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时序与空间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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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钰 姜宁宁 崔寅
摘要构建反映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发展内涵的两系统评价指标体系，以均方差决策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借助ArcGIS软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定量分析京津冀13市2007—2016年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变化趋势。结果表明：①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系统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从2007年13市均处于拮抗发展阶段，到2016年实现较低水平协调，多数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市化进程。②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全局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性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处于高-高集聚区与低-低集聚区的城市最多，北京、廊坊和保定三地的局部空间自相关性最为显著，此三地对周围临近城市的辐射能力更强。基于分析结论，提出实现京津冀13市生态文明与城市化高质量耦合协调发展的策略：①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市化进程，强力推进京津冀“弱势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同频共振”，推动京津两地优势资源向河北溢出和辐射。②强化三地的区域协作，促进共同发展，充分利用高水平集聚区的示范效应，带动和提升低水平集聚区协调发展，加强三地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构建共建共治发展平台。③根据耦合协调度“中间高、南北低”的空间分布差异，三地政府还需根据自身特色，因地制宜研判和明确发展策略。
关键词 生态文明;城市化;协调发展;京津冀
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均将生态文明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要求“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形成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的空间格局。2018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引领京津冀城市群协同一体化发展，而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协调可持续发展将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城市化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平台，生态文明是城市化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当城市化进程超出生态环境承载容量，将会加重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系统，降低城市化质量与效益，阻碍城市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与城市化之间存在着正相关的相互作用和交互耦合关系，应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市化进程，加强区域密切协作合作和共建发展平台，通过因地制宜转型发展与空间统筹规划紧密结合来助推二者协调发展。当前，京津冀城市化“提速”与生态文明滞后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脆弱性突出、生态承载力不足与城市化发展之间矛盾加剧，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容量相对不足之间矛盾凸显，由此产生生态文明系统与城市化系统之间失衡、错配将制约城市群健康持续和谐发展。因此，科学研判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关系对促进京津冀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选取我国北方规模最大的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生态文明系统与城市化系统建立指标体系，以2007—2016年13个城市统计数据为样本，对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关系展开研究，期望为促进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1文献综述
在现有关于城市群生态文明（含资源环境问题）与城市化发展相关论述中，学者们高度重视城市群资源环境、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发展问题，研究了城市群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关系[1-8]和城市经济、社会与环境三者之间协调关系[9-12]以及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之间关系[13-15]，构建了协调发展的理论框架[14]与机制路径[15]，亦进行了实证分析[16-18]，结果表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落后于城市化进程。在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相关论述中，学者们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京津冀地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19-21]、探索京津冀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新模式与新路径[22-23]、关注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地区差异以及两者的融合发展，尤其是丛晓男[24]在“耦合度模型的形式、性质及在地理学中的若干误用”中通過对模型设定形式进行修正，使得耦合协调度模型更适用于协调性评价研究。在城市群协调发展相关论述中，学者们探讨了城市群内部地区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运用障碍度模型、空间数据分析法等综合方法研究城市群经济发展[25-26]、开发强度[27-28]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关系;运用空间计量模型[29]与多尺度分析法[30]等方法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与集聚和溢出效应，探讨如何通过优化空间结构、发挥集聚和溢出效应实现城市群内部的协调发展。
