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互联语境下新闻的“后真相”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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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赖丹
摘要：在“全民互联”的媒介语境下，网民把“主观事实”置于“客观事实”之前，形成了主观倾向大于事实真相的“后真相”叙事。本文从互联网媒介特性与“后真相”的关系入手，发现新闻“后真相”叙事的生成逻辑主要包含三个方面：技术赋权改变了话语权结构的权利逻辑；情感宣泄甚于理性参与的社交逻辑；利益取向诱导叙事功利化的利益逻辑。在这三种生成逻辑下“后真相”叙事的三种主要形式是反转叙事、情感叙事和体验叙事。
关键词：全民互联 新闻 后真相 叙事
伴随互联网深度融入公众日常生活，在“全民互联”的媒介语境中“后真相”（Post-truth）现象引起学界的广泛热议。“后真相”虽是早就存在的社会现象，但是引起人们高度关注是2016年频发的“黑天鹅事件”（Black Swan Incidents）。牛津词典把“后真相”收录进2016年的年度词汇，并将其界定为“相对于客观事实的陈述，民意更容易受到情感和个人信念的影响，还可以理解为，事实本身退居到第二位，而受众对事件本身所持有的态度、带有的情感占据主导地位”。在社交媒介兴起的全面互联时代，“网民”参与到新闻生产过程中使得事实真相被碎片化信息包裹，互联网空间的娱乐、消费主义也在消解“真相”，“反转新闻”成为后真相时代的新闻特色。笔者从互联网媒介特性与“后真相”的关系入手，剖析新闻“后真相”叙事的生成逻辑与主要形式。
新闻的“后真相”叙事在“全民互联”语境下已经成为一种社会传播现象，其生成逻辑涉及到以下三个方面。
1.权利逻辑：技术赋权改变了话语权的结构。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是典型的“中心放射式”，媒体机构掌握着新闻的话语表达，大众作为“受众”缺少影响力。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为大众创设了一个相对独立的虚拟社交空间，技术赋权改变了话语权的结构，作为“用户”的网民打破了新闻“受众”的地位，可以在信息生产、传播的各阶段进行参与并施加影响。在互联网的传播模式中“用户”的身份属性突破了“传播者”和“受传者”的权利界限，接受、转发、评论、发布的职能一应俱全，而且用户对信息的浏览量、点赞量、转发量、评论量等反馈数据成为平台信息分发的依据标准，用户的话语权被放大了。
技术特性会产生新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内核，互联网技术以“用户体验”为中心，注重“去中心化”“互动性”“自由性”，尤其是智能算法支配的媒介信息传播，实现基于兴趣偏好的精准化点对点传播，“个性化”的充分展现提升了个体的自我效能感，自我表达欲被充分激发。话语权的结构改变，使得新闻的传播产生了信源多、话题多、评论多等特点。新闻在互联网传播中的文本结构是开放式的，技术赋权下的用户既是读者又是作者，阅览者只要有表达欲，即可参与其中进行新文本的创作。
如今的社交媒体平台，“用户”是其经济价值的根本所在。在社交媒体中，平台为了聚拢用户、黏住用户，通过“算法”来捕捉用户需求并推送其喜欢的内容。“算法推送”算的是“需求”，送的是“兴趣”，表面上看用户是技术服务的对象，实质上算法消解了用户对真相的认知能力。
2.社交逻辑：情感宣泄甚于理性参与。人在现实中的社交活动受限于各种物理条件，多呈现地缘群体聚集现象。然而，互联网作为社交媒介具有高度自由性，用户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价值理念、精神追求自由流动地聚集，因此“社群互动”是互联网交往的关键特点。网络社群的聚集动力是“共情”，群体成员具有高度一致的情感态度和价值判断准则。对于新闻信息的探讨，网络社群侧重于就同一新闻事件的情感共鸣，这也就是在社交媒体上会经常出现“群体声浪”的原因。人的社会性决定无论是在社会现实中还是在网络社群中，追求认同与自我展现都是社交的基本需求，再加上处在“情感共同体”的社群互动之中，使得情感宣泄甚于理性参与，从而产生了一种真相需求消解的“后真相”现象，即情感等非理性诉求对真相还原需求的消解。
