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颜值”何以持续转化为“农民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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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焱强 王继应 孙雪峰
关键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共同富裕；可持续治理
纵观中国资源分布，多数的经济洼地是生态高地。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推动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是践行“两山”理论、促进农民富裕的时代任务和重大实践课题。在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指引下，将“生态颜值”持续转化为“农民财富”已是乡村振兴中亟待解决的一大难题［1］。实践中，一些试点地区探索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乡村发展新模式，如浙江安吉的美丽乡村、福建南平的“生态银行”。成功案例的示范总能引起大量乡村的相继模仿，例如“一窝蜂式”乡村旅游、“井喷式”发展特色民宿等，这不仅难以促进当地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而且可能因重资产运营模式再次陷入“贫困陷阱”。为此，学界有必要客观地针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热”进行“冷思考”。虽然已有大量研究关注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价值问题，包括转化途径与机制、具体模式等［2-6］。遗憾的是，现有研究无论是理论逻辑还是实证检验，都缺乏对“生态颜值”何以持续转化为“农民财富”的相关探讨。鉴于此，该研究采取案例比较分析法，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尝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生态颜值”转化为“农民财富”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实现可持续的转化面临哪些困境？
1 文献简评与分析思路
1. 1 文献简评
生态产品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的独特概念［7-10］。目前学界围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问题已开展了大量研究，包括从生态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角度研究生态调查与监测、价值核算体系、绿色金融等［11-12］，大致包括3个方面：第一，生态产品的分类及其内涵阐释。Ehrlich［13］认为生态产品的概念接近于“生态系统服务”，即自然环境在与人类社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过程中为人类提供直接或间接的物质供给、环境调节等服务，以满足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及更高层次的发展需求；第二，生态产品价值的核算体系与实现路径。由于自然资源必须通过市场交易才能转化为资本［14］，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就在于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促进生态保护效益外部化和成本内部化，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15］。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通常具有直接转化（直接进行市场交易）和间接转化（利用生态资产配置、绿色产业组合等手段）两种路径［16］。第三，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困境与理论成因。当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面临着产权界定模糊、价值核算困难、交易制度不规范、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备、监管体系缺失等诸多难题［12，17］。
正如温铁军等学者［1，6］指出，大部分农村地区的美丽乡村、休闲旅游等都是以项目制类型开展，现实中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仍然面临难以持续的困境［18］。然而，项目制的一大“痛点”在于难以实现可持续性供给［19］，即项目“短命”、供给碎片化、治理失效等现象层出不穷［20-21］。在此背景下，如何保障生态产品价值的可持续实现是当前国家政策导向下的重难点，值得从治理维度加以思考［22-23］。为此，实现生态产品价值可持续发展应是学界不可回避的问题。总体上看，当前有关生态产品价值的研究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成果，并且乡村生态价值的实践也不断发展。然而，现有研究较多聚焦理论解释与实践总结（涉及生态产品的概念界定、内涵阐释、价值评估及实现路径等），较少采用案例对比的研究方法，并从可持续发展视角，深度探讨乡村生态产品价值持续转化的条件、关键环节和现实约束等。
1. 2 分析思路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个理论性与实践性极强的现实议题。部分学者基于公共产品、产权治理、集体行动、外部性等理论视角对生态产品转化展开初步研究［18］，所形成的分析思路为该研究提供有益借鉴。文章主要以公共产品理论为基础，立足乡村生态资源优势，依据“已有实践-现实情境-转化通道”的逻辑链条，沿着“转换模式-转换条件-转换逻辑-可持续困境”的思路，构建研究的简要分析框架（图1）。由于学界对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模式及其路径已有大量研究，文章的转换模式侧重案例，对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具体类型和多元化路径展开分析，重点考虑转换条件、逻辑及可持续困境问题，详细分析思路如下。
