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几则新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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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高续增
英特耐雄纳尔也可以这样实现――说说亿万富翁的慈善运动
从那个特定年代过来的人,没有没唱过“英特耐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的。但是“英特”是怎样实现呢?谁都知道,要靠暴力,靠武装夺权来实现。我现在说句马后炮的话,那时我就在心里犯嘀咕,以暴力夺权的人谁来监督你不把夺来的江山用来打造自己的私宅?但那时我可不敢说出这个担心。
说到“英特耐雄纳尔”,还得给现在的80后90后们解释解释,那是一个伟大的社会理想。以文明古国自居的我们中国人当然在自己的文化体系中有它的对照物,那就是“世界大同”,即“老吾老、幼吾幼⋯⋯”所指的那个乌托邦,用句时髦的话说就是彻底的“和谐社会”。辩证法就是那么奇妙,实现那个最理想的美妙社会的第一步,却是从这种不须说理的方式开始的。
任何事情总会发生变化的,这可出乎革命导师们当初的意料。当代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大财主出人意料地主动向社会做出承诺:把自己一半身家捐给社会。而作为世界第一号的大富翁,美国的比尔•盖茨更是许诺捐出自己身后99%的财产。而且他还与位居第二的大富翁巴菲特开展了“横向串联”,说服了四十位亿万富翁响应他们的这个号召,这些人允诺将把自己名下的“私产”的一半捐给社会,这样连同前述的两位发起人捐出的巨额财产,已达1500亿美元(好家伙!折合人民币大约有一万亿之多)。这些财富没有被无产阶级革命者剥夺就自行实行了“公产化”,依照这个苗头发展下去,全世界的富人要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效法的话,那么英特耐雄纳尔不就成为可预期的未来了么?
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有人会说:他们的钱太多了,捐出点钱算不了什么。──这一观点我不赞同。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精神境界,是那些主动对自己的财富实行“共产”的富翁们信奉了他们心中的“某种理想”,才肯做出这种不同凡响的举动的。没有信仰、没有理想的人是不会这么做的,这也是我们大多数中国人不理解这件事情的根本原因。愿今后会有中国富翁也加入这个慈善家的行列,以减小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向和谐社会靠近,但其中问题的关键恐怕还是要求我们要在建立民族信仰方面先做一点什么。
闲来无事,摁一摁葫芦与瓢──再说房价
中央财经大学的李杰先生在《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批评政府调控房价的文章,名为《市场经济的葫芦与瓢》,说得挺有趣。李先生说:“我们的监督调控部门把煤矿的葫芦摁住了,房价的瓢就翘起来了;把房价的瓢摁住了,大蒜的葫芦小小摁了一下,好像没摁太久,最近又翘起来了⋯⋯”
李先生的这个比喻很恰当,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情,或者采取了不该用的方式去管那些有点多余的事情⋯⋯,“时不时地摁摁葫芦,摁摁瓢,看上去很忙的样子,其实都是无用功,甚至是负用功。”(2010-8-9《南方周末》)
在我看来,分析这类问题还不能就看到这个表层为止,还应当再进一步,看看比这个“摁葫芦瓢”问题更深一层的原因。
监管部门为什么要摁房价?──因为房价涨的太快了。涨就涨呗,太平盛世,房价多涨点又怎么了?──不行,房价这么疯长,人们就会疯狂买房,不理智地贷款、借钱,一旦出现类似美国次贷危机那样的事社会就不稳定了。
──好,于是只有摁房价。
殊不知,现代社会中,政府行为应当有一定的规则可循。
严格地说,在现代社会里,政府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它的行为方式也要有所顾忌,政府不应当自封为万能的市场操控者。市场中某类商品的价格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其价格当然会发生变化,不变倒是不正常的事情。但是,为了想让它向着政府自己所希望的方向变化就赤膊上阵、大砍大杀,这岂不是在“削足适履”吗?
