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中伦理思想的现象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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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现象学是由胡塞尔创立，之后影响到各个领域的思想认识运动，以一种全新的角度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从现象学还原和现象学悬搁两个方面，用现象学的方法来剖析《聊斋志异》中的伦理思想，为解读《聊斋志异》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更好地把握整部作品的伦理思想。用现象学的方法分析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能更好地理解书中对于传统伦理中封建思想的鞭挞，以及对人与人之间纯粹的友情、亲情、爱情的刻画，可以展现一个不一样的聊斋世界。
　　关键词：聊斋志异;伦理思想;现象学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一、现象学视角：展现不一样的聊斋伦理思想境界
　　 《聊斋志异》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名著，用一个个短篇故事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幅精彩的生活画卷，更是有“留仙《志异》一书，脍炙人口久矣。余自髫龄迄今，身之所经，无论名会之区，即僻陬十室，靡不家置一冊。盖其学深笔健，情挚识卓，寓赏罚于嬉笑，百诵不厌” [1]317的美誉，其故事中对于传统伦理的超越值得后人细细品味。作者蒲松龄作为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也是封建王朝末期的见证人，对于其封建伦理思想的批判仅仅只是从文本解释学的角度来解读，显然是不够的。“感性化和短平快的求知方式，使得一切复杂的问题都变得简单化、单面化了，所有高深的哲理似乎都可以通过几个学术明星在电视上以一种调侃的方式来加以言说，在这种情况下，探讨事物抽象本质的哲学当然就成为一种屠龙之术了。” [2]《聊斋志异》作为蒲松龄毕生的心血，其深邃的思想绝不只是浮在表面上的文字游戏。现象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哲学思潮来讲，要达到一种纯粹的境遇，也就是不收其他杂乱的经验性干预。从现象学的角度进行分析，挖潜出其中的内部文化宝藏。
　　 可是，在讲求实证和功利主义的背景下，有部分人对于《聊斋志异》的思想会产生误解，对《聊斋志异》伦理思想的理解只是局限于狐鬼花妖的悲欢离合，并没有理解到作品真正的伦理思想。哲学作为人类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人类对于智慧向往的需要，哲学也总是不断地追问。现象学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思潮之一，与其他不同的学科相结合，形成了教学现象学、心理现象学等等不同的学科，为人开辟一种新的思路。现象学强调对于事物本质的把握，以一种系统性、整体性的思路来理解事物，揭示出事物的内在价值，是事物自身的价值自我展现出来的过程。现象学的魅力就在于，可以通过其独特的现象学方式，把现实的感性的人作为理论出发点，以此来显现出人的伦理价值所在。《聊斋志异》通过以人写人、以妖写人等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出人的伦理思想创造力和生命力。仅仅是从表面上看，故事是写妖魔神仙在人间的爱恨情仇等等，进一步来看，蒲松龄是用这种神奇的色彩来赋予故事以生命力。作为现象学本身来说，其本就不是解决具体的问题，而是提供一种思想观念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帮助人形成全面认识，培养起道德和审美的情趣，这就是现象学的作用。所以《聊斋志异》的伦理思想绝不只是局限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中，而是把伦理关系中的主体——人，放在了哲学的高度上。因此，从现象学的角度对于《聊斋志异》的伦理思想进行分析是必要的。
　　二、现象学悬搁：去其杂念，发现纯粹伦理思想
