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化基质与管理的关系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摘要：文化与管理的关系是复杂的，在管理的情境因素中,文化是最难把握的,面对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化,即便是训练有素的学者也难以理出其科学化的逻辑关系,难以进行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所以,研究管理,回避不了文化问题。
　　关键词：文化、管理、发展
　　一、文化基质与文化发展
　　 推理（演绎或分析）是思维方法和思维过程，它的最纯粹的形式就是公理形式系统，由于西方文化的演绎理性倾向是本源性的，所以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中就事实上具有了公理化演绎方法，这样西方文化中的理性倾向几乎可以由逻辑和数学作为代表。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基质，它的普遍性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它的特殊性，虽则它们具有一致性，但层次上的差别是不能混乱的，因此不能以一种文化的特殊性与另一种文化的普遍性作同层次的直接比较。比如，承认人世间有人世间的规律，自然有自然界的复杂现象，（把凯撒的还给凯撒，把上帝的还给上帝）这是西方的文化观，在这种文化观下，自然观和科学观就具有演绎和归纳的文化本质并且事实上成为不断发展和更新实证科学方法，但这样的文化观和科学观之间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层次关系，但是人们恰恰是在设定文化基质与科学观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前提下，提出和企图解答“李约瑟难题”的，这样就必然发生许多难以理清的纠缠。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要么对科学进行重新定义，实际上扩大科学的概念，科学与历史、文化概念几与相同，把一切文化进步和文明都看作科学，也就无法定义什么是科学，这样就把问题取消了，所以人们可以认为“李约瑟难题”无意义，要么从另一端出发，以科学覆盖文化，把科学方法代替文化基质，这样就自然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不了具有演绎性的近代科学的推定。当然如果单方面地坚守中国文化的基质，仅仅把演绎和逻辑只作为科学方法看待，实际上就看不到西方文化中演绎理性的本质性，从而把西方文化中的普世性意义盲目排除了，这是造成对“李约瑟难题”许多不着边际的无效回答的原因。 实际上 “为什么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这样的问题仍是有意义的，但只能在大文化的背景下才具有研究性的意义，而且不可能简单地用演绎方法直接得到某种因果答案，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才清楚地暴露了单独的演绎方法的局限性，问题的答案随着对问题的展开深度和广度而异，简要地说，我们只能在现代阐释学的意义上展开这个问题。人类文化的基质是共有共享的，否则人类就会有两个不同的，至少在精神基质上存在明显差异的物种，这种事情在任何情况下都未发现过，这应该是“我们”人类的骄傲。但是文化的发展却受各种条件的影响，文化的发展和传播也不会平衡，如果说西方文化偏重地发展了演绎理性，则中国文化偏重地发展了超越理性，至少这是由于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和基本单一化的农业生产的长期固定化环境以及其它一些物质条件缺乏等综合影响造成的，比如由于没有频繁的地理测量需求，所以中国古代没有产生几何学，中国传统数学的特点就是以计算技术为主，这样也就没有提供使《易经》这样的思想方法走向公理化演绎体系的机会，当然历史的复杂的因素和相互的影响不是象这样简单的说明就可以了事的，甚至也不能依靠单一的实证研究或抽象思辩所能解决的， 在文化层次上认定中国近代科学没有产生与中国近代文明发展的停滞是一回事，我们同样不能在这两者之间编织因果关系上的自相缠绕，我们往往是事先暗中设定科学与文化发展的因果关系，再问“为什么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技术？”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就把中国文化发展的命运归结于属于它自身一部份的科学技术，这样的答案总是似是而非的。
　　二、管理与文化的分析
　　 在管理学界,对于是否以国家作为文化分析的单位,霍夫斯泰德也遇到了质疑。国家之间的差别,到底是文化差异为主,还是制度差异为主,一直存在争论。对此,霍夫斯泰德一方面承认以“国家”为单元是有问题的,另一方面又反复拿布莱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的语录“在此国为真理者,在彼国为谬误”为自己辩解。对于到底是国家制度还是国家文化起决定作用,他的回答是不理解文化就无法理解制度。这些,作为一般的论争依据是可以用的,但却缺乏学术的严密性。不过,从现实讲,管理是有国界的,而且管理中间的文化差别,更鲜明地表现为国家差别,所以,霍夫斯泰德选定国家作为研究单位,表现出他确实有着几分无奈,有着为了满足管理实践要求的不得已。至于说不以国家为单位就难以获得相关资料和数据,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文化人类学已经有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不以国家为单位的田野研究方法。只能说,霍氏从事的是管理学研究,而不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如此而已。
　　正因为霍夫斯泰德是从管理学出发,所以,他的分析维度和模式化结构,存在一定的不足。霍氏的所有理论,都建立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然而问卷方法仅仅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一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且不说问卷的设计诱导、填写问卷的掩饰回避等等问题,即便是十分完善的问卷,也往往会出现以假设生成问卷、以问卷证明假设的自证循环。更重要的是,问卷方式实际上进行的是要素调查,很难进行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按照系统观念来看,要素之间的关系,要比要素本身更重要。某一群体的文化特质,是在群体关系中定位的,而不是根据个体具备的要素定位的。在文化要素的关系方面,社会网的研究已经有了较为全面的方法,同样能进行细致的量化分析和模型表达。而霍夫斯泰德没有借鉴和采纳社会网的研究方法,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如果说文化人类学因其人文色彩而科学味不够浓烈,那么社会学的社会网研究则科学化程度要高出很多,不加借鉴是说不过去的。至于文化人学中的田野方法,在霍氏这种宏观研究中当然不便采用,但缺少了田野式的调研,就难免在具体细节上疏漏过多。
　　三、人类学和社会学与管理的关系
　　由于霍夫斯泰德没有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积淀,所以,在他的著作中,容易引起质疑的地方相当多见。例如,在个体主义-集体主义维度上,日本的个体指数竟然高于中国一倍多,似乎日本人要比中国人更重视个人价值,而中国人比日本人更有集体意识。在阴柔气质类型刚气质维度上,伊朗、韩国、俄罗斯这几个国家,竟然都属于阴柔气质类型,好像他们的行为方式女性味更重。在不确定性规避方面,竟然新加坡人的得分最低。如此等等,都与人们的经验和常识不符,需要有更多的资料和更好的分析来验证。对于中国读者来说,不用更多的资料,仅仅靠着一般的经验和常识,就可以看出霍夫斯泰德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说法有许多不足。如果让社会学家来进行这样的研究,恐怕在问卷的设计上就要调整,假如问卷统计确实如上所述,就需要以访谈、观察、扎根等方法进一步验证和校对,找出经验感觉与调查数据的差别原因,给出更严密的学术解释。
　　参考文献：
　　[1]邱均平等，论知识管理与知识创新，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
　　[2]方庭，高校学生主体性管理模式初探.云梦学刊，2002

转载注明来源:https://www.xzbu.com/2/view-5598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