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阐释与策略演化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陈浩 王皓月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演化博弈
　　“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而在迈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实现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助推农村社会经济向高质量转型的引擎。近年来，伴随国家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各级政府对农业、农村领域的公共服务财政投入持续增加，农村公共服务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效，在诸如农村通水通电、道路交通、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教育、医疗等民生保障类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稳步提升，逐渐接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但总体而言，中国农村公共服务发展仍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现实困境：一是城乡各类公共服务差距特别是质量差距依然存在［1］，甚至在某些领域（如基础教育、医疗）还呈现逆势扩大态势；二是农村公共服务总体缺乏有效的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供给决策上还不同程度存在决策者偏好超越农民需求偏好等问题［2］，导致供求不均衡；三是农村公共服务易受地方政府投入偏差的影响，存在一些公共服务类型结构的投入扭曲问题。造成农村公共服务发展困境的成因固然很多，农村公共服务供需博弈关系是其中的重要因素［3］，在中国现有城乡治理情境下，农村公共服务发展具有多方主体合作博弈特征，源于供给方、需求方及监管方等相关主体间的博弈行为可能是引发农村公共服务发展不协调和行为失范的根源。
　　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是改善供给侧结构，各级政府是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的责任主体。因此，推进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基于科学识别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内涵的驱动下，探索层级政府和农村居民间的供需博弈关系及其合作均衡效应，进而构筑最优演化路径和政策取向，文章力图对此进行研究。
　　1 文献综述
　　当前围绕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主题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特征，大致存在两条研究主线。一条主线侧重从管理学视角对农村公共服务供需博弈行为进行研究。姚翠友等［4］构造了政府、企业、农民的演化博弈模型，探究了京津冀地区农村养老供给方式和方案选择；杜焱强等［5］构建了PPP模式下农村环境治理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指出农村环境治理PPP模式下的政府监管重要性；许文博等［6］运用演化博弈方法研究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低碳协同发展政策过程，强调了中央政府奖罚机制和地方政府竞争机制有助于低碳政策的有效执行；何奇龙等［7］认为在农村环境污染治理众筹中，农户参与决策行为受到风险概率、众筹份额等因素影响；邝雄等［8］研究表明在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投资过程中，搭便车心理会降低村民主体的自主投资意愿。但总体而言，现有农村公共服务供需博弈行为研究，大多侧重于政府和企业或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较少关注层级政府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农村公共服务合作决策及博弈过程。
　　另一条主线则是基于政治学视角下对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和政策路径进行探究。胡志平［9］、刘尚希［10］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对促进中国社会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关键作用。一些学者对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进行了初步阐释，突出强调了公共服务供给的高效率、多哟喂┬杞峁蛊胶庖约翱沙中等关键属性。如高传胜［11］认为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体现城乡不同人群间的供需结构更加匹配适应。李燕凌等［12］提出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需和制度协同演进升级，最终达到构筑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质和量适配、供与需高效平衡的过程；针对如何实现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学界也陆续提出了数字赋能［13］、话语赋权［14］等不同思路。
　　上述多学科研究文献为该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学术基础，但还存在一些值得拓展之处：首先在研究对象上，由于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新兴主题，相关成果并不多，现有少量研究仅停留在理论概念阐述层面，总体缺乏针对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层次性内涵体系和推进策略的系统研究；其次在研究方法上，现有文献大多从宏观角度对农村公共服务（或某一服务形态）高质量发展问题和对策进行理论分析，而较少从演化博弈角度，定量探察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中的层级政府及农村居民等供需主体合作博弈行为及其演化路径，因而难以深度把握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科学内涵及其演化规律。
　　基于此，该研究力图从供给侧视角探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构建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村居民的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三方演化博弈模型，运用MATLAB进行数值仿真，探究关键因素变化对演化路径的影响，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 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阐释
