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成大幕府诗歌创作与诗坛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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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范成大既为“中兴四家”之一，亦于政治颇有才干，四任帅守，开府地方。与“中兴之治”和“中兴之诗”时代渊源相关，文人进入幕府，并在幕府体制内交游创作。幕府涵养出与唐代、甚至北宋不同的幕府诗歌创作生态;促进范成大、陆游等文人的成长并使其紧密关联，在诗坛中兴进程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关键词 范成大幕府 创作生态 陆游 “中兴”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5-0077-11
　　 范成大既是南宋中兴时期重要诗人，又是孝宗年间政坛上的重要人物，曾几任地方最高长官，帅守一方，开府辟僚。故以范成大为中心，以其四方开府的政治背景为依托，形成了一定的诗歌创作生态。本文通过考察范成大幕府诗歌创作及其交游情况，揭示范幕诗歌创作生态特征，探寻其对诗歌创作及其在诗坛中兴进程的作用与意义。
　　一、文人集聚：范成大四方开府
　　1.范成大幕府经历
　　范成大（1126-1193），字至能，①早号此山居士，后改石湖居士，江苏吴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张孝祥同榜进士，时年29岁，30岁入仕途，先后任著作佐郎、吏部郎官、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中书舍人、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并曾知处州、静江府等。范成大不仅位列“中兴四家”之一，亦颇有政治才干，周汝昌认为其一生大致可分五个时期，②外任镇帅一阶段，可谓之政治高峰。
　　乾道七年（1171），范成大得广西帅命，以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③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帅守一方，兼马步军都总管、知静江府，领静江、庆远二府，容、邕等二十州，南宁、万安、吉阳三军。④周去非《岭外代答》曰：“帅府既内兼西南数十州之重，外镇夷蛮几数百族，事权不得不重矣。”⑤广西经略安抚使，为
　　广西地区最高行政、军政长官，政治、军事权责重大。
　　淳熙二年（1175），范成大拜蜀帅命，六月抵成都，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自修兵后，独成都守臣带四川安抚制置使，掌节制御前兵马，官员升改放散、类省试举人、铨量郡守，举辟边州守二……”④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1，徐规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第220页。四川地区各都统治所率领的屯驻大军以及其他正规军均受制置使节制。范成大权兼四道、节制全蜀，为其第二次开府。直至四年（1177）二月，以新知荆南府胡元质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替范成大任，《宋史》卷34，孝宗二，中华书局，1977年， 第663页。范成大离任四川。
　　淳熙七年于北山《范成大年谱》：原误六年，今据《宋史》《朝野杂记》改七年。（1180）二月，范成大起知明州（治所在今浙江宁波），兼沿海制置使。沿海制置使一职，主要在肃清海道，节制水军。④这是范成大第三次开府，但时间较短。
　　淳熙八年（1181）三月，改知建康府（治所在今南京）、兼行宫留守，帅江东。江南东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为江东地区最高行政、军政长官。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第433页。淳熙十年（1183），范成大以病力求放归，五上章求闲，最终提举临安洞霄宫。这是其第四次开府。
　　2.范公幕府文人考略
　　外任镇帅阶段，范成大曾官拜参知政事;淳熙五年（1178）四月，范成大拜参知政事，兼权监修国史、日历，后为言官以私憾论劾。又几任地方最高长官，并开府辟僚，政绩显赫。不同开府时间、地点，范公周围均聚集了一众幕僚，具体情况如下表：
　　此山居士，后改石湖居士，江苏吴县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中张孝祥同榜进士，时年29岁，30岁入仕途，先后任著作佐郎、吏部郎官、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中书舍人、敷文阁待制、四川制置使、吏部尚书、参知政事，并曾知处州、静江府等。范成大不仅位列“中兴四家”之一，亦颇有政治才干，周汝昌认为其一生大致可分五个时期，②外任镇帅一阶段，可谓之政治高峰。
　　乾道七年（1171），范成大得广西帅命，以集英殿修撰知静江府、广西经略安抚使。③广南西路经略安抚使帅守一方，兼马步军都总管、知静江府，领静江、庆远二府，容、邕等二十州，南宁、万安、吉阳三军。④周去非《岭外代答》曰：“帅府既内兼西南数十州之重，外镇夷蛮几数百族，事权不得不重矣。”⑤广西经略安抚使，为
　　囿于材料所限，范公幕府僚属不可全部确考，但仍可见其幕府多文人，并与当时文士交往甚密。
