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技术扩散地域效果、地区差距与空间政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刘青海

　　[摘 要]发展了一个国际技术扩散的理论框架来对我国的地区差距及应采取的空间政策加以探讨，认为国际技术扩散的地域效果是我国地区差距的主要成因，进而认为，我国适宜的空间政策应是促进人口和工业进一步向东部沿海地区聚集。
　　[关键词]国际技术扩散；地区差距；空间政策；地域效果
　　[中图分类号] F062.2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12-0058-06
　　随着知识、技术创新和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新产品的更新换代日益加快、产品生命周期的日益缩短、技术创新的成本日趋增加、风险日益加大，单靠本国的自主创新来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越来越让各国感到力不从心，国际技术扩散也正因此受到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正面临资源日益短缺、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薄弱的中国来说，利用国际技术的扩散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之间的差距正逐步加大，其主要成因为何？这与国际技术扩散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相应地，为了促进整体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空间政策呢？
　　一、我国地区差距成因研究述评
　　近年来关于中国地区差距的成因已有很多研究，也提出了各种解释，一般可以被分为三类：地理因素、政策和制度因素、比较优势因素等。总体来说，这三种解释有两个共同点：其一，都认为地理因素非常重要，只是强调的角度不同。确实，地理位置的不同，对于我国地区差距的形成和扩大都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是完全正确的。其二，都忽视了技术进步。这却不能说不是这些解释的不足之处。因为，地区差距说到底就是经济增长水平的差距，而技术进步已经被证明了是一个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解释经济增长的差异却不去探究经济增长的源泉因素，也就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结论了。而且，地区差距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需要一个系统的观点。只强调其中的某一个方面，都难免有失偏颇。其实，这些作者也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苦于缺乏一个能够把这些因素都统一起来的理论框架而已。基于此，本文赋予了“距离”一个全新的含义，把地理因素、技术因素、政策和制度等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尝试构建了一个国际技术扩散分析的理论框架，从国际技术扩散的地域效果角度来解释我国地区差距的成因，试图为我国空间政策的制定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国际技术扩散及其地域性：一个理论框架
　　国际技术扩散是一个包含跨国界的技术转移及技术怎样有效地扩散到接收国的广泛的术语（Maskus，2004）[1]，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技术从一个国家运动到另一个国家或从一个国家的使用者手里传到另一个国家的使用者手里。它是一个新兴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研究领域，一般包括两种渠道：物化的国际技术扩散和非物化的国际技术扩散，前者是从进口资本商品中获益而后者是从技术知识向国内流入中使国内R&D活动更便利而获益，如进口、出口、国外直接投资、获取技术许可证、合资等（Griliches，1992）[2]。由于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技术的外生源泉对技术创新的关键作用，因而已经在经济学、管理学和公共政策领域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1. 国际技术扩散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
　　（1）对于绝大多数地区来说，国际技术扩散才是经济增长真正的推动力。当代经济增长理论表明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一个国家或地区来讲，技术进步是非常重要的，其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国内自主创新，主要途径是国内R&D 和人力资本投资等；另一种是国际技术扩散，主要途径就是FDI、对外贸易、获取技术许可证等（刘青海，2011）[3]。