　　2. 1 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
　　农村公共服务的发展历程紧密嵌于国家城乡战略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不同战略时期的阶段性变迁特征，迄今已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①从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为农村公共服务割据发展阶段。在经济赶超和城乡二元战略的驱动下，国家采取了重城轻乡、扶工抑农的发展模式，使得农村公共服务处于自我封闭割据和低水平发展状况，城乡公共服务发展极不均衡。②改革开放后至20世纪90年代末，为城乡公共服务分治化发展阶段。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了城乡非均衡发展战略，先后启动了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80年代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一段时间农村公共服务自我供给能力和发展水平有所提升，但受到政府公共决策中的GDP导向和城市偏好影响，导致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的角色缺位和投入不足，农村公共服务发展陷入了过度市场化、非均等化和公益性不足等陷阱，造成城乡公共服务发展差距急剧拉大。③2002年至今，为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化发展阶段。巨大的城乡公共服务差距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此，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着力推动城乡公共服务去差距化。在城乡战略上，党的十六大确立“城乡统筹”战略到党的十八大提出“城乡一体化”战略，体现了城乡关系逐步从非均衡向均衡化方向的演进，通过以城带乡和城乡统筹等形式，补足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短板，持续缩小城乡差距水平。随后，以社会民生领域的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从“十二五”的基本体系构建到“十三五”的均等化标准制定，逐步确立了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新时期城乡公共服务均衡发展的战略重点。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在2035年前，全国渐进式推进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享有同等结构、层次和标准之底线保障水平，并最终完成由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带动城乡总体均衡化的发展目标。当前在一些先行地区（如江苏苏南），这一目标已初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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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建构的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命题，从理论上意蕴了农村公共服务即将迈入新的战略发展阶段。基于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阐释了中国进入了以“高质量发展”为新发展主题的新时代，城乡关系进入融合化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农村公共服务需要从实现城乡基本均等化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跃迁，以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更高标准、更高质量和效率水平，满足农村居民追求美好生活的需求，促进城乡公共服务的深度均等化和最终融合化发展。
　　2. 2 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体系
　　战略管理理论认为，一个完整的宏观战略管理规划过程应至少涵盖战略目标制定、基于战略目标下的内容结构定位以及相应的行动策略等环节［15］。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不同战略阶段，也体现了基于不同时期城乡战略目标下，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差异性的发展内容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行动策略的过程。由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下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新战略阶段要求，因此可循着战略管理规划的分析逻辑，探索构建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体系，其总体涵盖了从战略目标层、功能结构层到行动策略层等三层次内容（图1）。
　　2. 2. 1 战略目标：助力乡村振兴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三农”发展的终极使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践行该使命的重要方略。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应以助力乡村振兴发展为重要切入点，朝向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方向的持续演进。应将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引擎和抓手。