　　陈符，字仲思，为范成大广西经略安抚使僚属。与张栻、张孝祥多往来。其入桂帅幕前，居湘中。张栻有诗《陪舍人兄过陈仲思溪亭深有买山卜邻之意舍人兄预以颛壑见名因成古》，张孝祥和其诗，题中云“陈仲思以太夫人髙年，奉祠便养，卜居城东茅屋数间，淡如也。移花、种竹，山林丘壑之胜，湘中所无食不足而乐有，余谓古之隐君子，若仲思者非耶。”以太夫人年高，奉祠便养而卜居东城，其家世或在湘中，又张栻诗《送陈仲思参佐广右幕府》：“旧说桂林好，君今幕府游。”可推测，陈符或为湘中人。
　　郭见义，字季勇，河南人，绍兴二十四年进士。乾道元年（1165），任南安军学教授。后为范成大桂林幕主管机宜文字。知峡州、光化军。与范成大有唱和。
　　游次公，字子明，号西池，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据《宋诗纪事》载：“范石湖帅桂林日，参内幕。有唱酬诗卷。”厉鹗：《宋诗纪事》卷5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37页。孝宗乾道九年（1173），入范成大广西帅幕。诗词皆工，与王质、赵蕃、范成大等有诗歌往来。
　　范成大离桂赴蜀帅时，有诗《陈仲思、陈席珍、李静翁、周直夫、周直夫《岭外代答序》称：“仆试尉桂林，分敎宁越。”又范成大送其诗题称“周直夫教授”，或可知，周去非雖与范公过从甚多，但并非为其幕府僚属。郑梦授追路过大通，相送至罗江分袂，留诗为别》：“嗟我与五君，曩如栖鸟聚。偶投一林宿，飘摇共风雨。”其中据“一林宿”“共风雨”可以猜测，陈仲思、陈席珍、李静翁、郑梦授为其幕僚，惜事迹多不可考。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绍兴）人。淳熙元年（1174）除夕，陆游得制置司檄，除朝奉郎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兼四川制置使司参议官。淳熙二年（1175）六月，知成都府权四川制置使范成大到任，陆游入其幕下。《宋史》载：“范成大帅蜀，游为参议官，以文字交，不拘礼法，人讥其颓放，因自号放翁。”《宋史》卷395，列传第194，中华书局，1977年，第12057页。陆游在范成大幕府期间，二人写下诸多诗作。
　　简世杰（1126-1192），字伯俊，《吴船录》言世杰字伯隽，其余《江西通志》《广西通志》《大清一统志》《万姓统谱》《粤西诗载》均载其字伯俊，又范成大有诗《留简伯俊》，因此伯隽、以及《全蜀艺文志》的伯鼎为讹误。进贤（今属江西）人，徙居靖安，隆兴进士。范成大开府成都辟入帅府。绍熙三年（1192）卒，年六十六。
　　杨光，字商卿，富顺（今属四川）人。杨商卿父子皆与范成大善，范成大离蜀时，杨氏父子送其踰千里，范成大：《吴船录》卷下，中华书局，2002年，第214页。九年后又再访石湖。
　　周杰，字俊万。 范成大《吴船录》载：“周杰德俊万。”于北山《范成大年谱》考证，认为“杰下原有德字为衍文，遂删之。” 据范成大《吴船录》，范成大《吴船录》载：“同登峰顶者：幕客简世杰伯隽、杨光商卿、周杰德俊万、进士虞植子建及家弟成绩。……幕客范謩季申、郭明复中行、杨辅嗣勋皆自汉嘉来会。”范成大：《吴船录》卷上，中华书局，2002年，第202～203页。其亦为范公幕僚。
　　李嘉谋，字良仲，双流（今属四川）人。官宗正丞，孝宗淳熙七年（1180），任枢密院编修官。徐松：《宋会要辑稿》，番夷五，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9870页。知黎州、叙州、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9，徐规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第639页。襄阳府。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18，《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书店，1989年。《宋会要辑稿》多录其事迹。有《元始说先天道德经注解》四卷、《元始说先天道德经批注》四卷，与袁说友有往来。
　　范謩，字季申。有文《分弓亭记》《砌街记》，均为范成大作记之文。
　　郭明复，字中行，成都（今属四川）人。孝宗隆兴元年（1163）登进士。洪迈：《容斋三笔》卷6，会通馆印，第7页。淳熙四年，入成都帅范成大幕。六年，召为敕令所删定官，徐松：《宋会要辑稿》，帝系一一，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43页。后任奉议郎。与范成大、晁公溯均有诗文往来。
　　杨辅，字嗣勋，遂宁（今四川潼南西北）人。登孝宗乾道二年（1166）进士甲科。淳熙七年（1180）除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后知眉州、夔州，B12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八，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394、4387页。累迁利州路安抚使、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B12知成都府兼四川安抚使、以龙图阁学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卒于任，谥号庄惠。杨辅为官守礼自谦，深为朝廷所器，与高似孙、楼钥有交游。只一首《次韵卢彦德学宮诗》见于《宋代蜀诗辑存》。许吟雪、许孟青编著：《宋代蜀诗辑存》，四川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2页。
