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角度叙述海南环境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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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美国学者纳什（Nash）1970年首次提出“环境史”一词并发表《美国环境史：一个新的教学领域》后，西方多国学者将环境史研究引入历史学科之中。目前，环境史研究是国内外学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环境史”研究进入我国始于20世纪末，并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最近有幸拜读了海南大学张朔人教授新著《海南人口与生态问题历史研究》一书（以下简称“张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读后深感这是一部学术视野开阔、反思富有深度、思路明晰、观点独特、论证严谨的学术专著。全书紧扣历史时期海南地区人口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精细而又生动的历史事实，为我们再现了历史时期海南环境变迁的基本规律与人类社会生活场景，也为区域性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一、历史时期海南环境与社会状况的真实再现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自然载体，《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其定义为：“地理环境区别于作为地球存在条件的宇宙空间环境和地外环境，是指社会在地球上所处的地理位置和这一位置上的各种自然条件。”[1]不同区域内的地理环境也是影响各地区人类文明形态差异显著的关键所在，张著在第一章中结合考古资料及当代地理科学研究成果，对地质时代海南岛的形成及史前古生态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状况整理指出：全新世中期琼州海峡形成，标志着海南岛正式与大陆脱离并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当代地质学研究也表明海南岛形成以来即呈现出“热带森林-草原植被”的环境特征，年平均气温也高出现在2 ～ 4℃，动植物资源丰富，热带森林植被覆盖率高达90%。地质构造也使得海南岛中部地势不断抬升，形成一个穹形山体的海岛，中部高四周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级台地、阶地、砂堤、砂坝、泄湖、海滩等地形。优渥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地质条件奠定了海南地区史前人类文明发展的前提基础，张著结合近年来海南地区史前考古发现，厘清了史前海南地区文化的演进脉络，指出海南先人活动足迹沿着洞穴→沙（贝）丘→坡（台）地，从沿海周边沿着河流向岛内推进的活动路线（张著第13 ～ 26页）。
　　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早期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选择的影响至为深远，马克思就“地理环境”指出：“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渔产丰富的水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因此，在人类社会初期，海南岛上的先民们多是取诸物于自然，即自然界存在什么便利用什么。中国地域广阔，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复杂多样，不同地区的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也影响到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选择。根据张著梳理，史前海南岛上最少存在三种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即在密林中从事采集和狩猎，农业尚未出现;以从事原始农业为主，但采集、渔猎还占有相当比例（原始农业中又分早期刀耕火种式的游垦耕作和后期相对定居的锄耕农业）;在江湖岸边和海旁以从事捕捞和采集水生动物与植物为主（张著第32页）。
　　在海南，距今1万年前的三亚落笔洞人是岛内先民与周边环境最早的践行者，三亚落笔洞人之后，海南岛气温、降水等基本自然要素相对稳定，呈现出明显的热带亚热带地理环境特征（张著第161页）。这一地理与气候环境自此时期形成并长期稳定下来，也奠定了今日海南岛地理环境的自然景观基础，但随着人口增多导致当地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能量难以满足人类生存需求以及单纯依靠采集渔猎经济为生的不稳定性，促进岛内早期先民开始利用原始农业。农业是在自然环境及气候条件适宜地区，人为改造自然后重新塑造的新有机体。农业的基本作用对象是农田，“农田是一个特定的能量转换和集中的地方，人们清除掉原有的、难以从中获取能量的植被，代之以更易被人体消化、吸收、转换能量（或作为体脂存储）的作物（例如谷物、蔬菜和水果）。通过‘光合作用’，植物用太阳能将从土壤中提取的水和养分转变为能量储存起来”[3]211。随着农业的出现与发展，垦辟新土地导致地域间人口流动日渐频繁，除岛上早期先住民“黎人”外，后期相继出现或是迁入当地的包括临高、汉、回、苗、疍等诸多民族及海外民族，各族之间交流融合不断加强，岛内人口数量也在波动中有所增长，越是靠近现代，人口数量增长幅度也越大，农业也随之加速发展，加剧了历史时期海南岛环境变迁，尤其是向着恶化方向发展（张著第42 ～ 121页）。张研也就古代中国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指出：“农业生态系统受到自然生态系统的制约，但真正决定中国传统农业发展的，是人对于自然生态系统的适应，和反映这种适应的、对于农业生态系统的改造。”[4]因此，历史时期海南地区环境变迁与农业发展直接相关。
　　无论农耕或是游牧经济，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利用基础上。农业生产活动各要素中，土地是其中之一，通过人为干预而使土地向人所需要的方向改变，其所造成环境代价是极为惨重的，尤其在古代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多是通过扩大耕地面积而发展农业经济，如毁林开荒、围湖造田、草原垦殖等，都是“先破后立”的过程，当所开发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一旦被破坏便很难修复。[5]考察发现，自人类出现以来，人口因素是导致历史时期海南地区环境变迁的主导因素，岛内的原始农业自刀耕火种逐渐发展至锄耕农业与精耕细作农业，这对海南岛环境变迁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导致部分大型动物灭绝，原生植被遭到破坏（张著第36 ～ 41页）。尤其是自海南纳入中原王朝统治疆域之内后，当地环境变迁受到人口因素的极大影响。张著梳理指出：自公元前110年至1939年日本侵占海南岛两千多年的历史中，随着人口的增加，聚集地从沿海台地逐渐向中部地区扩大，其直接影响便是对当地原生植被的破坏和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利用，尤以民国以来环境恶化日趋显著。自1950年5月海南解放以来，因国家政策的阶段性波动，岛内环境也随之发生剧烈变化，环境恶化趋势未能得以有效遏制。但自20世纪90年代生态立省理念提出至2013年的十余年间，环境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张著第196 ～ 236页）。张著运用了极其丰富的史料，并以科学的方法与交叉学科理论，为读者展示了历史时期海南地区极为生动的环境变迁历史画面，而以往相关研究论著中均没有做到这一点，张著無疑弥补了这一不足。 　　二、对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辩证思考