　　首先，以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和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公共服务作为重要的发展要素，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供给为动力［16］，实现农村水电气、交通路网以及网络通信等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的高质量供给，实现城乡无差别且互联互通，将能吸引各类城市资本、人才和技术等要素资源向农村流动，促进农村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拉动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其次，以民生保障型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高效能治理。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民生”的战略聚合，离不开高效能治理［17］。因此，强化在农村生活、生态和社会文化等民生保障领域的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将有助于推进乡村高效能治理，提升治理水平，实现乡村振兴中的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态宜居的发展目标。最后，以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18］。一方面，推动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够增加农村高质量就业机会、拓宽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进而汇集成农村居民短期收入增长流，另一方面，推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类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能够提升农村居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增强其获取长期收入增长的能力，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2. 2. 2 功能结构：“交互畅通→协调平衡→城乡融合”的层层递进
　　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应是实现多层次功能结构的递进发展，即以构筑农村公共服务供需主w的交互畅通为基础，以提升供需结构的协调平衡为重点，以推进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为更高追求。
　　（1）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要以构筑供需主体之间的“交互畅通”为基础。一方面，打造农村公共服务供需主体信息的交互畅通。当供需双方存在信息传递障碍，将会导致公共服务供求不平衡与不匹配，从而制约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高质量发展［19］。因此，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须重视推动需求方的农村居民和供给方的地方政府之间形成高效的信息适配，构筑“表达-反馈-改进-不满-再表达”的公共服务信息链条顺畅传导机制［20］，建立农村居民积极有效的需求表达传递和地方政府主动响应的良性互动架构。另一方面，注重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中多监督主体的交互畅通。为了保障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建设绩效和高质量供给，需要建立多主体参与的全过程畅通化监督体系，其中构筑作为服务接受方的农村居民和行政监管方的上级政府之间协作监管体系和有效沟通机制，对提升地方政府治理效能和实施高质量供给行为具有积极作用。
　　（2）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点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供需结构的“协调平衡”。当前农村公共服务发展困境的突出症结在于供给侧难以适应需求侧的变化，因此，以需求侧引导推进供给侧的改革，实现供需结构协调平衡是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21］。一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要与本地禀赋条件相协调平衡。当前少数地方政府（尤其是欠发达地区）为了追逐短期政绩或所谓典型示范，在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中出现了脱离当地实际的倾向，攀比浪费严重，比如在农村建一些中看不中用的宽马路、洋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不仅实际利用率不高，且巨额投入也超出了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造成后期难以维系甚至烂尾问题。因此，推进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要从规范地方政府的供给决策行为出发，注重公共服务供给决策与本地实际的有效契合，以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发展的可持续性。二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类型要与农民需求层次演变相协调平衡。随着农村经济环境的变迁和城乡社会矛盾的变化，农村群体分化态势明显，对公共服务需求类型也呈现出多层次结构特征，既有多数普通农民依然存在着对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但也不排除一些农村富裕群体逐步提升对乡村文明建设、公共文化、生态环境、社会治理等更高层次公共服务的发展诉求，这意味着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期，地方政府应注重把握农村不同群体的公共需求，统筹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层次和范围内容的持续变革，以达到与农村居民需求结构变化的动态均衡。三是要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从数量到质量的协调平衡。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差距是中国城乡差距形成的重要诱因。近年来随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战略的有效推进，各级政府在农村基础设施、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领域的财政投入持续增长，使得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和硬件条件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在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等软件条件的城乡差距依旧明显，比如城乡居民养老、医疗保险等社保制度水平尚未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标准相对偏低；而圄于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不足，使得农村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服务水平仍远落后于城市。