　　胡晋臣，字子远，唐安人，登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第。晋臣在范成大成都府、由范成大所荐，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蜀帅例得荐士。其始，胡长文所荐如吕周辅、范致能所荐如胡子远，亦不过二人，皆幕中之士。”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0，徐规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第662页。以论对称，除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累官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事，卒于位，赠资政殿学士，谥文靖。晋臣于政事颇有见地，善对论。又直言敢谏，据《宋史》卷391，列传150：弹劾林栗喜同恶异，无事而指学者为党。孝宗深喜之。胡晋臣善诗赋，与范成大、李石、吕祖谦、杨万里、周必大等均有交游。
　　杨甲，字鼎卿，一字嗣清，遂宁（今四川潼南西北）人，杨辅兄，登乾道二年进士第。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9，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15页。有《棣华馆小集》一卷、《六经图》六卷。《成都縻枣堰亭记》《成都修学记》两篇，皆记范成大在蜀修筑工程之记文。甲蜀地为官，两篇文章皆记范成大功绩之作，可见其曾为范公所用。与李流谦有诗往来。
　　谭季壬，字德称，任崇庆府学教授，后徙成都，据陆游《简谭德称监丞》知，其曾为监丞。淳熙三年谭季壬到成都，陆游有诗《喜谭德称归》。于北山：《陆游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03页。陆游与谭德称过从甚密，其自云“实如兄弟也。”陆游：《渭南文集校注二》，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26页。《剑南诗稿》中又有多首與谭德称往来之作，更印证其说。范成大离蜀，谭德称以扇求诗，又沿途送至合江，范成大：《吴船录》卷下，中华书局，2002年，第214页。而谭季壬至成都之时，陆游正在范公幕下，陆游《喜谭德称归》诗云：“谭侯信豪隽，可共不朽事。”或可猜测，谭季壬亦为范公幕下文士。除与陆游、范成大交游外，谭季壬亦与李石、杨万里等人有交往。
　　开府明州，只据范成大诗《送徐叔智运使奉祠归吴中》《送曾原伯运使归会稽用送徐叔智韵》知，徐本中、曾逢为运使，与范成大有公务往来。
　　开府建康，范公有诗《次韵郑校书参议留别》，郑校书，即郑锷，为安抚司参议官。郑锷，字刚中，长乐人，绍兴三十年（1160）梁克家榜同进士出身。淳熙五年除正字，六年校书郎。⑥《南宋馆阁续录》卷8，张富祥点校，中华书局，1998年，第343、325页。七年为江东安抚司参议官。⑥张镃有诗《送郑刚中赴江东参议》，正是送郑锷赴江东幕之作。
　　范成大诗《初赴明州》曰：“四征惟是欠东征。”所谓“四征”，即西征帅守全蜀;南征帅广西;北征使金;明州任后又有帅江东，除使金外，范成大四次帅守一方，四次开府辟僚。虽范公幕府未像唐代方镇一样长期形成势力盘踞，但以幕主为中心，一时间集众文人于幕府，诗歌创作之风大盛。 　　3.文人入幕的渊源：中兴之治与中兴之诗
　　文人聚集于幕府，与社会背景密切相关。当时的南宋，正处于“中兴之世”。宋人赵彦卫言“建炎中兴，张、韩、刘、岳为将，人自为法。”赵彦卫：《云麓漫钞》卷7，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01页。陆游《陈长翁文集序》云：“我宋更靖康祸变之后，高皇帝受命中兴。”陆游：《渭南文集校注一》，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98页。从历史上看，所谓“中兴”，寓与“衰”相对。《诗经·大雅·烝民》序：“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郑玄：《毛诗郑笺》，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年，“重刊相台岳氏本”影印本，第512页。即言周宣王中兴事。又有汉室刘秀光武中兴;东晋延“晋”国号，亦称“中兴”;据《宋书·谢灵运传》：“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安史乱后，玄宗、肃宗重返长安，大唐“中兴”。每一次“中兴”都是与之前极度衰败相对，正如宋人王观国《学林》曰：“中兴者，在一世之间，因王道衰而有能复兴者，斯谓之中兴。首尾先后不必均也。”王观国：《学林》卷2，中华书局，1988年，第51页。宋王朝经历了靖康之乱的风雨飘摇后，宋室南迁，康王赵构建炎渡江，中兴立国，重新恢复了赵宋王朝统治。虽然南宋政权未必足够强大，渡江之初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未必足够繁盛，但对于几乎湮灭在金人铁蹄下的南宋朝廷来说，政权得以复立，即使百废待兴，只要得到了相对稳定的恢复、发展环境，就是与之前国难相比下的“中兴”。南宋人以靖康难后建炎政权复立为中兴之始，其结束在开禧北伐败后。学界普遍认为，开禧北伐失败后，南宋由“中兴”开始走向衰落。张宏生：《江湖诗派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何忠礼、徐吉军：《南宋史稿》，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乾、淳年间，逢“中兴”之盛，正如岳珂《山居感旧百韵》云：“昔在淳熙日，中兴最盛年。”陈世隆：《宋诗拾遗》第2册，徐敏霞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60页。籍此“最盛”之时，为求恢复大业，主要承担“军事”职能的幕府，在宋金关系中则显得尤为重要。首先，便表现为幕府的大量开设。其次，幕府承担了非常重要的军事职能。《宋会要辑稿》载：“诸路军事都督行府言：‘朝廷今欲恢复中原，所赖者正在诸大帅，幕府犹要得人。”高宗亦言：“岂有不容於朝廷之人而可为大将幕属耶！””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一，刘琳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4015页。可见幕府之重要程度。“中兴之治”时事情况给幕府开设提供了极有利的政治条件，幕府也由此汇聚了大批文人，并成为培养文人成长的摇篮。
