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者”视域下中国抗疫故事的叙事路径与价值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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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凯 秦舒娅
摘要：后疫情时代，我国的对外传播面临着艰难的舆论突围。“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抗疫故事在增进国际认同，淡化意识形态抵触，为世界话语提供中国叙事方面有着积极作用。日籍导演竹内亮以中国抗击新冠疫情为主题制作的系列纪录片，真实客观地呈现了中国为应对疫情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回应了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攻击，增进了不同文化间的对话，为诠释中国抗疫故事提供了新视角，也为中国故事的对外传播提供了启示。
关键词：“他者”视域 抗疫故事 对外传播
后疫情时代，中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部分西方政客和媒体针对中国的污名化论调甚嚣尘上，而中国在全球协作抗击新冠疫情中的巨大贡献则被忽视与遮蔽。当下国际传播格局中西方舆论话语仍较强势，如何讲好中国抗疫故事，向世界传递真实的中国声音，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的重大课题。中国故事往往遵循着自述与他述两种叙事模式，前者在国际传播中容易被认为不够客观而难以摆脱自负之嫌，从而削弱了话语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获得认同的难度较大。基于他者视角的故事讲述，以差异性为前提，直接呈现表达事实，能够规避话语表达与交流中意义的消解。日籍导演竹内亮在中国疫情发生后拍摄了《南京抗疫现场》《我们的“疫”天》《好久不见，武汉》《后疫情时代》等纪录片，聚焦疫情下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呈现经历疫情的武汉的“浴火重生”，以及探究疫情后中国经济的逆势增长，在社交网络上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对话录》中提出了“同者与他者”的关系。19世纪后，黑格尔和萨特进一步发展了“他者”概念。黑格尔认为，“如果没有他者的承认，人类的意识是不可能认识到自身的”。萨特指出，“他人”是“自我”的先决条件，即他人意识的出现是自我意识成立的前提。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萨特，他们均认为“自我意识的独立和依赖”过程中需要“他者”的参与。拉康在“镜像理论”中强调一个“他者”对“自我”成熟的意义。
“他者”是相对于“自我”而言的概念，“自我”通过确立“他者”来认识自身。文化的意义只有在与“他者”的互动交往与对话中才得以实现，中国形象的意义交集需要通过与“他者”叙事的互动才能更加完善。“他者”叙事既可凭借“他者”的文化身份拉近中国故事与国外观众的距离，也能在文本内容和形式上超越“常境”，获得“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引起国际受众的兴趣，为诠释中国抗疫故事提供新视角。
“他者叙事”，即以他者的文化视角讲述中国故事，在与“他者”的对话互动中不断生成文本意义。作为在中国经历过新冠肺炎疫情的外籍人士，竹内亮通过纪录片以细节化、生动化的叙事方式赋予“中国抗疫故事”延伸感和纵深感，为海外受众提供了一个观察、认知中国的独特视角。
1.参与式叙事：弥合解读偏差。参与模式是纪录片的一种生产方式，其叙事特征体现为创作者除了是叙事者之外，还是叙事对象。创作者不需要刻意隐藏其与拍摄对象之间亲密互动的关系，也无须在叙述故事和观察生活时假装不在场，为了推进叙事不吝于使用访谈等形式。
《南京抗疫现场》是竹内亮制作的第一部聚焦中国抗疫的纪录片。在片中，竹内亮搭乘地铁、坐出租车、购买外卖、陪孩子上网课、配合社区的防疫要求复工，以亲身参与的方式体验、记录了南京严格细致的防疫措施和市民因疫情而改变的生活习惯。在《好久不见，武汉》中，竹内亮更是全面介入拍摄过程，与采访对象进行即时互动，与街巷偶遇的市民交谈合影，同一线护士面对面交流，聆听失去亲人的采访者饱含伤痛的倾诉，去雷神山的建设者家了解当时的建设情况。因为突发疾病，深夜就诊的竹内亮更是深刻体会到了疫情期间武汉人的艰难。《后疫情时代》里，竹内亮走进物流仓库、大学校园体验了机器人的无接触式高效物流配送，来到生产车间了解工厂如何做到零感染快速复工，在义乌直击商家们的直播带货，见证了中国经济的生机蓬勃。竹内亮既是纪录片制作者，也是访谈者、观察者、参与者，通过在场式的讲述，直观地传达真实的感受，拉近与受众的心理距离，避免了中国故事的奇观化，赋予故事说服力与可信度。
