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膨胀下的中国困境与解决方案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张　云　刘骏民

　　摘要：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困境根源于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及全球经济失衡，而国内现有应对政策存在种种不足。因此，可借鉴日本与德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面临类似的状况时的经验，采取改“堵”为“疏”的举措，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向外输出和国际化进程。
　　关键词：流动性膨胀；宏观经济困境；人民币国际化；虚拟经济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8)04－0014－06
　　
　　目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国内流动性膨胀，各类资产价格以及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持续走高；二是国际上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国内当前宏观政策目标主要是调节国内CPI，防止经济过热，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则缺乏有效措施。笔者认为境内流动性膨胀和境外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持续都根源于当前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安排和全球经济的失衡，所以，解决国内的宏观经济困境须从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大局出发，才能找到正确有效的解决办法。
　　
　　一、国际流动性膨胀和国内流动性膨胀的根源与机制
　　
　　由于中国的强制结汇措施，外汇储备变动能够有效影响央行基础货币的变动，是影响国内货币供给的重要渠道。表1反映了我国中央银行通过外汇占款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逐年增加，如果不是对冲票据的影响，从2006年底我国的基础货币完全是由外汇占款引起的。基础货币的被动大幅度投放，再经过货币乘数的放大，导致了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加(见表1中货币供应量M2及其增速)。
　　考虑到庞大的外汇占款是由中国持续的双顺差累计导致，追溯到国内持续的双顺差必然涉及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目前全球经济的失衡0和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在此重点探讨在美元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全球流动性膨胀的机制。认识流动性膨胀的机制至关重要，它不但可以显示出流动性膨胀的真实规模，还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当代世界经济运行的新规则。国内由外汇占款引致的流动性膨胀只是标，而美元本位国际货币体系和全球经济失衡导致的国际流动性膨胀才是本。全球流动性膨胀完全是美元本位货币体系引起的，欧元的崛起加剧了全球流动性膨胀。
　　
　　1973年，当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之后，世界经济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它可能在三十多年后引起的严重后果。黄金的非货币化虽然保住了美元的霸主地位，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美元承诺兑换黄金。各国商人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本国货币，集中在官方的外汇机构或央行手中，然后由官方外汇机构向美国联邦储备兑换黄金。这个时期，美元的支柱就是它的黄金储备。美元外流意味着美国的黄金储备外流，黄金储备就构成了美国对外提供美元的约束力量。当美元不再承诺兑换黄金之后，各国央行持有的美元储备便不能在美国兑换黄金，而只能购买美国财政部发行的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替代黄金成了支撑美元国际货币的支柱，美元不再需要黄金储备作支撑，只要有足够的债券、股票以及其他金融资产，就足可以替代黄金以应付来自境外美元回流的压力。境外美元的支柱从黄金储备改为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之后，境外美元的支柱虚拟化了，美元流往境外也就不再有约束。