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安全风险的宏观审视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黄再胜　张克南

　　摘要：我国是一个成长中的大国，又正处于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关键时期。集大国经济、转轨经济和发展中经济于一体的现实国情，使得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安全面临三大风险：经济增长中的“崛起风险”、经济成长中的“发展风险”以及制度变迁中的“改革风险”。正确审视和妥善化解这三大风险，是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和迫切需要。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经济安全；风险；审视
　　作者简介：黄再胜(1975－)，男，安徽芜湖人，《军队政工理论研究》杂志编辑，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企业激励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F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2－0054－03　收稿日期：2006－11－20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崛起风险”
　　
　　现实主义传统认为，各国之间基于实力对比的权力博弈构筑了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格局。经济全球化虽然使得主权国家因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而形成的共同利益增加，但并没有根本改变以国家利益为核心，以实力划分权力边界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图景，只是实力因素从传统的军事实力的角逐转变为以经济和科技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而已。虽然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大国的兴起不再像前现代时期那样依靠武力征战，依靠现代化的学习和追赶，就能够实现一国的经济起飞。”(周立，2006)但是，世界大国综合国力发展的非均衡必将打破原有的权力均势，从而导致世界权力格局、利益格局乃至观念格局的重大调整，国际关系重新洗牌在所难免。因而在既定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任何大国综合国力的超常规发展必将引起其他国家，特别是处于霸权或优势地位国家的警觉、猜忌甚至恐惧。处于上升位势的国家如果不能根据本国发展的具体态势，审慎处理国际关系，必将引致国际摩擦，甚至还可能招致其他大国的战略遏制而陷入“崛起困境”，致使本国经济发展受到阻碍、中断或人为夭折。换言之，任何超常规发展的大国因客观上扰动或打乱现有国际格局的权力均衡而可能面临“群起而攻之”的“崛起风险”。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虽然在经济总量上还属中等，但从经济的增量和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角度来看，我国俨然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年均增长9．4％，是同期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按照胡鞍钢的说法，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和迅速崛起阶段(胡鞍钢，2006)。就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影响而言，当前国际关系格局中权力博弈态势的变化主要发生在我国经济力量发展及其引起的经济实力对比变化方面。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和利益关系，而这种变化已经使得影响和冲击我国经济安全的外部因素增加，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加大。“我们的力量权重越大，发展的国际环境制约也越大”(黄仁伟，2002)。总体来看，目前，有关我国的国际贸易磨擦和争端日益增多，仅入世10年来，我国已连续9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成员方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立案调查占总数的1/7左右。而近年来，国际社会中“中国威胁论”之所以叫嚣不停，根本导源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因我国经济超常规发展可能引起的“权势转移”而实施防范、戒备和遏制等制衡措施的产物。有鉴于此，在今后一段时期，能否积极化解我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中的不利因素，特别是顺利走出国际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困境，直接维系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态势的总体走向和国家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
　　根据历史经验，大国崛起往往采取军事战略、搭便车战略、积极参与战略等几种模式。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价值指向、基本国情和国际战略环境决定了中国的崛起不能沿着上述任何一种路径前进。有鉴于此，2003年前后，国内学者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战略思想，即走一条“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崛起之路(郑必坚，2003)。从经济层面看，“和平崛起”战略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坚持自主、合作的发展理念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必然选择。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要实行和平崛起战略，其需要研究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国是否应该选择和平崛起的道路，而是要研究哪些策略能使中国和平崛起，以及怎样避免被逼得不得不进行战争的境地”(阎学通，2004)。换言之，研究我国经济安全问题，不能不考虑大国经济特征带来的“崛起风险”。而着力避免崛起风险，降低崛起的外部成本，谋求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是当前制定和实施我国国家经济安全战略的首要课题。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成长中的“发展风险”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中期的高速发展阶段。发展中经济所具有的诸多瓶颈制约，因经济高速增长、国际产业转移的加速和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安全而在我国更富有现实和紧迫意义。例如，美国兰德公司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因素(2003)》的报告中，就考察了能源消耗、水资源、污染问题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瓶颈因素的八个方面，并认为这些因素对中国未来十年GDP增长的影响会达到1．5～1．9个百分点。从总体上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经济发展需求和发展供给的极不均衡，使得我国经济安全始终会受到“发展风险”的纠缠和困扰。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资源供给的不安全。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重工业主导阶段，其显著特征是矿产资源消耗大量增加。