　　 现象学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进行悬搁，所谓悬搁，也就是中止判断。有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就是“加括号”，即把要进行分析的对象用括号包围起来，使其与当下和历史这两个维度都脱离开来，将对象进行彻底的分析，发现其中本质的美。在思考的过程中，既要排除与此相关联的世俗信仰，又要对过往的知识形式和内容排除，这样可以摆脱掉以往的经验的影响，确定一个思考问题的起点，这正是现象学的精髓。而在当今诸多人都在用一种功利主义和实证的态度在思考问题，并且很多时候已经无意识地把这种思维方式赋予了文艺作品，使得文艺作品失去了本真的蕴含。通过现象学的悬搁，去除掉这其中的思维定势，便可使得《聊斋志异》的本质内涵显现出来。
　　 （一）纯粹的友情观
　　 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尤为重要，交往活动有丰富的哲学内涵。因此，在《聊斋志异》中有不少关于友情篇章的描写是可以用现象学的悬搁进行分析。如在《王六郎》一篇中，主人公王六郎本来只是一个溺死的水鬼，而渔夫许某也仅是一个小人物，并无所长，但是在这二者之间产生的友谊确实纯粹。其中，更是在王六郎本来可用一位妇女作为替身来解脱自己时，却因怜其襁褓中婴儿而决然地放弃了这个机会，“仆怜其抱中儿，代弟一人，遂残二命，故舍之” ① ，凸显出了王六郎在此刻的精神升华。渔夫许某也不禁发出了“此仁人之心，可以通上帝矣”的赞叹，并且在文章最后以“君心仁爱，自能造福一方，无庸故人嘱也”点明主旨。
　　 如果出于一般意义上的解读，只感觉整个故事乏善可陈，无非就是一人一鬼的交谈和来往，既没有王六郎的慷慨赠予，也没有许渔夫的贪婪索取。但是，经过现象学悬搁以后会发现，王六郎和许渔夫这样的友情就是自由的、纯粹的，达到了一种情感层面的共鸣。从初期的相遇开始，二者都把彼此作为了各自的精神寄托，一种没有杂念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产生，在相互交流过程中达到了友情的心心相惜。尤其是当王六郎放弃了替身的机会时，许渔夫不是从世俗的角度进行批评指责，而是理解他的初衷，对其行为表示了赞赏，这无疑是一个真正的朋友的行为。整个故事过程中不掺任何杂念，完全是两个真正的朋友之间的交往。交往活动是人的本能活动之一，只有在交往活动中，才能到达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只要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实现从未圆满过的交往活动，那么，一切都完成了。” [4]173
　　 由此，不难发现，如果把功利的色彩添加在这个故事上，整个故事精神就难以被揭示。人的存在意义也正是通过在人与他人的交往关系中被渲染，纯粹的友情是可以不掺杂经验性的外在预设。可见，《聊斋志异》中对于纯粹友人之间情谊的描绘是真挚隽永的，所以，在《聊斋志异》中所赞美的友情，不是传统封建伦理中的说教，而更是在交往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一种珍贵和自由的友情。 　　 （二）纯粹的爱情观
　　 《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婚恋故事曲折动人，情节美妙，所展现的纯粹的爱情观，也是值得深思，突出地表现出蒲松龄的理想人生和生活境界。例如，本书中的《绿衣女》篇。绿衣女一开始主动出现在于生面前，但是却不愿意对于生诉说过往，只愿与于生相伴。通篇文章没有写起因如何，将情节简约化，把故事时间压缩在一朝一夕之中，最后阶段绿衣女已经忧心忡忡，但却与其不曾在言笑间表露出来形成对比。在文章结尾处，“于破网挑下，去其缚缠，则一绿蜂，奄然将毙矣。捉归室中，置案头。停苏移时，始能行步。徐登砚池，自以身投墨汁，出伏几上，走作‘谢’字。频展双翼，己乃穿窗而去。自此遂绝。”尤其是最后的一个“谢”字，更是表现浓烈爱情的高潮部分。又如，在《婴宁》篇中，对于婴宁这般的天真纯洁，也是不加经验性的干扰，就只是一个纯粹的爱花爱笑的无瑕形象。
