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和解构人类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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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茂林
一
解构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哲学思潮和文艺理论。
它是对结构主义的反拨。结构主义属于科学主义的范畴，旨在寻找一种隐藏在文本后面的整体结构，并试图用这种结构去分析、阐释单个文本。它认为一个文本的意义是可以找得到的、确定的，且只有一种阐释。结构主义的致命弱点是：只注重研究文学的内在规律――揭示文学的“文学性”，斩断了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必然联系，使文学研究走进了一条死胡同，终于在60年代让位于社会―历史―文化理论。
解构主义的奠基者德里达认为，“解构”就是要消除或拆解“结构”。所谓的“结构”，是指“与根本法则、原则或中心相联系的某种权威的、根深蒂固的、一成不变的存在――诸如观念本质、生命本源、终极目的、生命力(本质、存在、实体、主体)、真理、先验性、意识、上帝、人等等。”①可见，德里达所谓的“结构”直指西方文化传统之根，即“逻各斯中心主义”。解构主义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是不存在的，先验的前提假设只是人为的，这个中心并不具有本体论的真实价值和意义。解构主义者以民主、平等、自由自居，对哲学、文化、学术文艺进行颠覆、反叛、摧毁，它“是一种基本的政治实践，它企图破坏一种特定的思想体系以及它背后一整套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所赖以保持自身力量的逻辑”。②
解构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推翻了“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使文学研究再度向外传，激活了文学研究的魅力，注重文本的开放性、边缘性和互文性，把研究重点从文本转向读者和批评家。解构主义和注重意识形态批评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一道，直接促成了当代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女同性恋批评以及生态批评等后现代批评理论的诞生。
生态批评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美国并迅速蔓延到全世界的批评流派。它属于文化研究的范畴，早在1990年，在美国召开的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上，与会者对文化研究的学术地位、特征、目的、范畴和方法进行了辩论和论证，并对文化研究的主要课题作了以下归纳：1.文化研究的历史2.社会性别和性3.民族性与民族特征4.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5.种族与少数民族6.大众文化及其对象7.自我认同政治8.教学法9.美学的政治性10.文化与文化机制11.民族志与文化研究12.学科政治13.话语和文本14.科学、文化和生态系统15.重审历史16.后现代的全球文化③。生态批评进一步拓展了文学研究的领域，使文学研究进一步向外转，把文学研究的触角伸向了人类社会之外的、长期以来一直被人类遗忘的自然界，它是研究文学和自然环境之相互关系的批评，目的在于通过文学研究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从而建立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物种平等、生态平衡的社会，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生态批评又是后现代批评的一个流派。和所有后现代批评流派一样，生态批评也受到了解构主义的影响。紧握解构主义这一鲜明的思想旗帜和锐利的理论武器，它挑战、揭露、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消解中心，颠覆传统。
为了易于理解生态批评批评策略，我们不妨把它的批评策略与后现代批评流派的批评策略进行一番比较和梳理，后现代批评流派――例如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都把批评的目标对准“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一西方文化利用理性和权力建构出来的普遍真理在不同的语境中以不同的嘴脸出现，在当代女性主义批评中，它表现为菲勒斯中心主义或男性中心主义或父权制中心文化。女性主义批评的重点是向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挑战，质疑父权制文化建构的“真理”、“常规”，反思父权制中心文化长期以来给人们造成的病态思维，争取建立一个男女平等、两性和谐的社会。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长期以来，妇女一直遭受着父权制中心文化的压迫，被确定为“他者”、“第二性”。著名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凯特・米勒认为，“女人”是天生的，而“女性”则是父权制社会强加、炮制的。在其名著《性政治》中，她指出，男子应该有“侵略性”、“主动”、“勇敢”、“意志坚强”等，而女子应该“温顺”、“被动”、“怯弱”、“多愁善感”等这些性别规范，长期以来已被社会接受为天经地义，但这实质上无非是男权主义压抑、控制女性的结果，本身是不公平的，这是男权中心主义在作祟。她鼓励女性通过建构女性话语、进行女性批评来挑战、解构、颠覆男性文化霸权，从而谋求自身的解放。
