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与孙蕙交游订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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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因为当时缺少相关资料，袁世硕先生在《蒲松龄与孙蕙》一文中，关于孙蕙为蒲松龄乡试写作荐书、两人绝交过程和孙蕙任职、营建万仞芙蓉斋时间以及顾青霞未曾在京居住等问题，其论述和结论有的不准确，有的失之偏颇。笔者近期在与淄川诸同仁谋划再版孙蕙《笠山诗选》过程中，发现了部分新资料，据此对孙蕙任职时间、鹤轩称谓、写作荐书、营建芙蓉斋和蒲孙二人绝交以及孙蕙与顾青霞在京居住等问题，进行了考证和补充，并提出了个别新观点、新结论。
　　关键词：蒲松龄;孙蕙;交游;考证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袁世硕先生《蒲松龄与孙蕙》（载于《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一文是研究蒲松龄与孙蕙交游的扛鼎之作，对蒲松龄与孙蕙友情的建立、发展以及绝交诸事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和开拓，填补了聊斋学研究的空白与不足。笔者近期在与淄川诸同仁谋划再版孙蕙《笠山诗选》过程中，接触并发现了部分新资料，今不揣谫陋，对《蒲松龄与孙蕙》中的个别结论作一修订、部分资料作一补充，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孙蕙任职时间
　　《蒲松龄与孙蕙》写道：“孙蕙成进士，殿试二甲，例选刑厅;康熙八年（1669）裁刑厅，孙蕙改授宝应县知县。他赴任的次年，便邀蒲松龄入幕。” [1]51“康熙十三年（1674）冬，孙蕙以卓异闻，受江宁督、抚的推荐，行取入都，擢给事中。” [1]65“孙蕙于前年（指康熙十九年）擢户科掌印给事中。” [1]66
　　高珩所撰《户科给事中树百孙公墓志铭》（以下简称《墓志铭》）记载：孙蕙“丁酉荐贤书。辛丑成进士，殿试二甲。例选刑厅，后裁刑厅，改授知县，得扬州之宝应。……甲寅冬，督抚以卓异荐。乙卯行取入都，陛见，赐蟒衣。以庚申补户垣。” [2]1061-1061文中的“辛丑”系顺治十八年（1661），“乙卯”系康熙十四年（1675），“庚申”系康熙十九年（1680）。道光《宝应县志·官师志·官师表》记载：“康熙八年，孙蕙，山东淄川人，进士，行取户科给事中。”“康熙十四年，叶燮，浙江嘉善人，进士。”按《墓志铭》所载，结合《宝应县志》等相关资料可知：孙蕙于顺治十八年成进士，康熙八年担任宝应县知县，十四年卸任，十九年升任户科给事中。《蒲松龄与孙蕙》一文中有三个问题没有交代清楚：一是顺治十八年至康熙八年间孙蕙担任什么职务？二是康熙十四年至十九年间担任什么职务？三是康熙十九年孙蕙是否转任掌印给事中？
　　先谈第一个问题。孙蕙成进士后，按清廷规定，要到朝廷各衙门观政。也就是说，进士及第后并不立即授官，而是被派遣至六部九卿等衙门实习政事。这一制度肇始于洪武十八年（1385），贯穿有明一代，清朝仍然沿袭。清初原定，新科进士第一甲第一名除授翰林院修撰，第二、三名除授编修;二甲、三甲进士除考選庶吉士者外，其余分送各衙门观政三个月，再依次除授内外官职。顺治十五年（1658）谕令：二甲、三甲进士，除考选庶吉士者外，都除授为地方州县及推官。据《王士禛志》记载：顺治十五年（1658）春，王士禛再次公车赴京，参加殿试，名列二甲三十六名。是年，观政兵部，至九月，始返新城。十六年（1659），仍在兵部观政待任，寓居北京。十月末，得到授任扬州府推官的任命文书 [3]59-60。
　　孙蕙成进士后，按照进士观政这一规定，应在刑部或其它衙门观政，至于时间多长，因为没有见到有关资料，不好妄下结论。可是依据常理推断，观政时间再长，也不会长达近八年，唯一的解释就是孙蕙一直在候缺。时清时，试用期满，经过各部堂官甄别留部的观政进士，可以任命为主事等官职，也可以外放地方担任推官或知县，但如果没有实缺，就必须一直等待下去，孙蕙应该属于这种情况。后来刑部有了实缺，按说孙蕙可以补缺，但因为裁撤刑部官员，孙蕙便又失去了一次任职机会。直到康熙八年，宝应知县有了空缺，孙蕙才得到这个官职。当然在候补实缺阶段，及第进士并不就是赋闲无事，而是或多或少、或长或短地承担一定的职责和事务。据邹宗良先生博士论文《蒲松龄年谱汇考》记载：孙蕙同年进士杨蕃于康熙八年就任淮安府清河县知县 [4]216，同年进士韩敬所于康熙九年就任苏州府吴县知县 [4]225，这二人均经过八至九年候缺，方得实职，足可证明辛丑科进士候缺时间都很长。
　　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七记述孙蕙生平：“先生壮年作苦，惟啖糠秕。弟为继母所生，食独甘美，先生安之。留所食一箧，示子孙毋忘艰难。待弟甚厚，送弟诗云：‘引领望乡县，道路阻且长。弟送兄之官，岸柳条初黄。我送弟归里，桕叶行沾霜。春秋忽已遒，消息异行藏。故园登嘉禾，味足敌香秔。涧中数椽屋，摊书可一床。烦苦蓄智力，逸豫生愚狂。是可作官箴，家食亦勖将。秋风正萧瑟，离绪增苍凉。’” [5]427诗中“桕叶”指乌桕的树叶，乌桕主要分布于我国黄河以南各省区，《诗经·周南·桕木》“南有桕木，葛蕾累之”，这表明孙蕙当时正在宝应县。从诗中“引领望乡县”“我送弟归里”等句可知，孙蕙当在宝应县送别其弟回归故乡。据孙蕙诗文“弟送兄之官，岸柳条初黄”可知，康熙八年仲春，孙蕙由孙药陪同赴任宝应。
