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质燃料遭遇产业化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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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郭 莉
“我们在考察投资垃圾废料处理企业时发现一个现象：凡是这方面的企业谈到垃圾处理问题时，都会夸夸其谈于其先进的技术，这样的企业我们一般都不投，因为看不到产业化的方向。直到有一天，我们遇到了这样一家企业，他们只字未谈自己的技术如何了得，而是告诉我们，他们曾经做过什么项目，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目前有多少套方案，这些方案具体实施效果如何――这个企业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待这个行业，我们认为它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于是投资了。事实证明我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看不到产业化的方向!”青云创投总裁介文治认为，垃圾处理企业发生的一幕再次在北京的生物质燃料企业上演：目前北京的生物质燃料生产只能部分解决地方需求，还无法达到规模化的经营，对投资人来说，吸引力不大。
政府补助不够，银行贷款困难，投资人捂紧腰包，再加上煤价已经难以成为推动消费者为生物质燃料掏腰包的动力，使这个行业的大部分企业日子过的并不好。他们面临的困难还不止如此：原材料收集困难、运输及储存成本过高、加工能耗大，产品发热量低……都不同程度地制约了这个产业发展壮大。具有环保，可再生特点的生物质燃料，其产业化进程注定是一条坎坷之路。
困局：不经济、不规模
“近期有人来买生物质锅炉时，我还会劝他们慎重。”1月11日，北京某锅炉公司市场部经理对记者说，“生物质燃料的成本太高了!”
当煤炭在经历自由落体式价格下冲的同时，与它荣枯与共的生物质燃料也上演了“覆巢之下无完卵”的一幕：虽然近期生物质燃料示范点在北京郊区遍地开花：北京市首个林业生物质能源生产线新年前夕正式进入试生产阶段，大兴长子营镇200个农业大棚已经率先使用了生物质燃料供暖……这些仍然不能改变这个行业市场需求不旺的现实。
根据记者了解，目前北京市场上的生物质固体燃料主要由秸秆木屑、花生壳等生物质原料通过高温高压而成(有些还添加了部分煤粉)，由于生物质本身是清洁能源，所以受到各地政府的大力推广。这些固体燃料中热值比较高的品种在北京的市场价是800－1100元／吨，如老万锅炉，创字牌锅炉等使用的生物质燃料为800－950元／吨；北京郊区取暖使用较为普遍的型煤每块市场价为1.05－1.10元，折合800元／吨；北京盛昌绿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木质颗粒燃料市场售价1000元／吨。显然，在煤价高位下滑的时期，生物质燃料的价格和煤比越来越没有优势：热值不到煤的三分之二，不具备市场竞争力。
价格居高不下一直是制约生物质燃料推广的瓶颈所在。采访中，北京盛昌绿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友红告诉记者，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直接原因在于收集成本过高。“目前北京市场基本以秸秆，农作物废弃物、林业废弃物、木屑等为原材料。秸秆的收购价是150元／吨，花生壳可达到200元／吨。”而据记者了解，这种固体燃料生产一般采用高温高压法，挤压设备主电机为15－45千瓦，每吨耗电量平均为150－295度之间，按工业用电0.7元／千瓦时算，每吨用电费用平均为150元，同时，这种生产工艺对设备器件的损耗特别大，这也是一块比较大的费用。难怪北京市节能环保促进会会长王维诚曾经感慨：“新能源的发展对全社会是有益的，但是成本很高!”
傅友红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秸杆颗粒燃料为例，如果每吨成本为400元，发热量为3700－4000大卡之间，如果再加进一些花生壳，果皮等助燃物，每吨的燃料燃尽率为98％，比煤的燃尽率要高，“这样可以追回500－1000大卡。如果把燃料效率计算进去，和煤应该是持平的。生物质燃料虽然环保并有较好的社会效益，但价格却不具备优势。”
“燃料没有价格优势决定了生物质燃料的推广前景并不明朗。”傅友红介绍，他的公司一开始的目标客户定位于农民的炊事用料，可是经过推广发现由于价格过高，农民使用不起。
新风险投资中国项目总监叶维佳认为，生物质燃料的推广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成本能否降到一定的水平。由于这种燃料热量比较低，做好了热量也仅为标煤的三分之二，因此决定了这种燃料的大规模使用应该从价格上入手：“产业化的方向是降价，理想的价格应该只有煤价的一半，可是目前市场上大多数产品的价格比煤价还高，总体说来，中国清洁能源的价格竞争性不强。”
生物质燃料对用户来说还有一个“不经济”的因素，那就是对炉具有特殊要求；当前国内的炉具都适合烧煤，并不适合生物质燃料，因此大规模推广生物质燃料，必然要进行一场炉具的改革，给大家配置生物质锅炉。在这点上，叶维佳建议’对此国家应该有投入，最好政府能够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这样就易于推广。目前国内的炉具生产技术还不成熟，好一点的锅炉都是进口国外的。现在生物质炉具的买家几乎全部都是政府!”