　　中兴之世，幕府吸引文人汇聚于此，为他们提供创作环境、成长平台。也因此，幕府成为中兴文人的创作阵地，并助推了“诗坛”中兴。所谓“中兴诗坛”，就时间向度而言，即泛指南宋中兴时期之诗坛;文学创作层面，则是继北宋末南渡初而来，诗歌发展过程中的又一鼎盛阶段。这个时期内的诗歌创作，以“中兴四家”为首，呈现出与前期完全不同的诗坛风貌，独具时代特征又成就卓著。
　　对于南宋“中兴四大家”的演变及确立，学界已有充分研究：最早提出“中兴四家”的是杨万里，其多次以“尤陆范萧”并举;尤袤则言“杨萧范陆”;而据刘克庄《后村诗话》，陆游对于将萧德藻列入“中兴四大诗人”有所异议。直至宋末方回，“中兴四大家”才始定为“尤杨范陆”，并渐被后世所认可。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云：“宋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尤、杨、范、陆。”方回：《桐江集》卷3，宛委别藏清钞本。“尤、杨、范、陆”为中兴诗坛成就最高者，可称之为南宋中兴诗坛的领袖人物。方回诗《秋晚杂书三十首（其十七）》又言：“尤萧范陆杨，复振乾淳声。尔后顿寂寥，草虫何薨薨。永嘉有四灵，词工格乃平。上饶有二泉，旨淡骨独清。”方回：《桐江续集》卷2，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除四大家外，方回还提到萧德藻、“永嘉四灵”“上饶二泉”，这与同样由宋入元的刘埙说法一致：“乾淳以来，尤、范、杨、陆、萧，其尤也。高古清劲，尽扫余子，又有一朱文公。嘉定而降，稍厌西江。永嘉四灵，复为九僧……然尚有余杭二赵、上饶二泉，典型未泯。”刘埙：《隐居通议》卷6，中华书局，1985年，第62页。这些材料可以看出，南宋“中兴”诗坛：四大家在乾淳之际最为突出，期间亦不乏萧德藻、朱熹等擅为诗者;至中兴余续又有“永嘉四灵”“上饶二泉”等后进者，正是这种诗坛分布与组合，推动了南宋诗歌“中兴”的进程。
　　近年来，学界对中兴诗坛进行了更广泛、深入的研究，或将中兴诗人划分群体，或扩充研究对象，曾维刚《南宋中兴诗坛研究》将中兴诗人群体划分为道学诗人群体、激进官僚诗人群体、保守官僚诗人群体和江湖诗人群体;韩立平《南宋中兴诗风演进研究》，除中兴四大家外，对韩元吉、喻良能、姜特立、项安世、袁说友、楼钥、陈傅良、赵蕃等10人亦有所研究。然而幕府这一因素却多为人所忽视。在政治中兴背景下，为寻求更盛的“中兴”，有识之文士聚于幕府，并在幕府创作，成为“中兴诗坛”之组成并推动其发展。
　　二、范成大幕府诗歌的创作生态
　　“中兴诗坛”，即以“中兴四家”为基础作多方延伸，包含更多诗人作品，更繁复的创作活动，更丰赡的诗歌风格。参看韩立平：《南宋中兴诗风演进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南宋诗坛中兴局面的开创，由多方因素共同导致，幕府当属其中之一。以范成大为中心的幕府诗歌创作，其幕中文人参与程度、创作规模，以及对前代诗风的变革深度、广度都是空前的。幕府诗歌创作在后江西时代的诗坛丰富性、中兴诗坛的形成过程中，起到十分重要作用。
　　范成大开府四地，各幕府文人汇聚，更有如陆游般大文人為僚属，幕中诗歌创作极一时之盛。出现了文学活动频繁、文人参与广泛、创作规模大、数量多、内容丰富的创作状态，甚至形成了一定范围内的诗歌创作中心，成为“诗坛中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创作阵地。
　　首先，幕府内、外的诗歌往来。在范成大整个幕府范围内，幕主与僚属、僚属与僚属之间往来酬唱繁多，或集体分韵，或次韵赠达，诗歌创作盛极一时，且这种创作状态并非局限于某一固定幕府。开府成都期间，有《九月十九日衙散回，留大将及幕属，饮清心堂观晚菊，分韵得譟暮字》，仅从诗题便知此为整个制置司的诗歌创作活动，又有《次韵陆务观慈姥巖酌别二绝》《次韵陆务观编修新津遇雨不得登修觉山径过眉州三绝》等;开府静江，范公有诗《乾道癸巳后二日桂林大雪尺余郡人云前此未省见也。郭季勇机宜赋古风为贺，次其韵》;开府建康有《次韵郑校书参议留别》等，“次韵”即按照原韵以及用韵次序和诗而作，从“次韵”可知，此类诗歌并非范成大一人之作;范公又有诗《次韵郭季勇机宜雪观席上留别》《次韵许季韶通判雪观席上》，许季韶即许子韶，字季韶，历阳人，时任静江府通判。通判虽不属幕职，但与时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知静江府范成大政务往来颇多。除此诗外，范成大亦有《次韵许季韶通判水乡席上》。两首诗应作于同一场合，此次宴席因观雪而起，那么席上则不应只有郭季勇一人在场赋诗，幕府众人都应有所参与，是大多数幕僚甚至整个幕府、以至整个经略安抚使司的文学活动。虽僚属诗作今多不可见，但仅从范公一人之诗亦可窥其幕下诗歌创作之盛况。 　　除幕府内部文人间诗歌往来外，以幕府为依托，范成大亦与其他诗人相互交游。开府成都期间，范公以诗篇、建茶寄晁公遡：《晁子西寄诗谢酒，自言其家数有逝者，词意悲甚，次韵解之，且以建茶同往》，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7，富寿荪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9页。