互联网用户并非专业的新闻记者，当接触到其他用户发布的信息时难免附加自我的情感、观点、偏好和想象，即便是转发他者发布的信息亦会附带个体的评论、态度，这实际已经成为用户的“再加工”信息。互联网场域中但凡具有强烈感染力的个性用户，皆有成为新闻信源的可能，新闻产品的专业壁垒逐步被消解。“群体共情”推动网络社交媒体的舆论声势，用户在互联网上l布或者转发新闻信息、参与各种讨论、表述观点等都蕴含着情绪情感。对于热搜新闻，网民还会对相关细节信息进行持续的深挖，新闻人物甚至还会遭遇无休止的“人肉”。互联网用户在情感驱动下对新闻内容不断添砖加瓦，新闻的信息文本便一直处在流动状态，只要“言说”一直在，“真相”就便不会固定。
3.利益逻辑：利益取向诱导叙事功利化。社会转型期催生新的利益分化，社会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多元性的利益纠纷甚至对立矛盾。在传统的专业媒体中有着严谨的“把关”制度，而互联网的开放性为大众提供了平等的发声机会。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网络用户是有着诸多现实诉求的“社会人”，不同的利益导向会产生不同的言说，甚至会出现极度对立的争论。而且许多言论者刻意采用渲染、夸张甚至捏造的方式，来尽可能地争取网民大众的支持与认同。比如，2022年4月27日，山东蓝翔技校校长荣文祥女儿荣婷在抖音平台“实名举报母亲孔素英”，紧接着5月4日晚，孔素英便在多个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实名举报前夫荣兰祥”。这场由家族内部财产之争引起的互相举报迅速引爆网络，引发网友的种种评论与猜测。多数网友评论以“看客”心态来看待这场家庭争斗，很多网友发表了“都应该进去”的评论观点，部分评论者还隐含了仇富的“怨恨心理”。
现在的网民在互联网上针对同一新闻事件会收到各种关联信息。网民以“利益诉求”为导向，发布、选择和寻找符合利益需要的信息，利益取向决定了他们以“我”去度量“他”，拿自己的道德标尺、利益准则、生活经验去衡量、评判某一新闻的人和事，而对“真相”并不太在意。还有人把新闻当作产品，为了获取商业利益，通过“抓眼球”的形式来编制各种信息，这更加分裂了真相的意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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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互联语境下，传播者不受专业限制随心所欲地参与文本创作，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叙事结构――“后真相”叙事。后真相叙事模糊了生产者、传播者、接受者的边界，其叙事结构是一种“事实信息+议论”形态，而且议论经常盖过事实真相。
1.反转叙事：“围观受众”的“探轶”。“后真相”新闻最为典型的特点便是“反转”叙事。反转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对新闻事件的争论在时间推移中偏离了事实真相，呈现为网民情绪宣泄和价值^念的争执，分歧越来越大；第二，逐步出现多个真相文本，一般是后面的内容推翻前面的内容，形成截然不同的真相；第三，前面的问题引出后来的事实，新闻材料越爆越多，继而后论否定前论。全面互联语境下人们接触的信源愈发多元化，受众在聚集“围观”的同时，必须要花费相应的时间与精力来甄别信息真伪。人们根据在互联网中得到的不确定性信息，对真相进行了自认为“合理化”的还原，这种个人化推断过程是一种脱离事实的“探轶”。
反转叙事一般经历三个阶段。首先，以“诱导式”议题制造舆论话题，通常是戳中社会敏感度的内容被放大突出，从而生成不同的议题来诱导受众的关注与参与。其次，“被制造”的新闻议题受到舆论关注，网民在群体情绪煽动下开始“围观”，并且在情感驱动下产生“标签化认知”。最后，专业人士开始介入，权威证据与调查结果逐步公布，真相慢慢浮出水面。比如“榆林产妇跳楼事件”，2017年8月31日事件发生，9月3日医院发布情况说明并公布了监控视频，称三次建议剖宫产、孕妇跪求剖腹产，均被家属拒绝，网民纷纷谴责孕妇家属。9月5―6日，媒体采访到孕妇家属，所说情况与医院表述不符，事情开始出现反转，网民开始质疑医院的行为。9月7―10日，榆林市卫计委介入调查并公布处理结果，该事件尘埃落定。在情节起伏中，舆论的焦点出现了从批判孕妇家属无情、医院过失到反思医疗制度和女性关怀的快速转变，舆论不断发酵。