　　再谈第二个问题。按《墓志铭》所言，孙蕙于康熙十四年卸任宝应知县，经总督、巡抚保举和考选，由吏部、都察院协同注拟授职，担任给事中，进京晋见皇帝，赏赐蟒衣。关于孙蕙离任时间，《宝应县志》记载不一。道光《宝应县志·官师志·宦绩》记载：“蕙治宝六年，专以爱民为急，不自计利害升沉。十五年，以卓异擢户科给事中。”而按道光《宝应县志·官师志·官师表》所记：康熙十四年，叶燮（浙江嘉善人，进士）担任知县。也就是说，孙蕙于此年已经离任。结合孙蕙《墓志铭》的记述，孙蕙于康熙十四年离任宝应这一结论是正确的。按常理，孙蕙当于此年被任命为给事中，随后上任，袁先生便持这一观点，但是《墓志铭》则称孙蕙“以庚申补户垣”。需要注意的是，高珩在《墓志铭》中提到孙蕙担任给事中这一职务时，用的是补字，而不是擢、迁、转、调、改等字，可见孙蕙此次任职是补缺，即候补若干年才得到实职。因为六科没有实缺，于是孙蕙又等了五年时间，直到康熙十九年才补缺，担任户科给事中。 　　后谈第三个问题。与此有关，《墓志铭》碑文则称孙蕙是“户科掌印给事中加一级”，乾隆《淄川县志·选举志·进士》则明确记载：孙蕙“行取给事中，历任户科掌印给事中，立朝敢言，居乡砥节，丁忧卒。” [6]535袁先生认为孙蕙于康熙十九年擢升户科掌印给事中，然而，高珩所撰《墓志铭》却没有孙蕙转任掌印给事中的记载，而且《清史稿·文苑传》、乾隆《淄川县志·人物志·循良传》也没有孙蕙担任掌印给事中的记载。孰是孰非，令人费解。笔者查阅《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关于孙蕙的资料约计五条，康熙十九年前没有给事中孙蕙有关言行的记录，而且这之后也没有孙蕙转任掌印给事中的记录。是否是孙蕙转任掌印给事中后不久便丁忧，因此《实录》中没有这一阶段的记录？或者是孙蕙去世后朝廷加封掌印给事中？这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二、鹤轩及其含义
　　《蒲松龄与孙蕙》写道：“《鹤轩笔札》二册，为蒲松龄代孙蕙所拟书启的誊清底稿，显系蒲氏手迹。‘鹤轩’二字，是孙蕙宝应官署的斋名，取《左传》‘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事，喻滥厕禄位，取以为斋名，自然是自谦兼自励之意。” [1]56-57
　　刻本《笠山诗选》第四册有两首五言古诗，诗题总为《仲冬，一鹤轩夜集，户外垂垂欲雪，酒后率成二章》，诗其一云：“岁暮宴高斋，挥尘飞玉屑。氃氋鹤倦舞，清猿和衰铁。风梧垂旧枝，修篁明劲节。户外静不喧，历历阶尘洁。浊醪发奇兴，一酌共怡悦。白眼对高天，雁痕转明灭。云气幻朝昏，隔牕洒微雪。”诗其二云：“昏鸦欲投林，群飞不肯下。空亭集轻霰，冁然欢举斝。酒态追嵇阮，好手思陶谢。块然两忘形，素交十良夜。氛雾隐朱甍，寒风吹碧瓦。且喜杯在手，陶陶共倾泻。”此外，还有两首五言绝句，诗题总为《一鹤轩与友人话青云寺旧游，感成二绝句》，诗其一云：“山雨透幽轩，奔崖尘坱绝。话来岁寒心，如踏上皋雪。”诗其二云：“忆陟月山椒，歌声震林木。索米在江乡，何如剪春菊？”据此，一鹤轩无疑当系孙蕙书斋名。
　　路大荒先生《蒲松龄年谱》记载：“康熙九年庚戌（1670），先生三十一岁……同年在宝应县署中，十月初三日拟贺束同知启。（鹤轩笔札手稿）按‘鹤轩笔札手稿庚戌稿’，首篇为十月初三日贺束同知启，末篇为十二月念四日答王世德，共计拟书启三十五篇。” [7]16-17现今存于青岛市博物馆的《鹤轩笔札》，原稿共四册，系手抄本。其中二册显然是蒲松龄手迹，为蒲松龄的誊清底稿，内容是蒲松龄南游宝应做孙蕙幕僚时所写的书启、谕告等文稿。其它两册则是他人撰成并抄录的。
　　蒲松龄作于康熙十年（1671）的七律《客署作》云：“鹤亭丛竹晓阴阴，惆怅东风思不禁。江上行人依绿水，尊前结客散黄金。归鸿尚忆南征路，病鹤难消北海心。冷雨寒窗他日泪，凄凉极浦暮云深。” [8]44赵蔚芝先生笺注：这首七言律诗作于宝应官署之中。鹤亭：宝应官署中亭名。孙蕙书斋名为“鹤轩”，此亭名为“鹤亭”，皆取鹤之清高洁白为意 [8]44。作于康熙十二年（1673）的七绝《王子雪因邀饮，摘茉莉花归浸案头，感成一绝，寄刘孔集》云：“五更梦醒意犹醺，一片寒香隔案闻。疑在鹤轩眠未起，临床欲唤老参军。” [8]601诗中仍然提到孙蕙的书斋鹤轩。据此，人们较为熟悉的鹤轩当为蒲松龄对孙蕙一鹤轩的省称。邹宗良先生《蒲松龄年谱汇考》对此持相同观点 [4]207。
　　孙蕙将其书斋命名为一鹤轩，有其深意。袁世硕先生认为，鹤轩取为斋名，是“自谦兼自励之意”。赵先生认为，孙蕙的书斋名为“鹤轩”，取鹤之清高洁白之意。笔者赞成袁先生的观点。
　　鹤在古人眼中是君子的化身，常被喻为山中隐士、林中君子，这与鹤的高洁品性有关。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寓言诗《感鹤》云：“鹤有不群者，飞飞在野田。饥不啄腐鼠，渴不饮盗泉。贞姿自耿介，杂鸟何翩翾。同游不同志，如此十余年。”前四句通过描写鹤躲避不洁饮食的行为刻画它的高洁品性。宋朝诗人林逋隐居杭州孤山时，植梅养鹤，终生不娶。后常用“梅妻鹤子”比喻隐逸生活和怡然自适情怀。
