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限购”能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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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东京
北京要治堵,关键在“限用”而不是“限购”。
经历过计划经济的人,对政府的行政“限购”应该司空见惯,不陌生。记得1979年我上大学时,大米、棉布、白糖等还一律凭票(计划凭证)供应,若是有钱没票,商店绝不卖你。可奇怪的是,当时并不见有多少人怨天尤人。想不到,年前北京推出汽车限购令却立即议论四起,有人拍手叫好,有人愤愤不平。
说实话,对北京启动汽车限购,起初我并未在意。后来参加北京市人代会,会上又有人对汽车限购提出质疑,指出市府此举初衷虽好,是想缓解城市的交通压力,但从效果上看,却顾此失彼,会引发一系列负面反应。是的,限购令虽实施仅数月,但某些弊端今天已昭然若揭。有专家估算,此政策若不立即改弦更张,今后北京市的销售收入将每年减少600亿,财政收入每年减少60亿。至于会有多少人失业,未见官方数字,但可想到的是,随着大批四S店关门,原来职工多数要失业,而最终会牵累多少汽车工人下岗,眼下还说不准,也不好推测。
治堵是否非得限购汽车不行?或者说限购是否就是最好的办法?老实讲,我本人对限购并不看好。不否认,汽车限购对治堵有助,至少可减轻日后城市的交通压力,但有两个问题仍解决不了:第一,当下北京早已车饱为患,即使不再增新车还会照堵不误,怎么办?第二,“摇号”购车虽是机会平等,但却不分轻重缓急,某些人急需用车而总也不中签怎么办?
若往深处想,这里其实有两组利益要权衡:一是有车群体与无车群体的利益;二是有车群体与正欲买车群体的利益。经济学讲资源配置,最优状态是大家熟知的帕累托标准,而该标准说,福利配置的最优状态,是指在某种既定的资源配置状态下,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不使任何人的状况变坏。从这个角度看,汽车限购固然照顾了无车群体的利益,也照顾了有车群体的利益,但同时却约束了想买车群体的利益。
的确,这是一个两难问题。设想一下,假若政府对购车不加限制,让人们敞开购买又如何呢?想买车的人当然皆大欢喜,但不买车的人就得承受更严重的交通拥堵,会怨声载道。由此看,不论政府限购与否,都势必伤及一些人的利益,说得专业点,都有悖于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标准。左右为难,那么政府该怎样处理才对?我的看法,政府其实是不必限购的,或者说限购原本就不是治堵的唯一选择,也不是最优的选择。
我能理解政府的苦衷,所以会如此,市府也是迫于无奈,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最近看报纸,有不少人为治堵献计献策。给我印象深的,一是主张对上下班等高峰期的机动车辆收费;二是建议错开上下班时间。应该说,这两个办法皆可取,不过操作起来我认为会有困难。比如高峰期怎么收费?是否要在城里再设收费站?若那样无异火上浇油,交通会更拥堵;若采用电子系统收费,那又得有一笔不菲的投资。至于错开上下班,好是好,车辆能分流,但上下班时间不同,政府运转必将多有不便。
有人提到一种情况,说有的政府机关或商厦设有内部停车场,即便提高了收费标准,可人家也未必执行,如有些商场为招徕顾客,停车至今还是免费的。骤然听,这事的确有些不好办,但仔细琢磨解决也不难。我想到的,是对停车场课重税,只要收税够重,“免费停车”肯定持续不了。而且还可一石二鸟:不仅限制人们驾车上班;同时还能用所得税收改善公共交通,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有车群体对无车群体的一种间接补偿。
俗语说,牵牛要牵牛鼻子。是的,北京要治堵,关键在“限用”而不是“限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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