失去了约束，美元流往境外的速度加快，规模也越来越大。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从1982年的55亿美元，迅速扩大，到2006年已经达到8115多亿美元，24年间增长了大约148倍，任何国家的GDP和实际资产都不会有这样的增长速度。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基本上表现为用美元支付进口的货款减去经常项目收入后的净支出余额，再考虑到美国的外汇储备基本没有变化，故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美元现金的外流。因此，当中国出口1000亿美元的商品到美国的时候，商品流入美国，相应也会有1000亿美元流入中国。如果中国顺差1000亿美元而且全部结汇，按汇率1美元兑换7元人民币计算，国内将会增加7000亿人民币。一般情况下，央行会为对冲流动性而发行央行票据，假定为4000亿人民币，于是中国就多了4000亿人民币的央行票据和3000亿人民币的现金。美元兑换成人民币之后，美元现汇便会流到外汇储备局。当外汇管理局购买美元债券的时候，美元现汇流回美国，替代现汇的是外汇储备局手中持有的国债和联邦机构债券等等。于是中国的流动性价值就获得了双重存在。在上述的例子中，一是1000亿美元的外汇资产，二是按当时汇率增加的同价值量的人民币现金和央行票据(即3000亿元人民币现金和4000亿元人民币央行票据)。至此，1单位的境外美元已经创造出了2美元的广义流动性。
　　
　　表2列出了世界官方外汇总储备的膨胀情况，官方外汇总储备已经从1999年的1.78万亿美元上升到了2007年12月末的6.4万亿美元，翻了近两番，正是占世界官方外汇储备90％的美元、欧元国际本位货币的高速增长导致了世界性的流动性膨胀。但流动性膨胀整个过程到此还没有结束。中国外汇管理局购买了美国债券之后，会导致同量美元流回美国，美国央行和政府也会采取对冲的方法，减少回流美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但是流动性不会减少，美国最终也只能靠增大国内虚拟经济的规模来占用大量回流的美元现金。最终流回美国的美元一部分会聚集到各类基金机构和银行中作为投资和贷款再次前往亚洲、拉美和美国境外的其他地方，另一部分会聚集到政府和美国居民手中通过消费全球产品和服务再次流出美国，全球流动性膨胀将继续进行。
　　通过美元流动机制可以看出：第一，在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国每一美元经常项目的逆差，将导致世界扩张大致2～3倍的流动性，这其中还不包括银行乘数扩大的货币量。这造成了国际性的流动性膨胀，直接导致了贸易顺差国(比如中国)通货的增加，增加了顺差国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的上涨，传统意义上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已经转型。第二，在现代黄金非货币化条件下，虚拟化的货币没有自动的退出机制，发行票据等短期金融资产的方法来对冲流动性，本质上是创造出流动性较弱的虚拟资产来代替流动性最强的货币，这会使得广义虚拟资产进一步膨胀，因为票据和债券等虚拟资产不会凭空蒸发和消失，“流动性替代”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第三，在国内资本市场没有开放条件下，当外汇占款引致的流动性膨胀后，除非有相反的情况(国际收支逆差)，人民币流动性膨胀是不可以避免的。
　　
　　二、当前中国应对宏观经济困境措施的分析
　　
　　由于我国流动性膨胀的根源在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所以，目前从战略上来看在封闭我国资本市场，使其与外部隔开的思路下来解决流动性膨胀只能是短期策略，不能长久。目前国内应对宏观经济困境有如下政策：
　　
　　1、采用“堵”的策略。海关、外汇监管局、银监会

联手控制热钱进入中国，企图从源头上减少流动性膨胀。由于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和国内资产价格膨胀，加上最近国际本位货币美元汇率的不断下跌，全球膨胀的流动性越来越多地涌向中国。在此情况下，国内采取“堵”的策略控制投机性热钱进入的方向是对的，但是考虑到我国顺差主要是由经常项目顺差产生，根源于我国依据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建立的加工制造业，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紧密相关，所以“堵”的策略只能少量减少我国顺差额度，并不能从根源上减少我国顺差的总规模。而且在人民币升值和国内资产价格上涨的双重利润刺激下，国际热钱会通过更加隐秘的方式进入国内。监控国际游资一直是一个很复杂的课题，目前除了健全监控网络还没有更好的办法。
　　