因此，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应以推进城乡深度均等化为重要任务，基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标准体系和质量规范》等政策要求，推动农村公共服务建设从中短期数量增长向长期提质增效转型，注重提升农村民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感和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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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实现城乡融合是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最终方向。首先，城乡融合将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公共服务二元体制顽疾，建立城乡统一公平规范的制度供给体系，形成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城乡结构优化和标准化供给机制，这为持续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并最终消弭城乡差距提供制度保障；其次，城乡融合将实现公共服务资源要素的城乡双向流动。当城市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资源（如更高质量水平的教育、医疗服务等）向农村外溢时，将形成公共服务的城市反哺乡村、城市带动农村的良性效应，有利于持续提升农村发展水平并最终达到城乡公共服务融合发展；最后，城乡融合将促进城乡人口流动与深度交融，大量居民将自由迁居于城乡空间，除了农民进城外，市民进村以及城乡两栖人口也持续增加。因此，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须统筹考]城乡人口流动新格局和农村多群体差异性需求，其中既要满足一部分农民迁居城市所需的如就业、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支持，同时又要兼顾留守农民、返乡农民的基本保障需求，更要为下乡创业和追求农村生活的城镇市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支持等，这样，将形成包含多层次结构的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内容体系。
　　2. 2. 3 行动策略：推动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及农村居民等供需主体间的合作均衡
　　基于中国国情特点，政府将发挥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中的主体职能，其核心是形成由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协作的政策供给网络。故暂不考虑其他方，由纵向层级政府和农村居民构成了影响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三方行动主体。这里，上级政府代表中央政府来履行落实宏观战略政策和监管地方政府职责，是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和政策实施的监督者；地方政府既是上级政府公共服务政策的贯彻执行者，也是农民需求的直接应对者，更是区域内城乡公共资源的配置者和供给行为的组织协调者，其行为易受本地经济发展和自身晋升政绩等多重目标动机的影响；而农村居民作为服务的需求方与接受方，扮演了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原动力和最终评价者角色。静态逻辑上，推动三方主体稳定合作均衡是确保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行动策略，但从动态视角看，由于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村居民三方存在利益博弈关系，其协作过程具有不稳定性，进而将影响到行动策略的选择。因此，有必要运用演化博弈模型进一步研究三方合作博弈均衡机制及其策略演化，从而探寻驱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最优路径和政策思路。
　　3 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行动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基于对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战略目标、功能结构与行动策略的分析框架，运用演化博弈方法，对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与演化均衡机制进行研究。
　　3. 1 模型假设
　　假设1：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农村居民为博弈模型的三方行为主体，其释义如上文，假定三方均为有限理性，其行为选择将随时间t 逐渐演化并稳定于最优策略。
　　假设2：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上级政府有积极推进和不积极推进两种策略选择，其策略集简称为（积极推进，不积极推进），以x 的概率选择积极推进，以（1 - x）的概率选择不积极推进。这里的积极推进是指上级政府遵循中央精神，积极推进地方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政策，并严格履行对地方政府政策执行过程的规范引领、严格监督及考评奖惩等职责，不积极推进时则与之相反。
　　地方政府有严格执行和不严格执行两种策略选择，其策略集简称为（严格执行，不严格执行），以y 的概率选择严格执行，以（1 - y ） 的概率选择不严格执行。这里的严格执行是指地方政府严格履行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职责，重视以民生优先理念加大对农村民生保障类公共服务的供给，保证经济发展类和民生保障类公共服务供给结构的有效均衡，同时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参与本地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不严格执行是指地方政府不积极履行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职能，仍秉持狭隘的经济增长优先理念，导致公共服务供给结构上仍存在重城轻乡、重经济发展类轻民生保障类等失衡问题。
　　农村居民有积极参与和不积极参与两种策略选择，其策略集简称为（参与，不参与），以z 的概率选择参与，（1 - z ） 的概率选择不参与。这里的积极参与是指农民积极参与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过程，包括：主动表达需求意愿、参与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治理行为、配合上级政府积极监督和动态反馈地方政府供给行为和效果等，不积极参与时则与之相反。x，y，z ∈ [ 0，1]，且均为时间t 的函数。
