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高原藏区生态资产赋能乡村振兴的对口帮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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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荷 毕凌岚 钟毅
关键词川西高原藏区；对口帮扶；乡村振兴；生态资产；赋能路径
新时期新发展理念强调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之间的有效衔接，脱贫重点地区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资源环境特征，探索能够匹配新发展格局的动能提升路径，以推动全面的乡村振兴。川西高原藏区地处国家层面深度贫困的“三区三州”范围之内，具有复杂多样的自然特征以及丰富多彩的民族和文化特征，作为四川贫困“四大片区”之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难啃的“硬骨头”，以及防返贫和维系民族稳定的关键区域。对口帮扶作为中国一项重要的扶贫开发政策，旨在通过全国层面的“东西协作”和省域内部的“对口帮扶”形成合力，“优势互补、互利互惠”助推贫困地区的发展，当前工作处于在精准脱贫的基础上向乡村振兴全面过渡的阶段，既需要在检验精准脱贫效益和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的质量，又亟须立足生态文明建设和“双碳”目标的发展诉求，在防返贫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巩固脱贫攻坚并全面转向改善民生，以实现振兴和共同富裕［1］。基于此，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对口帮扶工作必须突破传统对口帮扶项目“短视”现象［2］，重新审视帮扶对象的地域特征和资源禀赋，更加关注基于地方性生态资产禀赋的精准性挖潜，以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内生动能。
1 贫困治理转向下川西高原藏区对口帮扶效果分析
自1979年对口帮扶正式成为国家区域平衡的政策工具以来，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帮扶经历了“初创-探索-奠基-深化-提质”5个阶段（图1）。2013―2020年精准脱贫战略通过到村到户到人的核心举措，已全面完成脱贫攻坚目标，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现阶段进入以相对贫困治理为核心目标的乡村振兴时期。精准脱贫阶段的对口帮扶工作采取“输血”加“造血”的帮扶方式，通过市政、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土地整理和人居环境建设，以及退耕还林生态补贴等方式已经完成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乡村振兴时期面临补齐短板弱项，构筑持续发展动能，推进川西高原藏区综合发展水平全面提升的现实需求。川西高原藏区“富饶且贫困”的发展特征，表明当地居民生计高度依赖本地自然生态资源的开发与利用［3］。四川省自2012年始在东西协作的基础上所展开的省域内部对口帮扶工作，通过践行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的重大部署，从“7+20”扩展至“9+32”县市区结对帮扶藏区、彝区45个贫困县市区（图2），追踪调查表明对口帮扶政策显著促进了被帮扶地区经济增长，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地区表现出更强的增长效应［4］，结合精准脱贫战略实施前后西部地区农村收入增长状况来看，生产性因素投入增加对居民收入增长具有较强的积极影响，服务性因素投入不足导致明显的负面影响［5］。
1. 1 既有帮扶成果奠定内生动能的发展基础