　　 通过现象学悬搁之后，重新看待这些故事，发现的不是离别的伤感和无奈，只是作者对于纯粹爱情图景的描绘。爱情是一种独立于人的其他情感之外的情感，所以才会有像梁山伯和祝英台、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动人的爱情故事传说至今。“一般地说，人类爱的意义就在于牺牲利己主义而证明和拯救个性。” [5]16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多少爱情都要遭受到利己主义的摧残和传统道德观念的限制。某条件不符合、某环境不达标、某行为不符合个人的利益等等，就不能算是爱情，这种观念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传播，这就是已经遗忘了爱情的本质的表现。在《聊斋志异》中，作者通过爱情故事的描写，对爱情重新进行了定义。人向往爱情，不是为了要符合某种条件或者是定义，爱情就是爱情本身。人在爱情中认识人自己，也认识对象，所以就是要不断地超越，实现自我的存在。
　　 所以，解读《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思想，要更加注重于爱情本身。爱情对于人的意义来讲，不是要用外部条件来衡量，爱情是人的构成部分之一。不同的人对于爱情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人面对爱情也会有不同的选择，这说明了爱情具有复杂性，可是仍然会有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爱情本质存在，也就是纯粹的爱情的存在。
　　 （三）纯粹的孝道观
　　 孝道在中国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熟人社会模式中，深入到心灵深处，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主要象征，学习孝道、实行孝道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不可否认的是，当孝道与某些经验性的因素相结合之后，便不再只是一个孝道的问题，尤其是与封建愚孝思想长期紧密的融合，的确有它消极的方面。但是，孝道的观念能够形成源远流长的孝文化，足见孝道存在的合理性，对孝文化的研究，发掘其积极的要素是必要的。《聊斋志异》是传统孝道的歌颂者，作为一个三百多年前封建王朝的文学家，蒲松龄的某些孝道思想是具有超前性的。
　　 “传统文艺作品在涉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时无不将孝作为弘扬的主题，这个特点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尤为明显。书中既有对尽孝子女的歌颂，也有对不孝子女的鞭笞。” [6]将书中关于孝道的故事进行现象学悬搁之后，去除了干预，不难发现这其中关于纯粹的孝道理解。例如，在《钟生》一篇中，钟生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穷书生，科举考试是其唯一出路，但听闻母亲病危，仅凭道士的一面之词，在马上就要考完试的情况下，竟然“闻之泣下，遂欲不试而归”“母死不见，且不可复为人，贵为卿相，何加焉？”试想如果这一幕用一种经验性的态度去对待，则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纯粹的孝道就是不被功利经验等因素所干扰。也就是说，孝道不仅仅要从价值論和认识论的层面上把握，更要从本体论上进行理解。作为伦理关系主体的人，是孝道的前提和出发点，正是因为有了人才有了孝道的概念。当经验性的因素驾驭了人在进行孝道的选择时，这本身已经脱离了孝道的初衷。孝道讲求的是人的情感和道德持续培养与付出的过程，所以，用现象学来评定孝道，并不只是依靠行为和做法，相反，更重要的是深入其内心深处的情感。
　　三、现象学还原：对传统伦理思想的超越
　　 现象学还原是现象学另外一个方法，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本质还原和先验还原。本质还原凭借直观而获得事物本质的过程，获得的并不是某一种神秘主义的东西，只是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之后再以先验还原的方式确立一个先验自我。这样使得既可以获得事物的本质，又可以确保人作为伦理主体的价值和意义。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内容丰富，也具有很强的现实影响，自古至今具有一定的影响，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不可否认，在封建制度下不免会产生思想枷锁，对待人自身就好像是一种冰冷的法则，往往会忽视人。传统伦理过于追求伦理思想中客观性和精准化，这样伦理思想就失去了作为教化的意义，更多的是像一种原理的讨论。《聊斋志异》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枷锁，体现了作品的伦理思想的超越。