晁子西，即晁公遡，钜野人，晁公武之弟，乾道初知眉州。晁氏兄弟乾、淳间宦蜀。公遡作“寄诗”时，寓居眉州。从诗题“寄诗谢酒”以及“我酒愧薄薄”知，范成大置酒在先。“我读晁子诗，十语九慨伤。”诗里多劝慰之语，如“君家出世学，无生亦无亡。”从其内容及语气不难看出，二人常有和作互答。范成大开府期间还与晁公溯、韩彦古、汪大猷等人往来。晁公溯，前文已论。 韩彦古，字子师，延安人，韩世忠幼子，累官户部尚书。《宋史》称其“以才见用。”《宋史》卷364，列传第123，中华书局，1977年，第11368頁。范公在静江幕时，有诗《次韵平江韩子师侍郎见寄三首》，⑤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4，富寿荪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9、175页。时以敷文阁待制知平江府。 平江府，属浙西路，地理位置与静江相距甚远，但二人通信颇多，有“交情尺素勤双鲤，笔力枯松挽万牛。”⑤之语。开府明州，范成大有次韵汪大猷诗。汪大猷（1120-1200），字仲嘉，庆元府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高宗绍兴七年（1137），以父荫授江山尉，十五年登进士第，累官权刑部侍郎。此外，又有《李正之提点行至郴用予忙字韵寄，和答》参见《范石湖集》，第182页。李大正，字正之。官广南西路提点坑冶铸钱。又有《寄题赣江亭》自注：“陈季陵赣州书云：新作此泉亭，使李大正之题其榜，要予诗。”等诗。
　　其次，探讨诗艺、指点后学。以范公在幕府为中心，诗人往来之作穿插进一定幕府因素，在时间上相互承序、地域上相互连接，幕府作为基点，将不同时间、地点的诗人勾连起来，既切磋诗艺又指点后学。
　　开府期间，范成大与杨万里、陆游均有诗歌往来。以幕府为依托，范成大与杨万里在诗歌往来间探讨诗艺。明州开府，杨万里有《遣骑问讯范明州参政，报章寄二绝句，和韵谢之》：“南海人从东海归，新诗到日恰梅时。撚梅细比新诗看，未必梅花瘦似诗。”杨万里：《杨万里集笺校》，辛更儒校，中华书局，2009年，第795页。杨万里称收到“范明州”新诗，以梅之“瘦”论诗之“瘦”;而杨万里又寄《西征集》于范成大，范诗《杨少监寄西征近诗来，因赋二绝为谢。诗卷第一首乃石湖作别时倡和也》，杨万里于《西征集》卷首置石湖诗，范成大赋二绝为谢。虽表谢意，但杨氏远寄诗集而来，亦不应无讨教、切磋之意。开府建康，范成大又有《次韵杨同年秘监见寄二首》，杨万里有诗《寄贺建康留守范参政端明（二首）》等，足见得二人长期的诗歌互通。在幕府期间，虽相距甚远、又公务缠身，但范、杨不惜以书信往来，谈论诗艺、切磋诗作，使两大诗坛领袖创作相关联的同时，对引领诗坛风尚亦具有重要意义。
　　陆游虽不再居于幕府，亦有《月夕睡起独吟有怀建康参政》：“只怪梦寻千里道，不知愁作几重城？苦吟更恨知心少，西望金陵阙寄声。”陆游：《剑南诗稿校注二》，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92页。此时陆游被论罢不久，诗虽隐晦，但“知心少”一词表明“范建康”为其“知心人”。杨、陆之诗，都与范成大开府地点、任官以及此时所从之事相关，也可认为此二人无形中借“范成大帅江东”一事共同创作，生发诗歌题材。
　　除杨万里、陆游外，范成大还在幕府期间，对诗坛后进于诗学上不吝点拨与提拔。开府建康，赵蕃来见。赵蕃（1143-1229），字昌父，号章泉，原为郑州人，南渡后居信州玉山（今属江西），以曾祖旸致仕恩补官，终直秘阁。赵蕃与韩元吉之子韩淲韩淲（1159-1224），字仲止，号涧泉。并称“二泉先生”。工于诗，刘宰赞其曰：“文献之家，典刑之彦，岿然独存，犹有以系学者之望者，蕃一人而已。”刘宰：《漫塘文集》卷32，《章泉赵先生墓表》，嘉业堂丛书本。除范成大，赵蕃与陆游、杨万里、辛弃疾等皆有往来。
　　按范成大开府建康为淳熙八年至十年，赵蕃诗《寄范建康》云：“去年此何缘，乃获身造门。”赵蕃：《淳熙稿》卷1，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6页。赵蕃访范石湖应早于淳熙十年。此次拜访，赵蕃留别为诗：“早日学诗才得穷，人穷乃复愧诗工。如公久已独步外，顾我何堪猥诵中……如闻深讲救荒政，忍使箪瓢独屡空。”赵蕃：《淳熙稿》卷15，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319页。从诗意看，范成大当时定对赵蕃为诗有所指点，并使他受益颇多。以至于在第二年，赵蕃仍写诗《寄范建康》云：“公盖廊庙贵，我乃礻豆褐贫。既以宾客见，复叨尊俎陈。谈间必文字，媿我非比论……再拜谢洪乔，浮沉问水滨。”诗中仍言范成大以宾客之礼相待，谈间必论“文字”。赵蕃为人清正、耿直，《宋史》载其“赋性宽平，与人乐易而刚介不可夺。”《宋史》卷445，列传第240，中华书局，1977年，第13146页。能令他在两首诗中都不厌其烦地表达感念和谢意，可以看出范成大的不吝指点对赵蕃影响之深，以至方回云：“尤杨范陆后，又有一赵昌父直从。”方回：《瀛奎律髓》卷2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56页。赵蕃为诗主江西，而不拘泥于江西，能自成其体。受知杨万里又问学于朱熹，范成大对赵蕃的指点与提拔，将诗坛横纵相连的同时，于诗坛之促进意义不言而喻。
　　范幕四方开府，形成了幕府内外诗歌频繁互往、切磋诗艺、指点后学的幕府诗歌创作生态。在这一过程中，以范成大幕府为基点，幕府内外的诗歌创作为纽带，形成数个紧密联结的创作中心。与北宋幕府独立的、个体性的区域创作不同，范成大不同时期开府，均形成一定创作中心，成先后呼应之势，从而成为诗坛中兴格局的组成体;且以不同地域内幕府创作为基础，又将“四大家”等众多诗人勾连，相互交织，在诗歌往来间互进诗艺，从而推动诗坛“中兴”，引领了新时期的诗歌创作风貌。