　　正如Eaton，Kortum（1999）的模型所证明的，对于绝大多数地区来说，通过广泛的国际技术扩散获取创新的机会和潜力才是真正的推动力。表1从世界经济增长中心推移的角度说明了技术扩散的作用[4]。
　　由上表可知，全球经济增长（表中的经济盈余）的地区推移恰好是技术扩散的一期滞后，从而在实践上也证明了国际技术扩散对世界经济增长的作用。
　　（2）对大多数国家而言，技术进步的主要来源是国外而不是国内。Eaton，Kortum（1999）的理论模型证明外国的R&D可以提高本国的TFP（即全要素生产率，一国技术水平的主要测度）。此外，Coe，Helpman（1995）的经验研究表明，在22个工业化国家的样本中，对于15个小国而言，国外R&D的作用大于国内R&D的作用[5]。Park（1995）在对OECD十国的数据分析中，发现国外R&D对国内生产率的总效益的贡献达2/3[6]。Eaton，Kortum(1999)选取G5国家（即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美国）1998年的数据，结果显示国外R&D相对于国内R&D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度，德国和英国均高达89%，法国为84%，日本为65%，美国为40%。Keller（2001）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平均而言，从G5国家扩散的技术对于G9国家的TFP的贡献率达到90%，而G9国家国内R&D对TFP的贡献率只占10%。这就表明，地区外的技术活动比地区内的技术活动对地区内的生产率增长有更大的贡献，并且这一相对贡献与地理位置、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7]。
　　以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为例，在1980年~1994年起飞时期，其年均国外技术引进数与年均增长率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在此其间，“四小”的年均增长率为7.5%，东盟为5.9%，而同期亚洲的平均增长率为4.6%，发展中国家为4.2%，世界为2.9%。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工业化发展成功的经验研究，表明从国外引进技术和成功地利用成熟技术来建立新的技术产业，对促进本地经济发展是卓有成效的。
　　显然，国际技术扩散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对于区域来说，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谁拥有国际技术扩散的优势，谁的经济增长便快，就越能领先于其它区域，区域之间的差距也就因此拉开。
　　（3）国际技术扩散具有地域效果。国际技术扩散的地域效果，是指技术不是全球化的，而是地方化的，会随着扩散距离的增加而衰减，距离对技术扩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信息的传播，传送路径越长,扭曲和失真现象越多，又如电磁波的发射，离发射源越远，半径越大，电磁场越弱。需要强调的是，本定义的“扩散距离”与已有国际技术扩散文献中的“距离”（仅指地理距离）不同，是一个实质概念，它既包括地理距离，也包括由于交通通讯、政策制度，文化习惯所引起的人为距离，即扩散距离=地理距离+人为距离；也就是说，如果地理距离本来很短，但由于交通通讯条件很差，或由于政策的阻碍（如闭关锁国等），或居民的排外文化，两地交流或贸易的障碍很大，造成人为距离很大，则扩散距离还是很远，所谓“咫尺天涯”，说的就是这层意思;相反，如果地理距离本来很远，但由于交通通讯条件很好，或由于政策的推动，或由于居民的开放心态，造成两地交流或贸易的障碍很小，则扩散距离依然可以较近，所谓“天涯咫尺”，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因此，借助于“人为距离”这个社会学中的概念及赋予了全新含义的“扩散距离”的概念，本文就把地理因素、政策制度因素、文化习惯因素和谐地统一进国际技术扩散分析的理论框架之中。
　　三、国际技术扩散地域效果对我国地区差距的影响
　　国际技术扩散的地域效果导致了各地不同的技术进步速度，这意味着地区人均收入的趋异。1870年，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人均收入是最穷国家的9倍，1990年，这个数字变为45倍，国际技术扩散地域化的程度是理解这种收入差异的关键。这与19世纪末日本的经验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也是一致的（Rogers，1995）[8]。对于我国来说，也是如此。

　　1. 国际技术扩散的地域效果与我国地区差距的形成
　　要判断国际技术扩散的地域效果与我国地区差距之间的关系，须先知道国际技术扩散的全球源头。根据本文的理论框架，应先从各国所占全球技术的份额来判断。技术是无形的，也是难以测定的。目前，有三种广泛使用的间接方法：研究与开发经费（投入指标）、专利（产出指标）、劳动生产率（技术效果的指标）。由于前两种指标相对比较容易搜集，而劳动生产率指标虽然更能反映出技术创新的实际水平，但由于需要一系列的计算，尚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故笔者仅列出研究与开发经费及专利数情况来比较：
