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媒介批评展开层面的划分及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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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媒介批评”理论作为舶来品，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二十余年，理论基础比较薄弱，各学者对此理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试图从不同学者提出的概念出发，厘清该理论的一些混淆之处。研究认为媒介批评的展开层面应在系统论的统摄下细分为文化层面、制度层面、现象层面、行为层面、文本层面。本文通过对《新闻记者》媒介批评栏目的梳理，发现我国的媒介批评实践目前仍然存在深度、广度不足的现状，分析其中缘由，希望能够促进媒介批评实践的广泛开展。
　　关键词：媒介批评;展开层面;《新闻记者》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9）06-0066-04
　　“媒介批评”的概念是西方“Media Criticism”的舶来品，20世纪80年代由台湾学者引进，随后进入内地传播学者的视野，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学界普遍认为媒介批评作为一门学问进入中国传播学者视野开始于1995年。此前中国的媒介批评活动停留于实践层面，并未对媒介批评现象作学理上的思考。中国大陆“媒介批评”的概念最早由吴迪在《媒介批评：特性与职责》中提出，是中国新闻传播学开始研究“媒介批评”的标志。总体而言，媒介批评的理论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一直模糊不清，因此本文旨在探究媒介批评理论，尤其对其展开层面划分存在的争议进行分析，以期能够厘清媒介批评在展开层面上的纠葛，并对专业期刊《新闻记者》中的媒介批评栏目进行分析，观察目前媒介批评展开层面的现状并反思其原因。
　　 因此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媒介批评展开层面的划分情况如何？媒介批评展开层面该如何科学划分？目前媒介批评实践的展开层面现状如何？成因为何？
　　一、 媒介批评的内涵及研究现状
　　 媒介批评理论引入中国以来，许多学者对这一理论展开了积极探索。学者们采用不同的视角、理论原理及方法来审视媒介批评，研究相关问题，并提出定义。正因为学者们看待这一理论的视角和方法有所不同，导致媒介批评理论概念的混乱。国内看待“媒介批评”内涵的视角主要有四类：“反思说”“评论说”“鉴赏说”“价值判断说”，其余的相关定义更是数不胜数。目前，学界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反思说”及“价值判断说”。
　　 “反思说”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媒介批评就是对大众传播媒介的批评，是对媒介产品以及媒介自身作用的理性思考。”[1]吴迪直接指出媒介批评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此外，李岩提出媒介批评包括分析、判断、思考、反思等主体性活动[2]。王君超在《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中指出媒介批评是对新闻传播媒介系统及其各要素进行批评的过程，其本质上即是一种价值判断[3]，这一定义是“价值判断说”的代表性观点。刘建明赞成“价值判断说”，认为媒介批评通过解读新闻及媒体的过程进而评价其内在意义及对社会的影响[4]。此外，雷跃捷指出媒介批评是在一定标准下，根据一定社会和阶级的利益与理想，对大众传播活动所作的价值判断和理论鉴别[5]。虽然这些观点的阐述不同，但共识是媒介批评的过程是一种理性的思考。
　　 美国批评学家雷内·韦克勒曾在其《批评的概念》一书中，对“批评”一词追根溯源。从古希腊的原意讲起，直到1677年英、法、意等国最后确定并通用“批评就是指正确判断的标准”。批评一词用法甚广，即使在媒介批评还未引入中国之前，文艺批评，文学批评等在中国早已有之。刘建明在《媒介批评通论》中指出“媒介批评的对象包括新闻从业人员的活动及其产品。”[6]王君超认为“新闻媒介系统则是媒介批评的主要对象。”[3]李岩认为媒介批评的对象以每一种媒介的内涵分类，大致可以分成：媒介产品、媒介表现、媒介组织、媒介制度、媒介环境等。”[2]结合目前的社会现实，当前媒介批评对象的界定应该以媒介为中心，包括媒介、媒介产品、媒介从业者、媒介活动、媒介政策体制等。