在强调以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发展基础的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影响下，对口帮扶工作在区域层面结合国省干道交通路网构建发展骨架；在城乡层面补充并完善了路网体系和配套基础设施，补齐了安全出行、安全饮水、安全用电、网络全覆盖等发展短板问题。“飞地产业”帮扶和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带动一产提质、二产拓展和三产扩容，有效提高了地域特色农牧产品的市场参与度，增加了地域旅游接待能力，优化了产业结构，大幅提升了城乡居民收入。随着“对生态特别重要和生态脆弱地区实施生态保护脱贫”政策引导的“生态脱贫”思想形成，在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的基础上结合“绿化全川”运动，依托川西藏区生态脆弱区治理等生态治理修复工程，推进沙化土地区、岩溶区、干旱河谷、区域湿地以及废弃矿山和地质灾害损毁区进行重点区域生态修复工程，引导和组织贫困居民参与生态保护、建设和修复工作获得收益［6］――促进了森林种植和草原绿化相结合的生态本底特征逐渐完善，推动省森林覆盖率从2011年35. 1% 上升到2021年40. 23%。对口帮扶工作结合川西高原藏区的帮扶需求，形成了包括人才、产业、科技、资金、教育、医疗等多方位的帮扶体系。生态补偿与精准脱贫工作有效结合，纠正了因生态问题认识不足和脱贫工程建设破坏，所造成的本地资源被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为生态资源资产化转化［6-7］、探索“生态保护”防返贫转向开拓“生态资产”振兴路径奠定基础。
1. 2 帮扶倾向影响区域发展均衡特征
受到精准脱贫政策影响，对口帮扶过程中脱贫资金和资源向贫困户和贫困村倾斜，导致区域内非贫困村与贫困村、非贫困户与贫困户在政策享有方面的“悬崖效应”。帮扶推动贫困村和贫困户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非贫困村和非贫困户，导致部分乡村和居民因政策和帮扶造成了差异化和发展不平衡问题。虽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但由于市政交通等基础设施的质量不均衡和局地产业发展不充分，造成了区域和地方社会的不均衡发展，导致持续性自主优化动力不足。整体而言，精准脱贫时期的对口帮扶工作在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和夯实区域性生态本底方面初见成效，但在资金落地和社会资本下沉等方面对于地区发展的整体带动效应有限，导致县域尺度从积贫空间不均逐渐转向因帮扶力度不同造成的空间发展不均。
既有研究表明经济贫困与生态脆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在中西部相对贫困地区生态脆弱和经济贫困两难选择问题上更为明显［7］。制约乡村振兴工作和实现可持续发展阻碍的“脆弱-贫困”恶性循环，本质在于自然、经济和社会子系统不协调［8］。贫困治理转向下川西高原藏区的发展，由于生态环境脆弱、本地人力资本存量低、人才不足且持续流失，面临内生动能相对不足、区域不均衡等问题，若新时期产业发展再缺乏与本地资源和市场逻辑的衔接，则易导致社会发展造血机制不足。如何培育根植于地域特征的发展能力，在资源环境强约束的基础上探索生态空间保护、生态系统维持相协同的生态资产赋能乡村振兴的发展路径，成为新时期突破脱贫帮扶依赖，实现区域的发展均衡，全面推M乡村振兴的关键。
2 乡村振兴背景下川西高原藏区乡村新内生式发展内涵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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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培育乡村的内生发展动能，作为推进民族地区从脱贫到繁荣发展的动力机制，其动能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1975年联合国特别经济大会上正式提出内生式发展（Endogenous Development）明确全面发展必须从社会内部推动［9］；2000年《马德里宣言》明确内生式发展是以地域生态与文化保护为基础，以满足人的需求和全面发展为目标，以根植地方的产业建设为根本，以低环境冲击和高附加值的关联性产业为关键［10］，以保障居民参与和自主管理的组织建设为手段，实现区域发展综合效益最优的发展模式［11］。为突破单纯强调内生发展模式的局限性，立足于区域可持续战略理论形成新内生式发展（Neo?endogenous）思想［12］，明确发展需要立足于区域的发展潜力和实现途径，利用从外部获取的知识和资源维护本地的文化观和世界观，塑造可持续性的社会和产业结构［13］，在内部资源利用与外部能力获取平衡的基础上，以社会创新的方式解决发展问题。作为欧洲近20年以来主流的乡村发展理念，新内生式发展更加强调内外互动的混合动力模式，整合各类资本要素，结合内生单元（本地企业、本地乡村组织等）、外部单元（外部企业、对口帮扶主体等）和新内生单元（当地政府、当地非政府组织等）的发展主体，将内生潜力、发展社会资本和促进地方参与作为三大支柱，是兼顾内部系统和外部网络融合，以激发当地发展潜力的综合发展理念。