　　2、采用“藏汇于民”和鼓励持有美元的企业和机构投资于境外国际市场的策略。在国内对于非官方持有的外汇来说，它也不过两种结果，一是通过金融机构贷款给从事进口或对外投资的企业和商人；二是购买外国的股票和债券等虚拟资产。但目前情况下如果中国资本市场不开放，民间就不会吸收太多的外汇头寸，因为外币不能在国内直接媒介交易，藏汇于民的规模肯定有限。在流动性膨胀的情形下，鼓励和引导境内资金流出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目前政策思路中疏导的不是人民币，而是设法输出美元，这实际上是“推出美元”或“挡住美元流入”的政策，效果也极其有限。因为人民币汇率是由人民币的供求决定，现在设法向外输出的是美元，国际市场上投资者并没有看到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不能缓解升值压力。
　　
　　3、采用信贷紧缩的方式控制流动性。当前中国的流动性膨胀与1987～1989年和1995～1996年流动性膨胀是有重大区别的。以前中国的流动性膨胀是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过热所致，这种流动性膨胀往往是伴随着央行通过再贷款进行货币投放和商业银行创造的货币存量上升带来的，中央银行的货币紧缩政策往往很有效，只要控制好财政和信贷规模就一定能够使得经济过热减缓甚至进入紧缩，遏制流动性；但是外汇占款导致的流动性膨胀则不同，因为其根源不是在国内而是在国际。计划调控信贷的政策在短期内会产生紧缩作用，但持续使用效用递减。而且传统的信贷紧缩调控是以整个经济受到压抑为代价。我国目前正处在产业结构升级时期，汽车、装备制造业、造船、太阳能、新兴材料等高端制造业正在迅速成长，它们是自主产权大幅度增加的希望。因此，如果不是从根源上消除流动性膨胀，而是从抑制国内信贷来解决问题，不但不会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有任何帮助，还可能对新兴产业的初期形成金融压抑，延缓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
　　综上，目前国内所有的政策实际上都是延续“堵住流动性”、“推出美元”或“挡住美元流入”的思路，都属于被动的减少或计划控制流动性的政策，对人民币升值压力根本不起作用。在这种思路下人民币境内贬值压力和境外升值压力持续加大的情况不会根本上得到改变，内外不协调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必须考虑长期和根本性的解决途径。
　　
　　三、中国宏观经济困境的根本解决措施
　　
　　目前情况下必须打开人民币流往境外的出口，增加人民币的国际供给，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这样才是正确“疏导”的政策。这是因为：第一，只有向外输出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才可以减轻国内流动性不断膨胀的压力；第二，只有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人民币供给，才能大幅度缓解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第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通过资本项目的逆差来对冲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使得中国制造业和经济增长在不受太大冲击的前提下解决目前国内宏观经济面临的困境；第四，如果增加人民币对外供给量，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世界货币体系也将因此增加一个更有实体经济作基础的硬通货，国际货币体系也将更加和谐和稳定。
　　
　　(一)日本和德国的历史经验
　　目前中国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引致的流动性膨胀，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和德国面临的情况类似。由于日本和德国两国政策选择的不同(日本采取的是“推挡”政策，而德国采取的是“疏导”政策)，日本走上泡沫经济道路，而德国则平稳增长直到以马克为基础创造出新的国际硬通货“欧元”。这个经验对当前的中国是十分重要的。
　　日本和德国两者同时从战后崛起，都经历了战后经济的快速发展，经常项目持续顺差，本币都面临巨大的升值压力。但在应对本币升值压力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政策上，日本由于害怕完全放开日元资本项目后，日元汇率急剧波动可能引起对外收支恶化和日本经济的动荡，所以对日元国际化持消极态度，直到1980年才完全实施资本账户的自由化；而原西德早在1956年就在贸易顺差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实现了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账户的自由化。
　　