第一，转换条件的分析思路。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所具备的条件，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①制度供给。谭荣［24］认为生态产品的评估机制、生态补偿机制、政府宏观规划等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至关重要。②社会资本融入。生态资源的产业化需与资本有效结合，以推动生态资源的改造与加工，最终通过市场化方式解决供需平衡问题［25］。③区位条件。曲玮等［26］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地理区位、交通条件和基础设施等能够有效促进r村经济发展与减少地区贫困。④产品服务质量。生态产品的品牌、标准和服务质量等都可提升竞争力，进而使得生态产品取得更好的生态溢价［27］。因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涉及因素较多，并且不同类型生态产品的转化路径各异。文章综合上述观点，重点围绕制度供给、社会资本、区位条件及服务质量展开案例分析，其他相关因素有待未来深度探讨。
第二，转换逻辑的分析思路。尽管生态产品的内涵与外延不尽相同，但其价值实现必须从人类需求角度加以考虑［25］。另外生态产品供给虽然来自自然生态系统，但人类对其需求与消费都存在于社会经济系统之中。为此，该研究以生态产品的产品性质为逻辑起点，立足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环节，围绕生态产品内循环逻辑，分析生态产品“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的具体环节，重点探讨“生态资源变生态产品”“生态产品变生态商品”的关键环节。
值得说明的是，生态产品的内涵外延及其转换模式等莫衷一是，文章综合崔莉等学者观点［3，5］，将生态优势（绿水青山）通俗表达为“生态颜值”，将经济优势（金山银山）形象表达为“农民财富”。同时，学界对生态产品价值的转换模式差异性及其多元化路径已有较多论述，文章不细致探讨，更多探究“生态颜值”转化为“农民财富”的前提条件、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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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案例介绍：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
2. 1 案例选取
案例研究方法的基本要求在于理论抽样，即所选定案例是出于理论建构的需要，要符合研究问题的独特性特征，并且能够较好地回答所研究的问题［28］。针对单案例可能存在“以偏概全”的缺陷，文章采用案例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不仅遵循理论抽样的要求，而且注重实践中的复制逻辑，目的在于通过拓展研究视野增强研究的有效性与结论的说服力。
基于案例比较研究的规范性要求，该研究收集了国内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案例，并通过整理筛选出20个具有典型性案例（表1）。为进一步契合研究主题，通过实地调研、网络收集和关键人物访谈等方式选择2个案例进行重点研究。选择上述案例的可行性在于：①案例具有代表性与启发性，两地在探索“生态颜值”如何持续转化为“农民财富”的过程中均发挥了先导性作用，取得的成效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②从经济发展水平看，江苏苏州J镇与福建南平G县代表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两种不同发展模式，在发展条件和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在案例的复制和推广上具有更高效度；③所选案例信息主要来自与该研究案例相关的文献资料、新闻报道、官方记录，以及实地调研获取的一手资料等，资料准确性和可信度较高。
2. 2 典型案例呈现
2. 2. 1 案例1：J镇“生态农文旅”
J 镇隶属于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辖区面积约84 km2，下辖1个社区和11个行政村，是江苏省内的历史文化名镇。该镇位于太湖中心区域，距上海120 km，拥有中国淡水湖泊中最大的岛屿西山岛、太湖国家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以及100多处历史文化古迹。J镇不仅是长三角经济圈内著名的旅游景区，也是全国唯一的整岛风景名胜保护区。
近年来，J镇依托区域内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打造“生态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促进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变。具体做法包括：①优化空间布局。系统优化全镇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增加生态和农业用地空间，适度缩减建设用地规模，通过开展拆旧复垦、建设高标准农田和生态修复等行动进行区域生态环境整治。②落实责任主体。兼顾防治与保护，实行“河长制”，落实主体监管责任，着手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修复。③激发农村内生动力。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制定生态补偿条例，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性生态产品，调动了镇、村和村民保护生态的积极性。④推动生态产业化经营。J镇重点围绕洞庭山碧螺春等特色农产品创建农业品牌，依托“互联网+农产品”模式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此外，J镇深入挖掘“农文旅”产业链，推动农产品销售、特色民宿、农业文化体验和生态旅游等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了“吃、采、看、游、住、购”全产业链和游客的“进入式消费”，实现了生态产品的增值溢价。