已有成果从多个视角丰富了城市群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相关问题研究，然而从研究问题的综合性看尚有如下不足：第一，以生态文明为出发点的研究偏少，多数学者聚焦于生态环境保护问题，而生态文明所涵盖的范围则更加广泛，内涵更为深刻。第二，对于耦合协调发展关系的研究多见于微观层面选取单一省份或城市，宏观尺度的跨省进行区域分析的偏少，以我国区域发展的第三大经济社会增长极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关系为评价对象的系统研究则更为少见。因此，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开展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关系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2耦合协调度指标体系与实证研究模型
2.1指标体系的建立
根据生态文明、城市化系统特征，参考已有研究成果[17-19，31-36]，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层次性、可操作性等原则，鉴于地级市统计数据较难获得和较难统一，为尽可能使指标涵盖全面，遂建立如下评价指标体系。
2.1.1生态文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现有研究主要从生态文明内涵与生态系统运行方式两个方面对生态文明的评价指标进行选取，涵盖资源利用、环境污染、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经济与社会发展。其一，根据生态文明的内涵[17-18，31-32]，从自然、经济与社会三个维度选取指标，其中自然指标涉及资源利用、环境质量与环境治理等;经济指标包括人均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等;社会指标主要包括绿色生活。其二，根据生态系统的运行方式[19，21]，从资源要素、污染物排放、环境治理以及生态保护四个维度选取指标。如上现有指标反映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对于评价京津冀城市群生态文明水平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借鉴现有关于资源要素、污染物排放与治理、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评价指标，考虑到京津冀地区环境污染较严重、生态脆弱性突出、资源利用水平有待提高、经济增长方式急需转型等现实情况，同时参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和《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等文件和已有研究成果，从增长质量、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和绿色生活6个方面建立生态文明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32项具体指标，力求深刻反映京津冀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如表1所示。
2.1.2城市化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近年来“摊大饼”模式的传统城市化进程片面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经济总量提升，城镇人口增加，带来“量”的增长，而忽略“质”的提高，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等严重问题，为推进高质量的城市化发展，国家出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现有文献[17-19，33-36]主要从人口、经济、空间和社会四个方面对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由于京津冀地区区域内部城市之间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凸显，因此除借鉴上述四个维度指标外，我们拟增加城乡一体化维度指标。根据国家文件并参考已有研究成果，为明确区分生态文明指标体系与城市化指标体系，深刻反映两系统的突出特点，在城市化系统中不再选取生态环境方面指标，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空间城市化、社会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5个方面建立城市化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18项具体指标，如表1所示。
2.2实证研究模型构建
2.2.1数据的标准化处理及指标权重的确定
（1）数据的标准化处理。生态文明和城市化系统共包含50项具体评价指标，由于评价指标数量众多，并存在计量单位差异，因此需对各项评价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消除量纲差异，以便于比较。在数据标准化处理前还需判别评价指标的正负向。正向指标是指该项指标数值越大则该系统越朝有利方向发展;反之则为负向指标。
（2）指标权重的确定。均方差决策法（MSD）作为一种客观赋权方法，其基本原理是认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中各指标权重的系数大小取决于指标属性值的相对离散程度，离散程度越大的指标权重系数越大[37-38]，此种方法具有赋权精确度高的优点。
（3）两系统综合发展评价函数。参考已有文献[7]，综合发展评价模型构建如下：
2.2.2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构建
（1）耦合度模型的构建。借鉴物理学中耦合概念及模型，并参考耦合协调度模型的相关研究[24]，得到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系统耦合度模型：
