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雾霾议题的文本结构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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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大众传媒在建构环境风险、环境问题应对策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雾霾作为中国近年全国性的环境问题，经历了一个被建构的过程。河南省作为雾霾重灾区，雾霾治理成为近年的热点话题，媒体也进行了持续、广泛地关注。本文在汉尼根社会建构理论的指导下，对《河南日报》近年的报道进行文本结构化及指标设置，采用SPSS进行定量统计，归纳出媒体对雾霾议题的建构情况，通过时间维度上的数据纵向对比，观测河南省近两年雾霾治理的新动向。
　　 关键词：雾霾问题;媒体建构;文本结构化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20）08-0081-05
　　一、引言
　　（一）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
　　 近年来，雾霾逐渐上升为全国性的热点议题。为应对雾霾的挑战，2013年国务院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计划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经过几年的努力，尽管与2013年相比PM2.5浓度显著下降，但一些地区进入采暖期后雾霾依旧频发。我国生态环境部主持的《2018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下文简称《公报》）中提到，以PM2.5为首要污染物的天数占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的60.0%。作为一个热点环境话题，雾霾一直没有淡出公众的视野。河南省是雾霾污染的重灾区，使得人们的身体健康遭到损害，生活工作严重受影响。据《公报》显示，2018年环境空气质量较差的20个城市中，其中安阳、焦作、新乡、郑州四个都属于河南的城市。
　　 大众传媒在建构环境风险、环境问题应对策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河南日报》作为中共河南省委主办的主流媒体，对雾霾议题进行了持续、广泛地关注。通过研究主流媒体对雾霾问题的建构状况以及时间纵向上的建构差异，可评价媒体报道在雾霾治理新时期的角色功能，对于认识新雾霾问题、归纳其产生的原因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发现近年应对新雾霾问题的社会行动，加深对雾霾治理、雾霾应对的认识。
　　（二）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1.文献回顾
　　 国内对环境问题与媒体建构的研究颇丰，且聚焦到雾霾议题的媒体建构相关研究，研究成果也较丰富，主要有三大研究方向。第一大研究方向，不少学者关注媒体对雾霾议题的建构过程、现状等，李青禾[1]、蒋珮辰[2]、楚俊玉[3]等都以雾霾议题为例，在所研究的媒体上进行信息收集，选用一个或多个理论或分析框架对其进行内容分析，分析其框架特点与建构过程。有较多的学者采用比较的视角，对不同类型媒体的框架进行对比研究，有的对国家主流媒体与地方主流媒体进行对比[4]，有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进行对比[5]，也有对中外媒体进行对比[6]的。其中，中外媒体的对比研究有着区别于前两者的独特视角，即关注外媒与中媒有关雾霾报道的差异对中国形象的影响，这就涉及到国家与社会层面。
　　第二个研究方向为媒介建构与受众感知方面，从环境建构主义来讲，媒体的建构只是将内容进行呈现与传播，但受众真正的接受才是整个建构过程的完结。因此这个方向的研究相当重要，但目前研究却较少。张含以《人民日报》的雾霾报道为例，发现媒体建构与受众认知在霧霾发生时间、地区、严重性方面具有一致性，在雾霾报道主题、信息来源、报道形式上存在偏差[7];塔娜、张含等在之前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需要调整媒介建构的方式以弥合与受众认知间的差距，具体从议题框架选择、意见领袖利用、内容呈现等方面进行调节[8]。
