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供给不再充裕的情况下需求管理政策将何去何从？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阿古斯汀・卡斯滕斯\著 王宇\译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前，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和有利的人口结构等四大因素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保证了供给充裕，降低了世界通货膨胀率，从而为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提供了较大的操作空间。而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警示我们，供给已不再充裕，供给的脆弱性和通货膨胀对供给约束的敏感性也不容忽视。当前，许多抑制通货膨胀的总供给因素正在发生变化，而一些不利于供给增长的因素也正在出现和发展，此轮世界性通货膨胀压力可能更加持久。因此，在供给不再充裕的情况下，依赖需求管理工具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已经不再可行，各国需要对现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应该以增加供给为重点，在经济安全与经济效率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供给充裕；供给脆弱性；通货膨胀；需求管理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22）10-0029-04
　　DOI：10.19647/j.cnki.37-1462/f.2022.10.004
　　作者简介：作者阿古斯汀・卡斯滕斯 （Agustín Carstens）为国际清算银行总裁；译者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原研究员王宇博士。本文发表于2022年8月，翻译于2022年9月。
　　一、引言：供给对需求变化总是敏感的吗？
　　在这里，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总供给与宏观经济的关系，以及总供给对于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性。过去，我们主要是从总需求的角度来分析宏观经济，讨论宏观经济稳定问题，因此，我们总是认为，供给调整是非常平滑的，供给变化对于需求是非常敏感的、甚至是可以忽略的。
　　现在，我们需要从一新的角度，即从总供给的角度来分析当前的宏观经济和宏观经济政策问题。实际上，供应的脆弱性问题被我们忽视的时间太久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这样下去是危险的。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运行方式，不重塑全球供应链，世界经济可能继续放缓。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增强供应灵活性，增加各国供给，将成为未来宏观政策的调整方向。
　　二、推动供给充裕的四大因素：地缘政治、科学技术、全球化和人口结构
　　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前的30年里，有四大因素一直在推动着各国总供给增长，使供给能够对需求变化做出灵敏的反应。这四大因素是：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环境，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和有利的人口结构。
　　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两个车轮，二者共同推动了世界经济发展。在此共识下，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格局。在国际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加入国际贸易体系，进入全球生产市场。在国内方面，市场化改革方兴未艾，各国政府逐步放松了对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管制，并且进一步完善法律、保护产权。一个更加全球化的市场还会对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制定产生影响，比如，更多地遵守国际规则，更少地偏离审慎监管。同时，科学技术进步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减少了时间和空间距离对各国经济贸易活动的束缚，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与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关系和科学技术发展结合在一起，拓展了全球化生产体系。商品市场全球化和要素市场全球化使企业获得了更大的消费者群体、更多元的生产要素来源、更多的国际先进技术以及更多的专业化机会。金融全球化缓解了一些国家存在的“金融抑制”现象。总之，经济全球化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当时的人口结构也是有利的。20世纪70年代，工作年龄人口在全球总人口中的占比快速提高。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主要发达国家的“婴儿潮”一代成为各国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参与者。经济全球化也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年轻人积极参与国际劳动力市场。
　　这四大因素在促进各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降低了世界通货膨胀率。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推动了物价水平走低，更具竞争性的国内市场和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削弱了企业的定价权，也削弱了工会的议价能力，从而降低了商品价格。再加上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发达经济体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全球生产要素，有效地弱化了国内的供给约束，菲利普斯曲线因此而变得更加平坦。更为重要的是，在地缘政治稳定、科学技术进步、经济全球化和有利人口结构的环境下，世界供给充裕，价格走低，供应对需求变化的反应更加灵敏。
　　三、供给脆弱性的累积：总需求政策能够解决所有增长问题吗？
　　上述四大因素曾经有力地推动了供给增长，带来了一个新的经济周期――一个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完全不同的新的经济周期。由于通货膨胀率较低，各国货币政策获得了较大的操作空间。当经济衰退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力度较大的货币政策操作，促进经济较快恢复，同时将通货膨胀保持在可控的范围内。在低通胀的条件下，财政政策操作也具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尽管宏观经济形势良好，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劳动生产率下降就是一个重要的警示信号。从发达经济体来看，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或者更早一些，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就出现了劳动生产率的长期下降。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来看，经济全球化和体制性改革曾经带动了劳动生产率的较快提升，但持续的时间较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也出现下降趋势。
