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标国际 建设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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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莹 龙杰
摘要：本文基于对国际大型科技期刊出版集团的考察，在梳理其运营模式的基础上，揭示我国科技期刊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文章紧扣出版行业相关政策意见，阐释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路径，即：打造“社交化+视频化”的全媒体传播系统；将科技创新转化为科普动能，推进产业融合协同发展；依托数字技术，建设出海平台，提升国际影响力；重视开放科学，加强机制改革；提升品牌价值，实现资本转化。以期为我国科技期刊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科技期刊 出海平台 开放科学 产业融合 科普动能
2019年，中国科协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并推出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2021年12月28日，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对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以出版业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明确提出2035年建成出版强国的目标，这是第一次在国家正式文件中将出版强国建设的时间表、路线图确定下来；2022年4月，中宣部印发《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一系列重要文件的出台为出版强国和科技强国的建设指明发展方向和行动路径。
爱思唯尔（Elsevier）成立于1880年，在全球有8700名员工，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信息和分析公司，专注于科学、技术和医疗内容。目前出版了34000多本学术书籍和2600多种期刊，包括《柳叶刀》和《细胞》等享有盛誉的杂志，并通过将内容与技术相结合提供了广泛的在线解决方案，如ScienceDirect、Scopus和SciVal。施普林格（Springer）拥有2900多种期刊和300000本图书，是全球领先的科学、技术和医疗产品组合，通过创新的信息、产品和服务为学术界、科学机构和企业R&D（产品研发）部门的研究人员提供优质内容。两大出版集团的运营模式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成熟的市场化运营机制，数字平台门类齐全。施普林格（Springer）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目前其所有书籍都可在Springer Link上找到，相同或相关主题的书籍的也会精准推送。这种操作方式很像我们所熟悉的亚马逊数字平台。Springer Link已成为用户购买和阅读任何Springer、Palgrave和Apress书籍的地方。Springer Link作为施普林格的数字出版技术平台，在线整合了其全部的出版服务业务，研究者在该数字平台上可获取有关施普林格所提供的所有信息。另外，施普林格在广告服务方面，设置有Print advertising、Online advertising、ePrints & reprints等三种广告模式，能够站在用户的角度，充分考虑用户的需求，进行整合营销传播。
Elsevier是RELX的一部分，RELX是一家为专业和商业客户提供基于信息分析和决策工具的全球供应商。据爱思唯尔官网显示，在2022年4月21日，爱思唯尔收购了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Interfolio。Interfolio成立于1999年，供25个国家的400多个高等教育C构、研究资助者和学术组织，以及170多万名学术专业人员和学者使用。Interfolio将会成为Elsevier研究情报组合的一部分，帮助学术研究人员、研究领导者、机构和资助者提供分析资源，实现其战略目标，其在学术社区的建设方面贡献突出。
2.注重社交媒体“扩音器”，打造立体全面的整合营销服务系统。媒介技术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国际大型科技期刊出版集团给研究者提供了与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和专业人士交流对话的信息网络。他们均在其他国家设立分支机构，为了更好契合当地实际，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独特需求开展差异化经营，增强了出版集团的市场辐射力，并树立了权威可靠的品牌形象。诸如：在Twitter、Facebook、LinkedIn、YouTube、Instagram等社交平台上均可找到施普林格的相关期刊、书籍及产品。全球化的社交网络，促进了科研成果的广泛交流，为研究者提供了进一步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在社交媒体上，斯普林格通过广告、文章转载、大批量销售和定制项目，扩大营销范围，并成立专门的跨媒体广告的全面服务提供商，威斯巴登施普林格（Springer Fachmedien Wiesbaden），该服务商主要包括Springer Vieweg、Springer Gabler、Springer VS和Springer Spektrum等营销平台。这些数字平台汇聚了强大的信息流，数字传播技术具有强大的可供性，搭建了全球连通的信息网络，每个节点都是一个信息传播的主体，人们能以极低的经济成本来分享信息、知识和观念。