　　二、 媒介批评展开层面的划分与理由
　　 虽然媒介批评的内涵与外延在学术界未达成共识，但不少学者在自己的概念中对媒介批评的层次进行划分，以期能够补充媒介批评理论，更好地指导媒介批评实践。不同学者在划分中采用的逻辑不同，笔者将主要观点一一分析，是以完善对媒介批评展开层面划分的研究。
　　 陈龙认为，虽然媒介批评的对象丰富多样，但对不同对象的批评都应包含批判和评价两个层次。而对于不同的对象来说，批评的内涵不同，侧重点也该有所不同[6]。该观点从“批评”一词出发，提倡批评应分为批判和评价，即取舍和褒贬。陈龙对媒介批评展开层面的划分有待商榷，媒介批评的确有批判与评价的分别，但媒介批评与我们常见的批评不同，批评一般是指不好的评判，正如雷内·韦克勒指出批评是指正确判断的标准。所以媒介批评必然有好有坏，包含批判和评价。这并不能作为展开层面的划分，只能作为媒介批评的两个向度去考量。媒介批评的展开层面应依据媒介批评的对象进行划分，如此才有层面一说。而非就媒介批评对象的好坏进行划分。
　　 王君超认为媒介批评属于传播学这个大系统下的子系统，在这个子系统中包含了三个层次，且每个层次又自成系统。宏观层次，包括传播思想、效果、机制、传媒结构、管理以及传媒与社会的关系等;中观层次有传媒个性、风格、媒介现象、报道策划及新闻评奖等;微观层次，指对单个媒介产品，单个传播者及单个媒介现象与行为。这种观点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看待媒介批评，从子系统的规模和深度出发来划分媒介批评的展开层面，从微观、中观到宏观，反映媒介自身与社会的关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需要指出的是直接将媒介批评的对象放入宏观、中观、微观的系统之中，逻辑性不强，部分表述也有些牵强附会。如将媒介现象归入中观层次，将单个媒介现象归入微观层次，在此处的区别即模棱两可无法切实辨别。
　　 雷跃捷认为大众传媒所涉及的文化、本体和现象三个层面，既是媒介批评的对象，同时也是媒介批评的内容，媒介批评的内容实际上是三个层面的分解和细化。其进一步指出文化层面的媒介批评是一种宏观层面的批评，是对传播制度、社会政治与经济制度关系等的批评。本体层面的媒介批评属于中观层面的批评，是媒介批评的主要对象，包括对大众传播的传播者、受众、内容、工具、效果、社会功能和作用等的批评。现象层面的媒介批评属于微观意义的批评，具体包括对新闻节目、文艺节目、电视录像、互联网络等内容的鉴别与批评。雷跃捷依据宏观、中观、微观进行媒介批评展开层面划分的想法十分新颖，但将文化层面归入宏观，本体层面归入中觀，现象层面归入微观存在不妥之处。首先，文化、本体与现象不能涵盖媒介批评的所有对象，而其中包含的对象又并不都是媒介批评的对象。如在现象层次，关于文艺节目的批评和电影的批评等就值得商榷，以免与文艺批评与影评混淆。总之，雷跃捷对媒介批评展开层面的划分中还存在部分不清晰，不准确，不合理的情况，但其对于宏观、中观、微观的划分方法值得借鉴。 　　 董天策起初将媒介批评分为媒介产品、媒介行为、媒介现象、媒介性质及其作用四个层面。后来，他以媒介批评的对象为标准，把媒介批评的展开层面划分为文本、现象、行为、体制和文化五个层面，文本层面包含新闻与广告等媒介产品，现象层面指具有普遍性的媒介现象，行为层面则是指在媒介活动过程中反映的传播伦理，体制层面主要指媒介体制的相关问题，文化层面是针对媒介文化的问题[7]。其将媒介批评的展开层面细化为五个层面，比较清晰地区别了媒介批评的不同对象所在的层面，但这五个层面的意义并没有深度、广度的区分。
　　 因此，笔者主张在宏观、中观、微观系统论的统摄下再借鉴董天策学者的方法对媒介批评的展开层面进行划分。即：宏观意义上包括文化层面与体制层面，中观意义上包括现象层面与行为层面，微观意义上包括文本层面。
　　三、 媒介批评展开层面的现状与反思
　　 媒介批评进入中国后发展迅速，以专业期刊《新闻记者》为例，对媒介批评实践的展开层面情况进行分析。 2010年～2018年媒介批评专栏共收入131篇的文章分析显示，体制层面的文章共有11篇，占比8.4%，《防治虚假新闻的关键靠制度化的新闻监管体系——从“前新闻人自爆造假”遭冷遇说开去》旨在探讨新闻监管体系。文化层面的最少，仅2篇，占比1.5%，《正视文化差异，增强对外传播的有效性》一文批评了中国当前的对外传播缺少对目标对象的研究，在传播实践中忽略了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现象层面的文章有10篇，占比7.6%，《新闻敲诈，该当何罪？》对媒体行业出现的利用新聞进行敲诈的现象进行批评。行为层面的文章有56篇，占比42.8%，《“新闻炒作”宜疏不宜堵——以李天一涉嫌轮奸事件传播为例》反映了部分媒体新闻伦理的缺失。文本层面的文章较多，有52篇，占比40%，《只顾吸引眼球，不顾道德操守——从《纽约邮报》发“地铁死亡照”遭抨击说起》批评了《纽约时报》在报道中不遵守职业操守的行为。