川西高原藏区城乡发展过程和地形地貌特征，导致可利用的农业生产的土地资源狭小化、细碎化和分散化［14］，形成了以农牧业为主的小农经济，以及满足家庭消费的本地市场特征［15］，加之城乡产业化水平低下，集体经济发展薄弱，导致川西高原藏区参与市场循环的动力不足，对区域性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较低。而随着农业现代化、消费升级以及旅游业的发展，生态资源独特性的优势逐渐凸显，土地资源的局限性也愈加明显。针对新时期川西高原藏区乡村振兴而言，新内生式发展是在肯定地区生态资源、民族文化等认同的基础上，有机组合内外互动，优化多元主体的乡村组织，融合科技支撑的社会创新［16］，以化解传统乡村发展过程中，因自身资源禀赋认知不清、乡土文化失落、乡村组织自主性缺失、市场需求把控不足而造成的发展动力不足问题。
对口帮扶工作应结合市场规律合理借力，将受扶地的约束短板转化为发展动力，以实现借助“外部推动”向“自我导向”转变［17］。立足于川西高原藏区对口帮扶现状，新时期发展内生动能构建的关键在于：强化社会合力带动地方参与为发展内生动能的构建注入外源动力［18］，创新性激发地方生态资源的发展潜力，形成文化认同感和产业凝聚力［6，19］。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川西高原藏区的发展内生动能的构建，需要借助外部单元即对口帮扶主体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优势，以促进内生单元和新内生单元即本地政府、本地企业、本地乡村组织等发展动力的形成，平衡本地生态资源约束特征和发展潜力，构建可持续性的资产化发展路径：结合市场需求深度挖潜本地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资产的潜在价值［20］；增量提质生态空间弱化生态脆弱性和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提高生态经济产品和自然资源产品的供给能力和外溢效应；通过区域平衡和联动形成良好的竞合关系，强化生态资源向生态资产转化并参与市场运行的可能性。
3 生态资产作用于乡村振兴的机制分析
乡村作为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的地域综合体，是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的空间，也是与生态资源关系最为密切的空间。高质量生态产品的供给短缺已经成为生态文明建设中显著问题之一［21-22］。生态资源作为为人类提供自然资源产品、生态经济产品和生态服务的各类自然资源的总和，具有天然的存在价值和使用价值［23-25］。生态资产较之生态资源而言，具有稀缺性、归属性、价值性和可交易性等经济学属性［26-27］，在一定时空范围和技术经济条件下为利益相关者带来效益［26］，形成服务于一定生态系统经济目标适应性、进化性的生态实体［28］，能够形成包括有形的、实物形态的资源和隐形或非实物形态的生态服务的生态产品［29］，其中具有一定产权和价值增值潜力的生态旅游资源和生态商品通常被视为生态资本［30］。生态资源的资产化过程是资源价值被识别和初步赋能的过程，生态资产资本化过程则是通过人为开发、投资盘活和运营转化形成生态产品，进入市场实现其价值进一步增值和赋能的过程。上述转化有助于打破生态资产被动保护的不可持续性，实现“良好保护-运营增殖-价值实现-反哺提升”生态资源的良性循环［31］（图3）。生态资产作为连接生态资源和生态资本的中介形态，能够规避资源诅咒显现并缓解生态资源外部性问题［32］，其独特性特征为乡村振兴提供参考和依据。川西高原藏区生态资源资产化后进入市场形成生态资本，是识别显性资源禀赋和挖掘隐性资源潜力以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33］。
3. 1 地域协调性为乡村振兴界定发展基础