2.聚焦个体：实现共情连接。聚焦普通人群，捕捉日常生活细节的个体视角，呈现生活中的感性内容，富有真实感和亲切感，更能引发受众的情感共振。在竹内亮拍摄的纪录片中，这种叙事的视角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记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呈现疫情下中国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二是聚焦疫情之下普通个体的经历，展现普通人的情感体验和共有记忆。
《好久不见，武汉》中竹内亮来到此前封城76天的武汉，用影像记录了武汉市民的疫情记忆。快乐、悲伤是人类的基本情愫，受访者的语言、神态、动作均以显性与隐性相结合的方式，将对生命逝去的悲痛、对现的无奈、对未来的憧憬、遭遇打击的低落、重启生活的勇敢等具象地呈现给受众。这些富有强烈人情味的生活细节让受众真切地感知到人物的心理与情感变化，消解了“观看”的意味，拉近了国际受众的心理距离。共通的人情世态、相似的生活境遇让个体的故事更易触发人们的同理心。相比“信息”，“故事”因其叙事过程中隐含的“共通”的生命体验而更具有触发情感的柔性力量。情感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它既是个体社交的基本需求，也是社会联结的有力工具。不同个体因文化背景的不同，容易产生解读偏差，但情感作为一种无形的、内在的直接体验，往往能够突破文化、社会制度的差异引发情感共鸣。因此，建立在共情基础上的叙事能够打破民族偏见与群体隔膜，推动跨文化语境的调和与沟通，淡化跨文化传播中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抵触，最终消弭文化边界达到“普遍共情”。
3.话语创新：消解刻板印象。戈夫曼认为，贴近群体的情境展现会拉近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这时人们对特定群体的分类态度会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其的理解、同情和务实评价。如何阻断疫情蔓延，尽快恢复生活生产秩序，是全世界人们关切的问题。从此情景出发，中国的抗疫经验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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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竹内亮的纪录片中，他试图从新的视角解读中国的抗疫故事，以新的象征符号构建起海外受众对中国的全新印象。无接触移动支付、在线教学、直播带货，中国利用现代科技保障了人们的生活生产。《后疫情时代》中呈现了大数据技术、网络技术在中国抗疫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健康码”成为出入公共场所的必备工具，由智能化实现的“无人化”物流配送大大降低了感染新冠的风险等。片中所涉及的具有中国科技强盛隐喻的象征性符号，反映了新数字文明时代下的中国智慧，突显了中国抗疫的独特性。正如竹内亮所强调的，拍摄抗疫纪录片并不是让其他国家模仿中国的防疫措施，而是提供一个参考。“他者”讲述中国抗疫故事的本意并不在于评判各国抗疫政策的优劣，而是以另一种视角来看待不同文化体系下人们的抗疫生活，力求从更深次理解并给予尊重。
中国故事的“他者讲述”，一定程度上通过“他者”的文化视野观照实现语境置换，贴近海外受众的文化心理，从而消减彼此的文化距离感，促进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对话与理解。竹内亮拍摄的纪录片融合了不同话语系统与文化视野，在内容的选择、纪录片制作上关注海外受众的信息接受习惯，减少信息误读实现多方对话，为我国对外话语表达提供了新思路。
1.语境调和，增进国际认同。爱德华・霍尔的“高低语境”理论认为，依赖语境理解含蓄信息的中国、日本被认为是高语境国家，而信息置于清晰编码下的英美等国则被认为是低语境国家。对同一媒介产品而言，处于不同文化语境下的受众，他们理解内容的方式、程度各不相同。因此，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各国受众语境的差异，也需要充分了解其对同一事件不同的信息需求。“他者”视角的介入提供了语境调和的机会，“他者”的“旁证”能够提高传播内容的可信度。竹内亮的外籍身份，是他能够以他国文化语境解读中国抗疫故事的天然条件，也使他能够充分把握海外受众的认知需求和兴趣点进行内容生产。
语境为外国人讲述中国故事提供了一种天然的限定性，即他的讲述必须是在语境中的讲述，总是按照自身语境的理解能力、价值观对另一语境中的文化内容进行筛选、选择、改造，由此形成不同于中国人自我讲述的他者视角。在这一过程中，“我”与“他者”的视角进行了语境的调和。在竹内亮的纪录片中，一位外卖骑手对此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微博上将新冠病毒称之为“武汉病毒”进行了回应，他认为：“你把它掺杂到政治里，我觉得就不对。”习惯于从政治意识形态来解读中国的一些社会现象，是西方国家看待中国的思维定式，而采访对象坚定而明确的态度，会触发海外受众的换位思考。竹内亮的纪录片基于“他者”视角，从不同话语系统与文化视野出发，但又并非完全基于自己的话语逻辑描述中国，体现出某种程度的主体间性，提升了国际受众对中国抗疫叙事的认知、认同。
2.多方对话，实现意义联合。对话是双方意义交流的重要方式，观点的交锋与碰撞有助于实现价值观的传递与共识的达成。