　　《左传·闵公二年》记载：“（闵公二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衛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将战，国人受甲者皆曰：‘使鹤，鹤实有禄位，余焉能战！’公与石祁子玦，与宁庄子矢，使守，曰：‘以此赞国，择利而为之。’与夫人绣衣，曰：‘听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为右，黄夷前驱，孔婴齐殿。及狄人战于荧泽，卫师败绩，遂灭卫。卫侯不去其旗，是以甚败。”卫懿公所养之鹤，享受俸禄，乘坐轩车，当外敌入侵时却不能冲锋陷阵，毫无用途，因此世人多以鹤轩比喻滥厕禄位者。滥厕，谓混充其间。鹤轩多用以形容幸得禄位，常作干禄者自谦之辞，以此自谦虚有其表、毫无作为。
　　对此分析以上典故，孙蕙以一鹤轩作为自己的斋名，如果效法林逋“梅妻鹤子”，说明他身处官场不肯同流合污，仅只是独善其身的一种处世行为，远没有“兼济天下”的入世情怀。如果取卫懿公“鹤轩”之意，表明孙蕙反其意而用之，表面是自谦之意，实际则有自励之意，他要高扬儒家“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修齐治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蒲松龄《树百问余可仿古时何人，作此答之》诗句“他日勋名上麟阁，风规雅似郭汾阳”，《过孙给谏芙蓉斋》诗句“此日果酬鸣凤志，书生引领望殊奢”，诗小注“公令宝时，每自许曰：他日必为朝阳鸣凤”，这些诗句已经透露出孙蕙意气轩昂、建功立业的性格特点。从孙蕙在宝应的表现以及《清史列传》等志书对他的评价来看，孙蕙“为人磊落洞达，见义必为，有贲育之勇”，说明他不是尸位素餐者，而是一位积极进取、政绩卓著的官员。正如道光《宝应县志》所言：“蕙治宝六年，专以爱民为急，不自计利害升沉。”因此，如果仅仅将鹤轩解读为孙蕙意在表明自己为人清高，立志做一名廉洁自律的官员，似乎还没有真正读懂孙蕙的内心世界。
　　三、孙蕙写作荐书
　　康熙十年秋，蒲松龄从江南宝应县返回家乡参加次年乡试，孙蕙为其书写举荐信。《蒲松龄与孙蕙》叙述：“蒲松龄是带着孙蕙的荐书回来的，以期在次年的山东乡试中不再被屈煞。然而，孙蕙的荐书并没有生效，康熙十一年的乡试，蒲松龄依然名落孙山外，铩羽而归。” [1]63-64孙蕙的这封荐书写于何时？写给谁？目前所见资料均没有明确解析。 　　《蒲松龄与孙蕙》写道：蒲松龄乡试落榜后，于苦恼之际写作三首七律《寄孙树百》。孙蕙收到蒲松龄的诗文、信札后，写了回信，对自己的荐书未能生效表示歉意，进而安慰鼓励，最后规劝蒲松龄“敛才”，专心于举子业 [1]64。袁先生在文中节录了孙蕙的这封信，但没有注明出处。邹宗良先生《蒲松龄年谱汇考》叙述：“为蒲松龄参加本年乡试事，孙蕙曾有书荐之于当道;蒲松龄铩羽归斋后因有诗寄孙蕙，述其悲愤与怀人之情;时刘大成（指刘孔集）仍在孙蕙宝应幕中，同时有诗相寄。孙蕙览诗后复有书答之，并以本年江南乡试录相寄。” [4]283邹先生在此只给出结论，没有详细论述。马瑞芳先生《蒲松龄评传》言及此事，也是语焉不详 [9]75-78，查阅其他专家同类资料，也大都如此。路大荒先生《蒲松龄年谱》引用了这封信，原文如下：
　　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先生三十三岁。
　　《寄孙树百》七律三首，其一云：“君疲牛马身犹病，我困遭逢数亦悭。三载行藏真落水，十年义气已阑珊。不堪蟋蟀愁中听，但把茱萸醉后看。千里踟蹰何所寄？惟凭尺一劝加餐。”其二：“帐外西风剪剪吹，屋梁落月不胜悲！途穷只觉风波险，亲老惟忧富贵迟。九月山城闻塞雁，五更魂梦绕江蓠。怀人中夜悲天问，又复高歌续楚词。”（余不录）
　　同年孙蕙（树百）来函寄候云：“异乡落寞，满拟好友蜚翀，少添意兴;不意蕪椷无灵，致误云翼。文章憎命，不其然乎？抱歉抱歉！来什怜及牛马，传语加餐，足纫至爱。几番拈髭拟和，不成报章，大抵鞅掌之人，重以鸹索，便语不成声矣。又甚者：奔波已极，客冬复有监工清潭之委，冷烟寒水之际，栉风沐雨，昼堤扰攘而难餐，夜船水打则惊睡，因感叹于宦海波涛，恒有忠信难涉之处。吾兄为亲老忧富贵迟，总使非迟，亦无奈亲日老也。惟期砥砺进修，祈宽过以报春晖，于愿足矣。兄台绝顶聪明，稍一敛才攻苦，自是第一流人物，不知肯以鄙言作瑱否耶？南闱之役，颇称得人，两科遗录，前名幸隽，并以付之剞劂，赉呈请教，聊当远音。倘遇便鸿，无吝金玉。凭池不任依切！……”（旧抄本） [7]21-23
　　袁先生所谓蒲松龄带着孙蕙荐书回乡参加乡试这一结论，估计来自孙蕙信函“不意芜椷无灵，致误云翼”之句。按袁先生的观点，这封荐书写于康熙十年秋，即蒲松龄返回家乡之前。要理清荐书的时间问题，首先得弄清这封荐书写给了谁。
　　这封荐书既然是有关蒲松龄参加乡试之事，最直接的管事人当然是山东学政或乡试主考官，那么第一种可能是写给山东学政。查阅《清史稿·职官三·外官》：“提督学政，省各一人。以侍郎、京堂、翰、詹、科、道、部属等官进士出身人员内简用。各带原衔品级。掌学校政令，岁、科两试。巡历所至，察师儒优劣，生员勤惰，升其贤者能者，斥其不帅教者。凡有兴革，会督、抚行之。”学政，全称提督学政，亦称督学使者，俗称学台，系明清省级文化教育行政长官。清初沿袭明制，设提学御史、提学道，雍正四年（1726）易此名。据张英麟总校《山东通志》记载，康熙九年至十一年（1670-1672）担任山东学政的是河南人杨毓兰。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十二记载：“康熙九年，正月乙卯。以刑部郎中王震生为江西按察使司佥事、提调学政，工部郎中董朱衮为山西按察使司佥事、提调学政，刑部郎中杨毓兰为山东按察使司佥事、提调学政，户部郎中王震起为广西按察使司佥事、提调学政，刑部郎中钟朗为陕西按察使司佥事、提调学政。”《山东通志（卷二十五）之二·职官二》记载：“杨毓兰，河南新郑人，进士，康熙九年以佥事任。”据《河南通志》记载：杨毓兰，河南新乡人，提学道。清顺治乙酉科举人，丁亥科吕宫榜进士。需要解释的是，杨毓兰应为新乡人，《山东通志》所载其籍贯有误。