通过发展“生态农文旅”产业模式，J镇实现了生态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的全面提升，取得了广泛的成效：①生态产品的供给能力显著提升。通过实施“两山”发展方向，增强了当地政府可持续发展意识，区域内生态空间显著增加，自然生态系统得到修复与保护。②“生态颜值”转化为“农民财富”的渠道被打通。通过对山水林田湖草湿等各类自然Y源的生态补偿，公共性生态产品的内在价值得到了充分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真正打通了经营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渠道，助推生态产品资本化和生态经济的实现。③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伴随产业快速发展与经济增长，农民就业岗位不断增加，2020年农民人均年纯收入超过2. 6万元，农民、政府与社会资本以合作共赢的方式推动了“生态颜值”向“农民财富”转变。
2. 2. 2 案例2：G县“水美经济”
G县位于福建省西北部，水资源丰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2. 6万m3，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倍。该县是福建省19个边界县（市）之一，发展前期属于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县行政区域总面积2 240 km2，其中耕地面积13 km2，林地面积1 560 km2，森林覆盖率高达77%，是南方重点林区和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地带。全县拥有大小河流100多条及多座优质水库，具备可开发温泉点2处、地下矿泉水点14处。
为发掘水生态产品所蕴藏的生态价值，G县通过一系列举措大力发展“水美经济”，走出了一条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新路径。具体做法包括：①提高供给能力。强化生态保护，全面调查和统计区域内水资源情况，绘制水资源“一张图”，全面掌握全县河流水系、水资源、水环境状况、水生态系统等详细情况；积极推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加大水源保护力度，禁止随意破坏山体、毁坏植被。②引入社会资本。G县依托“水生态银行”引入投资企业和运营商，通过股权合作、委托经营等方式对水资源进行系统规划和开发运营，打造绿色发展的水生态产品全产业链，如发展高端鳗鱼养殖、生产武夷山矿泉水，引入与水资源相关的生态食品产业等。③强化制度供给。G县通过引入流域水环境考核机制、加强水质监测维护、建立生态巡查联合执法等方式创建责任明晰、奖惩并行的保障机制，健全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长效保障机制。
通过“水美经济”的发展模式，G县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2019年全年共接待游客12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2亿元，同比增长35%；2020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6 138元，形成了总值140亿元的水生态产品产业群。生态产业化的发展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区域经济的增长，生态产品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了充分实现。
3 案例分析：“生态颜值”何以持续转化为“农民财富”？
3. 1 转化模式：当前中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路径
生态产品具有显著的公共物品特征，不同类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具体模式也存在差异。通过剖析上述20个案例的实践，可发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做法仍以生态治理及价值提升为主。参照自然资源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此处将其实现路径归纳为4种：①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通过生态资源指标及产权交易，自然资源的经营权与使用权得到集中流转，一方面实现了资源的整合与价值提升，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分散、权属不清的问题；另一方面，通过搭建“资源-资产”转化平台，实现了生态产品专业化、规模化开发运营，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现实渠道，如福建省南平市“森林生态银行”实践案例通过产权交易创造了生态产品的交易需求，创设市场化平台进而促进生态资源产业化变现。②生态治理及价值提升。该模式的理论核心是将生态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转向生态修复后的正外部性，即通过生态修复解决历史遗留的生态环境问题，随着生态系统功能逐渐恢复，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也得以增强，最后推动生态资源的正向价值得以“外溢”。其中，江苏省徐州市潘安湖采煤塌陷区生态修复等案例通过生态修复与环境治理，探索出了自然生态系统破坏严重地区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新路径。③生态产业化经营。生态产业化经营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一种市场化路径，即通过自然资源开发经营，将资源转化为产品和商品，进一步实现其市场化价值。实践中，江苏省苏州市J镇发展“生态农文旅”等案例依托独特的地理区位、丰富的自然资源等优势条件，将生态产品价值融入了一二三产业发展中，推动生态产业化经营，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增进民生福祉的“双赢”。④生态补偿。生态补偿作为一种激励机制，是一种政府主导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实践模式。