　　假设3：上级政府选择积极推进会比不积极推进时多付出人力、物力及时间等额外成本，地方政府选择严格执行时也会比不严格执行时付出额外的供给成本，同时也将存在公共服务治理能力的限制，农村居民选择参与策略时也要付出参与成本。考虑到公共服务的公益性和地方财政的有限性，当地方政府选择严格执行时，将带来民生类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增加，而相应减少经济发展类公共服务的投入，这会造成短期经济发展收益的损失，使得地方政府在上级政府考核经济发展政绩的收益变少，但对民生政绩的考核收益增多。此外，地方政府在严格执行时，除了面临上级政策压力外，也会存在追求本地乡村振兴发展和实现城乡共同富裕等长远目标的内生动力，农村高质量公共服务发展将有助于这些长远目标的最终实现。此时地方政府具有追求高质量发展的预期长期收益动机，使得地方政府行为除了受上级政绩考核等短期外部目标影响外，还受追求上述长远目标的内在驱动。地方政府内驱力越强，就越能主动采取一些措施（如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均衡城乡公共服务资源布局等），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向可持续方向演化，以获取长期发展收益。
　　综上考虑，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决策中，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村居民将存在多情形的三方博弈关系。
　　（1）当上级政府积极推进，农村居民参与时：a. 若地方政府严格执行，上级政府会获得因地方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所产生的宏观政策收益，以及由农村居民参与带来的宏观治理收益。而此时，农村居民也能获得高质量公共服务需求满足收益，同时还能获得来自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奖励。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采取了严格执行策略，会收到农村居民的正向评价收益，同时上级政府会也并对地方政府进行奖励。此外，地方政府还会获得农村居民积极参与所产生的地方治理收益，但收益水平还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治理能力。b. 若地方政府不严格执行，上级政府和农村居民均会失去地方政府严格执行时带来的收益，其中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权益也会受到损害，由于此时农村居民会越级向上级政府反映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上级政府会勒令地方政府对农村居民进行补偿，并对地方政府进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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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当上级政府积极推进，农村居民不参与时：a. 若地方政府严格执行，上级政府仅能获得地方政府执行高质量发展政策所带来的宏观政策收益，但因为农村居民不参与，所以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均不能获得相应的治理收益。在此情形下，农村居民虽能获得一定的高质量公共服务需求满足收益，但此时收益水平将小于地方政府严格执行且农村居民参与的情形，这是因为，当农村居民不参与时，意味着其不会主动表达自身的真实需求，此时农村公共服务发展将取决于地方政府的单向供给状况及其公共服务治理能力，因而供给质量水平将低于地方政府严格执行且农村居民参与的情形。b. 若地方政府不严格执行，意味着高质量政策形同虚设，此时上级政府和农村居民均不会获得收益，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权益还会受损，而地方政府也会受到来自上级政府的惩罚。
　　（3）当上级政府不积极推进，农村居民参与时：a. 若地方政府严格执行，上级政府会获得地方政府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带来的宏观政策收益，同时农村居民会获得高质量公共服务需求满足收益，此时，地方政府和农村居民均不会获得上级政府的奖励，但农村居民却能获得来自地方政府的奖励，相应地，地方政府也能获得因农村居民参与带来的地方治理收益。b. 若地方政府不严格执行，农村居民的越级反映行为得不到上级政府支持，这样使得农村居民既要付出参与成本，同时也遭受公共服务权益损失。此时的上级政府会遭受因农村居民对其信任下降所产生的宏观治理损失，同时也会有相应的概率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惩罚。
　　（4）当上级政府不积极推进，农村居民不参与：a. 若地方政府严格执行，上级政府会获得地方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宏观政策收益，农村居民也会获得一定的高质量公共服务需求满足收益，但地方政府不获得上级政府和农村居民带来的收益，比如：上级政府不会采取激励，且由于农村居民不参与，地方政府也无法获得农村居民参与带来的地方治理收益。b. 若地方政府不严格执行，此时，上级政府和农村居民均不会获得收益，且上级政府会有相应概率受到来自中央政府的惩罚，而农村居民也遭受到公共服务权益受损。由于上级政府采取不积极推进，故而也不会采取监管措施，此时地方政府将不会受到上级政府的惩罚。
　　根据上述不同情形的博弈模型与参与方关系，构建出主要参数和含义说明见表1。
　　3. 2 模型构建
　　进一步将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三方主体混合策略博弈矩阵归纳为表2。
　　3. 3 模型分析
　　在表2的基础上，分别计算三方博弈主体的复制动态方程，并进行模型稳定性分析。
　　3. 3. 1 上级政府的策略稳定性分析
　　设上级政府积极推进策略的期望收益Ea1，不积极推进策略的期望收益为Ea2，上级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为Ea，计算公式为：
　　（1）当y = y' 时，H（y ） = 0，d（F（x））/dx = 0，F（x） = 0，此时所有x 都处于演化稳定状态，即上级政府策略选择比例不会随时间而变化。
　　（2）当y < y' 时，H（y） > 0，此时若x = 1，则d（F（x））/dx <0且F（x） = 0成立，x = 1为该情形下上级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即当y < y' 时，上级政府将选择积极推进策略。
　　（3） 当y > y' 时，H（y ） < 0，此时若x = 0，则d（F（x））/dx < 0且F（x） = 0成立，x = 0为该情形下上级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即当y > y' 时，上级政府将选择不积极推进策略。
　　据此可得命题1：随着C1、θPa 的增大或R4、ΔCa'、Rsa的减小，上级政府趋向于选择积极推进策略，反之亦然。
　　命题1表明：当上级政府积极推进所付出的治理成本和对下奖励成本越小，中央政府对上级政府不积极推进的惩罚力度越大，以及上级政府应对农村居民越级反映问题的不作为导致治理风险成本越大的情形下，会提高上级政府采取积极推进策略的概率。因此，上级政府在推进地方政府严格执行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政策时，需要合理界定层级政府间的事权财权划分以及设置适当的奖惩机制。
　　3. 3. 2 地方政府的策略稳定性分析
　　设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策略的期望收益Eb1，不严格执行策略的期望收益Eb2，地方政府的平均期望收益Eb，计算公式为：
