平台来创新传统的政府管模式，转变政府职能，提升政府能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已迫在眉睫。在这一背景下，“网络化”治理已经越来越来被人们关注。
　　目前我国的学者们基于不同视角在理论和实践上对网络化治理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但是，一种新的治理模式的形成、发展和完善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应该是一个长期、艰难和动态的过程。学习的过程不可懈怠，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网络化治理”为“篇名”进行搜索文献，显示结果有172条，最早开始于2008年，截至2017年平均每年有17篇左右的研究成果；以“网络化治理”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也仅仅只有202条结果。按这样的数据来看，在国内，有关网络化治理的研究還有很长的可以走，进步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一、“网络化”治理概念界定
　　网络化治理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方发展起来的新型治理理论。关于网络化治理的内涵学术界百家争鸣，各有千秋。最早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前市长斯蒂芬·戈德史密斯（Stephen Goldsmith）和德洛特研究所（Deloitte Research）威廉·艾格斯（William D·Eggers）就提出网络治理主要指一种全新的通过公私部门合作，非营利组织、营利公司等广泛参与提供公共服务的治理模式。
　　近些年，我国一些学者也对“网络化”治理的概念做出了表述。陈胜勇、张康之、孙健等人分别从相互依赖、可治理性、整合、治理理性四个维度，利用博弈规则、治理主体角度以及行动线角度等不同方面对“网络化”治理的内涵做了相关解释。这三者的共同之处都强调了“网络化”治理中的合作机制或者说是公众参与意识。谢中欧、黄易等人从具体研究层面，探析了我国基层政府的“网络化”治理，提供了另一种研究视角。还有学者辨析了“网格化”管理与“网络化”治理，并提出社会管理创新应该实现从“网格化”管理向“网络化”治理的转型。总之，我国对“网络化”治理的探索仍然不断发展，综合已经梳理的文献资料，网络化治理首先应该是一种公共管理的新模式，其次网络化治理的主体必须是多元合作的，既包括政府部门，也包括其他非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等），最后网络化治理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二、我国“网络化”治理发展的机遇和挑战
　　相比较西方来说，我国“网络化”治理发展要比较缓慢，并且到目前来讲依然还停留在探索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完整的新模式。就当前的发展情况而言，我国的“网络化”治理应该是挑战和机遇共存的局面。
　　（一）我国“网络化”治理发展的机遇
　　第一、信息化迅速发展，减少了沟通的障碍。网络治理对信息的依赖性比较强，要求网络中的各个主体能够随时随地的进行信息沟通和成果共享。据《国家信息化发展评价报告》（2016）数据显示我国的信息化程度已经居于世界先进水平，排名第25位，这无疑是给“网络化”治理提供了很好的载体。同时，信息化背景下，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可以打破传统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沟通具有及时性，交互性，有效的解决了传统治理模式容易出现的地域障碍和时间阻隔。
　　第二、大数据技术减少成本。信息化背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发展，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是当代国家网络化治理的基本原则。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倾向于实务办公，对信息的储存统计依靠纸质化的形式，治理成本比较高且容易损坏；而电子政务的发展催生了大数据的涌现，各种信息以各类数据库形式存在，再结合互联网信息技术，具有一定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形成网络化的治理模式，减少治理的时间，提高效率。
　　第三、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增强。网络化治理本质上就是让社会公众参与到治理过程中去，实现治理主体多元化。公民的参与对合作管理，监督政府行为，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至关重要。在我国现阶段，公民参与的呼声已经引起了社会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而且随着服务政府的逐渐转型和建设，公民有越来越多的途径参与到公共事务的治理当中。举例来说，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6年的江歌案和前段时间刚爆出的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无论是中国志愿者组织为地震所做出的努力还是对社会不和谐现象的批判都反映出人们的参与意识正在增强，至少在为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贡献一份力量。
　　（二）我国“网络化”治理发展面临的挑战
　　首先，信息化发展不平衡。北京、浙江、江苏等东部沿海省市居于我国信息化发展的领先位置，其次是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相对落后。总体来看，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向西北、西南、东北三个方向，信息化发展水平基本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趋势（颜色越深表明信息化发展水平越高，颜色越浅表明信息化发展水平越低）。除了报告中显示的地区之间的信息化发展不平衡以外，城乡的信息化水平差异也很大，一般而言由于经济发展状况不同，城镇信息化程度高于农村地区。
　　其次，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要求和效率现实之间的矛盾。传统的官僚制是依靠等级制和权威建立的，在此模式下，公共事务的治理和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上下一致的命令来实现，一定程度上效率是可以得到保障的。而“网络化”治理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社会各主体相互协作来实现决策，这种集体性质的决策很明显可以促进民主和个人利益的实现，然而其代价确实漫长的时间和大量的资源。这样一来，效率势必就会降低。 　　最后，利益相关者之间目标不一致。类似于经济学上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委托-代理矛盾，无论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都是为了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的。“网络化”治理也是如此，因为“网络化”治理有着来自政府、市场、社会、公众等多方的参与者，即使每个主体都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参与决策，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由于立场不一样，个体目标存在差异，网络化程度也各有不同，所以各方参与者的利益诉求总会有差别，很难保证目标一致性。
　　三、中国“网络化”治理的建议
　　第一、促进信息化的均衡发展。互联网技术发展缩短了世界的空间距离，排除了各地区的信息阻碍，信息化要努力实现全面覆盖的程度。信息化是“网络化”治理实现的一个前提条件，网络化就是各个角落都能够形成节点，所以要着重加快西部偏远地区和基层农村的信息化程度，促进网络化在全国各地区的全面发展。
　　第二、加强对专门技术人员的培训。信息化时代，电子政务、“互联网+政务”模式都是政府“网络化”治理的外延，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员都具备专业的计算机知识或者大数据应用能力，为了提高“网络化”治理的效率，需要有一套专门的培训制度，提高专业人员的知识技能。尤其是大数据具有复杂性，对各类冗余的数据，政府在治理中还应该有筛选数据的能力，这一过程中还需要注意网络舆情危机的处理和信息的安全。
　　第三、转变观念，由一体独治向社会共治转变。我国传统的官僚制模式对人们的影响很难消除，尤其是政府部门。“网络化”治理提倡的是治理主体走向多元协作，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社会组织和个人，或者是企业市场等都应该把自己看作是治理主体的一份子。从政府层面，要利用网络倾听民众的意见，集思广益，实现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多元共治；从公众层面，除了要转变观念，还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或者是公共价值的观念。在集体利益面前，个人利益永远是居于第二位的。同时，信息化时代，公众参与的渠道越来越来多，公众应该合理利用有效资源，参与到治理当中去，为“网络化”治理贡献一份力量。
　　第四、建立科学合理的“网络化”治理的体制机制。“网络化”治理中有个弊端就是权责容易出现混乱，为了要很好的实现目标，首先，要树立清楚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明确各个责任主体和权责关系。其次，要加快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调动各方参与者的积极性。最后，监督机制不能缺少，形成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的良性监督体制刻不容缓。
　　四、结语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网络化”治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新模式，正处在不断实践的阶段。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网络化”治理在发展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网络化”治理发展，一些新名词和概念也慢慢出现，例如电子政務、数字化政府、网络状治理、全球化治理、多中心治理、社会共治等。“网络化”治理的发展必然会促进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和管理模式的创新。信息化的发展不会停止步伐，社会发展也不会止步不前，针队当前实际情况，最关键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症下药，促进“网络化”治理朝着科学的方向发展。“网络化”治理随时都会出现新的课题，对“网络化”治理的探索也不会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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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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