　　三、范幕诗作与诗坛“中兴气象”生成的关系 　　范成大四次开府，尤以成都为最。在范成大幕府诗歌创作生态的总体概览基础之上，以范成大开府成都为例，从内容、主题、诗艺以及规模、影响等角度考察范成大幕府诗歌创作与中兴气象之关系更具典型性、必要性。
　　1.范幕创作的主导：借诗言政的“范陆唱和”
　　范成大幕府现存诗歌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对诗坛影响最重要的，当属范成大与陆游在成都府的创作。乾道八年十一月，陆游改除成都府安抚使参议官，自汉中适成都。九年夏至淳熙元年（1174）春，摄知嘉州事。除夕，得成都制置使檄参议幕府，二年正月赴成都。同一时间，范成大发桂林，六月抵成都。同列“中兴四家”的范陆二人同时入成都幕，又是至交好友。那么二人同在幕府的诗作，成为幕府诗歌创作的双主导，在当时诗坛是极为特殊的现象，对“中兴”之诗具有重要意义。
　　北宋末至南宋初期，诗人作诗多主“江西”。黄庭坚标举“资书以为诗”“词意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以及“夺胎换骨、点铁成金” 的创作方法，注重诗歌创作形式和技巧，从而形成拗硬、瘦健的诗歌风格，并成为当时诗坛主流，影响空前。
　　江西诗派重视诗歌本位和诗歌艺术传统，该派的诗学理论侧重阐释诗歌艺术本质和创作规律，而这种“本质”和“规律”，是通过深入研摩古人的作品、广泛地接受诗史启示而体认、摸索出来的。钱志熙：《江西诗派诗传》，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24页。所以江西诗派艺术主张不带任何政治色彩，黄庭坚论诗主兴寄高远，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有云：“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未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时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8，蓼德明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第328页。一些诗派早期成员，继承黄庭坚这一“不事谤讪、不犯世故之锋”的诗歌主张，追求纯粹诗学，以至很多江西后学诗歌题材过于狭窄、诗歌社会功能明显降低，走向了纯诗化、形式化的诗歌创作。
　　靖康之劫，宋室南渡。国难家毁的沉重打击，让诗人们将目光聚焦到国家存亡、民生疾苦上，吕本中、曾几等人的作品都表现出明显倾向。尤其到了乾淳年间，孝宗锐意进取，试图恢复，激发了士人长久以来压抑着的家国之愁和抗金热情，投射到诗歌创作中，便成为对现实的渴望，以及对传统“江西诗风”创作模式的冲破与新的尝试。尤其是身处四川制置使——当时蜀地最高军政机关中的范成大和陆游，二人诗歌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艺术追求上，范陆幕府诗歌创作摆脱了纯粹的诗学追求，不仅在诗歌中大抒家国之感慨，更直接“借诗言政”，探讨政治观念。
　　在《范石湖集》与《剑南诗稿》中，都存有相当数量的开府成都期间诗歌及和作。作为好友与幕主、幕僚的双重角色，范陆唱和，与北宋时期钱惟演西京幕府上下级的唱和、苏门师生间的诗歌往来不同，既是好友间的往来，相对随意、自由，又是幕主与幕僚在幕中探讨政治时事的交流工具。
　　绍兴三十二年（1162），孝宗即位，范陆二人同在临安编类圣政所任检讨官，后一直有所交往。在成都幕府，二者更是时有和作。但就某些政治形势，他们观念出现了不一致。隆兴二年（1164），陆游尚认为北伐失势，议和刚成，此时朝廷不宜有任何举动。但处“中兴最盛”的淳熙年间，陆游赴成都参议，便有“中原祖宗之地，久犹未归。”⑤⑥陆游：《渭南文集校注一》，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27、451～452、449～450页。之语，后又有《上殿札子》言金人不可信，通和之后虽在一定时间相安无事，但金人必会来犯。而今距通和已20余年，不知何时会战事再起。可朝野上下，士大夫却毫无忧患意识，这是最令陆游担忧的。于北山《陆游年谱》考订此札子撰于淳熙十五年（1188）。《渭南文集校注1》卷4，第102页。虽此札子作于范幕后，但明确地表明了陆游对金人之认识与态度。陆游不仅考虑到忧患备边，也倾向于趁机收复失地。
　　因此，陆游在范幕时，执着于自己的坚持，并在诗歌和作中，渗透政治观点。陆游作《春愁曲》言愁至深，范成大作《陆务观作春愁曲悲甚作诗反之》，范诗表面似在开解，实际二人对“愁”产生分歧。又范成大诗《病中闻西园新花已茂，及竹径皆成，而海棠亦未过》本写自己因病错失春色而遗憾惋惜，陆游却《和范舍人病后二诗末章兼呈张正字》言：“关陇宿兵边末靖，祝公垂意在尊生。”似为戏谑之语，又似有意言之。
　　陆游《铜壶阁记》云：“客或举觞寿公曰：‘天子神圣英武，荡清中原，公且以廊庙之重，出抚成师，北举燕、赵，西略司、并，挽天河之水以洗五六十年腥膻之污，登高大会，燕劳将士，勒铭奏凯，传示无极。’”⑤借“客”之语，陆游表达对范公北复中原的希冀。而范成大诗《冬至日铜壶阁落成》：“已办鬓霜供岁籥，仍拚髀肉了征鞍。故园云物知何似，试上东楼直北看。”虽惦念“故园”，也“拚髀肉了征鞍”，但并未有似陆游“洗五六十年腥膻”“勒铭奏凯”等一举取胜的豪言壮语，可以看出，范成大对恢复之事看法比较保守。此外，陆游以李德裕喻范公，公谦逊推辞，⑥只言当今朝廷清明。在另一首诗中，范成大更是明确提到治蜀理念：“开边吾岂敢，自治有余巧。”②④⑤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7，富寿荪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0、243、234、231页。虽也留恋故国，希冀收复失地，但他不似陆游般执着，对现实认识更为冷静，以多病之躯将蜀地经营放在第一位。