　　（1）当x = x' 时，P（x） = 0，d（F（y ））/dy = 0，F（y ） = 0，此时所有y 都处于演化稳定状态，即地方政府策略选择比例不会随时间变化。
　　（2） 当x < x' 时，P（x） < 0，此时若y = 0，则d（F（y ））/dy < 0且F（y ） = 0成立，y = 0为该情形下地方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即当x < x' 时，地方政府选择不严格执行策略。
　　（3）当x > x'时，P（x） > 0，此时若y = 1，则d（F（y））/dy < 0且F（y ） = 0成立，y = 1为该情形下地方政府的演化稳定策略，即当x > x'时，地方政府选择严格执行策略。
　　据此可得命题2：随着α 的降低或者β、λ、Fub、V、R2、e、R1 的增大，地方政府选择严格执行策略的概率增大，反之亦然。
　　命题2表明：首先，当上级政府考核体系中经济指标权重的降低或民生指标权重的增加，可以促进地方政府采取严格执行策略，显示了上级政府要重视完善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在考核内容中除了GDP经济指标之外，要将公共服务发展等民生指标统筹纳入到考核体系，在考核权重上体现民生优先原则，从而正向激励地方政府采取严格执行策略。
　　其次，随着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提高，会促使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行为从低质量向高质量的转化。地方政府提高治理能力λ，能提升农村高质量公共服务的产出效率，进而更好地满足农村居民需求，并获得更大的民生政绩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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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地方政府自身对追求城乡共同富裕以及乡村振兴等长远目标的内驱力增加，会使地方政府的预期长期收益eR1 增加，进而促进地方政府主动采取严格执行策略。可见，激励地方政府高质量发展，除了需要上级政府政策压力和政绩考核推动，还需提升地方政府对追求农村长远发展目标的关注度和内生化水平，以形成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驱力。
　　3. 3. 3 农村居民的策略稳定性分析
　　设农村居民参与策略的期望收益为Ec1，不参与策略的期望收益为Ec2，农村居民平均期望收益为Ec，计算公式为：
　　农村居民的策略演化相位图如图4所示，由此可得农村居民的行为演化路径：
　　（1）当x = x'' 时，K（x） = 0，d（F（z ））/dz = 0，F（z ） = 0，此时所有z 都处于演化稳定状态，即农村居民策略选择比例不会随时间变化。
　　（2）当x < x''时，K（x） < 0，此时若z = 0，则d（F（z ））/dz <0且F（z ） = 0成立，z = 0为该情形下农村居民的演化稳定策略，即当x < x'' 时，农村居民选择不参与策略。
　　（3）当x > x'' 时，K（x） > 0，此时若z = 1，则d（F（z ））/dz < 0且F（z ） = 0成立，z = 1为该情形下农村居民的演化稳定策略，即当x > x'' 时，农村居民选择参与策略。
　　据此可得命题3：随着Cc 的降低或者R4、Rc 的增大，农村居民选择参与策略的概率增大，反之亦然。
　　命题3表明：当农村居民参与行为的成本降低，或者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农村居民⒂胄形的奖励力度提高，均有助于促进农村居民选择参与策略。近年来，伴随互联网和电子政务的发展，农村居民参与公共议政和民主监督的方式途径更加便利快捷，信息化赋能将有助于农村居民在参与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有效激励对农村居民参与行为也有显著促进作用。
　　3. 3. 4 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农村居民三方主体综合策略稳定性分析
　　在对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村居民各自行为演化均衡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综合考虑三方策略演化情形，同时结合图2―图4可得不同空间情形下的三方演化稳定策略（表3）。可知演化稳定策略将受到各方成本、收益、奖惩力度及初始意愿等多重参数影响，其中任一参数改变，都会使三方主体调整其行为策略。
　　首先，当初始状态处于图2的空间Ⅰ、图3的空间Ⅳ以及图4的空间Ⅴ的交集内时，各参与主体策略将收敛于（0，0，0）。在这一状态下，上级政府倾向于不积极推动，地方政府倾向于不严格执行，农村居民也不积极参与，这是一种最差情形。其不仅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的低下，造成低质量供给，且易形成各主体之间交互恶性循环，陷入纳克斯贫困陷阱，最终阻碍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现。为了避免这一情形，需要深化农村供给侧结构改革，完善纵向府际治理和考核体系，同时改进各相关主体的奖惩机制。
　　其次，当初始状态处于图2的空间Ⅱ、图3的空间Ⅲ以及图4的空间Ⅵ的交集内时，各参与主体策略将收敛于（1，1，1）。表明在上级政府的积极推进策略下，地方政府选择严格执行，同时农村居民也愿意积极参与，从而形成自上而下层级式的推进组合。这是现阶段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最优状态。其中，上级政府的积极推进策略将发挥引领作用，而地方政府及农村居民的行为选择都显著受到上级政府积极推进策略的影响。
　　最后，当初始状态处于图2的空间Ⅰ、图3的空间Ⅲ以及图4的空间Ⅵ的交集内时，各主体策略收敛于（0，1，1）。此时，上级政府不需要采取监管或奖惩等积极推进策略，地方政府也会主动严格执行主体职能，同时农村居民也具有积极参与的动力，从而形成了微观供需主体的良性互动效应，有利于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需结构均衡的高质量发展目标，这无疑是推进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理想状态。
　　4 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策略演化的数值仿真
　　如上文所述，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演化路径受到上级政府、地方政府与农村居民三方间的多重策略情形选择及其参数变化影响，对此进一步运用Matlab进行数值仿真。
　　4. 1 初始意愿因素对三方主体演化的影响
　　4. 1. 1 上级政府初始意愿变化对三方主体行为演化的影响
　　图5显示的是其他参数不变时，当上级政府采取积极推进策略的初始值x0 从0. 1增加到0. 8时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由图5可知，上级政府的初始意愿会直接影响地方政府和农村居民策略选择的演化结果。当三方对于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识都处于较低水平时，其策略选择最终会收敛于（0，0，0）这一不理想状态，随着上级政府群体意识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开始积极推进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地方政府和农村居民均会因为上级政府的推动而改变自己策略选择，三方策略选择最终收敛于（1，1，1）。