我不是说政府就可以对房价不闻不问,如果政府像是如夏斌先生所主张的那样,按照市场的常规做事,例如调整房产交易税率,我认为就很明智。其他手法如通过调整长期贷款利率、通过分散大都市的社会功能、通过大幅度地下放中央高度集中的财权等等诸多方式,让中国急速的城市化过程来得稍微和缓一些,都能从根本上起到抑制房价的作用,而且这几项措施也是与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完全一致的。
而依政府官员们的思维惯性,于是有了“物业税”的喧嚣,这是循着计划经济思路而产生的锼主意。
你想,为了定义“物业”概念,为了用它来对照、对应和认定现实社会中各档次对应税基概念的那些具体的物业,为了惩处钻空子的投机者,为了不让职掌者判断大权、惩处大权的官员借机寻租,还真不知道得增加政府的多少行政成本。一个错误的判断之后往往要有一连串的补救措施来“打补丁”,诸如第二套房如何认定,单位分的房子算不算第一套房,亲属的概念怎么认定,家庭的范围怎样界定,这些行政和经营领域的争议到了法庭上会产生多少未知变数等等等等,一层“补丁”摞上一层“补丁”, 如此就进入了乱麻一般无尽无休的连环套了。
仓促建立一个连纳税主体及其纳税标的物的基本概念都不明确的新的税种,最终的结果,必定是在越来越混乱的执行中不了而了之,反过身来嘲笑了法律的严肃性。
我注意到一个与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如脱缰野马般房价相对照的情况,那就是中西部小城镇和乡村的“空置房屋”。我在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等省的偏远地区发现,许多宅院都成了鼠患之源――这才是真正的“空置房”,里面长时间没有人居住,它们的原来的主人都跑到城市里,可能永远也不回来了,但是,又由于人们对未来的“政策”谁也拿捏不准,那些主人们不愿意卖掉这些老屋,实际上也卖不出什么价格,老得破旧不堪的房子只能孤零零地伫立着、等待着,任由岁月对它们进行无情的侵蚀。有一些原房主把房屋托付给亲戚照管,或用极低的价格租出去。没有经济学家注意到这个现象,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这些房屋的价值已经降低到了趋近于零的低位,这与大城市的房价高起是相参差、阴阳相互补的,像是波峰的水来自波谷,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
在分析房价变动时,许多经济学家一直在犯一个简单的错误:把北京市的房价,用来与北京市民的平均工资相比照,在一些稍有统计学素养的人看来,这两项指标的相关性远小于1,相关性太小。你到哪个楼盘去看看,打入北京房产商账户里的那些钱,有多少是从北京市市民的工资账户里流出来的?而伦敦、纽约和东京是这样吗?凭什么就拿来与伦敦等大都市的“房价年薪比”这个指标相提并论,并用以得出那些骇人听闻的结论:“中国房地产市场面临崩盘。”
最近,又有地方对囤积大蒜的“奸商”进行了处罚,规定凡是购入多斤大蒜又不在多长时间里不投放市场的商户进行处罚,而其中的购销数量、库存时间的认定也就不可避免地让人想起解放初期的“打老虎”运动了。
逐步从全社会经济的严厉监管(更准确地说是操控)渐渐地“撒手”是今后很长时期内改革的重点。因此,对市场上的“葫芦瓢”,政府应极慎重,能远离点就远离点,以利于我们在转型中少走弯路。
世无英雄,也莫使这厮成名――说说被媒体捧出来的“星”
“这厮”指的是谁?其实我想到了许多“厮”,这次就从被媒体炒得最令人发笑的神仙道人李一说起吧。
李一者,中国道学副会长也。地位之高,可以比照副部长级高干供奉,可惜,这厮的名衔是靠骗人得来的,咱也就不必对这位大人物特别仰止了。
骗子们的手段不断翻新,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了。早年听梁启超说中国不宜引进西方民主,我还真在心里迷惑,这么大的学问,还真是皇权的毒中太深了。现在我悟了,是中国人玩不了那玩意。比如现在老百姓的话语权比前些年宽松了点,就有不少人用来“享用”自己“盲从的自由”了。就有不少自称“粉丝”的人,专捡那些胆大的骗子去膜拜,谁骗得最离奇,谁的“粉丝”就越多,甚至不少官员、名流也心甘情愿地成为他们的信众、走卒、甚至奴婢。
我想说,现代社会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应当是自己信仰的主人,每个人都对自己充满自信,不要迷信他人,不要成为别人的什么“丝”,“别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胡适语)。但问题是,在眼下中国人正在试图建立自己信仰的当口,尤其应当注意迅速崛起的传媒业对中国普通人的行为方式的巨大影响。远的不说,最近成了气候的神人李一、神医张悟本之流还不是主要借助电视这种媒体的力量成了“精”的吗?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捧”出来“神仙”李一的上海电视台和上海公证处和北京电视台捧红的那位来自天津的非著名相声演员。而现在后者却是时下闹得最欢一对冤家。
在此社会急速转型时期,报纸、电视和网络等高效媒体肩负着极大的社会责任,不能只顾及自身的经济利益(收视率、广告收入等等)随便把那些肤浅的、庸俗的、单纯搞笑的,以及靠着某种关系找上门来做节目的“嘉宾”及其顺手提供的话题,随便拿来编排进主流传媒机构的播出计划。而应当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事实:还有不少中国人,还是依然把“上了电视”、“登了报”的东西揣度成官方主流的意志、指示或暗示。不少事情坏就坏在这个环节上。这就对把持电视播出大权、报纸杂志出版审查大权的部门和关键人物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千万小心点,可别成为了“三俗”的吹鼓手或开路鸣锣的衙役。这句话说得简单,其实做起来挺费事,这要求人们不但要净化自己的心灵(别被金钱所迷惑),还要加强自己的文化修养,提高自己的审美水准。舍此,那些骗子们兜售的假药和“三俗”的东西还会多次改头换面,利用媒体这个高效的现代化手段,再度浮出水面愚弄公众,进而危害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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