　　德国由于较早地实现了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其充分利用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合理运用国外居民对马克的升值预期(表3数据显示马克兑美元汇率从1972年的3.22上升至1.79)，同时西德将累计的外汇储备当作平准基金，主要目标是调节马克的汇率，从表3可以看出马克平稳升值，没有较大波动。这段时间德国采取“疏导”的政策，通过资本账户持续逆差向外输出马克，其通过资本账户持续逆差累计向外输出了近681亿美元的马克。德国通过有效向外输出马克通货，首先是有效地缓解了国内的通胀压力，1970～1980年德国CPI年均增长5％(较日本9％的增长率温和得多)；同时，由于马克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的供给大幅度增加，大大降低了马克升值压力，且用缓慢升值的马克购买外国资产会避免用正在贬值美元购买的损失。更重要的是，这个政策使得马克迅速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大规模向外输出马克通货后，马克成为了重要性仅次于美元的三大国际货币之一，其占世界外汇储备比重从1970年的2.1％上升至1980年的10.2％。
　　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黄金发展时期，日本采取的是“堵”和“推挡”政策，没有充分利用境外居民对日元合理的升值预期，对资本账户的控制限制了日元对境外的供给，错失了向境外输出日元积累日元储备的最佳时期。在1972～1980年，日本资本账户累计的逆差约为30亿美元(见表3)，这意味着其对外输出日元的上限就是30亿美元，这么小的数量自然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日元国际储备“堵”和“推挡”的政策使得当时日元在国际上的供应量偏少，没有压制住日元升值的趋势，而日元升值后严重打击日本的出口，导致日本国内实体经济衰退；同时日本国内资金充斥的状况因日元流出日本的数量不够而没有得到缓解，其物价水平和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形成泡沫经济。
　　今天中国与日本、德国走到了同样的历史关口，两国应对本币升值压力和推进货币国际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必须抓住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币汇率具有较强升值预期的这一段黄金时期，顺势开放中

国的资本账户，在政府和货币当局主导下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向外流出，否则，中国经济有可能和日本一样，在本币不断升值压力的逼迫下，国内不断累积流动性，而又没有及时向外输出本币，最终导致国内经济进入泡沫化，承担泡沫经济破灭的苦果。积极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增加人民币通货和人民币资产的向外输出量，将有效改变国内流动性不断膨胀的局面，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更重要的是改变中国经济总量世界第四，而人民币国际使用量为零的不对称情况。
　　
　　(二)美元危机的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历史性机遇
　　目前中国经济状况与全球经济格局密切相关，而美国对世界经济状况具有重大影响。近24年来，美国通过经常项目逆差将美元输往世界各地，然后通过资本项目输出美元债券等虚拟资产回收流出美国的美元通货，最终世界各国机构持有美元债券等储备资产。黄金非货币化之后，任何信用货币都缺乏长期的退出机制，大量美元(现在还有欧元)进入经济领域之后，短期可以靠各种对冲办法减少流动性，中期可以靠流往国外减少国内膨胀的流动性(仅对国际化程度相当高的货币)，但从长期来讲，如果实体经济不够强大，长期累计起来的流动性的唯一解决途径就是贬值。截至2006年底，非美国居民持有美元金融资产的存量已经达到16.3万亿美元，而2006年美国GDP不过13.2万亿美元。美国通过债务经济不断消费世界各地的产品和资源，而各国得到的仅仅是美元和美元资产储备。“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如果还是正确的话，美国就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美元危机因此不可避免。
　　这种危机一方面来自美元和美元资产的大量充斥，另一方面是美元实际购买力的大幅度下降。美元的购买力最终是用其在美国能够买到的商品和劳务来决定的，用单位货币能买到多少吨小麦、汽车以及技术等等实际财富的数量来决定的。货币的购买力是不能用能买到多少张股票、债券等虚拟资产来决定的，因为货币的价值只能用非价值的单位来衡量(物量指标)，也就是不能用价值指标(债券类虚拟资产)来为货币定价。战后，美国GDP从占世界总量的50％下降到现在的近25％(当然这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比例)。但是美国制造业GDP占其总量GDP的比例却从战后50年代的25％下降到现在的12％左右，而其地产、金融等服务占比却从50年代的10％左右上升到现在的21％。显然，支撑美元最终购买力的美国实体经济正在不断被削弱。现在正常条件下，美国境外大量美元储备的对应物不仅仅是美国的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而且也是各国在国际间提供的商品和劳务以及美国提供的大量国际性虚拟资产。但是如果有一天，某种投机活动引起的某种事件突然使得人们对美元丧失信心，就会形成抛售美元金融资产的狂潮，这时美元的购买力就必须用美国自己的实体经济来衡量和支撑。美元的根本风险就在这里。