　　人是自然存在物，恩格斯也强调“人类自身和自然界之间的统一”，反对“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灵魂和肉体的对立”。“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6]因此，人与自然之间是不可分离的内在关联。人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和“环境变迁与人类活动”始终存在，且又影响到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认识和适应经历了人类社会初期（即旧石器时代）的单纯利用环境，即大自然有什么就利用什么;此后由于人口增长引起的食物短缺而导致人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变化而被迫适应环境，体现在农业文明的“农业-物理性变化-可逆”、工业文明的“工业-化学性变化-不可逆”的历史发展，以及由此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和引发的生态危机。[7]历史时期海南地区的自然环境也经历了“破坏-修复-再破坏-再修复”的互动过程，生态环境状况也经历了历史上相对缓和局面、日本占领时期因资源掠夺出现生态环境恶化倾向、海南解放后橡胶基地建设对生态环境产生的重大破坏、21世纪实施生态文明建设对生态环境恢复发挥积极作用（张著第196 ～ 236页）等阶段。
　　谢和耐曾指出：“地域导致采纳某种生活方式，并对其有所限定。”[8]历史时期海南地区先民自采集、渔猎至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的不同抉择，体现的既是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形态的影响，同时体现出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利用。此外，人的第一身份必须是一种生物，然后才能具备其他身份和属性。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是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古代是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由最初的粗放农业到后来的精耕细作农业，人和土地之间关系日渐紧密，人被高度束缚在土地之上，受此影响出现并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家庭和族群关系，海南地区亦是如此。依四季轮回，农民在相对固定的土地上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定期收获农产品。大自然的禀赋，决定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自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农业出现以后，农业成为历史时期海南地区的主要经济类型。农业社会中，农民以土地为本，土地垦种与经营需要人地之间关系的稳定，正如费孝通所说的，“农业和游牧或工业不同，它是直接取资于土地的。……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长在土里的庄稼行动不得，伺候庄稼的老农也因之像是半身插入了土里，土气是因为不流动而发生的”，因此，“我们很可以相信，以农业为生的人，世代定居为常态，迁移是变态”。[9]受到汉人及农业生产的影响，历史时期海南岛内出现了黎族与临高人的汉化（张著第42 ～ 58页）、苗人刀耕火种式的原始粗放农业（张著第73页）等，这些都体现出历史时期海南的农业化发展必导致农田的大量出现，农田虽然可被称为“环境”，却不再是“自然环境”了，而是一种人造环境。
　　当下大部分国内环境史研究视域下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研究中给大家留下的一般印象和普遍结论是破坏，但人类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始终伴随着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人类没有湮没在环境的废墟之中，这也表明人类自觉地调适自身的环境利用模式，自然景观也随之发生变化，处于持续不断的波动性变迁过程中。农业生产导致自然环境始终处于波动的变迁过程，并形成了新的环境景观格局。农业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与技术便是清除地表上的一切植被，或是进行农业生产时清除农作物以外的其他植被（以杂草为主），史前海南岛上植被覆盖率约计90%，随着人对当地自然环境开发利用的加剧，原生植被逐渐减少，代之以景观单一的农田为主，且导致当地环境出现严重荒漠化与沙化，至1921年时，当地已是“荒山”“荒坡”与“荒地”等恶化自然景观俱存，且此环境问题由来已久，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影响极为深远（张著第184 ～ 192页）。因此，生态系统向单一农业化方向变迁导致当地生物多样性减少及环境退化等现象开始频繁出现。相比于生物多样性减少而言，环境退化的危害更甚，环境退化意味着环境状况的下降已经十分显著，生态系统中能够维持生命所需的营养物质基本上被消耗殆尽，而且很难再度恢复;此后，环境会进入一种低能量的水平状态，越来越无力支持能生产生命的复杂生态系统，从而导致那些依赖于特定生态系统的物種陷入危机，甚至在该地区局部灭绝。因为人类也属于所生存地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随着各项人类行为的环境基础被不断削弱，人类也会出现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危机。[3]302
　　农业发展必然导致定居，在以农业为主的环境中，自然景观多是以种类单一的农作物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农业为主的自然景观就是单一的农作物，农民围绕所耕农田而在此聚居并进行各种建设，如耕地周遭的村落及农田内部的水利设施等，这些景观都是长期存在于农业生态系统之内，是配合农业生产与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历史时期海南中西部地区也因“砍山栏式耕作”而导致水土流失加剧，但人们逐渐意识到“阶梯式农田”能够有效保持水土（张著第226 ～ 231页）。“砍山栏式耕作”与“阶梯式农田”的不同选择体现的即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近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是一方强势压倒另一方的对立关系。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在世界整生的生态大道规约下，自然人化最终与人的自然化对生者耦合，实现人与自然的整生化发展。”[10]因此，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的内在关系，既制约着人类社会的行为方式，也因人类社会的各项行为活动而导致环境发生变迁。张著建基于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辩证思考，对历史时期海南地区环境及人类社会状况与阶段变迁特征作了较为精细且又中肯的评价。
　　三、当下环境问题治理与人类生存的现实关怀
