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老年群体卫生应急素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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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建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事前预防机制是最经济有效的风险治理策略。本文通过对153名老年人个案访谈与实证分析发现，老年群体的卫生应急素养水平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应急培训、个体的应急态度与互联网使用能力对城市老年人的卫生应急素养水平具有显著影响。因此，为提高老年群体的卫生应急素养水平，增强政府应急治理能力，分别从体系构建、国家动员、心理干预和临时救助四个方面提出事前预防与事中治理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老年群体;卫生应急素养
中图分类号：R19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20年4月10日
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受到环境污染、人口迁移、生物病原体耐药性变异等多因素的影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进入高发时期。在经历2003年非典（SARS）事件后，我国开始加强应急管理问题研究，推动了一元领导体制下的非专业应急管理模式向以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属地管理为主、“一案三制”体系为架构的现代应急管理机制转型，在面对相比非典具有更高传染性与隐匿性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时，我国应急治理能力和优势得到充分体现。2019年11月5日，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名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维护全民健康应以加强公共卫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防控为主，坚持以基层为重点，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为我国现代化應急治理体系构建提出具体要求和建设指导。
但我国老年群体的卫生应急素养水平仍普遍偏低，缺乏基本传染病防治常识与危机自救互救能力已成为国家应急管理能力提升的一大难题。学界普遍认为科宣教育能够起到稳定社会舆论，平稳公众心态的作用。同时，伴随着信息耦合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突发事件的畸变可能，化解社会矛盾。
老年人是传染病的易感和高危易发人群，治愈恢复难度大，家庭交叉感染风险高。近年来，针对政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的研究不断增加，但对于公民卫生应急素养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主要以全年龄段公民为研究对象，较少考虑年龄差异。老年群体随年龄上升，健康水平、认知能力、学习模式与青年人群的差异性较大，关注老年人卫生应急素养水平，针对群体特性与老龄社会治理靶点，通过实证调查，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参考和数据支持。
二、老年群体卫生应急素养水平调查
本次调研选取西安市、渭南市内12个基层社区153位老年社区居民作为研究对象，如表1所示，被调查人员中男性为65人，女性为88人;有69人接受过高等教育，有84人未接受过高等教育;正在或曾经主要工作单位性质是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的人数为90人，正在或曾经主要工作单位性质是体制外的人数为63人;受调查人群中对当前居住社区有较高归属感的人数为131人，对当前居住社区归属感较低的人数为22人;曾经接受过应急培训的人数为30人，未接受过应急培训的人数为123人;对待应急事务持积极态度的人数为123人，持消极态度的人数为30人;掌握较高互联网使用水平的人数为37人，能正常使用互联网的人数为89人，对互联网使用生疏的人数为27人;满意政府当前应急管理工作的人数为132人，对政府当前应急管理工作不满的人数为21人;对当前突发公共卫生知识应急科宣工作满意度较高的人数为99人，对当前突发公共卫生知识应急科宣工作满意度较低的人数为54人。（表1）
三、老年群体卫生应急素养水平特征及影响因素
将卫生应急知识总分的均值4.06分作为切点进行二分类（<4.06分视为应急素养水平较低，≥4.06分视为应急素养水平较高），将性别、人群、文化程度、职业类型、个人对社区的归属感、是否接受过应急培训、应急态度、互联网的使用、对政府应急管理的满意度和对当前科宣工作的满意度这10个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基层社区老年群体的应急素养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字=2.896，p<0.1），其中高卫生应急素养男性的群体规模占男性总体的27.69%，高卫生应急素养女性的群体规模占女性总体的40.91%;是否曾经接受过应急培训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卫生应急素养水平（？字=9.974，p<0.001），接受过应急培训的老年群体中高卫生素养人数占此群体总数的60%，未接受过应急培训的老年群体中高卫生素养人数占此总体的29.27%;应急态度差异对个体的卫生应急素养有显著影响（？字=7.881，p<0.001），持积极应急态度群体中高应急素养人数占此总体的40.64%，持消极应急态度群体中高应急素养人数占此总体的13.33%;对互联网的使用能力与个体的卫生应急素养水平显著相关（？字=4.103，p<0.1），互联网使用水平为熟练和一般的人群中高应急素养人数占比分别为40.54%和38.20%，互联网使用较生疏的群体中高应急素养人数占比仅为18.52%。