　　其原因是，当上级政府积极推进时，会对地方政府和农村居民的不同策略行为进行相应的奖惩，致使地方政府采取不严格执行策略的成本持续攀升，这将倒逼地方政府逐步向严格执行策略演进。同时由于上级政府对农村居民的积极参与行为进行奖励，此时也将激励农村居民选择参与策略，既能保障自己享有高质量公共服务的权利，也能获取相应的奖励。
　　在此状态下，三方主体都发挥了各自作用，其是推进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即通过上级政府实施积极推进策略，构筑对地方政府和农村居民相应的压力与激励传导机制，将有利于提高这两类主体均选择参与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积极行动策略。
　　4. 1. 2 地方政府初始意愿变化对三方主体行为演化的影响
　　图6揭示了地方政府初始意愿的选择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其他参数不变，当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策略的初始值y0 从0. 1增加至0. 8时，三方最终会收敛于（0，1，1），表明地方政府的初始意愿将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策略选择的演化结果，但对上级政府的策略选择则影响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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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原因是，当地方政府意识到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对本地发展的重要性时，会激发其内在行动力，使得地方政府主动关注农村居民的实际需求表达和结果反馈，构筑微观供需主体的良性互动效应，努力提升其公共服务治理能力，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水平。而此时，上级政府的作用趋于虚化，依靠上述微观供需主体的交互行为即能实现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均衡路径，有助于降低了博弈风险和成本，此时将形成｛不积极推进，严格执行，参与｝的策略组合，这是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演化的理想模式。
　　4. 1. 3 农村居民初始意愿对三方主体行为演化的影响
　　图7显示的是农村居民的初始策略选择对系统演化结果的影响。其他参数不变，当农村居民选择参与策略的初始值z0 从0. 1增加至0. 8时，农村居民的初始意愿会直接影响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策略选择的演化结果，三方策略选择最终收敛于（1，1，1），在这一状态下三方主体都发挥了各自的主体作用，是一种有效状态。
　　其原因是，当农村居民产生了对农村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实际需求，将积极主动地表达其需求意愿，并通过公共参与方式向各级政府传递并主动监督地方政府供给行为；这时，上级政府可改进行动策略：一方面建立对地方政府的奖惩和考核机制，行使自上而下式监管职能；另一方面，加强农村互联网和电子政务建设，建立起农村居民网络化监督体系，降低监督成本，同时加大对基层举报的奖励力度，鼓励农村居民积极参与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政策执行过程的监督，营造自下而上式监督压力，形成倒逼地方政府选择严格执行策略的双向监督机制。
　　4. 2 内外机制因素对地方政府高质量供给行为策略的演化影响
　　4. 2. 1 上级政府的政绩考核和奖惩机制对地方政府供给行为策略演化的外在影响
　　基于现有的行政集权制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倾向将显著受到上级政府的政策偏向影响，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政策政绩考核结构（经济考核权重α、民生考核权重β）、上级政府对农村居民参与的激励R4、对地方政府严格执行的激励R2、对地方政府不严格执行的惩罚Fub、上级制定的地方政府不严格执行时需要对农村居民的补偿V等关键要素变化，都可能影响到地方政府实施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的决策行为。
　　首先是上级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机制，体现为农村公共服务政策执行考核体系中的权重分配因素。假定其他参数不变，图8为当经济考核权重α 值从0. 5下降至0. 1时对三方演化结果影响的路径；而图9是当民生考核权重β 从0. 5增加至0. 9时对三方演化结果影响的路径。综合图8和图9分析，显示当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体系中的经济权重适当下降或民生考核权重适当增加时，都能显著促进地方政府增加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行为倾向。
　　其次是上级政府的奖惩机制因素。图10表示的是上级政府奖惩力度相关参数演化情形：分别为上级政府对农村居民参与的激励R4 从2增加至20、对地方政府高质量供给的激励R2 从9增加至19、对地方政府低质量供给的惩罚Fub 从4增加至14、对农村居民补偿V 从5增加至15时对三方演化结果影响的路径。由图可知，在此情形下地方政府采取严格执行的概率只在某段时间内有小幅提升，但最终地方政府行为仍旧趋向于不严格执行。
　　由此可见，制定合理的考核机制比纯粹的奖惩机制对促进地方政府选择高质量供给行为的激励效应更大。故上级政府在推动地方政府执行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政策过程中，需要重视以合理的考核机制为支撑，辅以适当的奖惩机制，以达到行动策略效果最佳。
　　4. 2. 2 农村长远发展目标的激励机制对地方政府供给行为策略演化的内在影响
