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资源错配与家族企业ESG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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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许永斌 郑智勇
【摘 要】 家族企业ESG投资是一种服务社会、与环境协同发展的投资，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战略。共同富裕通过资源错配，进一步影响家族企业ESG投资行为。文章结合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基于资源错配理论，选取2015―2020年我国2 407家家族企业，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从资本错配与劳动力错配层面，探讨了共同富裕对家族企业ESG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富裕促进了家族企业ESG投资，共同富裕通过改善资本错配与劳动力错配来影响家族企业ESG投资。因此，文章建议从共同富裕、资本错配与劳动力错配三个方面改善家族企业ESG投资，以最终实现家族企业的基业长青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共同富裕； 资源错配； 控制权配置； 家族企业ESG投资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02-0108-07
一、引言
S着我国经济进入双循环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成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在新时代的前十年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4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万美元，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18.5%，稳居世界第二位。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将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三个方面确定为解决共同富裕问题的主攻方向，为共同富裕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使命。共同富裕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发展过程，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贫富差距在经济循环中自动扩大，然而过大的贫富差距将导致阶层固化与公共危机，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逐步实现[ 1 ]。从图1可以看出，2000―2009年基尼系数呈波动上升，此后在党中央实施一系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举措后，基尼系数逐年下降至2015年的0.462，在2015年之后又缓慢回升。基尼系数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的存在，中国实际的贫富差距可能更高，仍有许多尚待调整的空间。
ESG是一个基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对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综合性评估[ 2 ]，本质上是对利益相关者的负责与包容[ 3 ]。2018年9月，中国证监会发布了《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修订版），首次引入ESG理念，并确立了上市公司ESG信息披露基本框架。2018年11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了《中国上市公司ESG评价体系研究报告》，丰富了上市公司ESG指标评价体系。近年来，我国ESG的发展速度迅猛（如图2）。根据商道融绿《A股ESG评级分析报告2021》，截至2021年7月，A股上市公司发布ESG报告的数量已经从2009年的371份增加到1 125份，数量增幅持续稳定。但A股上市公司发布ESG报告的比例提升并不明显，占当年全部公司的比例在22.5%～27%之间波动，最近五年有较缓慢的波动。
家族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企业组织形态，所具备的长期视角，以及福泽周边与社区共生的发展理念，与ESG非常契合，因此ESG投资在家族企业间越来越普遍。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城市虹吸效应与城乡二元化改革不彻底导致贫富差距仍然存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得不到有效分配，产生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 4 ]，致使家族企业面临一系列资源配置难题，不利于长期导向的投资决策。基于Cai et al.[ 5 ]的研究表明，企业的ESG投资差异取决于国家差异，并非企业特征，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显著相关。因此本文尝试结合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从资源错配②角度分析共同富裕对家族企业ESG投资的影响，从而为家族企业更好地进行ESG投资提供有益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第一，家族企业ESG投资作为社会责任投资的更高级形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结合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创新性地构建共同富裕、资源错配与家族企业ESG投资的理论分析框架，填补了共同富裕与家族企业ESG投资的理论空白。第二，关注家族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尝试结合资源错配理论，以资本错配与劳动力错配为中介机制，从家族企业控制权配置的角度，分析共同富裕目标下家族企业ESG投资的情况。第三，从共同度和富裕度指数两方面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指标设置科学合理，突破了单一维度的衡量缺陷。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理论分析
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城乡和区域间发展与平衡的共赢，本质是资源的空间合理配置[ 1 ]。城市虹吸效应与二元化改革不彻底导致贫富差距仍然存在，而不平等的公共消费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资源供求长期失衡，导致生产要素无法自由合理流动[ 6 ]，从而形成资源错配。
对家族企业而言，资本错配体现在股权安排的错配。创始人如果以股权资本超额配置于家族股东会、董事会或经理层，将增强对企业的影响控制[ 7 ]。股东会层面，随着两权分离度增加，控股家族作为信息优势方，通过金字塔结构、交叉持股、恶意担保等方式攫取中小股东利益，干预企业的战略决策，以获得控制权私有收益。董事会层面，控股家族利用对董事会席位的超额控制，更多优秀的家族成员任职董事会，深化家族董事会的信托责任关系，形成家族股东与董事的利益协同效应，更好地为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理性决策。经理层层面，控股家族将股权超额配置给经理层，家族成员进入企业参与管理，合理平衡企业经济利益与社会情感财富间的关系[ 8 ]，抑制了职业经理人的机会主义短视行为。