（2）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构建。参考已有研究成果[6-7，11]，以耦合度判定系统间的协调程度只能体现系统间的相互影响，难以体现各个系统自身发展水平，因此还需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进一步判断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两系统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为：
（3）相对发展度模型的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虽能衡量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系统的协调发展关系，但却不能反映两系统之间的相对发展程度，因此参考其他学者[16]的做法，引入相对发展度模型：式中，λ为相对发展系数，f（E）、f（U）分别为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综合发展水平。参考毕国华[17]对耦合协调发展阶段与等级的划分，对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等级与类型进行判定（见表2）。
2.2.3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是空间计量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解释与空间位置相关的空间依赖、空間关联和空间自相关现象。选取ESDA方法中的全局Moran’Ⅰ指数、Moran散点图和Lisa集聚图深入分析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关系。
全局Moran’Ⅰ指数：式中，Di表示地区i的耦合协调度，Dj表示邻近区域j的耦合协调度，S2为样本方差，wij为空间权重矩阵，用来定义空间对象的相互邻接关系。全局Moran’Ⅰ指数反映整体空间范围内的空间依赖程度，Moran’Ⅰ指数取值范围介于-1和1之间，取值接近1表明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反之则存在负的空间相关性，取值接近0则不存在空间相关性。
局部Moran’Ⅰ指数：局部Moran’Ⅰ指数为正表示某地区i的高（低）值被周围的高（低）值所包围;局部Moran’Ⅰ指数为负表示某地区i的高（低）值被周围的低（高）值所包围，由于区域涉及范围较广，计算局部Moran’Ⅰ指数数据量庞大，因此多采用莫兰散点图表述局部空间自相关关系。Moran散点图用来检验局部地区是否存在相似或相异的观察值集聚在一起，并可确定观察值的具体位置，但是Moran散点图没有给出各区域的辐射效应及其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局部Moran’Ⅰ指数，Lisa集聚图则可弥补这一缺陷。
2.3数据来源
选取的评价单元除京津二市外，还选取河北省内经济发展、生态建设方面具有典型代表性的11个地级以上城市作为评价单元。利用2007—2016年10年数据对京津冀地区总计13个城市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实证评价，共49项具体指标。原始统计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经济年鉴》《河北农村统计年鉴》，各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各城市环境公报和政府工作报告，部分指标数据由作者计算整理得到。无法收集的缺省数据，参考其他学者[39]对缺失值的处理，通过SPSS软件进行线性内查法估算予以补齐，力求数据的完整性与准确性。
3实证结果分析
3.1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变分析
经过模型运算得到京津冀13市2007—2016年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的实证结果，并依据上文给出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和类型判定依据，考虑到篇幅限制仅对2007年、2010年、2013年和2016年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结果进行分析（见表3）。 由表3可知，2007年京津冀13市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非常低，13个城市均为拮抗状态，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系统拮抗是指系统中各因子在相互影响过程中抑制对方的作用，致使两系统耦合度和协调度较小，且差距较大。耦合协调度最高的为北京，达到0.322，北京市为保障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大幅提升城市市容环境，也是其耦合协调度较高的重要原因之一。耦合协调度最低的为邢台，仅有0.047，邢台市经济发展在省内较为落后，一二产业比重较大，城市化进程缓慢，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缺乏，导致耦合协调度较低。处于类型Ⅰ的城市最多，达到8个，表明这8个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市化进程，两系统处于高度拮抗状态。只有北京和石家庄处于类型Ⅱ，两系统之间基本实现同步发展。秦皇岛、沧州和衡水三地属于生态文明建设超前于城市化进程，但两系统之间仍然高度拮抗。
至2010年，京津冀13市耦合协调度有所提升，除承德率先处于磨合阶段，其余12个城市仍全部处于拮抗阶段。北京、天津和保定三地耦合协调度较其他城市略高，其余9个城市仍处于低水平拮抗阶段。处于类型Ⅰ的城市仍最多，共8个，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市化进程的问题较为突出，系统之间还是未能实现协调发展。承德处于类型Ⅴ，张家口处于类型Ⅱ，两地分别实现了磨合阶段和拮抗阶段的两系统同步发展，两地作为京津地区的生态保护屏障，近年来国家加大力度防风治沙，退耕还草，涵养草原生态，发展绿色经济，生态农业，因此承德与张家口两地城市化与生态文明两系统趋于优化。天津、保定和沧州三地生态文明建设超前于城市化进程，系统低度磨合。
至2013年，京津冀13市耦合协调度较2010年总体明显提升，处于两系统磨合发展阶段的城市增多，磨合是指系统中各因子联合作用时，各因子间的相互作用明显，但抑制作用减少，耦合度和协调度差距较小。北京、天津、张家口等8个城市处于磨合阶段，系统磨合修复，城市化进程对环境影响作用强烈，还需合理协调新型城市化与生态文明之间关系，则磨合阶段便可逐步向协调阶段过渡，反之则磨合阶段逐步退向拮抗阶段。处于拮抗发展阶段的城市为5个。耦合协调发展类型也呈多样，除沧州处于类型Ⅱ外，其余城市均处于类型Ⅲ、类型Ⅳ和类型Ⅴ，发展规律性较差。