　　 （一）本质还原
　　 进行本质还原，顾名思义就是对于事物的本质进行还原，是一个从事物表象到事物本质的方法，这个方法有赖于主体进行直观。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体会到一个在场和缺席的问题，在场的意思是对于《聊斋志异》视觉之内的感受;而缺席就是指通过这其中的每个故事，可以由人的意识统摄到整部作品，从而使得《聊斋志异》在某种意义上变成唯我之物。“正是现象学如此重视事物的缺席，所以它才能澄清直观的意义;通过与虚空意向及其关联的缺席形成鲜明的对比，直观及其成就的在场变得更加可以理解。” [7]35对《聊斋志异》的本质还原只是注意到了文本的在场，忽视了缺席这回事是不完整的，并不是《聊斋志异》产生的问题和意义都蕴藏在表象之中，这样就会导致人越想看清《聊斋志异》的本质，但是却越发地认识表面的诠释，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糊的结果还在发展。正是因为人们往往趋向于回避缺席，在阅读《聊斋志异》时认为所感觉到的一定是在场的。不通过这种现象学的还原，那么就将世界给数学化和固定化，恰恰忽略了一系列连贯的意向图像的呈现。
　　 例如，在众所周知的《黄英》篇中，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菊精姐弟的种菊、卖菊和马子才“甚鄙之”的态度。单纯地在场只是家长里短的家务，最后一家人都以卖菊的方式致富。但是，由这个故事的缺席所意向到的是对封建小农经济的打破，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是走向未来的必然，马子才所代表的“君子固穷”的观念倒好像是伦理道德上的压迫。以往的重农轻商观念会被淘汰，这种新的伦理思想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所以，迂腐的伦理思想一定会在历史中被超越。在《促织》中，对于封建统治者的辛辣讽刺可见一斑，不再只是一般的君君臣臣之道，而是直接写出只因蟋蟀这种玩物，就可以“不数年，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整篇故事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但字里行间都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黑暗罪恶以及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故事的缺席就直接意向到了作者的大无畏精神。 　　 《聊斋志异》的伦理思想绝非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如果人只是看到一个故事然后又接着是另外一个故事，则被人感知到的是单纯的当下。这就造成了过去、现在、将来没有区分的维度，这也就造成了人对《聊斋志异》的认识结果模糊，丧失了普遍性。因而，以现象学角度来讲，缺席也是一种必须注意的现象。在现实的感性世界中，人往往会趋向于用在场来代替缺席。具体来说，人更倾向于在实践活动中领会阅读方法，而不是将现象学的还原代入到阅读中去。这就造成了人没有一个虚空意向可以填充，而是直接用实践的经验来对《聊斋志异》进行认识。这样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即缺席总是被遮蔽或遗忘，人又会以在场的方式去理解世界而全然不顾缺席。这也就造成了人的认识能力的缺乏，当在场的方式不存在时，对于世界便没有了认识。
　　 （二）先验还原
　　 在这里先验的意思是使得日常经验形成的可能性前提，是先于经验的。先验还原就是在本质之后，为了确保人脱离了存在，避免出现主客二分的情况，建立一个先验自我。也就是对《聊斋志异》进行现象学还原之后，每一位读者都会成为作者，突破时空与作者达成感应。先验自我的确立也就为整个故事的分析确定了基础方向，把整个故事作为一个有效的整体。对《聊斋志异》进行先验还原之后，不难发现作者的伦理思想的出发点。