　　史载杨毓兰的资料较少，从其履历来看，他与孙蕙不是进士同年：杨毓兰是丁亥科（顺治四年，1647）进士，孙蕙是辛丑科（顺治十八年，1661）进士，但两人有在刑部共事的可能。孙蕙进士及第后，按惯例要被派遣至刑部或六部九卿等衙门观政。观政结束后，返回原籍等待补刑部官缺。康熙八年（1669）因为裁撤刑厅，孙蕙改授宝应知县，而杨毓兰于康熙九年由刑部郎中升任山东学政之前，按现有资料，应一直在刑部任职。孙蕙在刑部观政期间，估计与杨毓兰结识并有交情，此后一直有联系。杨毓兰担任山东学政后，孙蕙写信举荐蒲松龄，请其在科试等方面照顾蒲松龄，这个推论成立的可能性极大。《聊斋志异·叶生》关于科试前向学政推荐生员，就有如此叙述：“值科试，公游扬于学使，遂领冠军。” [10]113意思是说，科试之前，淮阳知县丁乘鹤向本省学政竭力宣扬叶生文才优异，于是叶生在科试中获得第一名的好成绩。
　　明清时学政的一项重要职责是通过科试选拔参加乡试的生员，也就是说，秀才要想参加乡试，必须先过学政主持的科试这一关。科试，也称科考。明清时每届乡试之前，由各省学政巡回所属府州考试生员。科试获第一名称领冠军;科试成绩一、二等及三等前十名（中小省为前五名）的生员，册送参加乡试。三等的其他名次和因故未参加科考的生员以及在籍监生、贡生等，再参加录科考试。录科未取和科考、录科的缺席者，还可参加录遗，名列前茅者也有参加乡试的资格。邓云乡《清代八股文》记述：“学政的工作是到省巡历各府，主持岁、科两试考秀才。童生考秀才，每三年中有两次机会。逢丑、未、辰、戌年叫岁考，寅、申、巳、亥年叫科考。学政到任第一年为岁考，第二年为科考。科考为送乡试之考试。按成绩由学政编造名册送省城布政使（俗称藩台）衙门，准备赴省参加乡试，即考举人。” [11]35
　　张笃庆《厚斋自著年谱》记载：“康熙十一年壬子，余年三十一岁。春三月，提学杨东始先生毓兰，科岁一试，余幸冠军，遂食饩。……秋试，复瓠落。” [12]127杨毓兰于康熙十一年三月，将济南府的岁试、科试合并进行，张笃庆幸运地获得第一名，补廪膳生员，并与蒲松龄一起参加了当年的山东乡试，但依然没有中举人。
　　据此推测，孙蕙写给杨毓兰的这封荐书，应该是为了蒲松龄在康熙十一年三月的科试中能够顺利过关，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蒲松龄顺利通过了科考，从现有资料来看，这是毋庸置疑的，如其不然，蒲松龄那三首大发牢骚的诗作，就有可能写于此年春天。但有一个疑问，如果孙蕙的荐书是为了蒲松龄科试过关，蒲松龄也如愿以偿，蒲松龄定会即时回信告之孙蕙，而且孙蕙也不会迟至该年秋天才复信，并且在信中表示抱歉。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这封荐书不会写于康熙十年，并由蒲松龄带回家乡;这封荐书也不是写给杨毓兰的。 　　蒲松龄于康熙十一年乡试未能中举，烦恼至极，写作三首七律，寄给远在宝应的孙蕙，诗中有“君疲牛马身犹病”“惟凭尺一劝加餐”“亲老惟忧富贵迟”等句。孙蕙对蒲松龄怀才不售、亲老难报的悲愤情绪进行了安抚，对蒲松龄关怀自己健康的深厚友情表示了谢意。这样看来，孙蕙的荐书又有可能是为了蒲松齡能够顺利中举而写的。那么这封荐书又是写于何时？写给谁的呢？查阅史料，康熙十一年山东乡试有一名考官张鹏与孙蕙是进士同年，荐书有可能是写给他的。
　　《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三十九记载：“（康熙十一年）闰七月，丙申。以翰林院检讨杨仙枝为山东乡试正考官，内阁中书张鹏为副考官。”《清秘述闻三种》卷三“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乡试”记载：“山东考官：检讨杨仙枝，字简人，山西宁乡人，丁未进士;内阁中书张鹏，字南溟，江南丹徒人，辛丑进士。题‘敬事而信’三句，‘可以赞天’二句，‘圣人人伦’一句。解元王鼎冕，字甲先，滨州人，癸丑进士。”
　　据此可知，内阁中书张鹏于康熙十一年担任壬子科山东乡试副考官。张鹏，字南溟，江南丹徒人，与孙蕙同为顺治十八年辛丑科进士。既然是进士同年，关系非同一般，在官场上理应相互照应。为了蒲松龄乡试能够顺利过关，在不违反科场规则的前提下，也可以适当照顾一下。那么，孙蕙是不是于此年乡试前给张鹏写了这封请托信呢？应该有这种可能。这种请托之事在明清乡试之年时有发生。如顺治八年高珩典试江南时，有人借送古书之名，把装有重贿的请托信夹在书中，高珩发现后立即烧掉，不予理会。康熙十一年秋，时任宝应知县的孙蕙“分校南闱，取夏乾御等七人，时谓得人” [2]1061。南闱，明清科举考试，称江南乡试为南闱，顺天乡试为北闱。孙蕙在张鹏的家乡担任乡试同考官，会不会也应张鹏之请，为某人提供方便呢？也有可能。因此，于情于理，孙蕙有可能致信张鹏，举荐蒲松龄，至于张鹏能否按照孙蕙所请去做，只有天知道！
　　事件没有按照孙蕙等人的努力轨迹发展，美好的愿望无果而终，蒲松龄壬子科乡试落榜了。为此孙蕙在给蒲松龄的信中检讨自己办事不力，荐举信没起作用，“芜椷无灵，致误云翼”，一再表示抱歉。如此说来，孙蕙的这封荐书应该写于康熙十一年秋，不会是康熙十年秋，因为张鹏担任山东乡试副考官是在这年的八月乡试前，即七月才由康熙帝确定。据此，袁先生所谓蒲松龄带着孙蕙荐书回家的结论应该立不住。