至2016年，经过近十年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系统间的拮抗、磨合，总体耦合协调度提升明显，共有10个城市实现两系统协调发展，协调是指系统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虽没有达到高水平耦合协调阶段，却是当前阶段最优态势。耦合协调度最高的为北京，达到0.814，其次为天津，达到0.779。秦皇岛、唐山和邯郸三地还处于磨合状态，较其他城市存在一定差距。从耦合协调发展类型来看，多数城市实现了两系统高水平的同步发展，如北京、石家庄、承德、张家口、廊坊和沧州均处于类型Ⅷ，可见此6个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发展已实现同步，两系统高度协调，系统优化程度较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与石家庄等地驱动机制和所处阶段有很大不同。北京已脱离单纯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阶段，产业转型升级加快，以高附加值、低污染的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级生产服务业为主，地方政府不断加大环境污染的治理与修复，已逐步实现经济与环境初步协调。而石家庄等河北省部分城市经济实力和城市化水平仍处于中级阶段，对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仍与北京存在一定差距，虽都实现两系统协调，但其中差距不能忽视。再如承德、张家口等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都较低，资源开发强度同样较低，城市化进程基本没有影响到生态环境承载力问题，因而协调度稍高。天津、保定、衡水、邢台和邯郸五地处于Ⅶ，表明此5个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市化进程，两系统低度协调。秦皇岛和唐山两地处于类型Ⅴ，两系统虽实现同步，但协调水平较其他城市低，仍处于磨合状态。
整体来看，京津冀13市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总体上逐年提升，由2007年的低耦合协调度，拮抗状态，经过系统间的不断作用、不断磨合，在2016年总体实现协调发展，系统间不断优化、协调，多数城市主要制约两系统协调发展的因素仍为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市化进程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生态文明建设起步晚于城市化进程，国家在2000年已经重点强调“积极稳妥的推进城市化”，而生态文明建设起步于2007年十七大;其次，长期以来追求经济增长的粗犷发展模式导致环境污染严重、资源极度浪费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也严重制约生态文明建设;最后，生态文明建设的政府绩效考核制度不完善也是原因之一。
在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提升的同时还应更多关注耦合协调发展的稳定性，减少波动，避免“跳跃式”发展和“倒退式”发展。如承德耦合协调发展进程呈现拮抗-磨合-拮抗-协调的不稳定性，沧州、衡水和邢台三地耦合协调发展进程表现为拮抗-拮抗-拮抗-协调的“跳跃式”发展趋势，系统发展极不稳定，说明在当前京津冀生态文明和城市化两系统的建设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不利影响因素，因此还需甄别导致系统不稳定的因素，才能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进程平稳协调高质量发展。
3.2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自相关分析
综合运用ArcGIS10.5及Geoda095i软件，同样以2007年、2010年、2013年和2016年的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数据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
3.2.1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空间自相关是对属性值在整个区域的空间分布特征的描述，它是一种推断统计，分析结果在零假设条件下进行解释。研究假设，H0为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不存在空间相关性;H1为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相关性。参考其他学者[39]经验选取基于反距离定义的空间权重矩阵，空间反距离权重矩阵表示区域间距离越近空间效应越强，距离计算为弦测量结果。应用ArcGIS10.5软件得到GlobalMoran’Ⅰ结果表明，2007年全局莫兰指数为0.336，期望为-0.766，P值为0.011;2010年全局莫兰指数为0.226，期望为-0.050，P值为0.006;2013年全局莫兰指数为0.146，期望为-0.032，P值为0.033;2016年全局莫兰指数为0.300，期望为-0.059，P值为0.023。可知，四个年份中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正值，与期望值存在顯著差异，且P值小于0.05，具有统计理论上的显著性，拒绝零假设，因此得出在全局视角下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地域空间上的分布不是一种随机现象，而是由各区域之间的正向相关性所造成的，存在显著的全局空间集聚效应。 3.2.2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全局莫兰指数从总体上反映了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特征，但不能清晰反映京津冀13市具体集聚位置，并且全局指标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局部的不稳定性，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便可清楚地反映具体城市的集聚类型和空间分布特征[40]。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分为四个类型：高-高集聚型，位于该区域的城市与相邻城市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均相对较高;低-高集聚型，位于该区域的城市自身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而相邻城市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高;低-低集聚型，位于该区域城市其自身及相邻城市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均较低;高-低集聚型，位于该区域城市自身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高，而相邻城市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