　　黄金非货币化后，美元的信用已经不再是建立在美国的实体经济之上，而是建立在其虚拟经济之上，特别是国际投资基金对美元及美元虚拟资产的售心上，一旦投资者对美元及美元虚拟资产发生信任危机，就可能引发全面危机。目前全球官方外汇管理机构控制的主权财富基金大约为1.9万亿美元。如果在金融动荡、汇率波动加大的时候，这些政府投资建立的基金为了自保就一定要参与投机活动。因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官方持有的外汇储备数额巨大，它们是用本国资源(如石油和天然气)和劳动者血汗换来的，一般都要进行保值性的操作。越是金融危机，官方就越是难于替货币大国背负损失。当美元金融资产持续下跌的时候，这些金融机构都必然会为“自保”而参与投机，一定会抛售弱势货币美元及其资产，其会成为远远大于对冲基金的超级金融大鳄，加剧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性。
　　目前正在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就是美元危机的一个导火索，它会将美元金融资产的危机引向更大规模。次贷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流动性膨胀而不是流动性的短缺，因为按照信贷资金放出的顺序，风险小、收益最安全稳定的最优先获得贷款，依次是信用级别逐渐降低，风险不断增高，当次级贷款市场发展起来的时候，恰好表明美国的流动性膨胀已经到了最低收入阶层都可以获得大量贷款的地步，显然，美国次级信贷市场的发展已经是流动性充分膨胀的最终结果。现在美联储除去注入美元流动性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想，而从根源上来讲次贷危机不是美元流动性过少，而是人们不再信任美元资产，并对美元未来逐步丧失信心所致。美国人靠自己根本不可能度过这次危机。可以预见，美元的全面危机即将爆发。
　　一旦美元危机深入发展，美国自身将不会有任何办法来支撑对美元的信任。美国没有足够的实体经济和外汇储备，更没有足够的黄金来支持美元汇率。唯一的支撑就是各种金融资产，现在，之所以这些资产尚有吸引力，是因为它们中有一部分与高增长的地区经济以及高增长的行业有关。但是当美元资产持续下跌，美元汇率持续下跌的时候，这些资产是挡不住这个巨大的风潮的。唯一的办法是寻求欧洲、亚洲实体经济强大的国家用本国货币购买美元，购买美元资产以便支撑美元汇率。这件事发生不过是时间问题，到时经过谈判，一定会有国家出来支持美元。因为美元完全崩溃将导致全世界减少8000亿美元的需求，而中国这样的劳动密集型国家每100亿美元的就业人数大大高于发达国家，损失外部需求，中国经济也会进入衰退，而中国目前是承受不了经济增长下降以及就业率的下滑。在此情况下，美国和中国都面临巨大的困境，也面临巨大的历史机遇，中美可以谈判和合作一起来解决问题，中国将美元外汇储备作为支撑人民币国际化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力量，适当输出人民币及人民币资产来支撑美元资产及美元汇率，这将缓解目前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同时这也将保持中国制造业的平稳增长和缓解国内高涨的流动性，取得双赢。
　　自然，欧盟、日本也可以用大量本国货币购进美元支撑美元汇率，但是目前来看，欧洲内部由于政治上的不统一，且由于其经济已经过了高速增长期，考虑到其在国际本位货币的份额，其发展的空间已经有限；而日本由于经济复苏乏力，且日元在国际市场的疲软(升值潜力有限)，我们暂时对日元也不必考虑太多。在美元危机中受害最大的将是美国和中国，所以，中国和美国本着互惠的原则是最有可能一起合作的，其相互合作将对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和世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三)放开资本项目向外输出人民币可能引发的冲击以及解决的基本原则和措施
　　目前完全放开资本项目向外输出人民币，可能引来的最大问题是：大量的国际投机资金涌入国内，导致中国的资产价格和物价水平CPI进一步提升，通胀进一步加剧。
　　对于投机热钱冲击问题，必须在深刻认识虚拟经济功能的基础上来考虑应对，从战略的高度认识虚拟资产国际化交易平台的建设与调控的重要性。虚拟经济的国际化交易平台将是防范外部热钱冲击