　　第三个研究方向，有少部分学者的研究方向较为关注社会性的话题，宋天卓以北京雾霾报道为例，关注与“主导性话语体系”相反的“反话语空间”中的环境舆论冲突与引导机制[9];岳璐等站在媒介正义角度，研究《南方周末》对空气污染的报道，发现媒介正义在传播渠道、传播内容、传播过程等方面存在局限性[10];贾广惠则对网民对雾霾议题的消极表现进行揭示，提出将其引导至公共利益的自觉认同与维护路径，以促进公民社会的发展[11]。
　　2.文献评述与问题的提出
　　 在对前人研究整体梳理来看，学界对雾霾议题的媒体建构研究大多数集中于报道框架研究，从传播学与新闻学角度聚焦于媒体对雾霾议题的建构状况，少部分研究回归到社会层面的讨论。在研究视角上较多采用比较法，对不同性质的媒体进行横向的对比研究，很少从时间维度上对同一个报纸进行纵向的建构比较。在理论上有较少学者采用社会建构理论的视角、用社会建构理论进行内容分析。
　　 因此，本文选择社会建构主义中对媒体参与环境建构过程中的角色分析框架，对地方主流媒体《河南日报》进行建构状况的描述统计与时间维度上的纵向比较，探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后与未治理前的媒体建构差异，以发现近两年雾霾问题的新社会动向。资料收集方面，在中国知网报纸资源库对“雾霾”“空气”“污染”等关键词进行检索，选取雾霾问题形成阶段的2013～2014年以及《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完成年份2017年后（2018～2019年）的报道。
　　（三）理论工具与文本结构化
　　1.理论视角
　　 随着环保主义运动的兴起，社会建构主义逐渐被引入环境问题的研究当中。其中约翰·汉尼根（以 下简称“汉尼根”）认为环境问题需要经由个人或组织进行建构，并明确指出大众传媒在建构环境风险、环境问题应对策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汉尼根认为环境风险议题的社会建构包括三个阶段：集成主张、表达主张、竞争主张[12]。
　　 具体来说，汉尼根认为集成主张的任务主要是环境议题的挖掘和描述，而媒体在集成主张阶段主要是发掘环境风险议题，并进行采访调查，对环境议题命名，确定环境主张的基础;在表达主张阶段，媒体与其他主体参与议题建构的重点有所不同，媒体希望通过自身的环境报道来吸引更多的注意力，这就需要在用语、排版、修辞等方面下功夫;在竞争主张中，公众敦促政府采取措施与政策治理环境，而政府也努力与公众进行风险沟通，化解环境导致的舆论危机，媒体则在其中协调冲突、化解矛盾、舆论监督，促进环境问题的解决，发挥舆论监督的功能。 　　2.框架修正
　　 汉尼根理论的逻辑是以“新闻产品”的生产顺序为基础的。对于新闻的制作来说，在一篇报道成稿前，需要去挖掘社会事实、收集写作需要的材料，这就需要通过采访调查、资料查阅等手段获取各方的“主张”。在这一过程中，新闻的消息源、报道主题、报道目的就确定了;表达主张阶段，是对材料进行加工与整理的过程，它不等于客观的社会真实。主流媒体与商业媒体尽管在最终目的上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为了达到最终目的都要实现吸引力的最大化。一篇新闻的版面位置、报道体裁、修辞都是表达主张的手段;在竞争主张阶段，实际上主角已经变为进行沟通、交流与碰撞的各方主体，媒体是这场竞争比赛的裁判。各方主张的竞争结构实际上已经在报道上呈现，媒体所持有自己的态度与立场代表着主流价值观的倾向对象，在主流媒体中尤其如此。因此，从一篇新闻的各方竞争主体、媒体所持有的立场等可以观测到竞争主张阶段的情况。
　　 笔者经过对《河南日报》的部分报道进行试调查后，结合汉尼根的环境建构主义理论，做出以下文本结构分析的指标框架，如表1所示。
　　表1汉尼根理论指导下的文本结构化
　　环境建构理论阶段结构指标集成主张消息源报道目的表达主张报道基调版面位置报道体裁竞争主张涉及主体竞争内容二、研究分析
　　 在收集到的报道样本中，2013～2014年的雾霾报道有14篇，2018～2019年的有13篇。从报道数量上看，两者几乎相同。在篇幅上，短篇数量为17篇，占到总篇数的63%，中篇与长篇各5篇，共占37%。这里的短篇是指600字及以下，中篇为1 000～1 200字左右，长篇则指1 200字以上的文章。从篇幅分布来看，有关雾霾的报道大部分不长，深度报道较少。在报道主题方面，有关“雾霾应对”的报道有11篇，占40.7%，指报道以“为了治理雾霾而应该怎样做”为主旨内容，这里往往涉及到政府的政策、规划、行动计划等报道。其次，第二大主题为“治理成效”类，有9篇，占比33.3%，此类报道内容以“雾霾治理的效果如何”为主要讨论点。其他主题的报道数量都较少，其中“雾霾的社会影响”类报道有3篇，科普宣传类2篇，其他主题2篇，三类共占比例26%。“雾霾的社会影响”包括对雾霾气象情况的报道、对人们造成的消极影响等的相关报道，不涉及应对措施。
　　（一）集成主张过程中的媒体建构类目