　　或许有人质疑，乡试制度极严，违犯规则轻则罢官重则杀头，孙蕙是否有胆量写这封请托信？凡事都得从两方面看，尽管乡试秩序严明、监督有力，但仍有隙可乘。如丁酉顺天乡试，孙蕙的族叔孙珀龄就为其子兰茁请托作弊，只可惜运气不佳，遭人揭发，父子二人被顺治帝流徙尚阳堡。
　　综上所述：康熙十年蒲松龄科试顺利通过，荐书可能不会写于康熙十年秋;康熙十一年山东乡试蒲松龄落榜，荐书可能写于此年乡试前，应该是写给副考官张鹏的，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四、蒲松龄“侘傺”何事
　　《蒲松龄与孙蕙》写道：“康熙十二年（1673），孙蕙的一个妻子死了。蒲松龄闻讯，颇为动情，又立即寄诗相慰，诗题是《久废吟咏，忽得树老家报，侘傺不成寐，破戒作三律，即寄呈教，聊当慰藉，想为我千里一笑也》（简称《久废》）。诗开头表示震惊，说：‘闻君失所爱，惊坐汗交颐。’接着劝孙蕙宽心节哀，说：‘但愿加餐饭，英雄性不羁。’（第一首）第三首的末联，劝孙蕙‘还应鞅掌酬圣明，切勿灰心决去留！’感情还是质朴、诚挚的。” [1]65
　　赵蔚芝先生在《聊斋诗集笺注》中对此诗注释：“这三首律诗，一首五言、两首七言，都为安慰孙蕙丧子而作，诗当作于康熙十四年‘乙卯’孙蕙离开宝应入京任户科给事中之前。诗中运用多处典故，哀悼孙蕙的不幸，并劝勉孙蕙以国事为重，努力加餐，酬答圣明。” [8]595邹宗良先生考证：“孙蕙之子生于康熙九年庚戌。诗言孙蕙‘失所爱’，又用《孔子家语》中孔子曰：‘[商]瞿过四十当有五丈夫子’果然之典慰之，是诗为孙蕙失子而作。” [4]288相互比对，袁先生据蒲诗所言得出“孙蕙的一个妻子死了”的结论不正确，换言之，蒲松龄“侘傺”的不是这件事。
　　查阅高珩《墓志铭》，孙蕙“生于崇祯壬申二月十六日子时，卒于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初六日寅时。享年五十有五。元配韩孺人，继配赵孺人。子一，斯铭，君叔弟芹出也，今继君祀。聘益都处士南吕夏侯君钟女。女一，适同邑岁贡生、候选教谕马君朝端男、监生步云。韩孺人出。” [2]1066-1067
　　孙蕙一生娶了两位妻子，一位是韩氏，早逝;一位是赵氏，孙蕙去世时仍在世。当然，孙蕙还有几位妾，最有名的当属顾青霞。孙蕙的成年子女只有一子一女，儿子并非亲生，过继其叔弟孙芹的儿子，名斯铭，聘益都夏侯钟的女儿为妻，此时尚未结婚;一女是韩氏所生，嫁于淄川马步云监生。邹先生考证：康熙九年，蒲松龄代孙蕙作《答淮上陈差官》《十二月初五日答王世德》，十年作《三月初一日答杨恩县》，以上三札，“皆为官绅燕贺孙蕙生子而作之答函” [4]225-226，据此，孙蕙于康熙九年十一月或稍前喜得贵子，官绅等备礼申贺。
　　孙蕙的妻子韩氏去世较早，续娶赵氏。孙蕙在宝应任知县时，赵氏随其居住在县衙，蒲松龄《元宵后与树百赴扬州》《寿赵夫人》等诗，可以佐证。再据《墓志铭》分析，赵氏后于孙蕙离世。因此，袁先生所言孙蕙妻子去世的结论不准确。
　　《久废》计有一首五言律诗、二首七言律诗。诗其一云：“闻君失所爱，惊坐汗交颐。已似休文瘦，宁堪季子悲。鬼神何太恶，天地岂无私。但愿加餐饭，英雄性不羁。” [8]595诗三四句以沈约、季札比作孙蕙，对孙蕙丧子表示哀悼。诗五六句谴责鬼神可恶、天地有私，使孙蕙失去爱子。诗其二云：“冷雨凄风总黯然，欲搔短发问青天。魂销东野人何处，玉葬西河梦未还。英物元招神鬼忌，根因只觉报施偏。三生石上知谁似，与尔同参玉版禅。” [8]595诗三四句大意是，孟郊的儿子已死，今在何处？孔子弟子子夏的儿子葬在西河（今陕西大荔县）。这两句诗以孟郊、子夏比作孙蕙，讲述孙蕙丧子、葬子的悲痛心情。诗五六句大意是，孙蕙的儿子是英物，遭到鬼神忌妒夭折;上天报应不公，使孙蕙丧子。诗其三云：“自古钟情属我俦，况将白璧葬荒丘。商瞿幸趁孤身健，东野无烦百岁忧。过眼存亡真幻影，柔肠儿女亦悬疣。还应鞅掌酬明圣，莫为灰心决去留。” [8]595诗三四句大意是，孙蕙身体尚健，应如商瞿一样晚年得子;要像孟郊那样不担心死后无子继承。诗七八句大意是，要振奋精神努力工作报效皇上，不要因为丧子悲痛而辞去官职。 　　揣度以上三诗内容：孙蕙丧子，极为痛苦;蒲松龄劝慰孙蕙不要悲痛，努力加餐饭，尽心报效皇帝。至于孙蕙夭折的这个儿子是哪个妻妾所生，赵氏所生的可能性更大，只是目前没有确切资料为证。但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蒲松龄“侘傺”之事，不是孙蕙其妻去世，而是其子夭折之事，袁先生的结论不正确。正因为孙蕙的亲生儿子夭折，后来仍然没有生育儿子，所以才过继了堂弟的儿子。《淄川县志·选举志·续例贡》记载：“孙斯铭，蕙子。” [6]591可以看出孙斯铭的功名很低，只是一名例贡。例贡，是不由考选而由生员援例捐纳而得的功名，不算正途。
　　赵蔚芝先生考证，《久废》作于康熙十四年，孙蕙离开宝应入京任户科给事中之前。康熙十三年冬，朝廷对地方官进行考核，孙蕙被举“卓异”。十四年，因江南督、抚推荐，吏部、都察院协同注拟授职孙蕙给事中，孙蕙进京谒见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亲赐蟒衣。由此可知，赵先生关于此诗写作时间的考证不谬。
　　五、何时建成芙蓉斋
　　高珩《墓志铭》叙述：孙蕙“虽廿载荣途，而性嗜山水，于舍旁为园，筑亭其内，牓曰‘万仞芙蓉斋’。又开池浚塘，堆岩布壑，种树蓄鹤，萧然尘外。雅负书癖，每见坊间善本，不惜重直购求，特建‘逸峰阁’以贮之。” [2]1066
