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地理与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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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 锦 杨湘 李增欣
【摘要】20世纪末,经济地理引起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关注。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打破了传统的国际经济学中的国家界限,从区位的角度讨论规模收益递增、外部性、比较优势等对产业的区位分布产生的影响。本文总结了新经济地理近年来取得的主要成绩,并着重分析了新经济地理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的发展和应用情况。
【关键词】新经济地理 关联作用 聚集力
一、新经济地理的主要理论基础
1、新贸易理论
传统的贸易理论是在完全竞争和要素不可流动的条件下由李嘉图模型发展而得,认为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是国际分工和贸易的根本原因,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会生产并交换不同的产品。传统贸易理论只能解释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国家之间的商品贸易,而对于产业内贸易则失去了理论意义。新贸易理论则是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基础上,为了解释产业内贸易而发展起来的,它在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各国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是为了利用其收益递增的优势;而分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具有“路径依赖”性;由于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各国可以制定策略性的贸易政策,创造比较优势,改变专业化模式。
2、区位理论
1826年冯・杜伦(Von Thunen)在其名著《孤立国》中提出了著名的圈层布局论,奠定了区位理论的基础。100年之后,在继承和发展冯・杜伦理论的基础上,克里斯泰勒(Christaller,1933)的《德国南部的中心地》以及勒施(Losch1940)的《区域经济学》提出了“中心区位理论”。但是对新经济地理影响最大的还是哈里斯(Harris,1954)和普雷德(Pred,1966)在区位理论方面的贡献。 哈里斯(1954)认为制造商会选择接近市场的地方建立工厂。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利用“市场潜力指数”测量美国各县接近市场的程度,该指数实际上是与各县附近市场购买力的加权平均,其权重取决于该地区与市场的距离并与距离成反比。结果表明:美国工业集中地区都具有较高的市场潜力,而且生产的聚集能够自我加强。厂商选择离市场较近的地区进行生产;但同时接近市场的地区也是其他厂商会选择的地区。普雷德(1966)则关注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他采用了 “基础乘数”分析法。他认为收入中用于当地支出的份额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取决于当地市场的规模,那么随着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市场会大到足以支撑一个高效的规模企业,从而使得本地提供更大范围的商品和服务变得有利可图,如此反复,便会启动区域经济增长的积累过程。
3、规模经济和外部性
新经济地理和传统的经济地理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规模经济的引入。因此,要理解新经济地理,就要从规模经济和外部性开始,其中影响最甚的当然要数马歇尔模型。该模型将规模经济看作是外部的,是由于劳动的专业化分工而引起的。马歇尔认为厂商之所以集中有三种不同的原因:首先,厂商的集中形成了劳动市场的集中和共享;其次,产业的集中能够降低投入品的获得成本;最后,集中还会带来技术的外溢。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被克鲁格曼用来解释产业地方化的动机,而这种解释也渐渐被后人所接受。因此我们在新经济地理的许多文章中都能发现,其实所谓的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正是这种外部性理论的延伸。
二、新经济地理的基本理论
克鲁格曼(1991)第一次试图用经济学的模型来解释哈里斯和普雷德所提出的观点。他利用DS方法,建立了一个最简单的两个地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只存在两个行业:农业和制造业,农业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制造业规模报酬递增;农产品没有贸易成本,而制造品的贸易存在运输成本。为了简化模型,他将生产要素分为专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专门从事制造业生产的工人,并且限制农民不能在两个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工人则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要素。
