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的主体性（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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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李唐的小说，这是我的第三篇评论，为了避免重复，这次只借他的小说作为一个典型的文本现象，来论述一个城市文学的主体性问题。
　　目前而言，李唐的小说基本都带有奇幻化、神秘性风格，叙述朴素迷离，故事虚虚实实。这种写法，浅层次看似乎还在继续着现代文学以来的意识流、魔幻叙事，是一种被西方、被当代无数作家翻炒过的叙事实验。从叙事学和文体革新层面而言，李唐这些小说是意义有限的。但我们必须清楚，文学创作并非为了文体革新而来，作家并非仅仅为了与别人不同而创作。革新什么和保持什么，更主要还是关乎着作家的生存感受。而且我们也清楚，像文学史上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抛弃，也是源于人的生存感受的差异变化，而不是一种刻意的求新结局。为此，我们理解李唐的小说，或许可以忽略他在文体上的实验到底有多少突破性，而转向去思考他继续叙事实验这一写作行为本身可能蕴含的生存感、现实感问题。
　　现代主义以来的各种文体实验，包括后现代主义意义上的叙事游戏，其实都是现代反抗精神在文学叙事层面的表现。这些叙事探索的背后，是作家们对时代生活、对社会现实的感受无法用既有的叙事方式得到表达。这种感觉与表达的不畅，内里蕴含着巨大的内心情绪，它指向压抑的现实生活，也朝向被传统的表现方式所拘束的叙事。现实生活或许难以改变，但这种生活感觉必须要有新的表达方式来发泄或表现。理解到这一点，才能说对现代派、先锋派叙事有了精神意义上的认知。
　　李唐继续现代、后现代主义式的叙事实验，我相信并非完全的對于文学传统的赓续和对于叙事游戏的热衷，背后也有着他关于当下城市生活的精神感知。为何在那么多类型的文学传统中，他会选择现代感最浓烈的叙事实验？这种选择本身就大有内涵，起码说明这些叙事形式比起传统的现实主义等其他叙事风格而言，更能够表达李唐自身的生活感觉。
　　那么，李唐这些小说又表达了怎样的生命感觉？中短篇里面，如《雨中婚礼筹备》，虚幻化的叙述，阴沉的雨，让人物也阴沉到忘记自己的婚礼。整个小说，就像叙述者在做梦一样，叙事过程，就是梦幻的进行。这种梦幻叙事，暗示的是一种生活的非自主状态。还如《湖》里的“他”，犹如一个失忆的人，在虚幻中寻找自己的过去，“他”被人视作守林人，看着人们在湖里自杀沉溺，也看着游客们消费死亡。《世界尽头的小镇》里面的“我”，通过追怀过去的情感来寻找出路，走向新的自我。《湖》和《世界尽头的小镇》，带有实验色彩，人物内心在过去和当下之间摇动不定，周身景观也是虚实混杂，有着典型的意识流笔法。还如《病室》《这一天终将消逝》《失梦园》等，由着一些神奇的意念出发、意识自然流动形成的叙事，能直接地表达出作者的内心意识。《病室》的想象、虚幻、神秘，似乎在质询我们的肉体和灵魂都被什么拘缚着？又该如何逃离？《这一天终将消逝》是探寻皮囊内部的深层自我，每个肉身内部都有着一个与外表相分裂的自我。《失梦园》里无处不在的消失感，梦境般的叙事铺就出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似乎是在解构自己内心仅存的一些信仰。《遗忘的维度》也值得提及，这个神奇的故事，把现实、记忆、舞台剧、梦境等都会聚在一起，这就像是当前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代，人到底是活在记忆中还是活在当前？甚至只是活在各种各样的舞台剧、影视剧或虚构故事里？①还有最新的《微不足道的伤口》，家庭伦理关系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一些微不足道的伤口总是能够摧毁一个人的生活意志。李唐这些叙事实验色彩明显的作品，并不是通过故事本身清晰地告诉我们他有怎样的生活体验，而是叙事特征本身透露了他的现实感知——这是一种分裂的、纷乱的、不确定的、焦虑不安的、没有希望的精神状态。
　　无疑，这种不安和不确定感，是一种“一切坚固的东西都已烟消云散”性质的现代性体验，是城市现代化发展给青年人带来的精神感受。可以说，我们对这类精神认知并不陌生，毕竟，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的中西方文学，包括思想著作，都在讲述这样的生存感受。我们已经不会对这些精神状态感到震惊或诧异，它们既失去了现实认知上的陌生感，也失去了美学意义上的陌生性。很大程度上，我们还生活在现代性文化（包括后现代）的笼罩之下，但文学艺术却已对这种文化所意味的精神特征讲述得足够全面。如此之下，今天的青年作家还能表达出何种关于生活世界的新颖感受吗？这必然是艰难的。无法突破这种现代性的文化魔咒，今天的青年创作就难以被认知为杰出，更无法真正实现令人瞩目的文化效应。但如果要刻意去突破，又能通往何处？