　　对于万仞芙蓉斋，乾隆《淄川县志·建置志·园林》如此记载：“逸峰园，给谏孙公第旁园也。邑南十五里，方广数十余亩，内建高阁，亦名‘逸峰’，东西两室翼之。西北为回廊，廊外为池蓄鱼，凭阑俯视，深可寻丈。其外为树园，园中放鹤，时闻声彻九皋也。阁前为亭，榜曰：‘万仞芙蓉斋’。斋前为露台，方广亩许，周以短墙。台南为池，池上架桥，东为舫亭，西为长廊。廓南出为石假山，山之东绿竹万丛。西南隅为曲径幽斋，竹林杂树映之，颇类僧寮。所有题咏，选载《艺文》。” [6]428
　　孙蕙何时建成万仞芙蓉斋？袁世硕先生在《蒲松龄与孙蕙》中考证：“康熙十五年（1676）、十八年（1679），孙蕙曾两次返里，后一次还营造了他的万仞芙蓉斋别墅。” [1]65
　　邹宗良先生在《由〈聊斋偶存草〉所见聊斋诗的整理诸问题》（载于《蒲松龄研究丛稿》）记叙：“唐梦赉《志壑堂诗集》卷九康熙十七年戊午下，有《孙树百给谏吴越归来，营万仞芙蓉斋成，和高念东先生赠诗三章，共成十首。招饮索和，率步原韵》（简称《归来》）诗，康熙十八年有《送孙树百北上》诗，可知孙蕙在康熙十七年、十八年曾有过里之事。” [13]213
　　据唐梦赉诗题所言，孙蕙的万仞芙蓉斋当于康熙十七年（1678）建成。芙蓉斋建成后，孙蕙曾邀请淄川名流前来参观。文友张洪玉女士提供手抄本唐夢赉《归来》诗，其一云：“归来给谏策山灵，折简分明庆落成。别墅近添花木胜，新斋势与涧溪争。座间缥缈青峦影，槛外琮琤碧水声。稍待长廊留醉墨，垂虹桥上试茶铛。”诗首联大意是，孙蕙自吴越归来后，向山神卜筮建房之事;芙蓉斋建成后，写信邀请好友前来参加落成仪式。诗其七云：“蒲笠山头路向东，开扉更植菊花丛。木奴千树征君宅，茅屋三楹处士风。丁令乍来惊世改，渔郎轻去怅途穷。清秋叶落频频扫，莫与人间流水通。”诗中“菊花丛”“清秋叶落”等诗句所言均为秋景，足可印证芙蓉斋完工的具体时间应该是该年秋天。
　　与此事有关，据唐梦赉诗中所言，孙蕙于康熙十七年自“吴越归来”，那么他到江苏、浙江一带去干什么呢？乾隆《淄川县志·赋役志·灾祥》记载：“康熙十七年四月，不雨。五月二十六日，始雨，复旱，沴气为祲，人多病疫。至六月二十二日，乃雨，秋大饥。” [6]478这年淄川春夏大旱，夏粮绝产，秋天又遇灾害。孙蕙有可能于这年春夏前往经济富庶的吴越之地看望好友，寻求救济。这是其一。其二，或许自上年始，孙蕙就已经开始营建芙蓉斋，此后因为缺少资金，只好前往吴越寻求好友帮助，于是才有了吴越之行。《笠山诗选》第二卷均为孙蕙游览江苏、浙江一带的诗作，但未明确注明写作日期，是否可以作为证明？有待进一步考证。
　　蒲松龄写有七律《卧万仞芙蓉斋，听棋客争道》，在《聊斋诗集笺注》中系于康熙十二年。赵蔚芝先生注释：“万仞芙蓉斋这座别墅建于何时，尚难断定。若依袁世硕先生之说，建于康熙十八年，则此诗编年应该推后。” [8]115七律《过孙给谏芙蓉斋》系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赵先生注释：“康熙二十年，孙蕙任福建乡试副考官（据康熙朝《实录》，应为正考官），试毕，便道返里。此诗写于次年三四月间，孙蕙离淄返京之前。” [8]172赵先生所言极当。再进一步分析两首诗文内容，《卧万仞芙蓉斋，听棋客争道》写作时间应早于《过孙给谏芙蓉斋》，当写于康熙二十一年之前，或许就在芙蓉斋建成、孙蕙邀请好友参观之时，即康熙十七年秋天。
　　上文已经考证，孙蕙自康熙十四年离职宝应，一直在家赋闲，直到康熙十九年才补实缺，担任户科给事中。在这段时间，孙蕙并未如袁先生所言只于康熙十五年、十八年两次返里，也未如邹先生所言在康熙十七年、十八年曾有过里之事，而是一直在家居住，而且还营造了万仞芙蓉斋。但不可否认，他曾数次南下访友叙旧，或北上谋求补缺，《笠山诗选》部分诗可以为证。
　　六、蒲松龄与孙蕙绝交
　　蒲松龄与孙蕙绝交，源于一封书信《上孙给谏书》。这封书信是蒲松龄有感于孙蕙的族人、奴仆仗势武断乡曲、横行霸道而写给孙蕙的。书信的主要内容是劝说孙蕙“择事而行”“择人而友”“择言而听”“择仆而役”“收敛族人”。在这之前，蒲松龄与孙蕙的关系已然生疏，《上孙给谏书》发出后，蒲松龄与孙蕙便彻底绝交了。
　　袁世硕先生认为：《上孙给谏书》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冬。其主要依据是：《上孙给谏书》中说到：“先生铮铮朝端，真为闾里生光，真为苍生造福。比读闽中闱墨，见月旦中具有深心，乃知河干竭蹶时，慷慨之心，未尝稍变也。”孙蕙于康熙二十年（1681）充任该年福建乡试副主考官（应为正考官），返程后曾在家乡淄川停留一段时间，次年春天返京。康熙二十三年（1684），孙蕙丁父忧，归家守制，丧服未除，便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春病卒于家。《上孙给谏书》言及“闽中闱墨”，可见蒲松龄作此信是在孙蕙典福建乡试之后。此时，孙蕙应该正在家中，否则就不会说什么“自觉面目酸涩，不可以登君子之堂”之类的话了。从“比读闽中闱墨”之句，以及信中并无劝慰节哀等语，可见又非作于孙蕙丁忧之时。看来，推定此信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冬，也就是孙蕙从福建回家、稍作停留时，是比较合适的 [1]67。 　　徐仲伟先生认为：此信作于康熙二十三年。蒲松龄对孙家族人、奴仆仗势欺人、横行乡里之事，屡有所闻，日益不满。康熙二十三年，孙蕙的父亲病故，请假居家守制。蒲松龄再也按捺不住，便给孙蕙写了一封长达千言的信——《上孙给谏书》 [14]115。
