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货膨胀理论研究综述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梁　峰

　　1979年至2007年，中国期刊网包含“通货膨胀”一词为篇名的研究文献共计5560篇。以两次研究高潮（图1）为节点，可将研究文献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79年至1986年为研究的第一阶段；1987年至1991年为研究的第二阶段；1992年至2000年为研究的第三阶段；2001年至今为第四阶段。
　　
　　
　　一、理论准备并达成共识阶段（1979年至1986年）
　　
　　由于这一阶段正处我国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经济运行及政策的制定尚处于探索阶段，理论界的思想认识尚处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因此，此阶段的文献具有非常浓烈的意识形态烙印，价值取向明显。厉以宁（1979）、陈观烈（1980 ）、陈朝高（1986）等从不同侧面总结和介绍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历史、现状、原因、治理经验及对策等，对引进西方的通货膨胀理论起到了重要贡献。而同一时期，朱婉娟（1981 ）、甘士杰（1982 ）、李晏墅（1986 ）等学者则着重介绍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一阶段，对于通货膨胀是否存在于社会主义中国引发了学术争论。王启人（1980）撰文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存在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提出“通货膨胀问题既不是‘根本不存在’，也不是‘无法避免’的，而是存在着出现的可能性”；戴园晨（1981）指出：“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产生通货膨胀，是由于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社会化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有效地制止通货膨胀”； 贾克诚（1981）得出结论：“从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际情况看，通货膨胀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不仅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而且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 ；对于通货膨胀的研究和争论使得理论界逐渐形成了共识：即通货膨胀问题不是制度选择问题，它普遍存在于纸币流通的国家，不仅存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样也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为我国通货膨胀理论研究解放了思想束缚，从此，通货膨胀问题研究进入理论与实践紧密联系崭新阶段。
　　
　　二、对我国通货膨胀现象初次探索（1987年至1991年）
　　
　　理论界关于我国通货膨胀现象的客观存在性达成一致意见后，针对我国通胀问题的研究文献数量明显增加，尤其是1988年前后我国发生了显著的通货膨胀现象，更是将通胀问题的研究推向了第一个高潮。可以说，1987年至1991年国内关于通货膨胀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和总结是理论界对通货膨胀理论认识逐渐深化并将通货膨胀理论中国化的过程。在此期间，学术界针对当时我国通货膨胀问题的原因、对策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关于通货膨胀原因方面的研究。何道峰等（1987）认为我国近年发生的温和性通货膨胀是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经济现象，并提出了当前通货膨胀的深层原因是现存的企业制度问题；姜作培（1987）认为通货膨胀是多种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需求牵动式、成本推进式、结构影响式和累积突发式4种，而每一次的通货膨胀都与现实的社会经济环境和条件密不可分，他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主要由目前的体制模式转换造成；宋运肇（1989）则从企业、政府和银行的经济行为方面分析了当时国内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汪明（1989）尖锐地指出：“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量失控，而根本原因除体制方面的问题外，主要是决策层的指导失误”；樊纲（1990）建立了简单的总量模型系统分析了当时国内通货膨胀三个方面的特殊原因及作用机理。
　　同一时期，理论界也在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试图找到有效治理通胀的途径。有的学者根据我国的国情实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些学者则从国外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中寻求答案。胡运鸿（1987）认为，应该把抑制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并提出应以控制投资规模、压缩信用膨胀等作为主要措施；关梦觉（1988）和朱刚（1991）从价格机制方面探讨了对策，郭爱萍（1988）从经济环境治理方面进行了讨论；金妍祖（1988）和孟宪民（1988）则建议从利率杠杆方面对当前的通货膨胀问题进行调节，黄爱民（1989）和罗隆渭等（1989）认为要抑制我国通货膨胀，必须从经济诱因和非经济诱因“双管齐下”进行治理，必须“硬”“软”兼施。可见，国内学者对于通货膨胀的认识逐渐从宏观定性方面向具体政策工具实施方面转变，研究成果的可借鉴性和可操作性大大提高。而王赞桔（1987）、贾渠平（1989）、丁浩金（1991）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巴西、南斯拉夫、日本、南朝鲜、美国、台湾地区、苏联等国家和地区治理通胀的措施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对策。
　　