（1）高-高集聚型：高-高集聚区主要分布于京津一带，主要以北京、天津和廊坊三地为中心，其次保定于2007年、2010年和2016年，张家口于2013年、2016年位于该区域，两地借助紧邻京津和廊坊的地缘优势也处于高-高集聚区，位于此象限的城市自身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高，且相邻的区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同样较高，空间分异程度较低，高-高集聚型城市以面状形态分布在环京津一带。该地区以京津为中心，拥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高层次的产业结构，先进的技术支撑，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效率高，生态环境管理高标准严要求，较优的城市化水平和人口素质，不断促进该地区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在自身良好的发展态势下，对周围地区产生明显的辐射效应。
（2）低-高集聚型：承德始终处于低-高集聚区，说明承德自身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相邻区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高，此外，沧州、张家口和唐山也多处于此区域，承德、张家口与沧州分布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京津一带周围。承德紧邻高-高集聚区中心北京，但其自身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较低，其原因可能是：其一，自身经济发展水平限制其耦合协调发展能力，2016年承德地区生产总值在河北省排名较末，经济基础薄弱，不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其二，承德地处河北东北部，内蒙古高原-坝上高原地区，属于草原生态涵养功能区，为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发展，城市的发展步伐趋缓，也是影响其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此外，承德与张家口紧邻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的京津一带，张家口充分利用京津地区的辐射与扩散效应提升了自身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使自身于2013年、2016年均处于高-高集聚区，因此承德还需充分把握机会，借助自身地理位置优势提升自身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3）低-低集聚型：位于此区域的城市主要为衡水、邢台、邯郸和石家庄4个城市，此4个城市自身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相邻区域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也较低，处于耦合协调发展低水平均质化阶段。此4个城市均位于河北省南部，四地相邻，无明显区位优势，在外部资源获取过程中缺乏优越性，并且自身多以传统资源型产业为主，技术水平落后，产业结构低下，石家庄作为河北省省会城市，其经济发展处于省内前列，因此还需不断完善与周边地区的合作机制，实现产业链的转移、升级与延伸，增强总体布局的合理性，并以此带动和辐射邢台、邯郸和衡水等地，早日实现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还需注意的是，位于低-低集聚区的城市规模和数量并没有随时间减少趋势，因此若要提升京津冀整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处于低-低集聚区的城市还需重点关注。
（4）高-低集聚区：位于此区域的城市较少，2007年和2010年仅秦皇岛，2013年仅为石家庄，位于此区域城市自身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高，但周围城市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秦皇岛于2007年和2010年位于高-低集聚区，于2013年和2016年处于低-低集聚区，其发展态势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多，秦皇岛作为沿海城市，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和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海洋产业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秦皇岛即使自身发展水平较高，但受外界环境的辐射和影响作用较大，其相邻城市唐山2007年与2013年处于低-高集聚区，2010年与2016年处于低-低集聚区，唐山虽经济总量位于河北省之首，但产业结构低下，资源消耗过量，生态环境问题严重，秦皇岛受唐山环境问题跨区域辐射影响较大。此外，处于高-低集聚区的城市较易产生极化现象，还需不断完善与周边地区合作机制，合理布局，不断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以提高自身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并带动周边城市。
以上分析可知，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均质性区域远远多于空间异质性区域，从而进一步证明了全局空间自相关的分析结果，即高值区域与高值区域在空间上相邻接，低值区域与低值区域在空间上的集聚现象明显。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自相关性，但集聚层次有待提高，在未来发展过程中还需加强对低-低集聚区的扶持力度。
4结论与建议
4.1研究结论