　　邹宗良先生认为：此信作于康熙二十一年，但他没有展开论述 [13]212。其《蒲松龄年谱汇考》记载：康熙二十一年壬戍，蒲松龄“愤于孙蕙族人、仆辈借其威势横行乡里事，作《上孙给谏书》以谏。” [4]352“‘比读闽中闱墨’为本年孙蕙自福建归来时事，此札亦当作于本年孙蕙尚在里中之时，应系本年。” [4]354
　　笔者认同袁、邹两位先生的观点，《上孙给谏书》当作于康熙二十一年，但具体时间需进一步考证。赵蔚芝先生考证，康熙二十年，孙蕙任福建乡试副考官，试毕，便道返里。《过孙给谏芙蓉斋》写于康熙二十一年三四月间孙蕙离淄返京之前 [8]172。笔者据此认为，《上孙给谏书》当作于康熙二十一年三四月间，具体时间应在《过孙给谏芙蓉斋》之后。蒲松龄《过孙给谏芙蓉斋》首联“有人搔首忆京华，绿竹丛丛荷未花”可证此诗写于春末。之所以如此断定，是因为蒲松龄的这封书信一经孙蕙拆阅，两人再见面便相当尴尬;以蒲松龄的秉性，他是不会再登孙蕙家门解释事情原由的，当然也不会专为孙蕙写诗了。至于徐先生此信作于康熙二十三年的观点，袁先生已经推翻。而袁先生此信作于康熙二十一年冬的观点，已然自我否定了：孙蕙康熙二十年“返程曾在家乡停留一段时间”，“次年春方返京”。孙蕙既然康熙二十一年春返京，又怎么能于康熙二十一年冬“从福建归来于家，稍作停留”呢？这或许是袁先生笔下误，将康熙二十年冬错写为康熙二十一年冬，但这又与该文所述抵牾。
　　蒲松龄在《上孙给谏书》中写道：“曩者刘孔集自武康归，先生尝谓之曰：‘姜桂之药，亦宜相人而施。’某之言真辣于姜桂矣！如可节取，则电毕而火之;如其荒谬，即不妨暴之同人，以彰吾过。弟年来无他进益，然能知非矣。断不敢谬执己见以自是也。” [15]1123从此信中可以看出，蒲松龄虽然对孙蕙的亲族、仆役横行不法之事激愤于衷，仗义执言，但还是顾及这位昔日好友的颜面，没有将其丑事宣示他人，而且特别请求孙蕙看后烧掉，以免泄露消息，在士民中造成不良影响。然而，此事后来还是在淄川传扬开来，以至于众人尽知。唐梦赉《县西关义市碑记》叙述：对于不法之徒扰乱淄川西关义市，“孙给谏树百，严发禁示，以诫族人。” [6]785高珩《墓志铭》记述：“盖君之居桑梓也，律己以正，存心以仁，严饬仆役，咸恂恂奉法无忒，一洗般阳故习矣！” [2]1065张元《柳泉蒲先生墓表》对于此事记述得更为详细：“乡先生给谏孙公，为时名臣，而风烈所激，其厮役佃属，或阴为恣睢。乡里莫敢言，先生独毅然上书千余言以讽。公得书惊叹，立饬其下皆敛戢。” [7]72据此看来，孙蕙接到蒲松龄的书信后，立即痛下决心，严厉整饬亲族、仆人的不法行为，淄川的社会秩序因之好转，得到了淄川乡绅百姓的广泛赞尚。
　　既然蒲松龄在书信中已经表明信守诺言，不会将书信内容公之于众，那么又是谁将此事“暴之同人”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孙蕙自己：或者孙蕙在处理族人、仆役把持官府、武断乡曲诸事时，言及蒲松龄来信劝谏之事，于是此事流传于市井里巷;或者孙蕙故意将此事“暴之同人”，以彰显自己秉公处理、绝不袒护之意。但如此一来，也就含有疏远蒲松龄之意，乃至于暗示与其绝交。即使是孙蕙没有此意，他人也会认为蒲松龄的“姜桂之药”没能“相人而施”，没能给孙蕙留足面子，真可谓狂妄之极。不管孙蕙是无意“暴之”还是有意“暴之”，对孙蕙来说，总之是利大于憋。孙蕙通过“择人而友”“择仆而役”“收敛族人”等行动，在社会上树立了一个虚心纳言的良好形象，既能为诤臣，又能容诤友;而蒲松龄作为孙蕙昔日幕僚，“谬执己见”，公开指责“旧主”的言行，极易在亲朋好友中造成一种“忘恩负义”的负面影响。
　　蒲松龄激于义愤，上书孙蕙，其初衷不过是看不惯孙蕙亲族、奴仆的所作所为，为受欺压者讨要公道，还社会一个朗朗乾坤。蒲松龄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维护孙蕙的正面形象，更重要的是其性格使然。蒲箬在《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如此评论蒲松龄：“唯是天性伉直，引嫌不避怨，不阿贵显。即平素交情如饴，而苟其情乖骨肉，势逼里党，辄面折而廷争之，甚至累幅直陈，不复恤受者之难堪，而我父意气洒如，以为此吾所无愧良朋也者;而友亦谅我父之天真烂然，不以为迕，盖不以情胜义，而肝鬲倾吐如此。” [7]77张元也说：“先生性朴厚、笃交游，重名义，而孤介峭直，尤不能与时相俯仰。” [7]72蒲松龄性格耿直，眼里容不得沙子，看不惯世上龌龊之事，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或者当面指责，或者致信批评，全然不顾及他人的情面与感受。蒲箬所谓“情乖骨肉”，是指郢中诗社好友王甡（字鹿瞻）听凭妻子将其父亲赶出家门，以致病死旅舍之事，蒲松龄为此曾致信指责。所谓“势逼乡党”，应该是指蒲松龄上书孙蕙揭露其亲族、奴仆贪赃枉法这件事。