　　长期看，劳动生产率放缓可能无法避免。尽管通过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性改革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00年代初期以来，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性改革在许多国家显著放缓。对此，经济学界有多种解释，比如，各国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开放的抵制，再比如，由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性改革所带来的好处需要经过较长时期才能显现，为此，改革开放在政府的优先事项清单中总是排在后面。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在劳动生产率下降的过程中，推动供给增长的四大因素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上述四大因素带来的全球供应充裕和世界性低通胀掩盖了由劳动生产率下降所带来的生产成本上升，使许多国家失去了对那些在技术上存在困难、在政治上又不受欢迎的改革开放的热情，结构性改革和体制性改革就这样被拖延了，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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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了提升劳动生产率的动力之后，一些国家开始寻找新的增长动力来源。此时，宏观经济政策进入政策决策者的视野。由需求驱动的经济增长引擎“熄火”之后，人们越来越多地寄希望于宏观经济政策，期待政府通过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来维持高产出、高增长。扩张性宏观政策曾经推动了各国经济较快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至少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之前这一现象非常突出。一些国家私人债务负担和主权债务水平达到历史高点，一些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尤其是当一些国家经济放缓时，政府会采取刺激力度越来越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扩张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货币政策。
　　初期，在上述四大因素的作用下，各国通货膨胀保持低位，扩张性宏观政策和长期需求管理依赖没有导致世界通货膨胀上涨。因此，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夕，不少国家中央银行面对的挑战仍是通货紧缩，是如何让通货膨胀率上升至目标水平，尤其是日本和欧洲。
　　四、在供给不再充裕的情况下，需求管理政策将何去何从？
　　如果说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唤醒了人们对总供给和通货膨胀问题的关注，那么，无论是在经济意义上，还是在人道主义意义上，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俄乌冲突都是非常粗暴的唤醒。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俄乌冲突大声地告诫人们，非常充裕的供给只能到此为止。在供给不再充裕的情况下，需求管理政策将何去何从？在这里我为大家提供三个方面的教训。
　　第一个教训。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时期，供给阀门和需求阀门被迫同时关闭，疫情之后供给阀门和需求阀门需要重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供给阀门的关闭和重启与需求阀门的关闭和重启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现在看来，那种认为能够轻易重新点燃经济增长引擎，推动总供o增加，以满足疫情后强力反弹的总需求水平，从而使世界经济增速再次进入平稳状态的想法，或许太过天真。
　　第二个教训。不能总是将供给调整视为一件简单的事情。根据需求变化对全球供应链进行调整，这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轻而易举，全球供应链也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具有弹性。在关键零部件或者重要生产要素供给中断的情况下，平日看起来非常强大的全球供应链随时可能崩溃。
　　第三个教训。通货膨胀对供给约束的敏感性。政策制定者已经习惯了供应充足或者说供给过剩，但是，在通过政策调整以重启被有意关闭的供给引擎方面明显缺乏经验。于是，他们不得不采取过去熟悉的需求管理政策。过去，需求管理操作曾经在没有加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促进了经济复苏。而现在，由供给与需求失衡引起的通货膨胀使政策制定者措手不及。
　　五、抑制通货膨胀的供给因素正在发生变化
　　从长远看，一个重要挑战是，即使由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俄乌冲突所造成的全球供应链中断得以恢复之后，供应变化与通货膨胀变化的相关性仍然很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世界经济正在经历着历史性变革，许多抑制通货膨胀的总供给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包括上面提到的相对稳定的地缘政治、经济全球化和有利的人口结构。因此，此轮世界性通货膨胀压力可能更加持久。
　　实际上，早在乌克兰冲突之前，国际政治环境就已经发生变化，变得不那么稳定；国际经济合作的环境也已经发生变化，变得不那么友好。这种变化反映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不平等和不公平引发了民粹主义，威胁到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经济全球化也因此而失去动力。
　　其他结构性问题也拖累了国际贸易发展。随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贸易对手方的逐步趋同，各国的比较优势弱化。机器人技术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突破，降低了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性。
　　最近发生的事情加速了这一趋势。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暴露了以降低成本为基础的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俄乌冲突扰乱了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威胁到能源供给和食品安全。目前全球供应链正处在重置之中，而全球供应链重置绝不可能是零成本的。
　　人口结构优势也正在发生变化，现在的劳动力供给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充裕。“婴儿潮”一代即将退休。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也会在劳动市场上留下持久的印记。在许多国家，劳动力参与率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人们的就业观念也正在发生转变。全球劳动力流动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障碍。
　　在这些有利于供给增长的因素发生变化的同时，一些不利于供给增长的因素也正在出现和发展，如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由地缘政治冲突所引起的粮食短缺和能源瓶颈。全球气候变化与国际粮食市场波动共同导致了更高的物价水平和更高的生产成本。在清洁能源被大量投入生产之前，可能还会出现世界性的能源短缺，从而推高世界通货膨胀水平。