　　或许，李唐也明白这种困境，为此他的创作也竭力地表现出多方面的张力。他不满足于只是叙事艺术上的探索，也不像当前大多数青年作家那般，习惯性地瞄准当下的生活现实展开书写。从叙事风格到内容题材，他似乎都在想尽办法地脱离当前文学创作的惯性轨道。内容和形式，他都在努力地探寻新的可能性。或许，目前而言，其叙事形式方面的探索有多少创造性难以认定，故事内容所要表达的精神见解也难有多少令人耳目一新的原创性思想洞见。但是，叙事上的探索行为，本身就意味着对作家对当下社会生活和文学现状的不满与反抗，这是青年创作的起码姿态;而故事题材上，李唐所虚构的那些故事，它们的性质，除开表达什么思想内涵之外，也还有故事本身的题材特征。
　　题材特征是最为明显的元素，但往往也是最容易被评论者忽略的部分。李唐目前的多数小说，不像是发生在乡土社会，也不完全是当代城市故事，而是尽量模糊化处理，以规避目前我们关于文学的乡土与城市区隔，落入一种单向度的文学书写。比如《斯德哥尔摩》一篇，以城市为小说名，但故事却不是发生在斯德哥尔摩，也不是发生在它附近的村庄，而是离村庄也有点距离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小火车站。《遗忘的维度》一篇，故事发生地是一个远离城市中心的小剧场，在剧场里发生的事情，你难以确定它们属于何种地理空间。《动物之心》则将自己放置在城市郊区一处废弃仓库，与动物生活，变成动物，也是把都市现代人与传统原始“动物”关联起来。长篇《身外之海》则把故事移植到一个幻觉化的海边小镇。还有最新长篇《月球房地产推销员》，想象的是未来的城市生活管理和月球土地开发。这些是最为明显的篇目，还有《病室》《失梦园》等更为模糊的题材。从这个角度看李唐的创作，可以感知到，他似乎总要以各种方式逃溢出作为地理环境的现实生活空间，规避着一些具体的事物，而热衷于通过想象，去建构一个神秘化的、幻象性质的但独属于他自己的文学空间。 　　题材选择、文学空间层面的特殊追求，这是彰显李唐小说独特性的重要品质。这些品质意外地触动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城市文学的“主体性”问题。这“主体性”不指向城市空间有何种建筑和标志，也不指向城市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是指向生活在城市的个体如何处理城市，如何把城市作为自我建构的组成部分，简单而言就是城市人需要通过自己与城市的关系来塑造自我。杨庆祥在分析邓一光的小说时曾论及城市空间与人的自我意识建构之间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空间在现代资本的区隔中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生存处所，而更是一个充满了权力和身份区隔的自我身份确认的阀门。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地理空间既是封闭的，同时也是开放的。这是邓一光构建的巨大的深圳地理符号最有意思的地方，这些空间本身并非静默的客体，恰好相反，它在诱惑、引导和激发着我们的自我意识。”①李唐作为90年代出生、成长于北京城市的青年作家，城市必然是塑成其自我主体性的一个重要存在。城市诱惑、引导和激发着他的自我意识，他通过城市来进行自我身份确认。而这些自我意识，也必然投射在他的创作实践上。如此，小说取材层面对城市地理空间的刻意规避，本身就是作家对城市的情感态度。而小说所呈现出来的人物精神状态，也就是城市所塑造的主体性特征。
　　城市是复杂的，想要正面、直接地概括今天城市的精神特征，几乎不可能。但是如果那些被城市所塑造的青年作家，规避掉城市这个庞然大物后，去看待城市空间之外的事物，是否更能表现出现代城市的精神特征？毕竟，当我们直面城市时，最难以规避的就是我们潜意识中的情感负荷，对城市就像对自己的家乡一样，或憎恨或感恩，容易陷入两个极端。而回避这个作为家园的城市后，被这个城市家园所培育的主体、个人，他们的想象和理念，难道不是更贴近作为心理背景而存在的城市的内在品质？李唐极力地避免对城市进行直面的书写，这种“避免”，正好抛离了“城市”这个臃肿、复杂、庞大的具体性存在，而把自己内在的城市生存体验移植到别处后，在“别处”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就是他对于城市的精神认知。