　　蒲松龄“天性伉直”“孤介峭直”，不愿做“老好人”“伪善者”，认为这样的人全然没有是非觀念。在他自己看来，作为诤友，公开指责他人过失，是出于对好友的爱护，是为了维护好友的良好社会形象，“可无愧于良友耳”。因此，他在信中列举了孙蕙族人、仆役的种种劣迹后，惟恐孙蕙不相信，又规劝孙蕙“微行里井而私访焉，倘有一人闻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弟即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辞” [15]1123，真正是“不复恤受者之难堪”。其实，蒲松龄当然知道，这封言辞激烈的书信一经孙蕙接收，他们之间二十多年的友情也就宣告结束了。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此信发出之前，蒲孙二人的关系已经出现隔膜，“疏节孔多，遂使曩年把臂之交，至不以我为人” [15]1121。《上孙给谏书》发出之后，两人断绝了来往。按照他们过去的交情，孙蕙丁忧居家时，蒲松龄应该有诗相慰，前去探视;孙蕙病死家中，蒲松龄也应该有诗挽之，亲往祭奠。但从现有蒲松龄的诗文中却看不到这样的篇章，也不见有这方面的行动，更看不到他人对此的记载。如康熙二十一年，与蒲松龄同为孙蕙幕僚的刘孔集过世，蒲松龄写有五言古诗《伤刘孔集》，而蒲孙两家相距不过二十多里，孙蕙死后，没有蒲松龄前往吊唁的诗文记载，表明蒲松龄可能确实没有到过孙家祭奠孙蕙。这说明，孙蕙接到蒲松龄的书信后，确曾“严发禁示，以诫族人”，却对蒲松龄心存芥蒂，没有公开示好，因为毕竟是朝廷重臣，被“草野之人”蒲松龄一通教训，面子上总过不去;而“孤介峭直”的蒲松龄也绝不会事后当面赔情道歉，挽回所谓的不良社会影响。如此一来，蒲松龄与孙蕙“朋友之情，老而弥笃”的期待也就彻底落空了。 　　七、顾青霞在京居住
　　《蒲松龄与孙蕙》记述：“《西施三叠》词、《孙给谏顾姬工诗，作此戏赠》诗，均为蒲松龄南游归里后所作。前者约作于康熙十三年，后者在路大荒编《蒲松龄集》中系于康熙二十一年。这表明孙蕙行取入都做了给事中，并没有将顾青霞带往京邸，而是留在了淄川家中。” [1]73笔者查阅有关诗文，康熙十九年孙蕙出任户科给事中后，顾青霞并不是一直留在孙蕙淄川家中，而是随从孙蕙进京，并在京城居住了一段时间。至于居住时间长短，则不能确定。
　　马俊慧先生《陈淑卿与顾青霞：关于蒲松龄的宝应之恋（续）》写道：“孙蕙的另一位好友汪懋麟，曾经为孙写过三首题为《莫春过树百寓斋出姬人顾粲可玉山堂诗卷见示兼听小史云岫弹琴》（下文简称《莫春》）的诗，在‘孙郎解珮得青霞’一句下注曰：‘姬名也。’” [16]5胡春丽《汪懋麟年谱简编（下）》记载：“清圣祖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四十二岁。暮春，过孙蕙寓斋。（《遗稿》卷二庚申稿《莫春，过树百寓斋，出姬人顾粲可玉山堂诗卷见示，兼听小史云岫弹琴三首》）” [17]59据此，《莫春，过树百寓斋，出姬人顾粲可〈玉山堂诗卷〉见示，兼听小史云岫弹琴》作于康熙十九年，确定无疑。
　　《莫春》为三首七言绝句，载于《百尺梧桐阁遗稿》卷之二。承蒙马先生厚爱，提供此诗全文，遂得知全豹。诗其一云：“丁香叶大碧梧新，愧尔钩帘岸帻人。读罢《玉山堂》里句，支离真负一年春（诗中有“支离已是春相负”之句，余最赏之）。”诗其二云：“孙郎解珮得青霞（姬名也），并坐春风一笑哗。怪底闺房多秀气，顾家今已胜乔家。”诗其三云：“纷纷飞鸟倦知还，一曲清琴万虑闲。休道白云无意思，出山未久即归山。”诗题中的“粲可”，孙蕙的妹夫、邑庠生王观正（字如水）的五首七言绝句《孙树百爱姬顾餐可，以所著诗词示予，赋此赠之，即题卷末》写作“餐可” [18]122，汪懋麟或许是误写。王观正所言“所著诗词”极有可能就是《玉山堂诗卷》。《玉山堂诗卷》如能重现世间，对于研究顾青霞的生平以及她与蒲松龄的关系，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莫春》诗题中的“树百寓斋”，当指孙蕙在京城的住所。按诗题所言，康熙十九年春末，时在京城任职的汪懋麟到孙蕙住所拜会孙蕙，孙蕙向其展示顾青霞的《玉山堂诗卷》，汪懋麟阅读后，大加赞赏，题写七绝夸赞顾氏的才华。诗其一言称，读罢《玉山堂诗卷》，行事洒脱、率性而为的诗人也自愧不如;汪懋麟尤其欣赏顾氏“支离已是春相负”的诗句，印象特别深刻。诗其二写道，顾青霞成为孙蕙的姬妾后，孙蕙与其相处亲昵，如沐春风;顾青霞才貌双全，胜过三国时的大乔。汪懋麟在这里将孙蕙比作孙权，将顾氏比作大乔，称赞顾家女儿胜过乔家。诗其三主要描述听到琴声的感慨，认为出仕不如归隐快乐。此诗与顾青霞没有多少关联。
　　此诗作者汪懋麟（1639-1688），字季甪，号蛟门，又号十二砚斋主人，晚号觉堂，江南扬州府江都县人。少聪颖，从宿儒王岩学古文，得其指授颇多。顺治末，王士禛司理扬州，从学诗，诗益工。康熙二年（1663）中举，六年（1667）中进士，授内阁中书，后官刑部主事。康熙十八年，以徐乾学举荐，入明史馆充纂修官。二十三年，中蜚语罢归。归田后，杜门谢宾客，昼治经，夜读史，锐意著述。二十七年（1688），以疾卒于家。生平著述颇丰，今存《百尺梧桐阁诗集》十六卷、《百尺梧桐阁文集》八卷、《百尺梧桐阁遗稿》十卷等。汪懋麟曾与王士禛于康熙二十一年，共同为孙蕙编选《笠山诗选》并作序。
　　据汪懋麟《莫春》诗所言，此时顾青霞应在京城，与孙蕙居住在一起。汪懋麟拜访孙蕙，孙蕙引见顾氏，同时拿出顾氏《玉山堂诗卷》，请汪懋麟评阅，这符合一般社交礼仪。但也有一種可能，孙蕙只携带了顾氏诗集，在京请友人品评，顾青霞并未在京。目前大多数专家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孙蕙进京任职时没有携带顾氏，顾氏被遗弃在孙蕙的家乡淄川西笠山村，而且仅就该诗所述，也确实没有顾青霞在京随侍孙蕙的扎实证据。如何更准确地解释这一问题，还有待于发现更多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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