　　三、通货膨胀问题引发的新一轮论争（1992年至2000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但同时也造成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与金融持续混乱的局面，从而最终导致了1993-1995年的通货膨胀。虽然此次通胀随着1996年我国实现经济的“软着陆”而告一段落，但学者围绕此次通胀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仅以中国期刊网文献为例，此间有关通货膨胀问题研究的文献超过了3000篇。国内经济学界众说纷纭，展开了新一轮关于通货膨胀的论争，争论焦点主要集中于：一、此轮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二、通货膨胀是不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三、通货膨胀是不是不可避免？四、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五、抑制通货膨胀是不是当前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
　　通货膨胀原因的追究一直是学界热议的焦点。陈越（1994）、张曙光（1995）等认为近期通货膨胀是供给方面成本推进型；樊纲（1993）、王利民（1993）等则认为此次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主要是投资需求和公款消费需求膨胀；吴敬琏（1994）强调通货膨胀总是因为货币发行过多造成；刘迎秋（1994）认为我国通胀问题的深层原因是经济体制问题。刘永生（1995）认为此轮通货膨胀是由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两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
　　针对其他焦点问题的论争，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一种观点和主张认为，这次物价上涨不能算作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不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在经济发展时期通货膨胀难以避免，适度的通货膨胀能刺激经济，抑制通货膨胀会阻碍经济发展；另一种观点和主张认为，这一轮物价上涨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当前宏观经济的主要问题，在经济发展时期通货膨胀并非不可避免，通货膨胀不能促进相反会阻碍经济发展，抑制通货膨胀是当前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应该说，对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对策等方面的论争较80年代有了明显的进步，学者不仅全面总结了80年代的通货膨胀现象（左大培，1992），也对最近两次通货膨胀现象进行了比较分析（徐连东，1994）；诸多学者开始深入研究各种经济现象与通货膨胀的深层关系，如体制、外汇储备、农业、外资等与通胀的关系。关于通货膨胀理论的争论以及该理论在我国实践中应用的不同见解带动了我国理论界及决策层对于通货膨胀治理方面的研究，为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四、通胀研究逐渐走向深化和实证化阶段（2001年至今）
　　
　　通过前两次的理论研究，这一阶段的通货膨胀研究无论从研究的领域、内容、对策，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有了较为明显的进步。研究从过去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认识基础上，加强了对通胀风险的防范。曾志刚（2001）、梁崧（2001）、庞莹（2002）等从不同角度对未来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及其风险进行了分析和预测；黎春（2001）、黄燕（2004、2006）等则着重研究了通货膨胀的测试问题；在研究的方法上，多学科分析方法和计量分析技术的广泛运用是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特征。高波等（2001）将信息经济学中信息不对称分析方法应用于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研究。张三（2002）从我国通货膨胀的现实表现及其危害入手，分析了生态经济平衡的含义、基本要求及其失衡的原因和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生态经济大系统范围内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建议。袁立华（2005）则在分析通货膨胀现象时运用了心理学研究方法，他认为“因心理原因而产生的对物价上涨预期的偏离是导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并提出“采取心理介入手段不失为预防和控制通货膨胀的一种有效选择”。由于计量经济学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推广和应用，这一时期，我国理论界对于通货膨胀的研究也汲取了这一分析技术（龙如银，2005；赵振全，2006；黄新飞，2007）。
　　
　　五、小 结
　　
　　通货膨胀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问题，通货膨胀理论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庞大体系。我国从最初的介绍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理论至今，理论界的研究大致呈现如下特点。首先是对通货膨胀理论的认识逐渐加深，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认识到通货膨胀是纸币流通国家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渐进行，理论界开始探讨引发我国通货膨胀问题的深层成因和具体对策；其次是研究领域和研究内容与时俱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的推进，通货膨胀引发的原因和牵涉的关系更加繁杂，学术界对于通货膨胀原因的研究也逐渐向总量因素、结构因素和体制因素全方位多角度转变，对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也涉及到更加广阔的领域，通货膨胀研究的领域和内容逐渐从宏观向微观领域转变；再次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以及计量经济方法的大量运用是近年来我国通货膨胀理论研究的新趋势，有些学者则运用心理学、统计学、生态学等多种学科相结合的方法从不同角度对我国通货膨胀问题进行分析，从而对通货膨胀的政策制定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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