中国虽然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强，但发展重工业所需要的主要能源、矿产资源如石油、天然气、铁矿、铝土矿等的蕴藏量却都在世界的5％弱，人均排在世界80位以后。国内资源储量的相对不足意味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依赖海外资源的稳定供应。进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高速增长所引致的资源需求必然会对我国经济安全形成压力。概言之，资源供给对我国经济安全的影响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一是“买得起”问题；二是“买得到”问题；三是“运得回”问题。换言之，国际市场资源价格走势、资源产地的政治形势、运输战略通道的安全状况等，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变数都会极大地影响和冲击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资源供给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问题。目前，我国有30多条远洋运输航线通达150多个国家、地区的600多个港口，对外贸易额有97％通过海上运输来实现。如此漫长而重要的海上战略通道，其安全性必须得到足够的保证。但令人堪忧的是，目前维护我国国际资源利益的军事自卫手段却严重滞后，特别是“海军力量明显不能满足新的安全利益要求”(赵英、胥和平、邢国仁，1994)。我国经济发展对国际资源的高度需求还不可避免地与同样要依赖世界资源发展的其他大国产生利益冲突。如“美国并不反对中国发展，但它只要中国在自己内部‘发展’。而中国这么大一个基

数，如果发展起来，没有外边的资源是绝对不行的”(张文木，2002)。欧盟本身也是资源匮乏的地区，与中国的资源矛盾将日益显露。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大国的资源争夺势必给国际分工与合作带来诸多不确定性，进而会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多变。
　　其次，产业发展的不安全。“产业安全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要从整个国家产业的宏观角度来看待产业安全问题”(成思危，2006)。从国家经济层面来看，产业可以分为两大类：竞争性产业和战略性产业。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前者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竞争优势，对于这些产业而言，产业安全与否的关键在于产业竞争力的高低。而后者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经济主权、经济生存等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面，因此无论这些产业在国际生产和分工中是否具有竞争优势，都是需要政府大力扶持并加以发展的。对于这些产业而言，产业安全的核心是政府所拥有的产业控制力及其实现程度。自我国加入WTO以来，“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民族工业和产业安全问题对中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郭连成、顾卿燕，2005)。目前，我国产业安全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依赖外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劣势地位。具体而言：
　　
　　1．“intel inside”和“Made in China”的国际分工与生产格局，使得目前我国具有竞争优势的绝大多数产业基本上集中在低附加值产品领域，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产业链的末端。这些低端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初级要素的成本优势，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的创新支持。从产业发展的远景来看，随着国内劳动力等要素价格的不断攀升和体制的理顺，这些产业的成本优势将难以长久保持，进而整个“低成本竞争”的增长模式(刘世锦，2005)也最终难以继续。
　　
　　2．由技术进步牵引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是一国产业发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活力和竞争主动权的基本路径。当前，经济成长阶段的发展性决定现阶段我国产业发展只能位于国际分工的较低次序。产业结构能否适时调整和升级，关乎我国产业生态的正常演进和经济的长远发展。而令人忧虑的是，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进程因跨国公司在华的资本扩张而面临阻碍甚至中断的风险。跨国公司利用其在管理、资金、技术和品牌等方面的优势，通过兼并、收购等手段，直接通过产品链条内的垂直分工，将我国行业内骨干企业纳入其全球生产体系，进而会使我国产业发展落入国际产业转移的陷阱而发生产业固化，直至最终丧失产业自主发展的可能。
　　
　　3．战略性产业是各种现代尖端技术的集成。战略产业的发展往往需要依靠强大和先进的产业体系的支撑，如数控机床行业、集成电路行业等等。这些支撑产业缺乏自主创新或受制于人，都会导致战略性产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极大的风险。当前，我国战略性产业安全问题突出表现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防工业在国际分工与合作中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国防工业走“寓军于民、军民结合”之路，从总体上看，更多地关注和解决了国防工业的生存问题，而国防工业体制改革和国防科技的自主创新等方面发展则相对滞后。
　　第三，市场获益依存度的不对称性。对于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经济安全本质上是一个在规避风险条件下实现更高的对外开放效益的问题。在经济开放条件下，对外开放效益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和合作而带来的市场获益程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交易，故然能够获得巨大的对外开放收益，这已经被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佐证。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随着我国经济外向度的加深，我国经济要保持强劲增长，必须还要在开拓国际市场上做文章。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由发达国家主导设计的产物，发达国家至今仍然拥有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话语霸权”。在国际分工和交易中，发达国家凭借其拥有“经济技术优势”、“创新优势”和“国际规则优势”，不仅能够获取比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全球化收益；而且也会造成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不对称依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存度的不对称性，不但决定了安全的不对等性，也决定了秩序的不平等性。”(金一南、等，2002)就我国而言，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度推进，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的市场获益对外依存度加深，同时又面临世界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和经济政治化的巨大压力，客观上加大了我国经济安全中的“发展风险”。例如，目前我国外贸依存度已经超过70％，大大高于世界上头号贸易大国美国的20％。外贸依存度的大幅度提高，造成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世界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冲击。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制度变迁中的“改革风险”