　　 从报道文本分析，媒体建构在集成主张阶段需要收集新闻材料，在统计结果中显示，《河南日报》对雾霾的相关报道中消息源来自政府的有20篇，占74.1%，为主要消息来源。其余少部分来自网络等新媒体，来自于公众与专家的信息源更少。来自政府的信息源主要包括环保局的官方数据统计、政府文件、政府官员的言语等形式，报道的信息量、可信度与权威是较高的。但同时信息来源过于单一，且过于集中于政府渠道，在主张形成时容易忽视其他主体的主张信息。
　　 在对样本进行报道目的的统计中，笔者发现主要有两种撰写目的。一是政策宣传，共有18篇，占66.7%。这里的政策宣传不单单指为了宣传某一具体的政策或行动计划，包括政府的治理行动、政府作为等宣传报道。如2018年《焦作：生态文明谱写发展新篇章》这一报道就对焦作市的治霾成效、经验进行了报道[13];二是揭露批判，共7篇，占25.9%，其中一部分是对政府需要改善的地方进行提醒与监督，如2014年《推出倒数第一值得喝彩吗？》这一报道，对邢臺市环保局拉横幅庆祝本市摘掉倒数第一帽子进行讽刺批判[14]。还有一部分是对其他媒体进行的批评，而出于其他目的进行的报道极少，只有2篇。从比例分布上可见，政策宣传导向的报道占到三分之二，有绝对优势，这体现出《河南日报》这一主流媒体的角色功能定位在于舆论引领、维稳思想，同时也具有一定的舆论监督与批判作用。
　　（二）表达主张过程中的媒体建构类目
　　 媒体表达主张的过程，一是其表达的内容，二是其表达的形式。在对媒体所表达的内容进行测量时，将其对雾霾问题的报道基调分成三类，其中正向报道最多，有17篇，占比63%;负面报道9篇，占33.3%;中性报道1篇。这里的正向、负向和中性并非指媒体的态度倾向，而是对雾霾问题的定性。比如正向报道意味着媒体在向公众传达“雾霾问题在积极地解决”“治理效果良好”等正向舆论引导，如2014年的报道《去雾霾要先理清思路》中两会代表的积极讨论，尽管报道中提到雾霾问题亟待解决，但是也使读者了解到这一问题正在逐步解决[15]。从超过60%的正向报道中，可以看到政府对雾霾问题解决的状态与态度是较为积极的，从这一观测窗口，我们至少可以观察到政府的行动，以及政府对雾霾问题的关注与重视程度。
　　 在对媒体表达的形式进行测量时，主要对其所在的排版位置、报道体裁进行了统计。在报道的版面上，划分了1～3版面，4～6版面，7～9版面，10～15版面。其中1～3版面分布最多，有16篇，占59.3%，且是随着版面数字的上升数量越来越少。这表明在雾霾相关议题的排版上，《河南日报》是相对重视的，通过将相关报道安排在靠前的版面上，对提升雾霾议题的公共性与热度起重要作用。
　　 除报道的安排方式外，其本身的成文形式就是一种表达手段，即所谓的新闻体裁。在新闻体裁的统计上，发现消息、通讯类新闻占到66.7%，有18篇，而时评类文章只有3篇，占11.1%。《河南日报》在报道雾霾问题时较少采用时评类体裁，尽管其可能受到约稿成本、成稿效率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时评类的文章作为一种表达主张的形式，发言者往往是公众、专家等非政府的第三方主体，它对雾霾问题的表达体现出较为独特、不同的特点。时评类文章的过于稀少，体现出媒体对表达形式的一种控制，这显示出媒体在表达主张过程中的另一个建构特点：通过控制表达手段的形式尽量减小表达主张的内容异质性，以达到建构目的。
　　（三）竞争主张过程中的媒体建构类目
　　 在竞争主张阶段主角已变为在报道中进行观点对话、交流与碰撞的各方主体。透过竞争主张的过程，可以认识到各主体对雾霾议题的参与，以此推测雾霾问题的发展动向。在对报道所涉及的主体进行统计时发现：有96.3%的报道涉及到政府主体，涉及公众主体的只有7篇。这里的竞争主体不仅限于报道中进行讨论和竞争的各主体，而是只要对自己的立场与主张进行表达，实际上已经是在“竞争”了。仅有7篇报道“表达”了公众的声音，这体现出竞争主张向政府倾斜。 　　 对出现观点碰撞、主张竞争的报道进行统计。其中有19篇（70.4%）的报道没有涉及直接的主张竞争。直接进行观点交流与对话的报道数量如此之少，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在报道的自由度、给予充分讨论空间上的机会不够多。在剩下的8篇有直接观点碰撞的报道中，有5篇是对雾霾治理现状的讨论，剩下3篇分别关注政府作为、数据权威、雾霾成因等话题。可以看到，在竞争主张的内容上，可以看到社会比较关注雾霾如何治理、治理的现状如何等话题，各方主体是积极参与到雾霾议题的建构上，致力于提高雾霾问题关注度、推动雾霾问题解决的。这种务实的主张与社会行动对雾霾治理的成效与环境问题的改善无疑是有好处的。
　　（四）纵向对比中的环境观测
　　 以年份划分为依据，对媒体建构过程中通过相关性检验的各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得到表2数据。