后殖民主义批评攻击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表现为西方中心主义、白人中心主义、男人中心主义等，它着重阐明西方文化和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深层次上是一种权力关系；西方的思想文化坚持自己的种族中心主义，用西方模式支配世界文化，将非西方的传统文化边缘化，予以排斥。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学者杰姆逊，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注意到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面对这种后殖民文化霸权，杰姆逊期望第三世界文化真正进入与第一世界文化“对话”的话语空间，以一种“他者”(或他者的“他者”)的文化身份成为一种特异的文化表达，以打破第一世界文本的中心性和权威性，进而在后现代与后殖民潮流中，展示第三世界文化清新、刚健的风格，以及走向世界的新的可能性④。英国文学课的规范、文学经典的构成，就是在欧洲中心主义的操纵下形成的，它以欧洲、白人、男性为中心，通过选定文本来制造话语霸权，排除了黑人、女性文学，从而剥夺了他(她)们的话语权，使其处于失语和无言状态。这些被选定的文本，通过阅读、课堂教学、讨论，向受教育者灌输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欧洲中心主义、男权主义思想，使文本阅读者成了这一思想的接受者和认同者，从而在思想和意识上控制了他们，使其形成认同主流文学、排除非主流文学的殖民文化心态。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正是拿起解构主义这把利器，质疑和挑战传统的文学规范，使被压迫的臣属者重新拥有自己的声音，摆脱失语和无言状态。由边缘逼近中心，问津主流，质疑主流，从而达到瓦解中心、颠覆传统的目的，使黑人文学和女性文学从传统规范的牢笼中解脱出来，拥有自己的一块根据地，用文学去影响思维和意识形态，通过批判话语霸权和文化霸权的传统来确定族群文化的话语权。⑤
生态批评攻击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表现为“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这种价值观是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西方文化的源头――《圣经》。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的出现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化身。为了维护人生存繁衍，上帝对人发出号令，赋予人类支配自然的权力。“你们要生养众生，使他们遍布大地，要做海中鱼、空中鸟和地上爬虫走兽之主宰。我要使地上到处生长瓜果，结满籽实，赐与你们为食。”⑥这实际上是让人类随意掠夺和奴役自然。随着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萌芽，近代人类中心论产生了，从培根发出“命令自然”的第一声呐喊，到笛卡尔的“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的豪言壮语，到康德的“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等等，都标志着一种新的人类中心论――近代绝对人类中心论的诞生。人们常把18世纪称为“理性世纪”。事实上，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人们的行为根本没有那么“理性”。18世纪60年代，随着英国第一台蒸汽机的运转，人类进入了工业文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作用于自然界，为自己创造了日益丰富的物质财富。此后，在经历了两个多世纪与天斗、与地斗的悲壮历史之后，当人类沉浸于自己取得的丰功伟绩而踌躇满志、自鸣得意时，却同时尝到了人类中心主义给自己酿制的苦果。大自然向人类敲响了警钟：臭氧空洞，温室效应，全球变暖，物种灭绝，资源枯竭，大气污染，人口爆炸，土地侵蚀和沙漠化等等。这些现象已经严重地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迫使人类不得不回顾历史，反省自己，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发出“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的无奈的悲叹。生态批评的崛起正是文学批评家的责任和良知的具体表现。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随着人文学科的普遍“绿化”和生态文艺作品的异军突起，生态批评家们越来越感到自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缓解环境危机、为人类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自己应有的独特作用――从生态批评的视角重新阐释文学作品、挖掘生态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批判渗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生态文学作品、重新建构文学经典、促成生态文学的繁荣、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重新铸就一种生态文明时代的生态人文精神，并担负起引领科技进一步发展的历史重任。
在文学实践上，生态批评首先把批评的焦点集中在分析经典文学作品中“自然”形象是如何被再现的，并通过寻找“自然”的缺席，揭露人们对自然的熟视无睹和肆意破坏，质问令人怀疑的普遍真理、和那些歪曲和忽视自然写作文学的美学价值，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怜悯、同情、理解和尊重，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
生态批评还倡导寻找自然写作文学传统，通过重新发现、重新发行、重新评价文学作品，恢复迄今为止一直被忽视的自然写作体裁――面向自然的写实文学传统，起到唤醒人们生态保护意识的作用，生态批评还全面考察主流文学体裁和经典文学作品，以挖掘、发现表现出生态意识的文学作品，分析评价这些作家及其作品中体现出来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