生态资产作为与地域环境、人居活动长期磨合的产物，折射出本土居民与地域环境相处的协调特征，是民族地区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集中体现。不同于传统的一二三产业，基于生态资产的产业以生态产品为核心［34］，服务对象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具有跨时空可持续的属性特征，在促进人类福祉的基础上兼顾生态系统服务的保值增值，蕴涵全生命周期的绿色消费理念。基于此，为实现乡村振兴的生态资产的增殖过程，必须固守地域协调性特征的低冲击开发的基础底线诉求，在产业的拓展上秉持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标准，产业的选择要协调生态资产、本土居民以及民族文化等多个方面，并强化本土居民参与具有天然地域协调性优势特征的本地产业，以实现多维度可持续发展。
3. 2 独特辨识性为乡村振兴提供发展契机
独特辨识性与地方的地形地貌、气候气象、景观植被等地域性特征密切相关，体现在自然景观、供给产品以及文化风俗等多个方面。具有独特性的地域景观是构成旅游体验的“吸引物”，完善舒适的配套设施吸引参与者就地消费，有助于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和本地居民就业，人居环境和旅游配套设施等“舒适物”的构建是提升旅游消费溢价水平的关键，例如甘孜州丹巴县境内的甲居藏寨，依托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优美的自然生态景观有效带动本地的旅游业发展。此外，具有独特辨识性的生态产品能够占有部分外部市场，并与本地旅游业发展形成联动效应，加之生态产品品牌的认证进一步增加收益率［35］。生B资产的独特辨识性为乡村振兴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提供契机，并为以市场为导向的特色产业集群和特色品牌的构建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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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拓展延伸性体现了产业增殖的可能性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产业兴旺，生态资产的独特辨识性为产业拓展和延伸提供可能。产业增殖通过关联生态资产与市场导向，结合独特资源资产特征打造主导产业，通过上下游联动和横向辐射推动产业链拓展延伸。产业链延伸和拓展是有效借助和组织外部社会资本、技术理论和相关资源，融入本地产业发展建设和实现产业集群式发展的关键。在城乡联动和融合基础上，将产业延展向生态资产丰富的乡村空间倾斜，有助于联动人居环境提升和协调乡村居民就业，例如甘孜州炉霍县借助鲜水河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资产优势，带动周边如无公害农业、中草药产业园、俄色茶等相关产业，并带动两侧多个村落打造成旅游接待村落。基于此，对口帮扶过程中产业配套的完善是推动乡村空间产业拓展延伸的关键，有助于协同提升乡村人居环境，为乡村空间产业化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整体来看，生态资产作为根植于本土磨合存留下的宝贵资源的演化物，具有地域协调性、独特辨识性和拓展延伸性，作为具有产业带动、文化传承、人居承载、民生改善的潜力吸引物，有助于改善川西高原藏区土地资源的局限性，突破制约乡村发展的生计为主的小农经济发展模式，传承和发扬民族地区的风土文化，并维持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川西高原藏区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整合对口帮扶过程中外部力量，结合“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资本”转化过程，激发内生发展动能，推动可持续发展（图4）。
4 新时期对口帮扶工作中生态资产的赋能路径
新时期对口帮扶工作从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并以实现城乡融合作为当前的工作重点。川西高原藏区生态资产的独特性和多元性特征标志其具有较大的价值潜力［36］，在一定社会、经济和技术条件下能够产生更好的生态价值和经济效益，促进乡村振兴以提高当前或者可预见的未来生活质量［37］。此时期对口帮扶的关键在于结合生态资源的资产化过程和生态资产的资本化过程，探究如何更好借助帮扶资源的外源力作用于生态资产，结合乡村振兴的发展需求，激活乡村的内生发展动能，带动乡村人居环境的协同提升。考虑到对口帮扶力量的有限性，以及地区生态资产的同质性和差异性，以面向市场需求的关键性生态资产为出发点，进行关键性项目的示范性建设，为地方发展提供参考样本，激发民族地区村集体和村民自主“造血”的发展能力，促进川西高原藏区“绿色低碳-和谐稳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形成。