　　图11表示的是地方政府追求乡村振兴、城乡共同富裕等长远发展目标的内驱力和预期长远发展收益的提高，即当e 从0. 5增加为0. 9，R1 从4. 5增加为9时，对模型演化结果的影响。由图11可知，该情况下地方政府策略行为将从不严格执行向严格执行转化。因此，应重视提升地方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认知，这对地方政府采取持续严格执行策略具有长期激励效应。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的主要研究结论为：①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体系是，以乡村振兴战略为目标引领，以构筑农村公共服务供需主体交互畅通为基础，通过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结构协调和质量均衡，最终实现公共服务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其中促进三方主体稳定合作均衡是驱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行动策略。②三方主体的成本、收益和损失变化均会影响各自策略选择，进而构成差异性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演化路径。③三方演化稳定策略受到各方初始参与意愿的影响，其中提升地方政府的履职行动力是促进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的关键策略。④通过上级政府端的政策推进和考核奖惩机制、地方政府端的政策执行和履职机制以及农村居民端的需求接受与反馈机制，能够形成三方主体利益行为的交互均衡过程，这有助于实现供需主体“交互通畅”的高质量发展目标。但随着中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持续推进，上级政府作为宏观强制方因素应逐渐淡化，未来要注重激发地方政府、农村居民、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农村相关微观主体协同效应，形成供需衔接和自我生产机制。
　　为此，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构建府际合作的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推进体系。一是要科学划分层级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中的职责。建立纵向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建设领域的事权财权划分和匹配机制，合理分摊公共服务投入责任和成本。二是建立合理的地方政府考核奖惩方式，要结合实际，合理设置GDP和民生福利煞矫娴目己巳ㄖ胤峙洌特别要重视把农村高质量公共服务发展纳入地方政府的考核权重体系中，并辅以必要的考核奖惩机制。三是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要加大对脱贫地区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扶持力度。通过设立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项目建设专项资金、财政奖贴、PPP等多种形式，推进脱贫地区农村开展各类高质量标准的公共服务项目规划、建设和投入运行，助力实现从成功脱贫到乡村振兴的跃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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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需有效衔接和精准化管理。在需求侧方面，要挖掘农村居民对高质量公共服务的真实需求。不同农民群体对高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类型和重心也存在异质性，因此，地方政府等供给主体要从把握农民的需求次序入手，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化技术手段，精准识别需求，精准对接需求。在供给侧方面，要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过程和结果的高质量管控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村公共服务，建立起与城市同步一致、较高标准的公共服务生产流程和质量评价体系，逐步引入多元社会主体，通过公私合作、城乡共建、跨域共建等多种参与形式，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质量水平，政府部门还要强化对社会供给主体的全过程高质量监管。
　　（3）激发地方政府积极推进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当前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体系中，地方政府要发挥元治理主体角色。因此，需重视地方政府参与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塑造，一方面，要强化地方政府官员对高质量发展和振兴“三农”等新时代发展精神的深刻领悟，将“以人民为中心”的观念内化为行为准则，增强自身的历史使命感和公共责任感。另一方面，从制度层面降低地方政府短期化决策倾向，强化地方官员任期责任制，以保障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政策的有效落实和延续，同时鼓励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模式从“为增长而竞争”转变为“为公共服务而竞争”，推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
　　（4）提升各类乡村主体在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中的参与作用。构建多主体参与的乡村协同治理体系，以提升农村高质量公共服务项目的科学决策和建设水平。重视保障农村居民在农村公共服务决策中的参与权，继续发挥农村“一事一议”制度、村民听证会和群众座谈会等传统民主参与渠道作用，同时利用互联网媒介、智慧政府等新型信息化参与方式，提升民众参与效率，降低参与成本。此外，要盘活农村内生治理资源，积极发挥农村各类社会组织、新乡贤和土专家等新主体的参与治理，促进农村高质量公共服务的自我投入和自主供给，构筑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治理的内生发展机制。
　　该研究的学术贡献是探索性阐释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构筑以政府为主导的供需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对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策略演化路径和对策进行了初步探究。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理论方面，由于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全新命题，蕴含了丰富的动态内涵，因此，该研究仅是破题；模型方面，基于实际情形和建模的便利性，文章假定层级政府和农村居民是主要参与方，但随着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纵深化推进，后续研究应考虑将市场主体、社会组织以及协作网络主体等其他行动方纳入模型分析；在对策方面，推进农村公共服崭咧柿糠⒄沟恼策设计，需考虑不同地区农村的禀赋条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方治理能力等差异因素，通过政策试点和实践探索，不断深化农村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系统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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