生态批评家还主张分析、阐释渗透着人类中心主义的反生态文学作品，批判其中的反生态思想，以便推动学术界从生态的角度去重新评价经典文学并重新建构文学经典。例如：被称为英国小说之父的小说家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歌颂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新兴的资本家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开拓精神，该小说曾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后殖民主义批评家的眼中，鲁滨逊这一代表积极向上的新兴资产者形象则完全成了入侵新大陆、推行殖民统治的殖民者的缩影；而在生态批评家眼中，鲁滨逊又成了人类征服、占有、开发、践踏大自然的象征和建立在广泛、彻底地掠夺和蹂躏大自然基础之上的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象征――他在为期28年的荒岛生涯里，历经了采集渔猎、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和初步的制造业等人类文明史的几个重大阶段，他在园艺、建筑、航海等发面都有探索，他勘探了整个小岛，充分发掘和利用岛上的所有资源，并努力将其变成他的财富，他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向读者传达着这样一个基本的信息和根深蒂固的信念：只有在征服、改造自然的劳作和生产中，才有真正和最高的快乐。因此，从生态思想的角度来看，鲁滨逊是整个人类反生态文明和反生态的社会发展的缩影，是值得我们好好分析与批判的一个典型。⑦此外，生态批评家还研究生活环境对作家的影响。例如，已经有人开始从生态批评的视角研究英美现代主义作家劳伦斯、海明威、斯坦贝克等的作品。
生态批评不仅注重“解构”，而且重视“建构”。其目的是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呼吸着鲜活的时代气息的、充满生机活力和魅力的“绿色批评”。它从大量现有的批评理论中汲取营养，考察物种的象征结构，质疑和解构西方思想中普遍存在的二元对立(意义/物质、大脑/身体、男人/女人、人类/
自然等)，并和生态哲学家、生态伦理学家结成坚固的联盟，提出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生态诗学和深层生态学的理论观点。
生态批评不仅要解放大自然；而且还倡导回归自然，返璞归真，还人性以自然状态，建设人的精神生态，从而解决人的异化问题，提倡精神生态与自然生态的良性互动；它不仅要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宇宙观和生活方式，还要建构一种以生态整体利益为宗旨的自然的、生态的、绿色的、可持续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建一种新型的人与自然关系。
三
人类中心主义由来已久，它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使人类建设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促进了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是，随着当今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人类中心主义则日益受到质疑和挑战，生态批评就是在目前绿色运动的感召下，在文学批评领域掀起的一股“绿色”批评浪潮。其目的在于通过文学来重新审视文化，进行文化反思、文化批判，颠覆、挑战、揭露和批判导致环境恶化和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人类中心主义，从而确立一种新的生态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曾几何时，种族、阶级、性别一直是文艺批评界的热门话题，生态批评的出现，表明“自然”终于从被人们遗忘的角落重新走向前台，从“缺席”变为“在场”，重新凸显，表明文学研究已把触角伸向了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世界。生态批评把文学批评放在地球生态圈这一大语境下，以其独特的生态批评视角和对全人类生存前景的终极关怀而充满生机和活力。它的宽泛性和开放性使它与现存文学理论交叉结合起来，使文学研究走向更加广阔的生态学视野。生态批评开辟了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丰富了文学批评理论。
从生态批评的视角进行文学批评，重新阐释文学作品，将使文学更好地发挥“人学”功能和社会功能，充分发挥文艺作品的审美作用和教育作用，达到塑造人、鼓舞人、激励人、教育人、改造人的目的，矫正人们的灵魂和观念，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以保持现代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从而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从根本上缓解生态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与经济、科技、法律手段相比，这是一项治本的“绿色工程”，虽然需要人们付出长期的努力，但却是一条根本途径。
注释：
①德里达：《书写与差异》第274页，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转引自陈厚诚，王宁主编《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第39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②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第206、214页。转引自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第45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③张平功：《文化研究的开放性与全球性》，《外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第25页。
④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41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⑤参见杨晓林《质疑和解构欧洲中心主义》，《阅读与写作》，2001年第1期第1页。
⑥Thomas Nelson Inc．The Holy Bible,New King James Version．NewYork：American Bible Society，1982，P1．
⑦参见王诺《欧美生态文学》第16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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