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青山村的水基金补偿和湖北省鄂州市生态补偿案例通过构建市场化、可持续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有效激发了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提供了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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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进一步对上述实践案例的识别与分析，均发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基于有形产品或虚拟市场而展开，进而形成3种实现路径：一是市场化路径，通过市场配置和交易，直接实现生态产品的市场价值；二是政府主导路径，政府以财政转移支付、政府购买等方式促成生态产品的非市场价值实现，以确保生态产品的保值增值；三是政府与市场结合的混合路径，即政府以提供政策支持、强化市场监管等方式培育市场交易主体，从外部促进生态产品实现市场化价值。总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项过程复杂、内容多元的系统工程，探索多主体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与模式依旧任重道远。
3. 2 条件分析：“生态颜值”转化为“农民财富”何以实现
3. 2. 1 制度供给
因生态产品类型多样、价值构成复杂，政府创新和设立规章制度对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至关重要［29］。具体而言，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应当积极回应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中各种制度性难题，特别是要关注生态恢复与生态价值评估、生态补偿与监管等基本制度，以及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确保“生态颜值”要转化为“农民财富”，而不是资本下乡或农村少部分精英的财富。通过案例1和2的对比分析，可总结以下几种制度供给：①提高生态供给能力的制度。无论是案例1的生态修复和综合治理政策，还是案例2依托“水美城市”建设开展流域生态恢复与保护，都是通过做好建设“减法”和生态“加法”，夯实生态产品供给与价值实现的基础，进而通过生态修复与保护等制度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②生态补偿机制。生态产品不仅具有公共物品的经济属性，更具有生态调节服务的非经济属性。生态补偿作为一项利益调节的重要制度，对于生态产品供给与平衡各方利益具有重大作用。通过对比案例1和2，可以发现案例实践都出台了生态补偿政策，但在具体补贴标准、对象和范围存在一定差异。案例1共安排专项补助资金20亿元，案例2对落实管护机制、水质达标的村（居、场）给予每年5万元的“绿水”维护补偿。③激励约束机制。农民的收入是否获得了增长，能不能形成有效的利益激励与约束监督机制，这都影响生态产品价值的可持续实现。一方面，建立利益联结制度。案例1和2都通过生态产业化模式带动附近农民就业和促进农民收入增加，比如案例2共带动2. 1万人稳定就业（占全县人口总数的15. 2%），案例1除农民就业收入之外，还有森林、农田等股权固定分红。另一方面，建立生态监管机制约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因经济活动不当或过度易对生态系统造成负向冲击，案例1和2都通过考核机制落实主体监管责任，形成了责任清晰、奖惩并举的治理格局（表2）。
3. 2. 2 社会资本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社会资本的投入及其合理配置能够将生态资源转换为资产，最终形成资产积累机制［11］。该研究中的“社会资本”特指农村经营主体之外的资本投入，即外部资金、技术、人力等要素的注入。优质的生态产品必然是自然力和人类管护共同作用的Y果，而社会资本下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资金、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与农村生态资源进行结合，最终推动生态产业化经营［30］。具体而言，案例1主要通过生态产业化经营方式等多种模式吸引苏州泷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部经济综合体等社会资本介入，使之实现三变――生态产品变经济产品、特色农品变文化商品、农业劳动变体验活动。案例2依托“水生态银行”平台引入投资企业和运营商，以股权合作、委托经营等方式全力打造水生态全产业链，使之实现四卖――卖资源、卖产品、卖环境和卖高端食品。通过对比2个案例，可发现社会资本具有资源配置、明晰主体与技术管理等方面优势，能够从市场需求角度对乡村生态资源进行加工改造，最终形成满足人类差异性需求的生态产品与服务。另外，案例1与案例2有一定差异，即案例1在引入社会资本同时也注重村集体经济组织作用，即通过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来克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等弊端，构建农民、政府、社会资本和村集体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正如部分学者指出，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必须考虑社会资本介入的共同治理和集体达成等问题［31］。
3. 2. 3 区位条件