在均衡的形成过程中,要受到“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影响。“向心力”是指使得制造业集中于一个地区的作用力,其作用与外部经济相似。向心力主要来自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要素的流动性三个方面的互相作用。简单的说,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存在使得厂商总是想聚集在靠近市场和供应商的地方进行生产;但同时靠近市场和供应商的地方也是别的厂商选择的地方。这样的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就造就了经济中的“聚焦”现象。而“离心力”则是那些阻止厂商聚集在一块儿的力量,例如农业生产受地理限制。
当运输成本较高的时候,很少有区域间贸易,工人的收入主要取决于当地的竞争,随着工人人数的增加,收入减少。此时的均衡就是制造业人口均匀分布于两个地区。当运输成本很低的时候,一个典型的厂商会在两个地区都销售其产品;但是如果它位于人口较多的地区,就会更加接近市场,因此也能提供更高的工资;反过来,工人由于接近市场,其工资能够转化成高的购买力。因此,在低运输成本的情况下,实际工资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在此时,生产集中于两个地区的任何一个都是均衡的,因为工人不会有离开的动机。除此以外,人口在两个地区均匀分布也是一种均衡,因此,运输成本较低时存在三个可能的均衡。当运输成本中等程度的时候,离心力和向心力旗鼓相当。如果两个地区的差异较大,向心力占优势;而当两个地区条件相似的时候,离心力占优势。因此,在运输成本中的时候,存在五种可能的均衡状态。是否所有的均衡都能稳定存在?答案是否定的。当经济中具有很高的运输成本时,均衡只有一个――制造业在两个地区之间平均分布;若运输成本逐渐降低,经济会达到一种临界状态,这时对称分布的均衡不再稳定。只要某个地区的制造业少许增长就会导致几乎全部制造业集中于该地区,最后该区成为了制造业的“中心”。经济的这种自发调节过程,可能只依赖于一件十分偶然的历史事件,但历史并不是全部起作用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预期也会影响经济的走向。克鲁格曼对历史与预期给均衡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历史与预期究竟哪个起决定性作用,取决于三个参数:贴现率、外部经济的影响力大小和调整速度,如果贴现率很大、外部经济作用小或者调整速度很慢,历史会起决定作用,克鲁格曼的这些理论给经济学家们留下了引路石,后来的研究虽然引入了新的元素,但是其基本的结构和建模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的影响。
三、新经济地理和国际贸易
目前,新经济地理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向,一方面以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为主要目标,研究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以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致力于将新经济地理模型引入到国际贸易的研究中,分析国家之间差异的形成原因,聚集对经济的影响等等。
1、基本模型
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逐渐加快,际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但是,真正用地理模型来说明国际贸易还是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1995)的模型。这个建立在克鲁格曼(1980)和伊希尔(1982)基础之上的经济地理模型,既不同于传统的国际贸易模型,也不同于克鲁格曼的模型(1991)。为了体现国家和区域间的区别,该模型取消了劳动力具有流动性的假设,而加入了中间品贸易。这样一来,导致产业活动集中分布的不再是厂商和工人之间的联系,也不是厂商和消费者之间的联系,而变成了厂商和厂商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进一步被解释为成本关联和需求关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地区拥有较大的制造业部门,该地区便能为中间品提供较大的市场,这就使得这个地区能够吸引来更多的制造业厂商,这是所谓的需求关联(其含义类似于后向关联)。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地区能够生产较别地更多的中间产品,那么该地区的最终产品生产成本就要比别处低,这是成本关联(其含义类似于前向关联),这两种联系使得厂商越来越多的聚集于该地。当运输成本降低到一定程度,世界经济就会自发的形成以制造业为中心,非工业化地区为外围的产业分布。
他们还进一步解释:如果制造业部门足够大,还会造成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前向关联和后相关联会使得工业化地区的劳动力需求增大,而其他地区的工业逐渐衰落则会降低该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这样一来,成为制造业中心的地区实际工资会上升,而非工业的外围地区实际工资下价,全球的经济一体化导致了不平衡的发展。但是如果运输成本继续下降,厂商会逐渐失去由于接近市场和供应商所带来的前向关联和后相关联的优势。同时,外围的非工业化地区,由于具有较低的工资率从而具备了较低的生产成本。当运输成本降低到足够低时,外围地区低成本的优势将足以抵消远离市场和供应商带来的不便。此时,制造商将搬出中心地带,到外围地区进行生产,从而使得中心和外围地区的工资率差距逐渐缩小。所以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逐渐增大,各国的工资差异经历了一个由小到大再变小的过程。