2.情感叙事：自我同理心的转移。在结构主义学说中，当话语中的语境和信文起决定作用时，那么对应的“指称的”和“诗歌的”功能则占支配地位。比如描述重庆公交司机坠江事件时，“据车内黑匣子监控视频显示，系乘客与司机互殴致车辆失控，小不忍酿大悲剧”这一描述偏重于语境的叙事，“指称的”功能意味较浓。但是换一种说法“据车内黑匣子监控视频显示，系乘客与司机激烈争执互殴致车辆失控，一定牢记小不忍酿大悲剧”。这里的“激烈争执”倾向于说话者，“一定牢记”倾向于接受者，对应的“情感的”和“意动的”功能占据支配位置。
从上述的语言结构中可以看出，出于新闻客观性的要求，专业媒体发布新闻信息需要遵守职业话语规范，在叙事中倾向于语境，减少情感和意动功能。然而在互联网语境下，新闻的信息文本更加复杂，其中蕴含着不同类型的情绪信息、立场信息，占据支配位置的通常是情感的功能。
在“重庆公交司机坠江事故”的媒体报道和网民话题的对比分析中，互联网场域中个体的悲愤被放大，“公交司机”“女司机”“女乘客”“防护栏”等关键词更易被放置于网民的“以道义之名”的激情评论中。所以，社交媒体场域中的“表达”是自我同理心的“安置”，网民的移情心理在网络虚拟空间中得以“宣泄”。强化了情感叙事的文本会激发受众的“心理接近”，网民在积极参与话题争论中获得了极大的情感释放满足。
为了用尽量短的时间吸引尽量多的用户关注，“编辑”一般在标题、文字内容、图像、视频、音频的制作上极力增强情感感染力，突出新闻事件中人的情感与关系，因此导致用户在接受“类似经历”的新闻信息时，会不由自主地代入自我的经验与情感。在主流媒体、权威专家、关键信息出场前，网民通常会被自己所在的网络社群所影响，可能得出与新闻客观事实完全不符的判断，这是个体的自我情感阻碍了对真相的探究欲求。
3.体验叙事：拟态社群的“共在场”互动。一个拥有强大传播力的新闻就如同一个拟态社群的聚合器，既然要发挥聚合的功能，其文本叙事必然是开放性的，允许个体体验进入公共领域。比如很多新闻信息的推送后面都会有评论留言，这等同于开放了文本的继续创作权限。现在的平台算法会帮助用户智能剔除那些观点相左、兴趣不合的关系，结果是一群极度一致的人形成了志趣相投的“网络圈子”。在这个圈子中大家用一致的立场、同一的价值标准“共在场”式见证新闻事件的发展变化。为此，新媒体时代中的新闻叙事更追求“接近性”，建立“类社会亲密性”，把叙事置于假想亲密关系中，重视新闻话题带来的社群互动体验与共享价值。
在网络符号重构社会事实的过程中，“后真相叙事”既融入了个体体验，又强化了他者从中获得参与体验的可能性；传播者借助社交媒体抒发个体话语，引起网友、公共媒体的关注，实现了个体话语向公共场域的流动。例如，“林生斌再婚生女事件”在网络掀起舆论风波，林生斌在保姆纵火案中获得大众同情成为“网红”，长期保持着“悲情人设”，然而“再婚生女”的消息一经爆出，网民们的愤怒立马被点燃。在一个个社交群里，网民们和一些自媒体达人将其生活经历碎片串联起来，深扒他的隐私生活，形成强大的声讨之势。这起舆论事件中，网民个体在自我呈现中获得了群体互动参与感，通过虚拟在场强化了参与体验。
伴随互联网深度融入日常生活，“全民互联”的新闻语境已经形成，并呈现出舆“论”转向舆“情”的变化；这导致了“情感”在前、“事实”在后的“后真相”叙事成为一种普遍的新闻传播现象。但必须要说明的是，“后真相”不等于“不要真相”。本文所论证的是“真相―后真相”对应产生的叙事，这与传统的“事实―真相”的叙事准则不同，众多的网络舆情事件证明“后真相”叙事对“真相”同样是具有价值的，更是传播力的明确体现。“后真相”是基于个体情感、立场因素来言说“真相”，这是一个“提炼”的过程，越是充斥着各种真假难辨的信息时，人们对“真相”就越渴望。
作者系桂林旅游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刘雯，黄宇鑫.从个体困扰到公共议题：后真相时代新闻价值标准的流变[J].传媒，2020（06）.
[2]曹亚雄，鲍雨璇.后现代主义视域下“后真相”现象的根源及本质[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02）.
[3]李岩，丁旭.“事实―真相”与“后真相”的叙事之辨[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02）.
【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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