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具有一定空间差异性，区位本身所具有的属性、特征和资质等条件通常影响其实现的可行性［27］。基于区位条件的多维度与综合性，文章在案例比较中将焦点集中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与基础设施三方面［32-33］。①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上，中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地理空间效应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对区域经济体的增长模式产生决定性影响。从地理位置看，该研究中的案例1和案例2虽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但均处于经济增长较强板块，区域间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相对显著，具备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的地理条件。②资源禀赋是区域经济增长的基础，丰富的自然资源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条件。案例1拥有西山岛、太湖风景名胜区等极为稀缺的自然资源，具备转向“农民财富”的现实基础；案例2的自然资源则包括丰富的水资源、森林资源、生物资源等，在发展“水美经济”的过程中能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③基础设施包括能源、交通、通讯等经济性基础设施，文化、体育等社会性基础设施［34］。基础设施既可作为一种投资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又能通过溢出效应间接刺激经济发展，因此对于提高经济效率、降低经济成本与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35-36］。可以发现，案例1处于长三角经济圈内，交通便捷且距离主城区、国际机场及大都市的距离较近；案例2也有铁路、高速公路等多条交通干线分布，在吸引游客消费、企业投资等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总之，有利于的区位条件可通过规模经济效应、范围经济效应等放大生态资源效益，使之提高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效率（表2）。
3. 2. 4 服务质量
生态产品价值显化的关键在于顾客体验并愿意为其付费，譬如优质特色农产品、沉浸式乡村休闲等，这些促使“好风景”变成“好前景”［16］。根据Gronroos的观点，服务质量主要指顾客在消费过程中感受到的服务水平与在服务结束后得到的服务结果［37］。可以说，案例1和2的发展就是由服务质量驱动生态价值实现的典型代表。其中，案例1通过生态环境、历史底蕴和市场化制度等提供良好的服务质量，比如以特色农产品为名片，在宣传销售中融入历史文化内涵，为消费者提供使用价值较高的产品；另外将特色民宿和农业文化体验相结合，提高了服务质量与知名度。案例2利用区域公用品牌，提高好山好水的生态溢价和提升环境满意度，注重游客康养旅游的体验，为消费者提供水生态的优质产品等。虽然案例1和2都注重服务质量，但前者聚焦“农文旅”的服务，而后者偏向于卖水资源等生态产品。进一步而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生态品牌影响力与服务至关重要，一旦公众作为消费者愿意为生态产品支付一定货币化成本，甚至愿意将其服务体验传播或推广，则意味着生态资源就可以转化为农村农民持久的财富。换言之，服务质量是促进生态价值实现更好经济溢价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持续推进“产品变商品”的关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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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转化逻辑：“生态颜值”转化为“农民财富”的关键环节
生态产品价值可持续实现的关键在于建立市场机制［6］。市场化配置一般涉及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其中生产对于交换、消费和分配起着决定性作用［18］。在案例1和2中，生产是以生态资源为前提，通过资本投入与制度供给来保障生产活动稳定开展，即资源转化为产品的过程，以满足供需匹配，比如案例1提供民宿体验，案例2生产与水资源密切相关的高端食品。分配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即将生态产品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等群体中配置，制度供给则是保证分配科学性、合理性的必要条件，尤其是利益联结机制，案例1和2都建立了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交换是在实践中相互交换活动与生态产品的过程，也属于流通环节，这不仅要具备一定的区位条件，而且还应打通产品流向市场的通道，即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以及为消费者提供良好的服务，案例1和2都具有一定的交通优势，具有较好的流通渠道。消费是生态价值实现的终点，生态体验者的满意度与忠诚度最终体现于生态产品的价格体系，而提升生态产品服务质量是关键。其中案例1的旅游需求市场较大，且需求的差异性和高端性较强；而案例2的消费市场相对较弱，主要通过卖资源来实现生态产品经济溢价。
进一步而言，制度供给、社会资本、区位条件和服务质量等因素是“生态颜值”转化为“农民财富”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寓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社会生产过程之中，且在不同的环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质而言，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发展等综合价值的内在机制可以概括为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及其运作关系，主要表现为各生产环节中转化条件的嵌入程度［15］。因此，实现“生态颜值”向“农民财富”的转化应当从经济社会运行基本环节审视其中的运作逻辑，利用上述转化机制，最大程度地促进生态资源市场化与资本化。