生物质燃料在产业化过程中遇到的另一个障碍就是很难做到规模化经营。
北京市节能环保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柴晓钟给记者介绍，由于生物质原料都分散在农民手里，收集起来非常困难，再加上生物质原料密度小、体积大，运输和储存成本很高，一般只能在生物质原料相对比较集中的地方就地建厂，很难产生规模效应。此外，在原料收集成本上还有一个潜在的不确定性，那就是建厂后农民有可能大幅度提高原料的出售价格，给企业带来成本的风险。
“如何获得经济的稳定的，数量可观的原料供应源，这对于生物质燃料企业很关键，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一些创新，包括经营模式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柴晓钟表示。
介文治对柴晓钟的观点表示认同，他认为生物质能如果产业化，一定要解决原材料收集的问题，原材料分散而有限，规模就无法做大，这样就使企业无法规模化经营，“最多只能解决地方需求，而无法达到规模化。如果一个企业能够像麦当劳经营一样，在北京各地以同样规模和生产方式产生同样的经济模式，那样就容易滚大了。”
在介文治看来，只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产业化就能迎刃而解了。“目前没有标准化和规模化，对投资人的吸引力不大；由于这样的企业多为高科技小企业，固定资产有限，也不易获得银行贷款。”
正由于生物质行业本身在产业化过程中存在这两个比较明显的瓶颈问题，使得很多生物质燃料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更为突出。傅友红告诉记者，如果资金充裕，他们公司是可以很快实现产业化的。“我们已经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技术基础，目前最大的困难是资金不足。从开始到现在，都是靠自有的1500万资金滚动发展起来的。2008年公司销售量为800万吨，利润仅130万，这些利润还不包含折旧。今年我们想在延庆、大兴和房山中选择建两个生物质集中供暖示范项目和两个年产1万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厂，每个燃料厂大约需要600万资金，即使每一个能够获得政府200万元的补助，两个项目共800万的建设资金对我们来说仍是一个不小的压力。仅
靠每年的利润滚动发展，发展规模是很有限的。”
探索之一：寻找低成本的解决办法
对于当前的生物质燃料市场，北京市节能环保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柴晓钟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这个行业仍处于春秋战国时代。”记者的调查与柴晓钟的比喻如出一辙；目前全北京有生物质燃料相关企业不下100家，也有个人生产，主要卖给老万锅炉，市场上产品种类很多，各种新技术，新专利也层出不穷，共同的瓶颈就是价格居高不下。用北京新日月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广武的话来说：这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代，逐鹿的方向是谁先降低成本谁就能先产业化。
后起之秀汤广武坚信自己的公司就是介文治口中“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待这个行业”的企业。他的自信来源于独一无二的“汤氏型煤秘笈”；“我们的成型生物质燃料能够解决当前生物质燃料产业化的瓶颈问题。”据调查记者发现，这种燃料具有“两高两低”两大特点：能耗低，成本低，发热量高，单产量高，在原料收集上也能实现规模化，面世不久就好评连连，自然也吸引了不少偷学技者。
在原材料的收集和使用上，汤广武的公司技高一筹：“我们产品原料主要是由生活污泥或管网污泥，还有餐厨垃圾，再加上部分农业秸秆或林业废弃物(所有的植物类废弃物均可用)，与10％的煤混合而成，经权威检测机构检测，部分品种的发热量接近4000大卡，有些产品已经超过4000大卡，完全可以替代普通煤炭用于生活和工业。”
当然，最让使用者动心的还是他们比同行低得多的价格：以产生相同热量为标准，同类产品的市场价大约在700－1000元／吨之间，而新日月的价格仅仅500元／吨，这还没有扣除使用淤泥政府给予的补贴(230元／吨)!“按5500大卡热量计算，假设煤的价格是550元／吨，我们的产品可以做到200元／吨。”面对煤价骤跌带给同行的不安，新日月还有很大的空间。
汤广武告诉记者，正是较低的原材料成本和低能耗使他们的产品具有如此大的价格优势：“我们从原材料收集就开始严把成本关。我们的技术对农林废弃物质量要求不高，只要是植物废弃物都可使用，在北京市场一直没有攻克成型技术的棉花杆我们也能用。因此收集成本也相对低廉，15以下水的秸秆往往几十元就能收到一吨。至于枯枝树叶，我们都是自己派人去拉，这个是不花钱的；在生产过程中，由于我们的产品是常温常压，因此电的消耗很低，每吨耗电不超过10度!主电机不超过7.5千万，产量却是高温高压法的10倍!”