的一个重要屏障。在当代经济虚拟化的条件下，虚拟经济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其为流动性储备池，大量货币会滞留在虚拟经济系统中运行。而货币数量在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分配，调节着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的物价水平。虚拟经济规模越大，股市、债市、外汇市场、房地产市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以及收藏业市场等就会滞留越多的资金。当流动性与虚拟经济一同膨胀的时候，就不会构成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美国1997～2005年物价水平一直很低，而广义流动性却空前膨胀，除去其货币美元有国际出口外，其虚拟经济的发达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如果虚拟资产的国际化交易平台具有足够的规模和深度，大量投机资金就会进入平台，这个交易平台就会成为挡在外部冲击与本国实体经济(及人民生活)之间的缓冲器。
　　即使虚拟资产国际化交易平台的广度和深度足够，国内很多学者仍然认为放开资本项目后，投机热钱大量涌入然后撤资可能会引发中国金融危机。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有过金融危机，唯独中国没有经历过。从金融危机爆发的机制来看，西方金融危机中最明显的表象是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而倒闭的直接原因是呆坏账大幅度增加。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与呆坏账是并行的，中国并未发生过金融危机。因此，客观总结和认识处理呆坏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很有必要。在西方，呆坏账是通过金融危机，通过失业、经济紧缩和衰退的巨大代价才得以消除，恢复正常经济生活的。而中国则不是，中国剥离呆坏账，单独处理。在没有引起危机的情况下，消除了呆坏账，避免了危机。虽然存在“应该谁买单”等道德风险的争论，但是整个政策对预防和缓解金融危机的有效性是有目共睹的。现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应对次级贷款危机时都在不同程度上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中国的经验虽然可以看作是计划经济调控的自然延伸，但是十分有效。这里想说明的是，在资本项目放开可能导致金融危机的问题上，中国实践经验累积的处理呆坏账方法实际上是最后一道防线，保持最后化解金融危机的最后屏障。
　　
　　(四)搭建金融风险试验区作为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过渡措施――实现人民币和人民币虚拟资产的向外输出
　　推进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的向外供给是解决国内宏观经济困境的最优方案，但是放开资本项目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国内仍有很大争议。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可以采取局部放开一尽快成立一个金融风险局部试验区(类似于经济特区的金融特区)来向外输出人民币和人民币虚拟资产，作为资本项目完全自由放开之前缓解宏观经济困境的过渡措施。
　　首先，可以尽快设立一个金融风险试验区，在其内部制定鼓励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出境的积极政策下开放资本项目，这是主动让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走出去的思路，与“资本项目”被动放开有着根本区别。迄今为止，以前的市场化改革的措施都是被动地等着“不得不”的时候进行，其中的道理就是等待“水到渠成”，但历史经验表明本币国际化是不可以等到自然形成，没有政府和货币当局的推动和有力疏导是不行的。无论是美元、欧元，还是当年的德国马克或者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日元，政府及其货币当局都起着关键的作用。
　　在金融风险试验区中，如果能够明确外部资金进入和退出的“进出口”，同时掌握足够调控人民币汇率的资源(我国1.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作为调控人民币汇率的平准基金)，规避风险就是有把握的。目前天津滨海新区等一系列新特区的设置，就是这种局部放开思路的体现。金融也可以设置风险试验“特区”作为全面放开的序曲和前奏，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逐步开始人民币在境内、境外的自由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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