　　（1）研究与开发经费。2002年以前，我国的R&D支出水平一直都非常低：1995年~2001年
　　7年间，每年的人均R&D支出仅约为10美元。与我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人均R&D支出达到887美元，即便是欧洲小国奥地利和芬兰，人均支出也达到了466美元和806美元。2002年以后，我国的R&D经费逐年迅速提高：2007年，中国R&D经费总额已达487.7亿美元，人均R&D经费达约37美元。但是，根据OECD《主要科学技术指标》（2008年）的数据，这一年，美国的R&D经费总额已达3,687.9亿美元，人均R&D经费则达约1,229美元，美、日、德、法、英五国R&D经费占39个国家（地区）的比重仍然高达69.3%。
　　（2）国际专利数。国际专利数是技术水平的表现之一。根据OECD《科学、技术、和行业年报》（2003）的数据，美国、欧盟和日本在欧洲专利局（EPD）、美国专利和商标局(USPTO)和日本专利局（JPO）等三大专利机构中所获得的专利数在1998年占全球专利的比重分别是35.1%、33.5%和25%，全球其他国家的专利比重只有6.4%。在当年全球专利的排行榜上，中国仅据第45位。虽然由于数据的可得性，没有最近的相关数据，由于近几年各国科技能力对比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些数据已基本能反映出我国技术水平与美国、欧盟和日本的差距了。
　　由此可知，全球技术的主要来源是美国、欧盟和日本。而我国的人均R&D支出水平仍很低，相伴随的，必然是很低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根据本文的理论框架可知，接受以美国、欧盟和日本为主的技术扩散才是我国实现“又快又好”的经济增长真正的推动力。又由于国际技术扩散是有地域效果的，因此，与三大技术扩散来源国距离越近的地区，则可能吸纳到的技术扩散越多，经济增长相应就会越快；反之，经济增长就会越慢。
　　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与三大技术扩散来源国之间只有海洋相隔，由于海洋运输的发展，海路运输十分便利；相对于陆路运输，运输费用便宜得多。如果没有政策制度等因素造成的人为距离（如改革开放之前），则扩散距离就会较近，作为主要技术扩散渠道的进口、出口、外国直接投资都会较为方便，可能吸纳到的国际技术扩散也就较多，经济自然也就发展较快。
　　然而，我国的中西部地区与三大技术扩散来源国之间除了有海洋相隔之外，还有较长距离的陆路，且越往内陆，陆路距离就越远。我国东部省份的面积一般都在10万平方公里以上，即便以面积10万平方公里计算，其直径就达340公里以上，也就是说，离扩散中心的地理距离中部就比东部至少远了340公里以上，而西部就更远了。按照Keller的研究,空间距离每增加1,200公里，技术扩散就要减少50%。因此，这种地理位置的天然差异，导致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初步形成。
　　2. 国际技术扩散的地域效果与我国地区差距的扩大
　　随着我国经济的开放和贸易自由化趋势的出现，特别是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知识经济的特点逐渐显现，也就是说，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使得国际技术扩散的作用更加显著。
　　与此同时，运输成本的作用也更为凸显，它在决定各区域参与全球经济、接受国际技术扩散的能力方面举足轻重，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使运输成本比起关税等官方贸易壁垒来说对技术扩散的影响更为突出。据布雷克曼（2004）的研究，一个深处内陆的地区（国家）只能达到沿海地区（国家）贸易流量的30%，内陆环境使运输成本大约上升50%[9]。这使得沿海地区地理位置在国际技术扩散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依前文对“扩散距离”的界定，区域之间运输条件越好，在地理距离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在区域之间扩散过程中就衰减得越少，技术扩散的地域效果就会减弱，地区差距就会越小；反之，地区之间运输条件越差，地区差距就会越大。因此，地区差距开始增大。
　　对于我国而言，在财政分权制度和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下（以经济指标为主），地方官员有动力发展辖区内的交通运输设施，区域内城市之间运输联系日益增强，而铁路，这个区际之间的联系工具却薄弱得多（铁路的建设是由国家垄断的）。而且，公路（区域内运输联系的主要方式）相对于铁路来说，密集得多，这使得区域内运输联系比较密切；而铁路（区际之间运输联系的主要方式）却稀疏得多, 这使得区际间运输联系相对稀少。依据正式营业的铁路里程数，中国铁路交通运输系统尚未形成一个网络。1978年，我国铁路正式营业里程数是45,539公里。在1978年～1992年期间，铁路里程只增加了4,911公里，1992年～2004年间增加了6,372公里，对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地域面积的中国来说，平均每年仅仅增加了350公里铁路。与这相对比，2000年美国铁路长度已有160,000公里，而2007年中国铁路长度还仅为63,637公里。要达到美国的铁路长度，中国还需要增加近10万公里铁路。按照过去30年每年增加350公里铁路计算，就需要285年时间才能增加10万公里的铁路。因此，铁路运输这个区际间联系的主要方式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