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1995)采用了更极端的模型向我们展现了一个没有国界的世界――地区不再是可分的断续的数值,而是完全连续的。他们认为,一个“平坦的世界”――所有产品和要素均匀分布的世界即使存在,也是不稳定的。劳动力的分布若发生些微变化,整个世界就会自发的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和一定距离的中心-外围结构。在这样的结构中,参数的变化将会导致“断续均衡”,即一旦区域专业化结构建立起来,即使经济体中的条件发生改变,在一定时间还是会继续存在下去的。但是当条件的改变达到一定的临界值,专业化结构就会变得不稳定,从而出现另一种经济地理结构。
2、聚焦与经济增长
克鲁格曼和维纳布尔斯(1995)迈开了经济地理迈向国际贸易的第一步,他们建立起了产业聚集和国际贸易之间的桥梁,这篇文章被后来的学者们认为是经济地理在国际贸易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帕格和维纳布尔斯(Puga&Venables,1996)在多产业的均衡方面又进一步深化,提出了聚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从工业化的角度出发,分析产业聚集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他们将制造业的发展作为聚集的一个动力,而不再仅仅局限于运输成本的降低。我们已经知道,不完全竞争、运输成本和投入――产出关联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刺激厂商在接近市场和供应商的地方生产。而这种聚集使得某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提高,同时也具有了较高的工资。如果工业化国家的制造业继续膨胀,会使得该国的工资过高,刺激厂商从该国转移到非工业化的外围进行生产。如果产业继续膨胀,外围国家也会逐渐变为工业化国家,进而厂商会继续向更加落后的国家转移。这种过程不断重复,工业化就犹如一股浪潮,从中心国家逐渐波及外围国家。在不同的行业中,产业间关联较弱的行业,处于上游位置的行业或是劳动密集度较弱的行业,在工业化的蔓延中会先行调整,然后再波及到其他行业。
鲍德温和福斯里德(Baldwin&Forskild,1997)借助内生增长理论的分析方法,也提出了一种新的地理和贸易模型。这个模型中的循环因果涉及到的不是要素的流动而是要素的积累,拥有较大市场的国家往往会进行较多的投资,而这些投资又进一步扩大了该国的市场。
3、贸易政策与经济福利
新贸易理论认为,单边贸易壁垒的提高,有助于降低该国国内产品的价格。鲍德温(1999)利用存在聚集力的模型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并指出聚集力的存在强化了贸易保护的降价效应。然而这种效应是从一系列简化的假设结果。虽然单边贸易保护政策,从提高本国工业生产份额这个意义上说,可以促进本国工业化的发展,但这也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发生的,这需要一定的条件,其实贸易自由化也可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帕格和维纳布尔斯(1997)首次对贸易自由化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可能性进行了研究,指出单边自由贸易政策与进口补贴虽然在吸引外资的效果上较为接近,但是前者能够产生更高的经济福利。鲍德温和福斯里德(2002)详细分析了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经济影响,他们指出全球经济自由化有利于大国而不利于小国。在多边自由化过程中,最小的国家首先失去其所有工业,随着自由化的推进,其他国家依市场规模小于平均市场规模的程度,依次变为“边缘”国家。当贸易完全自由化时,所有工业将集中于市场规模最大的国家。如果这些国家之间取消贸易壁垒,就会形成很大的市场,从而引起投资创造和投资转移效应。而自由贸易协定的成立会使成员国的居民实际收入增加,非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受损。而贸易集团的形成,也会产生一种自我强化的作用,从而导致一种“多米诺”效应,导致贸易自由化向全世界逐步扩散。
地理和贸易本来是密不可分的,新经济地理打开了一扇大门,为贸易理论的研究引进了区位的分析方法。而经济学家们在这方面的工作“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家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地理的重要性,并且应用到了模型中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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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uga,D.and A.Venables,1997“Agglomer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Import substitution vs trade liberalisation,”CEPR Working Paper#337,1997.
(责任编辑:晓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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