　　或许，这时候我们需要重新认知“写作根据地”的观念。对于传统的乡土写作而言，一个熟悉的、充满情感的记忆家园会是作家源源不断的创作资源，就如沈从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包括福克纳那邮票一般大小的拉法艾特县。这些故乡、家园，它们是传统的、稳定的，可以直接展开回忆，能够不断地从中汲取素材作为具体的文学资源。但是，今天的城市不再如此，它是流动不居的、变化不定的，在一个城市成长、生活多年依然可能是陌生的、不确定的，面对这种故乡、家园，它又如何成为“写作根据地”？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化、城市化迅速起步之后的城市，所培育出来的新一代青年作家，基本是失却了写作根据地的一代，他们的创作不再有一个可靠的家园作为直接的素材索取地。现代大城市赋予新一代青年作家的，不是作为文学素材的稳定性家园，而是作为精神基础的流动性存在。建立在这种精神基础上的文学创作，不管文学空间建构在何种现实场域，都会表现出流动性、不稳定性的故事特征和精神状态。
　　家园的城市化转移，成就了我们今天所谓的“新青年”，其“新”就在于作家的成长经验、生活空间之“新”。“新”的内涵是由现代城市所塑成的，具体表现为流动性、不确定性和破碎感。在李唐的小说中，不确定性、不安全感是特别清晰的美学感受。在《迷鹿》里的阿京和“我”，家庭都不完整，阿京的父亲不在了，“我”的父母在分裂。而阿京的梦里，自己变成鹿后遭到父母的猎杀，成为一只迷失了方向的鹿。《动物之心》里“我”为何要远离城市，甘愿成为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因为如此才是回到一种被保护状态，才有安全感，才能确认自己的身份。《身外之海》中人物的情感遭遇，都是现代性文化的后果表现：家庭轻易分裂，爱情成了游戏，科技带来离魂之魅。现代人从身体到内心，从记忆到现实，都被焦虑不安、流动不居的城市文明所充实、所改造。《月球房地产推销员》里，未来城市的人不允许消极、悲观，一切都必须“有用”，而追求理性化、客观化和有用、实用，这是今天的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理想。这种未来想象，所投射的正是今天城市文明所規训的主体性，是多么无聊和非人性。李唐这些小说所表露的情绪特征和精神状态，很清晰地论证着今天的青年作家，看待世界的目光已严重被现代性意义上的城市文明所充斥：不管是面对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世界，还是针对城市边缘的不够现代的郊区园地，或者是对遥远森林小镇的虚构，包括对未来科技化都市的想象，都显得那么焦虑不安和充满罪恶。
　　现代化的城市空间所催生的新一代青年作家，他们的主体性完全是“现代性”性质的，复杂而深沉，充满矛盾性和分裂感。他们的文学目光，不再有纯净的远方和近处，也不再有可确定的过去与未来。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多年的城市化发展，城市的现代化背后，人的现代性转型也在慢慢进行。文学作为一种感知时代精神转型的先导性声音，李唐或许不经意地弹出了一些重要音弦。他众多小说的那种不被城市空间所限制的城市精神渲染，无形中论证着自己其实是在拓展现代城市的精神品质。“新城市文学”或许就“新”在这里，它不是局限于某个具体的城市空间的城市书写，而是携带着现代城市精神的新一代作家们，打破城市地域，进入更广阔的时空世界，完成一种关于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普遍性、总体性认知。
　　必然，这种普遍性、总体性认知，也不仅仅是打破地域空间上的限制，也不限于消除城市或乡村题材上的区隔。表现在文学创作上，更是一种风格上的总体化叙事。这里，李唐发出的《微不足道的伤口》，就以一种既日常化又极为荒诞的叙事风格，概括性地表现出了他对于城市新主体性内涵的判断。在这个小说中，首先，有“我”与朋友们之间的关系。由于“我”的失业，以及逐渐不再应酬，最终失去了一切朋友，唯一一个朋友也只是需要用“我”来作为他的心理分析对象，是因为“我”对他有用。其次，是“我”与父母之间的伦理关系，包括父亲与母亲之间的婚姻爱情关系。父亲离开母亲，只是为了体验更多的情感生活，这里面有着现代城市所谓的自由追求。母亲离开“我”，也是出于对个体幸福的向往，而她那极端不稳定的情绪，以及她所依靠的那种不确定的爱情，最终也只会将她抛回消沉的日子。此外，还有“我”个人的生活，“我”被一个微不足道的伤口击败，沉浸于伤口，失去了生活和工作的欲望。这篇短短的小说，几乎容纳了现代城市人的全部生活。这些“人”动荡不安、孤立无援的主体性，包括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脆弱本质，就是李唐关系城市主体性特征的极好概括。这一看似荒诞的小故事，比很多现实主义书写更为现实，因为它如诗一般，写的是现代城市的普遍性问题，而不似当下很多短篇小说只热衷于记叙一些破碎的稀奇事件。亚里士多德很早就指出，诗应该表现普遍性问题。我们今天的文学，要从不稳定的、脆弱不堪的日常现实中站立起来，也只有依靠总体性叙事来完成新的主体性建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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