3.超越传统“出版”概念的品牌资本转化。在全球科技期刊的发展场域中，几家大型的国际出版集团基本都遵循这样一个逻辑：全球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运作模式。所谓全球化是指内容制作采用全球通用语言，打通全球科技期刊市场，以全球的目标受众（科技工作者）为服务对象，在全球设置机构和办事处，加强合作交流。其运作采取立足本地，放眼全球的经营逻辑，根据所在地产业发展成熟情况，孵化与之相关的专业协会、标准制定组织、版权推广机构、技术服务厂商等其他社会化元素，从而构成立体化、全方位的社会互动体系。所谓数字化是指“数据就是生产力”，国际大型出版集团把握机会积极转型，运用数字化出版方式，从选题策划、内容生产、市场运维、沟通反馈，力争站在用户的角度，提供研究者所需的资源、支持和建议。从近年来期刊社的毛利率来看，完成数字化转型的期刊社比传统期刊社的盈利要高。智能化是依托技术进行融合出版的重要环节，“智能传播产生的技术变量总在制造新的信息环境，作为技术体系的传播逻辑不仅是参与控制的内在机制的形式，更多是参与社会构建的阐释机制的增量”，技术的革新给人们带来了认识论的挑战，也创造了更多新的知识形态，早在2019年4月，Springer Nature发布了世界上第一本借助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技术生成的图书，或可开启“科学出版的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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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聚焦开放科学，关注人类公共议题。纵观历史的发展进程，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不仅体现在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方面，还取决于它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和话语体系是否能够有效回答并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否关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能否贡献给世界独特的解决问题的答案，生产的知识能否与世界产生共鸣，彰显人文情怀。施普林格目前聚焦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中的第四个目标――优质教育，创建了第17个SDG内容中心。并从一开始就注重国际化的定位、技术支撑，在全球设置分支机构、办事处，实现了全球化的覆盖范围及全球营销规模。开放科学的作用在这次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有了实际的体现，在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报告后的一个月内，人们就完成了病毒基因测序并将之公开。一些研究人员通过预印本分享了早期发现，包括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集团在内的出版机构将原本需要订阅才能获得的与新冠病毒相关的研究论文免费开放。这些数据的共享促进了全球对新冠病毒的研究，科学研究与人类共同议题的同频共振，更能彰显科技助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近年来，在“卓越行动计划”的战略指引下，中国科技期刊改革取得了一系列进展，期刊的被引频次和影响因子显著提高，但是仍然存在以下问题。
1.社交化传播不够，全面立体的传播格局未形成。当人们提及“科学技术”的时候，第一反应通常认为它很“高大上”，当谈及科技期刊的时候，更是认为其刊载文章太专业，读不懂。实现科技期刊的“去魅”，是科技期刊走向更多受众，更高平台的有效路径。目前，国内科技期刊所使用的社交平台有限，传播渠道未能很好贴近受众，还未形成行之有效可复制的媒体矩阵。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以下简称“CNNIC”）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3.0%，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用户使用率分别为97.5%、94.5%和90.5%，用户规模分别达10.07亿、9.75亿和9.34亿。即时通信以微信为主，其功能整合了工作学习、移动支付、交流沟通。当下无论是长视频、短视频还是直播，“视频化”成为人们获取阅读信息的重要方式。国内多数科技期刊均建立了自有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推广，但是点击量关注度并不是很高，阅读量只有几百甚至几十。如何突破传播障碍，能够使看似“高深”的科学知识，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科技期刊全媒体传播探索的方向。
2.小散弱：主管部门相对分散，协调合作不够。基于国家新闻出版署2020年全国期刊年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中国科技期刊总量为4963种。科技期刊主管单位有1311个，平均每个主管单位主管期刊3.77种。其中仅主管1种科技期刊的主管单位有885个，占67.51%；主管2种科技期刊的主管为193个，占14.72%；主管3～10种（不含）科技期刊的主管单位有164个，占12.51%。主管科技期刊数量10种及以上的主管单位仅有69个，占5.26%。而在出版大国荷兰，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一般不办学术期刊，只设有机关刊物，用来宣传推广本单位的科研信息。学术期刊是交由专门的出版集团来生产内容、经营运作、营销传播，这类学术期刊的作者和评审专家来自全世界。从国际出版集团的成果经验可知，出版集团采取市场竞争机制分工明确，集中优势力量、重视国际合作交流。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以及2019年发布的“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从顶层设计提出了要以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优化期刊结构化布局，着力提升期刊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期刊规模化、集约化建设。因此国内科技期刊可摒弃各自为政的办刊思路，采取集约化、规模化、合作化、市场化的运营，避免重复办刊。