对京津冀13市2007—2016年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的时序及空间演变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从时间维度分析，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不断优化。京津冀13市生态文明和城市化耦合协调度逐年提升，从2007年13个城市发展阶段全部为拮抗，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到2016年实现多数城市处于协调发展状态，耦合协调水平实现大幅度提升，但仍处于低水平的耦合协调。制约两系统协调发展的因素主要源于生态文明建设滞后于城市化进程。部分城市在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过程中呈现不稳定性，出现“跳跃式”发展现象，今后需要强化发展中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2）从空间维度分析，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空间集聚现象明显。由全局莫兰指数分析可知京津冀地区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性;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过程中，由莫兰散点图可知，生態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呈现“中部高、南北低”的空间分布态势，处于高-高集聚区与低-低集聚区的城市较多，处于高-高集聚区的城市主要以北京、天津和廊坊为代表，处于低-低集聚区的城市主要是衡水、邯郸、邢台和石家庄。 4.2提升耦合協调度的策略
前文耦合协调度的时序实证分析、局部空间自相关研究和聚类分析结果表明，积极采取措施推动京津冀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进一步交互耦合、互促共进极为紧迫，应致力于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市化进程、强化三地的区域协作、共建发展平台，并因地制宜积极推动转型发展。
（1）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城市化进程。由上文耦合协调度的时序分析实证研究可知，影响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素为生态文明滞后，因此将生态文明融入城市化全方位和全过程将有助于推动两系统高质量协调发展。首先，应强力推进京津冀“弱势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化“同频共振”。张家口、承德等地城市化与生态文明水平均较低，应发挥其“草原生态涵养区”的差异化优势，打造生态城市、发展生态旅游等相关产业，以“生态文明驱动城市化进程”;邢台、邯郸、衡水等低-低集聚区城市则应着重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尤其环保基础设施），同时借助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发展文化和旅游产业，从而提高其耦合协调度;具有独特资源优势的张家口、承德等生态涵养区可加大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开发与生产;唐山等以钢铁、煤炭为主导的生产低端产品的重工业城市，应在完善下游产业链和钢铁产品深加工以及“大飞机，大火箭”等产业方面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其次，对于第三产业较为发达的北京和天津两地，应成为引领生态文明融入城市化发展的典范和标杆，要推动京津两地信息、新能源、环保和高科技资源分阶段分步骤地向河北省溢出和辐射，形成高端产业和技术向河北省快速集聚的态势，提升聚集效益。
（2）强化三地的区域协作、共建发展平台。上文局部空间自相关的研究揭示出相邻地区的“邻避效应”作用日益突出、辐射与扩散的“乘数”效应倍增，加强京津冀区域间协作、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和资源整合与共享对提升其耦合协调水平具有紧迫性和前瞻性。首先，要充分利用高水平集聚区内北京、天津、廊坊和保定等地显著的示范效应，带动和提升低水平集聚区协调发展，例如北京可在非首都功能疏导过程中，通过政策倾斜向区域内相关城市转移生产要素、人力资源、技术与劳动力，廊坊和保定的优势在于民营经济占GDP比重超过七成、经济要素活跃，通过培育科技型、环保型及绿色产业来带动产业集聚将大有可为。对于低水平聚集区的邢台、衡水、邯郸等若干城市要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快推动减免税收、人才落户和吸引高新企业落户的体制机制创新，从而增强“用脚投票”的政策吸引环境和后发优势及蕴藏的潜能。其次，京津冀城市群空间上紧密相连、协同效应明显，加强三地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和区域协作及建构共建共治发展平台已刻不容缓。三地应在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等污染物的综合防治、高污染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区域环境质量监管体系和区域环境执法等方面进行协同和联动，减少“搭便车”频率，并在三地能源、交通领域实现“智慧化”和互联互通，以增强“生态文明”支撑城市化发展的容量和承载力。
（3）因地制宜推动转型发展。由聚类分析结论可知，京津冀13市生态文明与城市化耦合协调度显示出明显的空间分布差异，呈现“中间高、南北低”的分布态势，因此各地政府应根据自身特色，因地制宜研判和明确发展策略。其一，对于高-高集聚区的北京、天津及若干城市，应更加科学规划城市未来发展，严守生态红线和提高生态用地比例，通过加大环保治理力度，助推生态文明与城市化高水平耦合协调发展，以期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式。其二，对于低-低集聚区的衡水、邢台、邯郸和石家庄4个城市，应完善与周边地区的合作机制，通过产业链的转移、升级与延伸，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资源集约节约水平，并同步提高生态环境质量和公共服务水平。其三，对于低-高集聚区典型城市承德等，应借助自身地理位置和生态环保优势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走高效益低污染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而助推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提升。其四，对于高-低集聚区的秦皇岛，及与其相邻产生密切影响的唐山，还需提升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尤其唐山作为传统老工业城市，资源消耗过量、生态环境问题严重、产业结构配置低下，应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中融入循环经济理念，注重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和创新资源利用方式，加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步伐。
（编辑：李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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