　　在面临铁路运输短缺的情况下，公路运输的地位很快上升。以江苏和浙江为例。根据中经网数据库提供的数据，1995年至2007年13年间，江苏的铁路货运量1995年为4,143万吨，2007年为5,826万吨。浙江的铁路货运量1995年为1,914万吨，2007年为4,415万吨。与之鲜明对比的是，公路货运量数量大得多。江苏的公路货运量1995年为4.9578亿吨，2007年为9.7414亿吨。浙江的公路货运量1995年为4.5052亿吨，2007年为9.8742亿吨。显然，货运量的比较显示整个中国的货物运输方式转入以公路为主导的交通网络，这成为区域发展经济无法摆脱的客观条件。公路交通网络所产生的特点是区域间相对分散，而区域内联系则相对紧密。
　　加之，我国尚存在较为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及行业垄断，地区之间各种显性隐性的壁垒还在阻碍着区际之间的贸易往来，表现在公路运输上，关卡林立，跨区的运输成本比区内的单位运输成本高得多;表现在信息通讯上，跨区的通讯费用也高得多，如移动电话跨区就要收昂贵的所谓的“漫游费”，这使得扩散的人为距离急速增加。
　　上述种种原因，使得中西部与国际技术来源地的通道受到地理距离和人为距离的双重阻隔，使得我国的各大区域自成体系，东、中、西部也成为相对封闭的经济体，这些使得中西部的扩散距离远大于东部，国际技术扩散的地域效果加强，表现在扩散渠道上，相对于东部来说，中西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贸易数量少得多。因此，中西部能够接收到的国际先进技术很少，缺少了技术这个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我国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长期乏力。由此，就不难发现我国三大区域内部差异的下降和地区之间差异的上升的内在原因了。

　　综上，我国地区差距的根源，既不是地理位置，也不是优惠政策，也不是对外开放（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而是国际技术扩散的地域效果，也就是说，是因为与国际技术扩散的三大来源地美国、欧盟及日本的地理距离及人为距离不同所带来的国际技术扩散的地域效果不同造成的。
　　四、国际技术扩散地域效果、空间政策与经济增长：中国内陆和沿海地区的比较
　　既然国际技术扩散存在地域效果，这就说明，经济的空间分布会影响经济增长，同时，这也意味着，采取非均衡的空间政策，促使生产要素向某一区域聚集，可以提高经济系统的经济增长率。Baldwin，Martin & Ottaviano（2001）也发现，长期而言，集聚（核心―边缘结构）时的经济增长率大于均匀（对称结构）时的经济增长率[10]。那么，向什么样的地区集聚更能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经济增长率呢？
　　纵观全球，除了卢森堡、瑞士等少数的国家之外，被陆地包围、没有海岸线的国家和地区一般都比较贫穷。显然，要提高国际技术扩散的效果，经济政策重要，地理环境同样很重要。我们知道，陆路运输一般比水运运输费用昂贵。因此，相对于沿海或沿江（湖）地区，内陆地区通过各种国际技术扩散渠道扩散都相对更为困难。在这些被陆地包围的地区，运输成本很高，地域效果明显，很难参与国际贸易，自然也难以接收到国际先进技术的扩散。平均而言，内陆地区的运输和保险费用平均比沿海地区贵了50%以上。Rappaport，Sachs （2001）发现美国沿海及五大湖地区各州的陆地面积占了美国陆地面积的15%，但却占了美国54%的人口，60%的收入（2000年数据），这意味着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比美国其它地区平均高了27%以上[11]。由于美国各州的制度可以看作是相同的，这就足以说明沿海或沿江（湖）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又如，玻利维亚和中国几乎在同一时期一样实行着开放政策，但每年只引进到1,000家或更少的外国直接投资，因为很少有人愿意到多山的内陆地区投资。再如蒙古，由于港口远在1,500公里之外，并且还不属于蒙古国（在天津），使用非常不方便，在这种地理条件下要进行国际贸易或大规模吸引外资实在是非常困难。
　　对于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来说，由于与国际技术扩散的来源国（主要是西欧、北美与日本）中间只隔着海洋，而海运障碍较少，运输成本较低，国际技术扩散的扩散距离相对较近。因此，国际先进技术随距离衰减得比较少，地域效果相对较小，更容易接受国际先进技术的辐射，经济增长也就更快。而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远处内陆，与国际技术扩散的来源国地理距离比较遥远，区际之间的主要交通运输设施（主要是铁路）又不发达，再加上地区之间各种显性隐性壁垒的存在，又加大了扩散的人为距离，这些使得国际技术的扩散距离更加遥远，地域效果十分明显，国际先进技术的扩散比较微弱，经济增长自然也就较慢。此时，如果采取非均衡的空间政策，促使生产要素从中西部向东部沿海聚集，则技术扩散强度加大，创新成本减小，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因此可以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率。