3.缺乏国际化的数字平台，国际影响力有限。我国的多项科技发明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科研成果多是发表在国外SCI期刊。SCI收录中国科技期刊（简称“中国SCI期刊”），据《2021中国科技期刊蓝皮书》数据显示，中国SCI期刊的发文量远不能满足现实发文需求。2020年，中国被SCI收录的213种科技期刊共发表论文30742篇，占全球SCI论文总数（2126916篇）的1.45%，同期中国作者发表的SCI论文数（549845篇）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25.85%，其中有25766篇中国作者论文发表在中国SCI期刊上，中国作者贡献了中国SCI期刊83.81%的论文。2020年有1038个中国机构在中国SCI期刊发文共计25278篇，同期，有1217个中国机构发表国际论文共计532471篇。也就是说，贡献给中国SCI期刊的文章大多来自中国机构、中国作者；同时，中国机构青睐在国际科技期刊发表研究成果。
4.全产业链品牌营销意识不足。因长期形成的国际学术评价体系，发表SCI期刊成了研究者量化科研成果的评价机制，大型国际出版集团运营着成熟的SCI期刊群，通过集群化、规模化的运作，便吸引全世界的科技工作者竞相生产内容。国际大型科技期刊出版集团的成功经验在于，在充分理解学术u价体系的基础上，采取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满足用户需求。换言之，只有将出版业视为一种商业行为来对待，让其在符合市场规律的宏观经济中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才能优胜劣汰不断进步。反观国内科技期刊平台，忽略了宏观管理体制上的问题，在审批制度、期刊市场化及规模化等方面还无法真正遵循市场规律，其品牌营销意识不足，在产业链的打通力度上显得谨慎有余、魄力不足。
随着传播主体的日益多元化，基于算法技术的数字化传播平台，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出发践行全球传播、转文化传播的传播理念。我国科技期刊从全媒体传播系统、产业融合、数字平台、品牌建设等方面可进行相关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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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打造“社交化+视频化”的全媒体传播系统。科技期刊所刊载的内容，多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创新，相较于一般的大众期刊，其内容选题比较“高大上”，采用更为学术化的书写方式，阅读门槛较高。因此，传播覆盖面多是针对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科技工作者，这就限制了科技期刊的传播力度。那么如何进一步扩大其传播影响力，增强传播效果，形成人人崇尚科学的社会风气。
一是“接地气”的社交化传播方式。社交媒体、短视频、微博、微信不仅是当下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方式，也逐渐内化为人们的数字化生存方式。科技期刊的传播可搭建利用微博、微信、B站、知乎、抖音、快手、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各类新媒体，深度推进传统学术期刊和新媒体的创新融合，努力形成学术资源全方位、多渠道的传播矩阵。在期刊全媒体传播系统的建设上，南京农业大学英文期刊编辑部实施的“云实习编辑”项目较为成功，项目招募具有专业学术背景和技能的科研人员成为云实习编辑，负责期刊在国内外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宣推和运维，尝试探索“期刊+共享平台+云编辑”的新模式。近年来，Tik Tok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堪比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平台。联通社交平台搭建科学传播的社区，发挥科学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力量，传播中国学术声音，为凝聚“共享科学”的共识贡献力量。
二是视频化的沉浸体验。观看视频逐渐成为人们的阅听习惯，JOVE视频期刊的特色学术视频数据库异军突起，JOVE实验视频期刊（JOVE ： Journal of Visualized Experiments）是全球首例实验视频期刊。JOVE期刊将文字和视频结合，既包含传统的专业论文的文字书写稿件，又提供了专业的实验或手术现场的拍摄视频，还附有学者出镜来讲解实验逻辑、原理和结论的视频。目前JOVE已成为世界领先的科学视频制作和提供商，全球数千所大学、学院、医院和生物制药公司的数百万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可以使用JOVE进行研究、教学和学习。JOVE拓展了科技期刊的边界，学术内容不仅依靠文字呈现，也可通过可视化的视频方式广为传播，借助JOVE实验视频期刊，可以有效提升教学效果，增强学生理解能力。社交化+视频化的阅读方式是大势所趋，提供场景化、沉浸式的阅读体验，能够增强科技期刊的传播能力。