汤广武的自信还来自于他们公司的产品对炉具要求非常低：“由于我们的产品成型可以根据用户要求做成任何形状，因此任何炉具都能使用，非常耐烧，每公斤能燃烧3小时，燃料率基本能达到100％，不产生煤核，二氧化硫微量，二氧化碳零排放。家庭取暖送货上门是500元／吨，热值4500大卡左右的燃料400元／吨：工业锅炉我们的价格可以控制在400元／吨之内。”
“以一家三口的农村家庭为例，一个冬季取暖使用我们的产品大约3吨左右，价格不会超过2000元，如果再除去从今年开始政府对使用生物质燃料每吨150元的补贴，价格不超过1200元，还能减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这可是真正的清洁能源。”
叶维佳认为汤广武公司的模式为北京生物质能燃料高成本找到了一个聪明的解决办法。“目前北京生物质能对原材料使用苛刻，这也是产量上不去、能耗大的主要原因之一。解决了收集成本问题，这个产业能向前迈进一大步。”而在他看来，北京的资源禀赋决定了这个产业在北京是有广阔发展前景的，他认为新日月的发展模式适合大规模推广“在生物质资源比较集中的几个区县(如通州、大兴、延庆、昌平)可以考虑建中等规模的热电联厂――这种用户不是零散客户，应该是工业用户，欧洲有很多这种成功案例。”
汤广武的公司又先行了一步：截至记者发稿之前了解到，他的公司将与顺义区相关政府部门联合建一个生物质发电项目和一个年产200万吨燃料的供应基地。“这个项目总投资500万元，日产燃料300吨。”虽然大规模推广在即，介文治仍然对新日月的发展模式未加评论。在他看来，只有一个企业对整个地区原材料取得、产品和市场都安排好了，能复制若干个成功范本才算成功。
探索之二：政府支持下的产业化解决方案
北京市发改委能源发展处处长高新宇指出，目前北京市生物质固体燃料等技术仍停留在小规模应用阶段，生物质能利用量仅为1.1万吨标煤，占可开发量的1％。北京联合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冬利就认为 北京生物质资源是能源利用量的10倍，仅林管站砍下的资源就成灾，利用好了这些“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又将产生巨大的能量!
北京盛昌绿能科技有限公司2007年曾经做过的调研数据统计：北京市可利用的生物质能源总量大约为180万吨；北京新日月科技有限公司统计数据则是按两季作物保守估计，北京市可利用的秸秆量为300万吨，以北京市430万亩基本农田计算，两季作物加上杂草每年有100万吨，树叶不低于50万吨；仅北京排水集团每年污泥生产量就为80万吨。对于生物质能源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工程院曹湘洪院士曾说过：中国未来30年至少可发展约20亿吨的生物质能源，合10亿吨标煤。
正是看到了北京生物质资源巨大的开发潜力，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物质燃料推广使用的政策和措施。采访中企业提到，政府推出的支持生物质能企业在北京的试点工作对使用生物质燃料的农户提供150元／吨的补助等措施使他们倍受鼓舞。在政府的支持下，众多的生物质能企业进行了产业化解决方案的不懈探索。
盛昌绿能一开始的目标客户定位于农民的炊事用料，可是经过推广发现由于价格过高农民使用不起后，即改变了推广方向，生产出针对不同使用群体的产品，实行差异化战略。
“目前我们主要有三系产品木质颗粒主要用于别墅，城区工业锅炉等高端市场，农作物秸秆颗粒主要用于中小企业工业锅炉；块状燃料主要用于民用炊事。”傅友红告诉记者，以他们公司的实践经验来看，建集中供暖示范项目和农业大棚使用今后会是生物质固体燃料的发展方向。“去年我们开始在大兴推广农业大棚生物质燃料供暖项目，这个项目的实施每年可资源化利用废弃秸秆3000吨，减少煤炭消耗2000吨，年减排二氧化碳950吨，二氧化硫23吨，对于改善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盛昌绿能的规划还不仅于此，傅友红介绍，如果条件允许，他们还将兴建6座生物质能成型燃料厂。“终端拉动还是要靠消费，北京新城重点镇的建设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机会。今后中心城镇集中供暖也将是我们发展的一个主要方向。示范项目加上燃料厂的建设是可大大拉动燃料市场的。只有产业化才能大大降低成本。”
叶维佳表示，除了居高不下的价格，布局混乱产业链不完善也是制约这个行业产业化的因素之一：“目前北京仍然没有一种清晰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不过他
认为，盛昌绿能的发展应该算是一种有益的探索，“盛昌绿能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从前期原材料的收集到燃料的生产，包括炉具的改造和生产都有涉及，这个企业近几年一直呈上升发展态势，目前在北京已经设立了5个厂，规模在行业中也是名列前茅。这种实践充分说明了盛昌绿能的发展模式是有牢靠的市场根基的。”同时他也提到，这个行业发展到充分成熟时还会出现一些专注于产业链某一个环节的企业，这样的企业也会有较好发展前景的。“如果这样的企业联合发展，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力量也会大得多。这个行业的相关行业标准还没有规范，如果企业联合发展，统配合，也会有助于规范和建立行业标准。”