　　表2不同年份与媒体建构过程的交叉分析
　　2013～2014年2018～2019年报道主题雾霾应对7（50%）4（30.8%）治理成效1（7.1%）8（61.5%）其他6（42.9%）1（7.7%）报道基调正向报道6（42.9%）11（84.6%）中性報道1（7.1%）0（0%）负面报道7（50%）2（15.4%）版面位置1～3版6（42.9%）10（76.9%）4～6版4（28.6%）1（7.7%）7版以上4（28.5%）2（15.4%）2013～2014年的报道与近两年的报道在建构过程中存在明显差异。首先，在报道主题上，可以看到对治理成效进行报道的文章在近两年有8篇，而在2013～2014年有1篇;而有关雾霾应对的报道近两年有4篇，2013～2014年有7篇。这就反映出雾霾治理的过程性，在雾霾出现之初，对雾霾的治理处在探索阶段，政府正积极出台各种政策与行动计划，因此有多篇政策宣传报道以及科普类报道，而到近年已经治理有六七年的时间，如此多的治理成效报道说明了雾霾的治理已有初步成果。这其实反映出主流媒体在建构环境问题时，是较大地遵循客观实际的，与社会真实匹配程度较高。
　　 其次，从报道的基调上看，2013～2014年负向报道7篇，而近两年只有2篇。报道的基调是对雾霾状况的舆论引导，可以看到近两年的负向报道极少，正向报道占到了84.6%，而这与近两年的雾霾治理情况是否完全吻合是有待考证的，但从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统计来看，河南省的雾霾治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雾霾风险没有显著降低的社会事实下，前后的报道基调发生了巨大改变，说明媒体对雾霾议题的建构与客观真实有所偏离，且有自身的目的性。
　　 最后，从版面位置上看，2013～2014年1～3版的报道占到42.9%，而2018～2019年占到76.9%，比例明显高于早年。媒体通过排版的设计，将部分负面、批判性报道的影响力进行弱化。当然，这种弱化是有限的，且是出于报道目的的。根据2018～2019年的数据，会发现其中1～3版的报道基本都是政策宣传与治理效果的正面报道，这就说明更加突出、强调了近年的雾霾治理成果，而弱化了近年出现的一些问题。
　　三、小结与反思
　　 总结来说，媒体在集成主张、表达主张和竞争主张三个阶段中所表现的建构特点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较大的冲突点，它们共同显示出《河南日报》作为地方主流媒体在雾霾议题的报道上有着单一性、政治倾向的特质。而将时间变量纳入后，可以发现近年的报道主题集中于治理效果的宣传、正面报道占主流、版面多在1～3版、发声主体基本为政府等新的建构特点，与早年的报道有显著的差异。近两年扩大对治霾成效的宣传力度，与采暖期河南北部的雾霾仍旧严重的社会事实有所不同，但从近几月的报道中可以看到，政府对雾霾风险还是给予了较大的关注，这预示着在行动上政府一直致力于雾霾问题的解决。
　　 雾霾治理是一个长期的社会行动，主流媒体需要在防范警示、天气报道、舆论监督等方面加强作用。尤其是在舆论引导上，主流媒体起到了较大的作用。对于舆论引导应当辩证地看待，对于一些与我们意识形态、国家形象、社会主义制度相违背的声音需要对其进行净化和屏蔽，但对于不涉及国家基础利益的公众性议题，譬如大部分环境问题，放开讨论实际上对政府的绩效监督与权力控制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媒体在进行环境问题报道时，扩大消息源、倾听更多来自其他主体的声音，可能对于环境议题的解决有更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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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孙勇.退出倒数第一真的值得喝彩吗？[N].河南日报，2014-10-14（009）.
　　[15]柯杨.驱散雾霾先要理清思路[N].河南日报，2014-01-21（004）.
　　[责任编辑：艾涓]
　　收稿日期：2020-02-27
　　基金项目：2019年华南农业大学国家级创新训练项目：“消费者消费动机与休闲茶饮业态集聚的耦合研究——以广州各商圈为例”（201910564018）。
　　作者简介：牛一帆，男，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专业，主要从事环境社会学、消费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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