2.将科技创新转化为科普动能，推进产业融合协同发展。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提高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是培养其科学素养的前提，科学的思维方式不仅能有效吸收知识，也可以应对网络中随处可见的虚假信息。广大科学工作者要以提高全民科学素养为己任，将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从事科研工作的重要责任。将科技资源进行转化，以可视化、视频化、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出去，为培养科学人才储力蓄能。 例如：谷歌学术、百度学术、Springer、 Elsevier的平台主要以检索为主，数据库提供的检索方式是以关键词、主题、论文题目、DOI等查找研究者所要获取的论文。根据算法推荐更新服务方式，基于算法推荐相关学术成果，平台能够根据研究者的搜索痕迹，自动描绘用户画像，推送其研究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关于推动出版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要打造数字化知识服务的社区，建立知识管理系统，推进多种形式的业态融合。因此，从生态思维的角度强调了科技期刊的学术价值、社会价值，加强与科技图书馆、科技博物馆的合作，注重线上推广、全媒体传播、展览展陈等新业态的融合。
3.依托数字技术建设出海平台，提升国际影响力。有关中国科技期刊的研究，从国外文献数据库（Web of Science、Sage）检索可知，国外研究者对中国学术期刊的研究较少。英文文献中也有很少一部分关注中国学术期刊的研究，作者大多为中国研究者，只不过是将论文发表在了英文期刊上。国内对科技期刊的研究，一方面集中在介绍国际科技期刊出版集团的运营方式、经营模式；一方面立足我国科技期刊讨论其发展策略。从已有文献可知，中国科技期刊的国际传播主要呈现两种声音：借船出海和造船出海，借船出海受制于人，造船出海乃长久之计。
为解决我国科技期刊在世界上受制于人的境况，形成数据驱动、在线发表、知识服务、自主有效，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科技期刊数字平台迫在眉睫，即“造船出海正当时”。对中国期刊国际化数字出版平台建设过程中的数据库建设、数据来源、评价标准、国际化推广等进行评价和管控，就成为研究的核心的问题，实现中国科技期刊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从“转文化传播”的角度提升其国家影响力。从科技交流、教育交流、知识交流的视角，探索一条我国自主可控的科技期刊数字化平台出海路径，科技成果需要平台展示，让世界认识中国科技。科技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建设国际化的期刊平台从国家层面来讲站位高远，发挥制度优势、协调优势资源，实现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对于研究者来讲，国际平台提供科研创新成果的展示舞台，将研究者的研究成果传播出去，大大激发了研究者的科研热情。
4.重视开放，科学提升品牌价值，实现资本转化。开放获取出版模式是学术、科技期刊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国的学术期刊想要提升国际话语权，需在科学出版的行列中推进世界学术评价标准的改变，在寻求突破中推动新体系的确立，为中国提升学术话语权创造新的机会。国际大型科技期刊出版集团利用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实现了布尔迪厄所讲的从象征资本到经济资本的转化。布尔迪厄所讲到的知识社会学或文化形式的社会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学社会学，这种探讨象征符号、物质符号转化的学说，阐释了符号转化之间的权利关系，从关系范式出发更易理解物质资源的重置，并阐释了机构间相互协调与转化的内在逻辑。优质品牌的马太效应，让这类大型国际出版集团超越了传统“出版”的零售业务，发展成为智能化的知识服务商。
开放获取模式并未对大的出版社带来冲击，相反一批出版社（如Elsevier，Springer）通过及时向网络化转型，同时将期刊文献等电子化再出售、布局信息分析解决方案和数字化工具，顺利适应了学术在线的发展趋势。还有一些出版社则把自己的电子产品和数据全部授权给集成商去运营，造就了一批数据集成商的崛起（最典型的便是科睿唯安、iGroup等）。当前，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出版已经进入了一个开放存取出版的时代，开放获取期刊有益于研究人员和论文作者通过文章的全球化传播从而提升研究的传播力度和曝光度。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的窗口期，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科技期刊承载人类文明，汇聚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开放获取出版模式是学术、科技期刊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重要趋势。中国科技期刊肩负着让世界认识中国的使命，为传播中国科技声音贡献力量。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任重道远意义重大，推动学术评价体制改革，积极参与制定行业标准，整合资源协同发展，重视开放科学，成为科技期刊国际平台建设的重要方向。
作者孙莹系高等教育出版社与清华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后
龙杰系高等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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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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