劳动力错配体现管理权安排的错配。家族企业“差序格局”的人际关系和利他主义行为，导致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倾向于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表现为核心职位的任用以家族成员为主，尽量减少使用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 9 ]，而不考虑其是否具备提供独立建议的能力或是否适合岗位[ 10 ]。因此家族企业的“裙带主义”与信任结构牢固掌握着企业控制权的意念，职业经理人被认为是“圈外人”，与家族企业之间存在严重的信任不足，最终无法形成适应竞争和持续经营的整体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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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错配本质上反映了控制权如何配置的问题。现代经济学认为，企业控制权的配置是获取剩余索取权的保证。控制权配置作为家族企业关系治理框架的重要内容，家族企业依靠家族伦理协调关系，完成各种资源配置活动，其核心在于实现控制权在家族成员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合理配置[ 11 ]。因此合理的控制权配置能够激励家族企业的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充分运用各职能部门的人力资本优势更好地安排ESG投资。
环境方面，家族企业通过新工艺的研发，持续生产出低能耗、低污染和差异化的绿色产品，用技术创新推动绿色发展。社会责任方面，家族企业积极参与第三次分配[ 1 ]，以慈善捐赠带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公信力和企业认知度，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公司治理方面，家族企业为了实现自我管理、有效决策、法律合规和满足外部利益相关者需求，建立内部机制。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建理论框架，如图3所示。
（二）研究假说
1.共同富裕与家族企业ESG投资
家族企业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基于股东财富最大化原则进行ESG投资[ 12 ]。一方面，家族企业采用ESG投资的方式，寻求更优的配置结构，重新分配生产要素，以提升家族企业配置效率。环境方面，在实现产品品牌化发展的基础上，提高节能减排的生态效应。社会责任方面，家族企业更加重视家族声誉、公众声誉和外部声誉，努力维持与相关利益者的关系，实现对管理层的有效监督。公司治理方面，优化股权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确保治理层通过恰当的方法实现与社会、经济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家族企业采用ESG投资的方式，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结构，“纠正”生产要素分配失衡，以提升家族企业配置效率。家族企业尽自身能力最大限度守护控制权[ 13 ]，将更多的资金流合理配置于家族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或者培养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巩固家族成员的影响控制，以维持和传承社会情感财富，从整体上提高家族企业的治理水平。因此，提出假设1：
H1：共同富裕对家族企业ESG投资有正向影响。
2.资源错配的中介作用
共同富裕一方面要通过生产要素在发达地区的合理流动与高效聚集，驱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试图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在地区之间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 1 ]。共同富裕下的资源错配具体表现为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资本错配体现在家族企业将股权资本超额配置于股东会层面，而在董事会与经理层层面配置不足，进一步加剧了对中小股东的利益攫取，以获得控制权私有收益[ 14 ]。劳动力错配体现在家族企业的人力资源配置倾向于任人唯亲，而非任人唯贤。能力不足的家族成员占据关键管理职位，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无法利用专业优势为家族企业的长远发展做出理性决策。随着“双碳”目标的持续推进与资本市场对ESG投资关注度的不断提高，共同富裕已经成为推动家族企业向“百年传承”目标迈进的重要战略，资源错配表现出的控制权配置失衡，必然会影响家族企业ESG投资的效果。因此，提出假设2：
H2：共同富裕通过资源错配影响家族企业ESG投资。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随着2015年《环境保护法》的颁布，要求建立上市公司环保信息强制性披露机制与节能减排担保机制，政策要求逐步严格，上市公司开始重视ESG投资。因此本文以2015―2020年为研究区间，选定了我国2 407家沪深A股上市家族企业31个省（区、市）的贫富差距指标，按照“年度―省份―企业”进行配对。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性，进行了如下筛选：（1）选择研究区间内的家族企业共13 277个研究样本；（2）剔除样本期间内经营状况异样的ST、*ST和SST公司；（3）剔除重复性样本期间的数据；（4）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1%和99%的Winsorize处理，并在企业层面上进行Cluster聚类标准误以减小异方差，得到2015―2020年的10 858个研究样本。共同富裕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年鉴，家族企业ESG投资的数据来源于润灵环球ESG评级数据库，资源错配数据来源于按ACF法计算所得指数，其他涉及家族企业的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采用Excel、DEAP2.1和Stata16.0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二）变量选择
1.家族企业ESG投资
本文借鉴润灵环球ESG评级体系，按照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三个维度构建家族企业ESG投资评价指标（如表1）。
2.共同富裕
本文参考陈丽君等[ 15 ]关于共同富裕指标的度量方法，从共同度指数和富裕度指数两方面来衡量共同富裕。其中，共同度指数考虑到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与城乡差距，因此选取各省份基尼系数、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与城镇化率构建指标体系，以反映各省份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富裕度指数考虑到居民人均收支情况，选取各省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性支出与恩格尔系数构建指标体系，以反映各省份财富支配的富裕程度（如表2）。首先对共同富裕指标体系进行KMO检验，KMO值为0.6519，依据KMO的衡量标准可知共同富裕各指标是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的。其次，对共同富裕各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后得到方差贡献率和因子载荷矩阵，发现前三个共同富裕因子为主要因子，其累计的方差贡献率为87.35%。
3.控制变量