在“生态颜值”与“农民财富”之间的转化逻辑中，“资源变产品”与“产品变商品”是两大关键环节（图2）。①“资源变产品”是生产端的大难题。现实中，许多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生态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的效果远低于预期，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资源并未通过生态产业化转化为产品。正如谭荣［11］等学者所言，唯独只有通过产业化才能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产品。而打破“资源变产品”的现实困境，既需要社会资本的引入，发挥社会资本在优化产业结构、延长产业链等方面的优势，促进资本与资源的有机结合，同时也必须加强制度供给与保障，在保护生态的前提下促进资源的开发利用，构建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模式，为“农民财富”的实际增长奠定坚实基础。②“产品变商品”的核心在于生态产品通过交换（流通）、消费等方式实现价值。从案例1和2的实践情况来看，生态产品供需相较于旺盛，且不受交通、基础设施等区位条件限制，不存在相应的流通问题。然而，当前部分农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主要问题是产品的市场化难以实现：因交通制约不存在市场交易机制，有供给但没有消费市场等，因生态产品或服务的市场竞争力不足，交换和消费过程中难以被消费者接受和认可。因此，实现产品向商品的转化应当注重交换和消费环节，依据自身区位优势选择适宜的发展方向与产业模式，避免盲目模仿；同时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高质量的消费服务，增强市场竞争力与发展潜力，助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与农民收入持续增加。
3. 4 可持续困境：“生态颜值”持续转化为“农民财富”的现实瓶颈
通过案例1和2的总结分析，可发现“生态颜值”转化椤芭┟癫聘弧毙枥经漫长的过程，转化的初期阶段存在不同程度难以持续的现象或问题，并且也面临长期粗放式发展所带来的不合理价格体系困境――商品高价、资源低价和环境无价等。为进一步探讨生态富民所面临的普遍困境，此处基于以上20个案例的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具体可持续困境如下。
第一，实践途径高度雷同，转化机制同质化严重。虽然案例1和2在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过程中起到示范作用，为全国其他乡村提供了实现路径借鉴。20个案例因生态本底、历史文化、传统习俗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性，其实现路径与转化机制也必然存在区别。然而，通过上述实践案例发现，大部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主要以政府投入为主，当前案例的实践方案雷同性较强，并且过度依赖行政注意力和政府资源投入，盲目照搬和效仿已有成功案例的做法，其转换机制极易陷入同质化的窘境；同时部分乡村通过民宿、休闲旅游、农家乐等形式导致市场交易方式同质性竞争严重，生态产品缺乏市场竞争力，产业趋同也加剧了市场风险，最终致使生态产品溢价难以实现。以案例1的民宿为例，这并非意味着特色民宿可在全国其他乡村“落户”，因为特色民宿的发展不仅依赖生态资源禀赋，而且还与当地基础设施、制度供给、服务质量、需求市场等条件息息相关。进言之，转化机制同质化发展不仅难以满足消费者差异性需求与消费体验，而且还易造成资源浪费与低效竞争，进而限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创新性和持续性。
第二，地方短期行为突出，可持续性不强。通过前文20个案例发现，部分乡村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本底，“井喷式”发展特色民宿、观光旅游等产业，资源过度消耗、环境质量下降与发展效益降低等问题频频涌现，部分实践存在诸多警惕的地方：①与生态相关的产业规模急剧扩张，各类项目以房地产开发思维建设乡村公园和景观设施，效率没有明显提升的情况下导致乡村的发展成本不断攀升，收益随之下降。②受短期利益驱动，“一窝蜂式”开发易导致资源过度消耗与生态破坏，尤其在生态资源利用上，“一拥而上”的大规模开发往往容易陷入生态破坏与资源枯竭的困境。③多数实践围绕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未能充分挖掘地方生态资源特色，监督管理、环境设施等不足削弱乡村生态产品供给可持续能力。从本质上而言，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是一个长期过程，前期的生态修复与保护、生态补偿等需大量资源投入，这极易导致地方政府过度向生态产品要短期效益，也易形成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的任期短期行为，难以真正实现生态富民及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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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空间资源未定价，利益联结机制弱。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不仅需要政府监管和政策支持，以及市场培育和资本介入，还需要发挥村集体和农民的能动性。通过前文20个案例，可以发现当前诸多乡村利用“生态+”“旅游+”等模式发展生态经济。然而，因生态资源、乡村风俗等具有较强的公共性，外部群体和村内农民极易搭便车；且受多种因素的限制，农民普遍表现出“不在场”状态，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成为政府和企业的“表演秀”，政府、企业、村集体与农民之间的互动机制也因此陷入瘫痪，进而导致主体利益联结机制弱化；在此情形下，生态价值的转化演变为对农民利益的“隐性剥夺”。通过前文案例可以发现，农民长期保护的绿水青山，最终却成为别人的金山银山。政府、市场与农民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较弱，农民的收益更多来自土地流转、劳动工资等收益，阳光、山水、空气等空间资源并未定价，并且多获得的转化收益并未与农民社会福利挂钩，也未给农民带来长久持续的收入流。总言之，乡村生态产品的价值并未以价格形式体现，创造良好生态资源环境的人与享受优质生态产品的人存在失衡。
3. 5 案例总结