北京皓天绿能生物质能有限公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该公司总经理王勇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所填补的正是“北京市生物质能资源采集没有产业化雏形”。他认为北京市发展生物质能燃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较其他城市而言，北京市推出的扶持政策最多也最好，这里也是生物质公司和技术最集中的地方。“能够做好原材料采集产业化一项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
虽然介文治认为皓天绿能这样的公司不能解决原材料的规模化问题：“在一个区域内能收集到的废料都是固定的，而一旦废料变得有价值，它的成本就会提高。”但是他也认为皓天绿能这样的公司的出现也是这个行业市场不断细分的结果。“只有专业化才能产业化，联合才能发展――对于生物质能源公司来说，单打独斗的力量是很有限的。”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联合发展在企业之间暗流涌动。如目前新日月公司就与联合创业，百利锅炉公司优势联合：“百利锅炉是国内最好的炉具厂家之一，我们和百利就有很好的合作关系，他们采买我们的型煤，我们也使用他们的锅炉；”北京联合创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冬利也告诉记者，他们公司不久前已经开始使用新日月公司的产品做制气原料。“老汤他们公司的产品价格低，质量好，燃烧充分又清洁，如果什么都要自己做，成本太高了。”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位于延庆的某生物质能基地，由于涉及产业链的几个环节，该基地既生产锅炉又制造燃料，促使成本太高，即便是在有政府补贴的基础上，发展也是举步维艰。于是，公司另辟蹊径，把CDM结合起来，去年把自己的二氧化硫减排指标卖给一家英国公司获得了数百万的收入。
在生物质能源产业化呼声四起的大背景下，柴晓钟认为北京的生物质能源要实现产业化，还应该在方向上和规范化上做文章，寻找最合适北京市情的发展道路。“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已经发现走农民炊事用料的道路行不通，从而转向适当集中的方向，如小城镇集中供暖和农作物大棚供暖。虽然目前已经曙光初现，但还应继续努力，使收集、储存，运输、生产等几个环节不断趋于规范化。面向农村市场的炉具和燃料，还要考察农民是否有承受能力和消化成本的能力。”对于前文中提到的炉具问题，他认为不妨可以考虑引进国外先进设备，在“拿来”中不断学习和创新。
叶维佳认为北京生物质能产业化的方向应该是燃烧效率高的中大规模的工业锅炉和热电联厂，大的作物区可建1－2千瓦的电站，配合电站应该出现收集原料的厂家或者农民专业合作社；其次是大型沼气生物质能，北京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完全可以用污水处理厂的淤泥或者汽油发电。对此，柴晓钟表示用生物质燃料发电是“小马拉大车”，存在很多问题。上生物质发电项目应该慎重。对于这一点，介文治也认为，从目前全国各地出现的100多个纯生物质发电厂看来，没有哪个的发展特别满意，但他认为，一旦解决了成本和产量的问题，北京是有条件做好生物质发电的。
“我认为像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级城市，具有旺盛的消费潜力，是有能力产业化的，因为这样城市产业化的东西马上可以提供到市场。关键是要有整套的产业化解决方案，这个是瓶颈。如果企业有整套的解决方案，我认为是值得看的。但这很不容易，因为只有对管理和市场经营有很深理解的人才能做出来。”
介文治认为，这个产业目前无法脱离政府而发展。他表示：“这个产业在北京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个产业从头到尾都有政府介入，从观念的引导到政策的出台，再到政府安排给企业的补助都应该常态化，在常态化的基础上进而产业化；第二个可能是政府掌握行业发展的主脉络，一点一点抓示范点，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由政府做调研；北京几环之外，从东西南北各大方向、方圆多少公里大概可以设多少个生物质能基地，多少个生物质能供电站，经济效益为多少，政府以补助方式帮助农民采用，规划和设计出来。”
“生物质能作为一种可再生的清洁能源，符合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的方向，目前处于起步阶段，政府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持，为其产业化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以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而企业则需要善于在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调整战略，同时加大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力度，与政府形成合力。应该说，北京的企业在生物质能产业化发展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而政府的支持也是有力的，我们有理由对北京的生物质能行业的发展持乐观态度。”柴晓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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