　　
　　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作为转轨国家，我国经济发展不仅是器物层面的开放与增长，更是制度层面的根本变革和体制对接。从传统计划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从“政策性开放”向“体制性开放”的根本转变，都会因制度碰撞与磨合而使我国经济蕴藏巨大的“改革风险”。其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内制度变迁准备不足，必然会放大经济开放带来的外部风险。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渐变的过程。无论是正式规则的改弦更张，还是非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的市场化演进，都可能因制度刚性而使得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制度对接中，出现制度缺位、错位或失灵，进而使国内经济丧失有效抵御外部冲击的制度屏障，导致长期积累的国民财富顷刻之间流失。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东南亚各国纷纷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而忽略有效的金融监管，最终酿成东南亚金融危机而使本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国内市场的逐步开放，与经济全球化要求相契合的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改革“阵痛”，必然会对我国经济安全产生负面影响。
　　二是在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中，国家经济主权面临不断侵蚀的风险。经济主权是指主权国家拥有控制一整套经济政策工具的权力。它是所有国家保持经济独立性的前提条件，也是一国国家经济安全体系的基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由于世界范围内市场力量的加强，各国经济相互交融与相互依存，在国际经济制度框架下对国际分工与合作进行协调，客观上需要主权国家经济主权的部分让渡。因此，“全球经济一体化已削弱了所有国家的经济独立性”(王永县，2000)。例如，国际资本大量流动，实际上已使几乎所有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再可能拥有百分之百的自主性，而跨国公司全球性的战略扩张，也会影响目标国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的有效实施。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现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不平等，加之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不断扩张，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转轨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权力相对减弱，进而导致转轨国家经济

主权的非对称让渡，甚至在国际经济博弈中陷入经济主权不断被侵蚀的困境。对于我国而言，加入WTO以后，虽然分享了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各种权利，但是全球体系中国家利益的争夺甚至对抗，使得我国经济主权也面临被削弱的危险。今后一段时期，国家经济主权和国际经济规则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将在关税、货币金融、知识产权保护、商品检验等方面，日趋频发和激烈。此外，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改革攻坚时期。来自国内国外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使得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更加充满变数，客观上需要政府拥有充足的政策储备与操作空间以平滑经济增长，这亦必将加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经济主权维护和国际游戏规则接入之间的碰撞与冲突。
　　
　　四、结论与对策
　　
　　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一个兼有安全与发展双重意义的重大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度推进，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联程度不断提高，两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和传导机制会越加彰显。充分认识与从容应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崛起风险”、“发展风险”和“改革风险”，并运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诸多手段来改善我国经济安全态势，提高经济安全度，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急迫而富有战略性的任务。当前，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的空间结构中寻求发展，必须解决好国内经济与国外经济的统筹问题。具体而言：(1)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建立“合作、平等、互惠、互利”的双边和多边共赢机制，通过利益“捆绑”扩大利益集合，以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戒备，降低我国崛起的外部成本，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一个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2)通过大力开发资源节约技术，提高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同时，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潮流，加快国防和军备建设，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源链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和战略支撑。(3)大力培育国家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通过技术进步引领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有效提升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4)继续深化改革，做好开放条件下国内制度变迁与国际规则引入有效融合的大文章，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同时，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积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博弈，以有效维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我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权益。
　　
　　(编校：薛　平)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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