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白　烨

　　四川东北部的达州这个地方，堪为当代文学的一块沃土。前些年从这里走出了谭力、田雁宁。这些年又有罗伟章，还有他身后的农民作家贺享雍等。真是文脉绵延不断，而且还愈演愈烈。
　　出生于六十年代，成名于新世纪的罗伟章，近年出道以来，当属文学新人一个；但对已逾四十的年龄来说，他已到中年。可以说，他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型作家。他当过教师，做过编辑，后又“流落他乡”，自由写作，达州文联延揽他从事专业写作时，破例把招聘人员的年龄上限提高了五岁，才使他符合条件。
　　大器晚成的好处，是社会阅历丰富，生活积累浑厚，人生经验充实，这些都为罗伟章日后的艺术历练和文学写作，提供了坚实的根基和丰沛的库存。近两年来，以中篇小说写作为主的罗伟章，每年都会推出七八个中篇作品，此外长篇小说《磨尖掐尖》、《饥饿百年》相继面世。2004年以来，他的《大嫂谣》、《我们的路》和《奸细》等作品，还分别获得《中篇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优秀中篇小说奖和第四届人民文学奖。这种高产又高质的创作势头，在全国作家中可谓凤毛辟角。而这样的一个极具生力与活力的创作状态，除了他本人勤谨能干，吃苦耐劳之外，现实的感受也不时触发原有的积累，或者说多年的体验被艺术灵感频频激活，使得他有太多的故事要写，有太多的感受可说。而这，应该是罗伟章的创作如井喷一般强劲爆发的主因与内因。
　　罗伟章的小说创作，大致集中于两个方面的题材与题旨。一个是乡村农人的生计状况及其农民工进城后的生存景况。一个是乡村学校与基层教育的风雨飘摇及其身陷其中的人们的苦苦挣扎。这样的两个方面的内容，在罗伟章那里，其实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结的：乡村普通农人的近乎宿命的坎坷命运，命运不济的普通农人坚忍不拔的自我担当。显而易见，题材，只是一个外壳；内核，还是人之性情。
　　因为罗伟章的一些作品多以农民或农民工为主要人物，有人便把他看做是“底层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又因为罗伟章比较多地写了乡下农人的种种苦衷与苦楚，有人便把他的小说称之为“苦难小说”：还因为罗伟章写了学校教育的种种弊端与置身其中的人们的困惑，有人又把他的小说命名为“问题小说”、“教育小说”。这些说法表面上看，都不无其理，但细加推究，多是皮相之论。而且这些说法看似在寻绎罗伟章的特点，实际上却是在低估罗伟章的作品，把他的写作与作品在“标签化”的定位与定性中，与那些纪实性文学、流行性小说等量齐观了。这显然既不恰当。也不准确。
　　罗伟章的小说，有两个比较明显的特征，一方面他以大量的生活化情节、日常化细节，状写人物所面对的环境的艰窘、生计的困窘，把人物置于千难万险、形格势定之中；另一方面，他又以人物从容面对的淡定和将心比心的自省。细写笔下人物宠辱不惊的姿态与质朴良善的心性。《大嫂谣》里自己忍辱负重还时时关怀家人、帮助他人的大嫂，《最后一课》里以弱身瘸腿支撑着一间乡下小学，勉力维护着教育的最后尊严的王安，以及《水往高处流》里的孙永安，《我们能拯救谁》里的黄开亮等，都是这样一些过得很艰难。很吃力，又活得很认真，很自信，还不时地释放出或强或弱的光亮，去温暖别人，照亮一方的平民“君子”。因此，与其说罗伟章在倾诉底层平民百姓的苦难与幽怨，不如说他是在发现和掘见底层人们的生活逻辑以及平民人物的内在世界，和盘托出他们的处世哲学与为人之道。一个人置身于什么样的环境氛围，有时候是无法选择和无法拒绝的，但在具体的环境氛围中如何处世和自处，却是可以自制和自主的。如大嫂、王安这样的小人物，他(她)们面对种种烦难与困苦，没有退缩，也没有放弃，而是直面现实，尽心地去帮助他人，尽力地去调适自己，这便在平凡中显出了不凡，在寻常中显出了非常，不能不让人起恭起敬，击节称叹。
　　罗伟章的小说之所以既在读者之中大受欢迎，又在文学圈内广获好评，在我看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一是他专注而集中地描写了日常生活中的平民“君子”，让人觉着既熟悉，又陌生，既亲近，又敬畏，为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增添了一类新的典型形象；还有就是他在艺术描写上，基本不玩什么花样，基本遵循着严谨现实主义的路数，用沾晨带露的生活泥土团成的民间化的故事，日常化的情趣，来吸引人，打动人，感染人。
　　罗伟章的小说创作和他的小说作品在当下的勃兴与趋热，可能是一个信号，那就是文学走近了生活，贴近了民众。就自然获得了生命，获取了生机。而罗伟章的小说总是葆有活力与生力，其秘诀也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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