　　范陆二人在诗歌中言及政事，借诗歌往来交流政治观念，表面看是政治类题材的诗歌创作，实质却透过“借诗言政”展现出一种新的诗歌创作诉求，增强了诗歌的社会功能。
　　创作技巧与诗歌风格上，江西诗派事雕琢，江西前辈黄庭坚、陈师道等着意于求新求奇，诗歌风格瘦硬、僻涩。而范陆幕府诗作則从奇崛的专事雕琢中解放出来，感情宣泄自然，诗歌风格或雄肆奔放或平实冲淡。 　　如范成大有《二月二十七日病后始能扶头》：“复幕重帘苦见遮，暮占栖雀晓占鸦。残灯煮药看成老，细雨鸣鸠过尽花。心为蚤衰元自化，发从无病已先华。更蒙厉鬼相提唱，此去山林属当家。”②陆游有《和范舍人书怀》：“岁月如奔不可遮，即今杨柳已藏鸦。客中常欠尊中酒，马上时看檐上花。末路凄凉老巴蜀，少年豪举动京华。天魔久矣先成佛，多病维摩尚在家。”⑥陆游：《剑南诗稿校注二》，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6、85页。二人共同感慨时光易老、病患缠身，处境凄清。此二首诗作，诗人虽都追求对仗工稳、用典言事，但却洗脱了江西诗峭硬、艰涩的一面，语味平淡而又情感深挚。
　　成都海棠，文人墨客多歌咏之。范陆在成都府，也不乏咏海棠诗作。范成大《锦亭然烛观海棠》：“银烛光中万绮霞，醉红堆上缺蟾斜。从今胜绝西园夜，压尽锦官城里花。”写夜宴观海棠之景，诗中以“银烛”“醉红”“万绮霞”“缺蟾斜”相对，并无僻涩意象的选取，末句化用杜甫《春夜喜雨》“花重锦官城”一句，恰到好处。再看诗体，全诗以七绝为体，但并未依严格平仄对仗，首句“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平平。”下一句则是“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仄仄平平仄平。”字句拗救之间，全诗自然流转，热闹华美而又不艰僻拗口。陆游有诗《锦亭》，虽诗题未有明显“和”字出现，但从内容看来，应与范成大写于同一场合。全诗以古体就之，诗句用典切合、凝练，语意自然，场景华美、热闹。尤其最后一句提到“此邦句律方一新，凤阁舍人今有样。”“凤阁舍人”即指范成大，“句律方一新”，着一“新”字，更见范陆成都府诗作于诗歌鼎新之作用。
　　此外，范成大在幕府也有如《上巳前一日学射山，万岁池故事》④一类平实、淡然之作，又有《绿萼梅》⑤一类婉转清新之作;而陆游亦不乏“皇天震怒贼得长，三年胡星失光芒。旄头下扫在旦暮，嗟此大议知谁当。……因公并寄千万意，早为神州清虏尘。”⑥等风格宏肆奔放、慷慨激昂之诗句。
　　范陆借诗歌往来阐述政治观点，虽未达成一致，但他们在诗歌唱和间自由出入于江西诗风，既引领了政治题材类诗歌的创作方向，又推动了“中兴诗歌”的发展，正如程千帆评价陆游：“陆游诗和当时大多数人一样，是从江西诗派入手的……他终于以明朗瑰丽的语言、悲壮磊落的情调，而将自己同江西诸公区别开来，自称一家。”程千帆：《两宋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298页。陆游脫离“江西”自成一家，幕府恰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将陆游与范成大联系在一起，二人诗作在“诗歌中兴”进程中，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江西诗派为求艺术极致而走向雕琢诗艺的创作道路，因此不免在生新之余产生气局狭小、诗作僵硬等弊病。范陆“借诗言政”的艺术主张以及风格多样的唱和之作却与此不同，他们注重艺术技巧之余，又以一种接近唐诗式自然、圆熟的表达倾注于诗歌之中，既是对唐音自然之法的复归，又是在江西诗派苦寻诗艺技法基础上的进步，将自然之法与文人之法相融合，使诗歌更加流转、熨帖，更能接近生活、服务政治。实际上这是扭合了唐音与江西诗风之后而形成新的“宋调”形式，是在江西基础上螺旋性的上升。
　　2.范幕创作的氛围与主体
　　幕府本属政治性质的军务之所，公事繁多。且范公四次开府，不在边疆便在军事战略位置险要之处，陆游云成都府：“成都地大人众，事已十倍他镇，而四道大抵皆带蛮夷，且北控秦陇，所以临制捍防，一失其宜，皆足致变故于呼吸顾盼之间。以是幕府率穷日夜力，理文书，应期会，而故时巨公大人，亦或不得少休……弛利惠农，选将治兵。”陆游：《渭南文集校注一》，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56页。范幕权兼四道，四道皆带蛮夷，又北控秦陇，关系重大，因此事务繁忙，既要弛利惠农，又需选将治兵。另外，陆游诗《成都大阅》、范成大《海云回按骁骑营于城北原时又吐蕃出没大渡河上》《秋老四境雨已沛然晚坐筹边楼方议祈晴楼下忽有东界农民数十人诉山田却要雨须尝吏致祷感之作诗》，从诗题便知当时范公幕府所从之公务，包括练兵、阅兵，防控边界的少数民族冲突以及辖区内的民政。范成大《病起初见宾僚时上疏丐祠未报》一诗，更是言明蜀地幕府之生活状态：“浪将冠服衣猿狙，因病偷闲稍自如。……边城晏闭稀传箭，村巷春游未荷锄。”很明显，作为当时蜀地最高权力机关，即使卧病，幕主范成大也要时刻关注各种军事、民政问题。幕府的政治属性为范陆诗歌创作提供了政治环境与写作契机，成为“范陆唱和”生成的政治土壤。
　　除政治生活，幕府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学氛围。范成大与幕僚、幕僚与幕僚之间又有诗作往来。以幕主为中心，幕府整体性、日常式地创作诗歌，对幕府生活作全景式的展现，这在唐代及北宋同等地位幕府中，并不多见。唐代幕主多为武将，文人入幕及诗歌创作都未形成一定规模;而北宋诗歌创作大盛之幕府，多在中原地区，无军事压力，其公务相对清闲。这一幕府创作氛围，为“范陆唱和”的产生及传播，又提供了一定的文学土壤。