本文考虑了企业规模、成长性、财务杠杆、盈利能力等作为控制变量，并控制了年度和行业的固定效应。本文各变量说明如表3所示。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4反映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ESG的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4.662和0，呈右偏分布，根据p25和p75，ESG的数值为0较多，右侧的拖尾较长，说明大多数家族企业尚未开始进行ESG投资。CP主要分布在2附近，说明共同富裕水平总体比较均衡，呈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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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准回归
从表5列（1）和列（2）看出，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共同富裕的估计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本文认为，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家族企业采用ESG投资的方式寻求更优的配置结构与更高的配置效率，从而有利于家族企业进行ESG投资。究其原因：一方面，共同富裕目标驱使家族企业以家族声誉、长期导向和兼顾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利益为首要目标，更好地维持和传承社会情感财富。另一方面，面对环境规制与社会公众的约束，家族企业为提高合法性，采用ESG投资方式加强环境治理、社会治理与公司治理。当家族企业的ESG投资表现与共同富裕的价值观念相契合时，才能获得合法性支持[ 16 ]，因此家族企业更有动机提升自身ESG表现。结论支持H1。
（三）中介效应
如表6，可以发现资本错配与劳动力错配在共同富裕对家族企业ESG投资的正相关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共同富裕通过改善资本错配与劳动力错配，进而使家族企业ESG投资增加。贫富差距扩大导致产品有效需求不足，在足够的生产能力下供求失衡，最终造成整个社会的产能过剩。随着资本与劳动对立的进一步加剧，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过多的流动资本“脱实向虚”，往高盈利、高收益的行业聚集，引发了一系列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共同富裕的目标能够优化资本配置结构并提升资本配置效率，进而促进家族企业ESG投资。
共同富裕的实现有利于畅通社会性流动[ 17 ]，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努力破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促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劳动力的分割局面[ 18 ]，优化了人力资源结构与配置效率。家族企业在共同富裕的目标引领下，更好地实现两代人之间职业和社会地位的代际流动，强化机会公平机制，进而提升ESG投资。结论支持H2。
（四）稳健性检验
1.PSM匹配
本文考虑到有些家族企业可能实际上没有ESG投资，但依然可以匹配到省级层面的共同富裕指标，因此通过手工整理家族企业的年度报表及相关资料，将文本中明显提及ESG投资的家族企业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采用PSM样本匹配方法进行近邻匹配、半径匹配与核匹配，以克服样本自选择偏差的影响。最终匹配后相关变量的标准化偏差基本不显著，表明匹配结果良好。如表7，无论采用哪种匹配方式，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2.IV工具变量法
本文考虑到共同富裕与家族企业ESG投资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家族企业ESG投资高的地区，带动家族企业共同富裕，从而进一步影响该地区家族企业的ESG投资。因此本文选择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与铁路营业里程数作为工具变量IV1和IV2。如表8，IV1和IV2的F值均大于10，排除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第一阶段IV1与IV2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各省份人均可支配收入越高，铁路营业里程数越多，越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第二阶段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依然稳健。
3.其他稳健性检验方法
（1）本文为保证样本的可靠性，采用了Jackknife与Bootstrap样本抽样方法，分别重复2 407次与1 000次，得到的结果（0.265***（2.97）/0.265***（3.02））依然是稳健的。（2）本文将因变量更改为家族企业是否进行ESG投资的虚拟变量，采用Logit模型再次回归，发现结论（0.009*（1.93））总体显著。（3）本文将研究样本更换为上市即家族控股的直接创办家族企业，结论（0.356***（2.95））仍然稳健。（4）本文将研究区间改变为2011―2020年，回归后结论（0.319***（3.35））保持不变。（5）本文更换了解释变量的衡量指标，将解释变量指标替换为按Topsis熵值法计算的综合指标得分，结论（0.428***（3.27））依旧稳健。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共同富裕的时代背景，基于资源错配理论，选取2015―2020年我国2 407家家族企业，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从资本错配与劳动力错配层面，探讨了共同富裕对家族企业ESG投资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共同富裕促进了家族企业ESG投资。机制分析发现，共同富裕通过改善资本错配与劳动力错配促使家族企业ESG投资增加。
鉴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供以下政策建议：首先，缩小贫富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加快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保持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同步，初次分配与再分配叠加发力。同时促进和扩大社会性流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努力破除城乡劳动力流动障碍，将创新驱动与财富驱动相结合，建立起全覆盖均等化的社会福利制度。其次，合理配置家族企业控制权。股权安排方面，家族企业应当保持适当的两权分离度和风险承担水平，通过稀释部分股权为控制权配置释放空间，强化董事会和经理层层面的控制权配置，弱化股东会层面的控制权配置。管理权安排方面，家族企业应有计划地将管理权稀释给关键岗位的员工，更多地将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任命于核心职位，帮助建立辅佐接班人的团队。通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相结合的方式来强化制度信任，并与声誉信任、算计信任共同构建有效的双层信任机制[ 19 ]。最后，优化家族企业ESG投资。家族企业不仅需要通过新工艺的研发，持续生产出低能耗、低污染和差异化的绿色产品，提高绿色创新效率，而且需要积极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慈善捐赠，营造良好的企业声誉与知名度，将环境、社会责任更好地与公司治理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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