　　 总体而言，从批评的“层面”来看，宏观的文化与体制层面的媒介批评较少，仅占总样本量的10%，包含现象、行为与文本层面的中观和微观则占比90%。早在十多年前，国内学者就提出媒介批评的实践“少广度深度”，对《新闻记者》的“媒介批评”栏目的分析也印证了媒介批评的实践存在批评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的事实。即当前媒介批评涉及宏观层面的批评较少，相反，涉及微观、中观层面的批评较多，国内目前的媒介批评大部分是针对具体个案的批评，停留于批评的表面而没有对媒介的本质进行探究。
　　历经数十年的实践和发展，媒介批评的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媒介批评研究的起步时间较晚，这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媒介批评的深入开展。媒介批评的深度与学者广泛而深入地探讨和研究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我国媒介批评研究至1995年由吴迪引入大陆才逐渐发展起来，时至今日也不过二十来年，力争在短时间里让媒介批评从现象深入到制度层面的确存在难度，应该给予媒介批评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再者，媒介批评也缺乏直接的理论借鉴。“媒介批评”理论以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新闻传播媒介为基础，与大陆社会制度下产生的新闻传播媒介有着巨大的差异。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大众传播媒介及其产品是联系党和政府及人民群众的一种工具。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精神文化产品总是以实现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与西方的商品经济有所不同。因此照搬西方的媒介批判理论来批评社会主义的大众传媒并不合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我国的媒介批评浮于表面。此外，媒介批评的深入也受到媒介批评自身特征的影响。微观、中观层面的媒介批评是现象、行为及文本的批评，而宏观层面的媒介批评是文化与制度层面的批评，是一种更为本质的批评。媒介批评从微观、中观进入宏观层面实则是一个由浅入深，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媒介批评的宏观层面本就更难把握，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透过现象探究事物内在的、深刻的部分，这也从另一方面解释了我国当前对媒介文化与体制的批评相对滞后的原因。
　　四、结 语
　　 即使困难重重，但我国的媒介批评应该对传媒政策、机制、理念等宏观问题上给予更多关注，以期能够在批评的内容上进一步深入。尽管媒介批评作为一门学科还并不成熟，但我国已经在媒介批评的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媒介批评对于我国媒体行业的良好有序发展十分重要，需要继续加深对它的认识，不断丰富和完善媒介批评理论，促进媒介批评实践的深入开展。
　　参考文献：
　　[1] 吴迪.媒介批评：特性与职责[J].现代传播，1995（5）：1-6.
　　[2] 李岩.媒介批评：立场、范畴、命题、方式[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
　　[3] 王君超.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4] 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5] 雷跃捷.媒介批评：21世纪新闻与传播学系列教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6] 陈龙.媒介批评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5.
　　[7] 董天策.中外媒介批评.（总）第2辑·2010[M]. 广东：暨南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艾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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