　　首先，从诗歌创作契机、场合以及创作主体看来，幕府人员参与诗歌创作较多。如《秋雨快晴静胜堂席上》：“一笑憧憧雁鹜行，簿书堆里赋秋阳。”④⑦⑧范成大：《范石湖集》卷17，富寿荪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37、230、234、240页。诗题及“簿书堆”一词，便可看出其场合不应无幕府人员在内。且这种创作，又是非常随意、即兴之事，《九月十九日衙散回，留大将及幕属，饮清心堂观晚菊，分韵得譟暮字》，由“衙散回，留大将及幕属”可知，此次活动是随兴而起的行为，“饮清心堂观晚菊”“分韵”又显示出此次创作是整个幕府的文学活动，范公诗言：“甲光射曾云，雨脚不敢到。……分弓滴博平，鸣剑伊吾小。君看天山箭，狐兔何足了。馀閒校笔阵，刻烛龙蛇埽。毛锥乃更勇，我亦鼓旗噪。”④诗中隐晦地言明幕府性质及严守一方的治理观念，并将写诗与幕府公务并提，可见诗歌创作在范公幕府之地位。
　　其次，诗歌创作内容广泛，涉及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度。日常赏花、观雪、蜀人礼俗、节俗都被写入诗中，如范成大《十二月十八日海云赏山茶》《十二月二十四日西楼观雪》《丙申元日安福寺礼塔》自注：成都一岁故事始于此，士女大集拜塔下，然香挂旛，以禳兵火之灾。《初三日出东郊碑楼院》自注：祭东君，因宴此院，蜀人皆以是日拜扫。《清明日试新火作牡丹会》《重九赏心亭登高》;又有幕府宴会如“鹿鸣宴”;记录幕府事务之诗，《分弓亭按阅，再用西楼韵》《郊外阅骁骑营剪柳》《初四日东郊观麦苗》等;甚至幕府生活琐事，亦被写入诗中，如《陆务观云：春初多雨，近方晴，碧鸡坊海棠全未及去年》：“报事碧鸡坊里来，今年花少似前回。”虽以陆游之语为题，但据“报事”可知，此诗应不仅仅局限于范陆二人之间。范成大整个幕府范围内的诗歌和作，不似与陆游二人唱和一般关注政治问题之尖锐，但对诗歌主题的生活化以及自然流转的诗作表达却是他一以贯之的艺术主张和艺术形式，甚至此间有“灿烂吟笺烦索句，淋漓醉墨自成行。”⑦“老去读书随忘却，醉中得句若飞来。”⑧等透露诗学主张之句。虽幕僚所作今多不存，但依幕中僚属对幕主的附和来看，范成大对他们应不无影响作用。 　　以雅好诗文的幕主范成大为中心，整个幕府于军务、政事之间，诗歌创作、文学活动频繁。这种整体性的幕府诗歌创作，形成以“范陆唱和”为中心的幕府文学氛围，既有益于“范陆唱和”的生成，又使幕府成为其对外传播和产生影响的政治载体。
　　3.范幕创作的话语场效应
　　范陆二人诗作，以幕府为中心，对当时蜀地产生了轰动性影响。陆游于孝宗年间，早已诗名在外，而范成大更是久负诗名之人，陆游《范待制诗集序》曰：“公时从其属及四方之宾客饮酒赋诗。公素以诗名一代，故落纸墨未及燥，士女万人已更传诵，或题写素屏团扇、更相赠遗。盖自蜀置帅守以来未有也。”陆游：《渭南文集校注一》，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357页。仅“未有也”一词，便极言其诗传诵之盛、之广。
　　陆游《锦亭》“游人如云环玉帐，诗未落纸先传唱。”陆游：《剑南诗稿校注二》，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5页。传诵者有“游人”，而“士女万人已更传诵。”更进一步具体阐明“游人”身份——“士女”，即男女，据《楚辞·招魂》：“吴歈蔡讴，奏大吕些;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又泛指百姓、贵族妇女。《诗经·小雅·甫田》：“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敦煌曲子词·菩萨蛮》之二：“清明节近千山绿，轻盈士女腰如束。”“游人”“士女”，已是最普遍、最大众的社会阶层。刘宰《漫塘文集》载：“范公以文鸣，其毫端之珠玉，纸上之云烟，蜀士大夫争宝之;”刘宰：《漫塘文集》卷24，《书石湖诗卷后》，嘉业堂丛书本。蜀士大夫更是相互争之。范陆成都府诗作，上至蜀士大夫、下至普通百姓，无不口耳相传，交相互诵之间风行于社会各个阶层，蔚為壮观。
　　如此广泛的传播与影响，又主要指哪一类诗歌？陆游《后春愁曲并序》中提到“予在成都作春愁曲。颇为人所传。”陆游：《剑南诗稿校注三》，钱仲联、马亚中主编：《陆游全集校注》，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27页。《春愁曲》即幕府日常所作，又有“公时从其属及四方之宾客饮酒赋诗。”这两类都是最普通的幕府日常诗歌。除此以外，《范待制诗集序》言：“或曰：‘公之自桂林入蜀也，舟车鞍马之间，有诗百馀篇……蜀人未有见者，盍请于公以传？’屡请……弥年，乃仅得之。”《西征小集》是范成大自桂入蜀途中所作，“屡请”以传，可见其亦在蜀人传诵之列。由此看来，以范陆唱和为中心的幕府诗歌创作在当时影响巨大。幕府既是范陆引领性诗作的素材与来源，又以最高地方府司的地位为范陆诗歌创作的引领作用提供助力，形成了整个幕府、乃至波及全蜀范围内的诗歌创作。从范成大成都府创作的规模、影响，以及其对艺术的追求与践行来看，足称得上是“中兴气象”的具体表现。
　　以幕府为中心，范成大与包括中兴大家在内的中兴诗人诗歌互往，组成一个个创作中心的同时，亦形成独具幕府特色的诗歌创作生态。在这一诗歌创作生态基础上，范幕诗歌创作又以广泛的文人参与、庞大的创作规模、轰动性的地域影响以及扬弃“江西”之风尚，而成为“中兴气象”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诗坛中兴”的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魏策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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