　　实际上，根据世界银行的结论，越发达的国家，经济集聚的程度越高，而且主要集聚在沿江或沿海地区。以日本为例，50%以上的人口就居住在日本的三大都市圈内，而整个日本10%的人口就居住在东京都。而以东京都为中心的东京圈，其人口规模达到3,500万，日本的总人口也不过1.3亿，也就是说，以东京都为中心的东京圈人口总量占据了日本总人口的1/4多。其中东京都的人口已经达到1,200万。而中国的上海（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面积是东京的三倍多，常住人口也不过1,900万而已（陆铭，2009）[12]。这就是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人口集聚度还是不够高，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由此可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除依靠教育外，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来源，那就是沿海或沿江地区的进一步都市化和区域空间格局的调整。
　　参照Liu，Buck（2007），我们用科技人员人均高新产业产品的出口额来衡量各地区国际技术扩散的效果[13]。从表2可知， 2008年，中国各省中广东、江苏、上海、天津、北京、浙江、福建、山东8个省（市）的科技人员人均高新产品出口额均大于300万美元，都属于东部沿海省（市），东部地区中稍少一点如河北、辽宁，也在100万美元以上，而中西部地区除四川、湖北、江西在100万美元以上之外，其余各省均小于100万美元。我们可以发现，就科技人员人均高新技术出口额这个指标而言，除个别省份以外，国际技术扩散效果的总情况是东部沿海各省的要大大好于中西部各省，从而印证了前述结论。
　　此外，从高技术产品各技术领域出口的地区分布来看，根据科学技术部《科技统计报告》（2009），2008年，计算机与通讯技术、计算机集成电路技术和电子技术领域的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上海、江苏和广东，这三个地区的总出口额在三类技术领域所占比重均超过60%。生物技术和生命科学技术领域的产品出口主要分布在上海、江苏和浙江；福建和陕西在航空航天技术领域的产品出口中占有较大份额，分别为22.48%和12.22%；江西在材料技术领域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最大，为34.27%。可见，东部沿海地区占有绝对优势地位，从而进一步说明了该地区国际技术扩散的效果在东、中、西部三个地区中是最好的，因此，不难推知，如果采取非均衡的空间政策，促使生产要素从中西部向东部沿海聚集，国际技术扩散的总体效果将会提高，从而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率。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我们的结论与政策建议有：采取非均衡的空间政策，促使生产要素从内陆地区向沿海或沿江（湖）地区聚集，可以提高国际技术扩散的效果，进而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经济增长率。
　　必须强调的是，除了必要的福利补偿之外，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特别是低收入者的跨区自由流动是很关键的。虽然聚集过程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地区间差距的加大，但是，我们必须明白，对于区域平衡发展来说，真正有意义的其实是人均收入的平衡。而要实现这一点，除了福利补偿之外，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特别是低收入者也能够自由流动。中国在过去30 年里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更主要的原因是低收入者的跨地区流动是受限的。如果允许这些低技能的农村劳动力也能够跨区自由流动，则将大大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此外，一些政策配套措施也是必要的。比如，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土地使用制度的配套改革，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地区均等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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