生态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公共产品的属性和特征，案例1和案例2属于不同转换模式下的价值实现，并且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生态富民。具体而言，依据公共产品理论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可将生态产品划分不同类型（比如公共性生态产品和经营性生态产品），不同类型产品对应着不同的转换模式――公共性生态产品更多依赖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或指标交易，而经营性生态产品主要依靠市场化交易。无论选择何种转换模式，乡村生态产品价值的可持续实现应当具备一定条件，包括制度供给、资本与资源的有效结合、有利的区位条件、高质量服务水平等；其中关键环节是要促进“资源变产品、产品变商品”，并且“生态颜值”若要持续转化为“农民财富”，就必须将现阶段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模式向以市场投入为主转变，进而建构“生态颜值-农民财富”畅通有序的转化通道，最终实现多方参与主体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受限于资源禀赋、基础设施等因素，并非所有乡村都具有以上现实条件；这意味着将乡村生态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必须充分考虑转换条件，突出区域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差异性与独特性。
从文章的实践案例来看，生态富民对于增强农村生态产品供给能力、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产业升级等方面具有深刻意义。特别是在当前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背景下，生态富民要兼顾转换效率、利益分配和可持续供给等问题，其中的关键要基于可持续发展视角，以之警惕示范驱动下的地方政府短期任期行为，譬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与主体功能区划不一致，使之产生追求短期效益而造成资源消耗过度乃至枯竭的现象。另外，生态富民应建立在城乡融合发展基础上，依赖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通过构建合理利益联结机制调动各主体的能动性，持续增强乡村生态资源活力，形塑乡村发展的包容性；并且生态产品转化路径应当因地制宜、分区分类，切忌盲目模仿与生搬硬套。需承认的是，文章对其理论的深度分析存在一定缺陷，譬如生态产品的差异实现机制及其可持续路径，“生态颜值”与“农民财富”的循环转化等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4 结论
乡村生B优势如何转化为经济优势具有较强的时代价值和科学意义，是壮大新型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文章选取2个案例分别代表了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转化范式，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从侧面论证了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启发性，因此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参考价值及一定范围内的普适性。该研究结论如下：①“生态颜值”转化为“农民财富”需要具备一定条件，包括稳定的制度供给、社会资本的介入、特定的区位条件及高质量的服务等。②“生态颜值”转化为“农民财富”的关键在于建构市场化机制，即“生产-交换-消费-分配”的转化机制及“资源变产品”“产品变商品”的关键环节。③由于乡村发展存在客观的地域差异，并非所有乡村都可实现生态价值转化，诸多实践会面临可持续转化困境，依旧只有小部分乡村才能实现生态富民。简单来说，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要体现差异性与适配性，避免“一拥而上”和简单模式复制，其转化路径应具有自我可持续性，即有资源转化的积累性、利益分配的合理性、制度供给的稳定性等。
文章的主要创新点有以下3方面：一是突破了以往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理论阐述，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采用案例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探究了乡村生态优势转为经济优势问题。二是聚焦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核心问题――转化条件和关键环节，深度剖析了“生态颜值”转化为“农民财富”的现实通道。三是从可持续发展视角，结合多个案例识别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所面临的可持续困境，创新性提出只有部分农村才能实现生态富民。这些研究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乡村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黑箱”，也为审慎推动农村生态资源向经济转化等提供基于事实经验支撑的学理认知。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过程复杂、类型多样和内容多元，文章作为一项探索性案例研究，所提出的理论观点仍有待更深入的实证检验；实践中“两山”转化也是在不断摸索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除文章的制度供给、社会资本、区位条件和服务质量等重要因素之外，其他相关条件有待深度挖掘和大样本分析。另外，不同类型的生态产品差异化实现路径与模式、可持续供给的具体机制、空间资源价值显化与三产融合发展、生态收益与农民社会福利的联结机制、长周期与跨区域的乡村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等议题仍有待在未来研究中更深层次、更细致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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