四、结论及建议
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城市老年人的卫生应急素养普遍偏低，并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其中是否接受过应急培训、应急态度及互联网的使用水平都能够显著预测个人的卫生应急素养水平，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在接受调查的153名老年居民中，有123名老年人认为接受卫生应急科宣教育对个体的卫生应急素养提升有较强的正向影响，占总体的80.40%，老年人普遍认为参与应急科宣活动能够提高个人在突发事件中的警惕性和自救、互救能力。但对老年群体的应急培训经历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仅有30人有过应急培训的经历，占总体的19.61%，老年群体对于应急科宣的态度情感和实际经历偏差较大，一致性较低。除此之外，在与社区工作人员的访谈中发现，作为应急防控的主要对象——全年龄段的社区居民参与应急科宣活动的整体积极性普遍偏低，而应急科宣主体——社区工作人员、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管理部门当前的科宣工作形式单一、重视程度低、活动组织及人员调配困难大。基于以上结果和问题，就老年群体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事前预防和事中治理问题提出以下四点建议： （一）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提高老年群体卫生应急素养水平。应不断改革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将预防端口前移，建立体系化的应急科宣、演练机制。发挥官方媒体、自媒体言论领袖的舆论引导作用，调配政策资源与注意力资源向应急管理前端的应急科普宣传倾斜，提高应急防控对象与应急管理主体的重视程度。创新科普方式，编制应急常识科教影视资料，立足基层社区定期开展卫生应急讲座、培训与演练活动，连接线上宣傳与线下演练，满足不同老年群体的多元应急知识需求偏好。通过健全卫生应急管理的事前预防机制，为应急管理事中治理提供全民卫生素质基础。
（二）政治动员与社会动员相结合，激发多元主体参与积极性。激发多元主体的参与意愿是建立公共卫生应急预防和治理机制，发挥系统化应急治理优势的必由之路。拓宽社会团体和组织的参与渠道，努力做到各尽其能、各司其职，充分发挥社会大众的优势和专长，共同应对危机。在日常卫生应急科宣工作中，政府可通过授予权力、资金支持、政策倾斜等方式，引入社会组织或志愿团体等社会力量。随着我国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不断兴起壮大，社会大众的政治参与意识逐渐增强，在发挥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优势的同时也要注重社会动员的重要作用，逐步开展老年群体的单一病种传染病防治、互联网络操作等培训活动，发挥社会组织力量配合政府开展科普宣传工作。在疫情发生期间，通过数字技术构筑老年群体疫情联防联控的网络机制，连接决策研判、物资保障、舆情检测等多领域，实现中央、省、市、县、区与基层社区防控信息的完整、实时及全过程传递，以信息技术为载体，通过信息共享匹配应急物资与人员的供需平衡，在公益捐助与应急动员中善用技术手段，为公众应急参与提供透明的信息支持，建立跨区域的资源调配共享机制，奠定跨域突发事件多主体合作应急联动的制度保障。
（三）针对不同老年群体，加强疫情应激心理干预。在疫情防控期间，关注老年群体因居家隔离、防疫物资短缺、家庭交叉感染压力、防治知识缺乏所导致的孤独、焦虑、抑郁情绪突出等问题。发挥家人在分散供养老年人群中的关怀、照料作用，通过亲密关系构建危机事件老年心理健康的保护机制。对于集中养老、失独和独居老年个体，应发挥社区与养老服务机构的照护作用，采用多种形式的沟通和心理疏导，提供规范化的居家护理，提高特殊老年人的心理照护质量，满足老年人的心理照护需求，减少疫情所致的心理伤害。应加强社会力量参与老年患者及家属的心灵创伤抚平工作，充分动用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一切社会力量参与疫情爆发受灾老年群体精神创伤的事中疏解、事后抚慰工作，降低老年群体焦虑、抑郁及躯体化等不良反应。
（四）建立临时帮扶救助机制，加强重点人群特殊关怀。首先，应加强对于分散供养老年群体的照料帮扶，做好分散供养人员、困难居家老年人的定期探访和委托照料制度，逐一排查登记，因子女亲属接受隔离治疗，且空巢、生活不能自理的困难居家老人，要充分发挥社区作用，动员基层社区、志愿团体、养老服务机构等做好上门帮扶、临时托养工作，强化签约照料人作用，关注供养者身体状况，避免交叉感染。其次，针对特殊困难老年群体应重视疫情防控期间的服务递送工作开展，加强民政、残联、卫生健康等部门针对城市封锁、小区隔离、居家服务中断、部分家庭成员被隔离的失能老年人、重度残疾人等特殊老年群体的紧急排查工作，制定分等级的居家服务方案，探索实物援助与现金援助相结合的方式，在为困难老年群体提供基本生活物资、疫情防护物品的基础上，对于特殊困难群体提供现金救助，发起慈善募捐活动。此外，应夯实普惠性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增大对于困难老年群体的特殊关照，强化医疗救助对困难群体的帮扶力度，提供低费用、零费用、高质量的医疗救助服务。最后，应建立临时救助的长效机制，确保在疫情防控期间和结束后的重点人群基本生活保障得到落实，设置合适的追踪检测时长，掌握接受临时救助的老年个体、家庭的基本情况，进行针对性施策。确保留守、失独、丧偶等特殊老年群体的跟踪管理，实现“弱有所助，老有所养”的老龄社会治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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