竹内亮的纪录片忠实地纪录与采访对象的对话过程，在一问一答中受访者亲历疫情的创伤记忆及其精神体验、心路历程被毫无保留地呈现在镜头前，远比单向传播和说服的传播形态更能触发国际受众的思考。此外，纪录片也从不同国家文化背景出发，对是否需要戴口罩的不同认知进行了探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海外亚裔因戴口罩受到歧视，在英文版《南京抗疫现场》中，制作者发出了“欧洲的朋友，不要歧视亚洲人戴口罩”的呼吁，这也是不同文化价值观进行对话与交流的一种方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必然涉及两个不同文化系统的表征碰撞。对话不是说服对方，而是通过交流减少误读以实现相互理解，借由“他者”的文化身份，完成对事物语义以及文化上的解读，是多方对话的开始。中国的抗疫经验，虽然有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但同时也包含着可被其他国家借鉴的可能性。
3.主体间性对话，冲淡“政治归因”。差异性是间性存在的前提，但主体之间、文化之间也存在着通过对话和协商达到相互理解、沟通的可能，这是跨文化传播得以实现的基础。在跨文化叙事时，平等、客观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决定着是否能在不同主体间、不同文化间实现理解与认同。西方媒体在涉及中国议题时往往习惯从既有的价值框架出发，选择性地进行媒介话语建构，加深了西方受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竹内亮的纪录片秉承平等、尊重的态度，较为客观地展现了中国的抗疫故事，为不同文化主体间对话构建了可理解性的前提。
首先，淡化传播主体的主观意识，使中国的抗疫故事能够以较为自然客观的样态面向国际受众。竹内亮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行走于中国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场景空间，通过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思展现疫情中和疫情后的中国社会。与不同身份的采访对象接触、交流，激发中国人自己讲述有关疫情的记忆，同时以相对客观的限制性解说进行必要的补充介绍，向观众还原了一个自然、真实的中国。
其次，贯穿始终的跨文化传播意识，促成不同文化的彼此共通，从而实现观点和意义的共享。在制作节目之前，竹内亮通过网络收集、筛选了外国网民对于中国抗疫的代表性疑问，基于海外受众的好奇与关切，有针对性地进行内容生产。在制作《好久不见，武汉》时，竹内亮通过中国社交平台招募并最终确定了十名“外国人也想看的人物”，如在华南海鲜市场进货的居酒屋老板、曾奋战在抗疫一线的护士、雷神山医院的建设者、感染新冠病毒离世者的家属等。《我们的“疫”天》更是如实记录了普通中国人疫情下的日常生活状态，反映出中国人坚强乐观的民族性格。
此外，力求贴近传播对象的语言习惯和接受心理，以减少传播过程中的意义流失。例如，用中文和日文字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内容标注《南京抗疫现场》在日本雅虎播出时改名为《新增感染者为“0”的城市――南京》，以达到更佳的传播效果。在英文版中，导演特意强调戴口罩的重要性，对日常生活中如何避免交叉感染的细节，以回应戴口罩的亚裔在欧洲遭遇的歧。在电梯里准备餐巾纸、隔桌就餐、异地返回在酒店隔离等建议对西方观众而言更实用，也更容易理解。
后疫情时代，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舆论环境。在资源受限和话语空间被挤压的条件下，传统的对外话语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国际舆论，亟需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创新对外传播的话语表达方式，以应对当下的挑战。中国抗疫故事是中外文化之间的对话载体，“他者”视角可以通过参与式叙事、聚焦个体、话语创新等叙事路径，适应海外受众的信息接受习惯并减少信息误读，用以实现语境调和、主体间和多方对话的价值创新，为我国对外话语表达提供新的思路。
作者胡凯系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秦舒娅系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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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韩飞，徐嘉伟.“他者”话语中的后疫情时代武汉呈现[N].中国艺术报，2020-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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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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