　　六、在经济效率与经济安全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
　　这种新的、更加不利的供应环境会对宏观经济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目前世界经济正在接近航空术语中的“棺材角”（coffin corner）， 即在飞机航行过程中，突然减速至失速以下，并且还没有足够的动力来保持必要的飞行高度。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位置和状态。飞行员只有具备高超的驾驶技术，才能使飞机回到安全和稳定的地方。同样地，要使目前动荡不安的世界经济重新回到安全和稳定的轨道上，首先需要进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并认真分析宏观政策调整所需要的成本和收益。
　　在目前情况下，那种主要依赖需求管理工具来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只会增加危险，只能推高通货膨胀。那么，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呢？要让经济回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我们首先需要对现行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反思。从理论上讲，需求决定供给，但是，需求管理政策并不能取代由上述四大因素所带来的供给充裕，在经济动荡既来自供给又来自需求的特殊条件下，供给与需求将自动趋近均衡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了。
　　此时，不能指望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来解决所有的经济问题，中央银行必须将其政策重点优先放在维持物价稳定和保障金融稳定方面。目前的货币政策操作首先要应对持续上升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也应该意识到，需求管理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在一个供给受阻的世界里，我们应当通过财政政策调整，支持经济复苏，支持结构性改革，打破供给限制，包括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和基础设施滞后等。并且，应通过供给增长，重建财政缓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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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创造一个充满活力和弹性的经济环境，鼓励创新，增强韧性，支持制度、技术和生态转型，促进对医疗领域的投资，促进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同时，加快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完善金融监管和法律法规体系。
　　面对当下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和民粹主义思潮，需要进一步维护和发展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建设更加友好和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而不是要弱化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市场。世界各国都需要在“经济安全”与“经济效率”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当社会收益超过私人成本时，我们应当鼓励企业建立更加多样化的全球供应链，并通过科学技术进步来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经济全球化对各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提供更加具体的经济补救方案。我们需要明确，并非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获利者。
　　总之，任何一个技术高超的飞行员都会告诉我们，当警示灯闪烁的时候，必须及时、果断地采取行动，这一点至关重要。各国政策制定者越早着手振兴以增加供给为重点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世界经济就会越强劲、越有活力、越有韧性。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会出现新的、有利于推进各国供给增加的力量，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物价水平稳定。
　　Where will the Demand Management Policy Go when the Supply is no Longer Abundant？
　　Agustín Carstens
　　Translated by Wang Yu
　　Abstract：Before COVID-19，four major factors such as a relatively stable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favorable demographics promoted world economic growth while ensuring abundant supply and lowering world inflation，thus providing countries with greater room to maneuver for monetary and fiscal policies. While the epidemic and the Russia-Ukraine conflict warn us that supply is no longer abundant，and that the vulnerability of supply and the sensitivity of inflation to supply constraints cannot be ignored. Currently，many of the aggregate supply factors that inhibit inflation are changing，while some factors that are not conducive to supply growth are emerging and developing，and this round of worldwide inflationary pressures may be more persistent. Therefore，with supply no longer abundant，it is no longer feasible to rely on demand management tools to stimulate economic growth，and countries need to rethink and adjust their current macroeconomic policies，which should focus on increasing supply and finding a new equilibrium between economic security and economic efficiency.
　　Key Words：macroeconomic policy，abundant supply，supply vulnerability，inflation，demand management policy
　　（任编辑 王 媛；校对 LY，W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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