　　 相应的，在《聊斋志异》中用现象学还原就会发现两种伦理思想：一种是现实的伦理道德代表传统的思想，另外一种是用先验自我的伦理道德实现超越。例如在《僧孽》篇中，通过张姓书生因被冥王抓错而在冥界游历一番，回到现实之后不由发出“宛然冥司倒挂状”的感叹。用一套冥界的伦理思想标准来表示先验自我的思想，最后映射到现实的人世间的伦理思想之中，这一点在《田七郎》一文中表现地更加深邃，基本不用幻笔。田七郎是个憨厚的猎户，“一介不取”，“一饭必报”，不要武承修的各种恩惠，全文看似在写人与人之间的朋友交往，但在最后一段却以老母亲之口发出了“受人知者分人忧，受人恩者急人难。富人报人以财，贫人报人以义”的悲叹！表面上，受人恩惠就要报答，看似平等，但富人只要给人钱就能报恩，那无钱的穷人呢？这只能表现出传统道德的不平等和悲剧性。另外，在《聊斋志异》中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许多故事的结尾都会有一段“异史氏曰”，或者就事論事，或者就题发挥，在很大程度上，“异史氏曰”代表了整个故事的精神升华，成为点题之笔，也是以先验自我与作者思想共鸣的部分。例如，在《种梨》一篇中，正文内容用道士之术来惩戒吝啬的商贩，在“异史氏曰”部分却有“及至淫博迷心，则倾囊不吝;刀锯临颈，则赎命不遑。诸如此类，正不胜道，蠢尔乡人，又何足怪”的感慨，使得人们对于其中的伦理过失、道德对错产生了很多讨论之处。
　　 同时，在确立先验自我之后，还需注意形成活的当下。活的当下是指在体会故事的伦理思想的过程中要实现朝向未来和过去的敞开，这就意味着于人来说不是封闭在单纯的当下，《聊斋志异》是向两端即一人一妖这两个世界发展。一个个活的当下，即在任何时刻都保持的一种时间的整体性，有着一种双重意向性。一方面，每一个活的当下让人保持对于阅读《聊斋志异》时刚消逝的过去，这样人所感知到的经验不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把握住了作品的经验性，形成一个整体;另外一方面，活的当下让作品也指向未来，所产生的现在经验直接指向未来，同时产生对于未来的预期。所以，通过现象学的还原可以帮助人们找到一个目标，当人对其解读时，更是要用一种活的当下的视角。世界进入人的感知范围中不是一个片面的图像，而是一个完整的画面。
　　 例如，在脍炙人口的《公孙九娘》篇中，公孙九娘在起初与莱阳生相爱，直至到最后“女竟走，若不相识;再逼近之，色作怒”的悲剧结尾，并且对故事中的各个人物用悲喜交叉的方式表现其伦理思想的激烈冲突。故事中所出现的每个人物都在不同的场景中诉说自己的不幸，为那些冤死的人诉苦。这些人都是无辜的百姓，却被冤死，从这些人物的表现中就可以感知到其过去和未来这两个方面，一种立体感油然而生，将每个人物的伦理思想都从不同侧面表现了出来。从这种立体感之中，感受到作品中伦理思想的冲击力。
　　四、结语
　　 总之，通过现象学的分析是达到一种消除传统的主客体对立的思维习惯，把人本身投入到伦理活动中，让人能够明白对于文本的意义是人赋予的。所以，用现象学感受《聊斋志异》中的伦理思想是一种纯粹的伦理思想，是一个正在生成的关系和过程。《聊斋志异》本身就是一部志怪小说，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存在，而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作为一种意向性客体的艺术作品，有待于读者阅读和阐释。对作品结构的这种分析建立在严格的现象学方法论基础上。” [8]213用现象学的方式去分析《聊斋志异》的意义在于，将原有的主观意识单独抽离出来进行表层分析，有利于对《聊斋志异》作品的研究更深一层。当然，这样做的不足之处是忽略了作品特有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环境，是一种直觉理解，其得出的结论也必定是主观多元的，有的符合实际，有的则脱离实际。反过来讲，一部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也正是构建了一个可能的世界、开放的结局才更令人向往。正是因为人对于伦理思想的不断追寻，《聊斋志异》的伦理思想也在此获得了意义。《聊斋志异》中精彩纷呈的故事篇章还有许多，同样一个故事，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分析往往会有不一样的答案。本文只是通过几个例子进行了现象学的分析，这其中还有更多的文化宝藏需要更深入地探索，希望能够为促进像《聊斋志异》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作品的研究增添一些新的思路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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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朱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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