　　环境问题是“人与自然之间、自然与自然之间”双重双向的影响过程。对于环境变化与自然和人口因素之间关系的探究，也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环境、适应环境、保护环境、改善与治理环境。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影响和改造历史的重要因素，但人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人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也能够改造或改变一些自然条件以更好地适应人类生存所需。但这也只能是在维持生态平衡的基础上，在一定空间及程度内进行，而大多数时候是受制于气候等自然因素的限制而难以长期进行的，人类的各项活动应主动地适应自然，而不是要求自然主动地适应人类。[11]这是人类合理开发利用自然环境须臾不能偏离的客观前提。就当下海南环境问题及治理而言，张著通过爬梳历史时期海南地区环境变迁情况概括指出：当地环境恶化集中出现在民国以来，且日本侵略期间的掠夺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当开发政策，加剧了当地环境问题及对人类社会的破坏性影响（张著第209 ～ 222页）。 　　海南地区环境问题的出现也受到历史上非合理的农业开垦及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深切影响。根据刘燕华等人的研究：“如其他各项条件都相同或类似的时候，农耕业的发展较之非农耕业的土地侵蚀强度至少要高出1 ～ 3倍，而且还将随着地形地势的不同而产生差异，一般而言，坡度强则侵蚀更严重。与此同时，农业耕地面积的扩大也将加剧水资源的短缺，进而导致地区植被的景观变化。”[12]农业生产范围每前进一步，均会侵夺天然植被，但海南地区较优渥的自然条件导致当地自然环境的自我修复能力较强，非合理的土地垦种造成的环境破坏并不十分显著。而工业文明所造成的环境代价则是巨大的，放眼全世界可以发现三百多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改造自然为基本特征，工业文明发展史也是人类社会破坏自然的历史。20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环境问题的普遍出现及对人类的恶劣影响，导致人们开始关注保护环境及环境问题治理，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优劣休戚相关，且人类文明发展依赖于自然环境，文明能够持续发展的实质是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利用。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与普遍存在的环境问题，预示着地球已经没有能力支撑工业文明继续以原有的自然环境开发利用模式继续向前发展了。在此时代背景下，呼吁人类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或是更加进步的文明形态来协调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即“生态文明”。
　　在我国，最早提出并使用“生态文明”一词的是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先生（1987年）。他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以造福人类的时候，人与自然环境之间能够维持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13]中国政府较早发出关于“生态文明”建设指示始于2006年，时任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提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和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体系。”[14]可见，“生态文明”以其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深刻洞悉及环境问题治理与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重要指导意义，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问题及对人类社会恶劣影响的持续加剧，海南省也积极开展环境问题治理及生态文明建设工作，早在1999年就颁布了《关于建设生态省的决定》，并通过了《海南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2000年7月海南省人大通过），2005年对该“纲要”进行了修编，随之又通过了《海南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海南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规定》等环境保护法规。经过20余年的努力，截至2013年，海南省森林覆盖率已达到61.9%，所建设13 988个文明生态村也占到自然村总数（23 310个）的60%，环境问题得到了较有成效的治理，生态文明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绩（张著第196 ～ 236页）。
　　当前海南环境问题治理及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并非预示着当地生态环境就十分和谐，海南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仍要处理好人口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汪冰等就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人与自然之间关系论述道：“依照文化进化论与结构理论的分析框架来看，生态文明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解释上，都未脱离追求和谐共生的主旨。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要认识到：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是生态文明的特征与前提，和谐共生是生态文明的基本理念，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着力点，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旨向。”[15]虽不能说自然环境决定着人类社会，但是对人类文明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关键性的制约作用，人类又能够在认识自然的基础上开发利用自然。但是对于自然环境来说，过度的人为开发利用与改造都会造成一些能量和养分的流失是无可挽回的，科学上的术语称其为“熵”，要阻止它的发生就需要额外的能量输入进来重新组合“秩序”。通过梳理海南环境变迁史的基本脉络，以古鉴今，对当前海南地区环境问题有更精准的认识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建基于此，张著通过较为详实的数据统计与实地调查，为海南地区今后发展提出了饶有建设性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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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张月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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