4. 1 对接消费特征和地区优势资源，明晰生态资产增殖转化方式
新时期对口帮扶工作需要明确生态资源空间分布特征、脆弱性和独特性以及生态复合功能，识别已经确权的生态资产，灵活借鉴帮扶主体市场化工具的优势，结合市场消费特征凝练其增殖转化方式［32］。结合川西高原藏区的生态资产特征而言，其消费主体包括本土和外部两大群体，消费方式聚焦于生态景观旅游消费、生态经济产品消费和生态服务功能消费三类。生态景观旅游消费建立在生态资产稀有性和独特性的基础上，需要帮扶主体对消费特征进行有效把控：选择与受扶地地域特征相契合的保护和开发方法，强化受扶地自身资源禀赋以形成独特的生态资源；遵守地域协调性特征的基础上进一步凸显生态资源的辨识特征，推动此类生态资源从背景资源向热门旅游资源转化；强化“吸引物”将消费者引进来，并通过转化为“舒适物”促使消费者参与并沉浸其中［38］；完善和补充旅游消费的配套设施需求来实现生态资产的增殖转化，如炉霍县雅德乡的交纳村以“最美藏家庭院”为主题，帮扶完善交通旅游配套设施，形成产村农旅融合的示范村落。生态经济产品的消费则需借助其独特性和高品质的市场需求特征，通过深化产业链条和品牌矩阵的有效协同，借助产品质量提升、复合价值提升和文化价值叠加以及稳定的供应体系实现生态资产的增殖：利用帮扶主体的技术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匹配不同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方式；在区域公共品牌的基础上培育特色品牌提升产品溢价；拓展和增值生态产品的市场价值，形成生态资产的本地产业化和异地增殖化的发展机制，如浙江丽水的“丽水山耕”公共品牌，形成全产业链一体化公共服务体系，电商化的营销模式推动本地农产品的全国销售［39］。生B系统服务的消费是生态资产获取生态补偿支付的关键；需要通过增量提质生态资产提升生态服务功能，依托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内化生态服务功能的外部效应基础上，强化生态资产吸引力以夯实带动乡村振兴的资源基础；构建吸纳本地居民全过程参与的发展框架，形成与外部资源的有效衔接。
基于此，对口帮扶过程中，帮扶主体需要在统筹考虑川西高原藏区生态资产同质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增强生态资源禀赋实现生态资产的转化和增殖［40］，引导受扶地参与者高效利用生态资产［41］，为乡村振兴提供动能并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图5）。帮扶本地政府突破土地资源的局限性，巩固维护和提升生态本底品质，在满足本地居民依托生态资产满足生存和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匹配乡村振兴的发展需求，吸引本地居民参与生态资产的价值转化过程［42］，带动本地人居环境的整体提升；利用生态资产的独特性吸引外部群体的参与，吸引企业进行生态资产的产业化增殖，吸引旅游游客参与本地消费，融入市场体系并内部化生态资产的外部性特征。
4. 2 增容提质生态资产存量以撬动更高生态补偿形成良性循环
作为西部生态高地的川西高原藏区是衔接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和黄河-长江重点生态区的关键空间，也是进行跨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的载体空间，中央对地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于2020年起专门设立对于藏区和涉藏区域生态补偿专项。脱贫攻坚时期部分工作得益于生态补偿，乡村振兴期间的对口帮扶工作应协助地方增容提质生态资产的存量空间，撬动更高的生态补偿，协助形成良性循环机制。借助对口帮扶主体在生态修复、土地整理等方面的技术优势、管理经验和人才支持，遵循底线思维，有针对性地进行生态修复以提升生态质量，对区域内生态空间进行保护式开发，提升生态服务功能的供给效率［43］。遵循集约高效思维，进一步推进将分散、破碎和低效的农地转化为集约式高标准农田的土地整治工作，在提升区域生态产品产出效率的同时，对腾退出来分散的低效土地资源进行生态复建［44］。系统协同建设区域生态廊道和基础设施廊道，利用地方性经济作物和乡土植被物种进行两侧生态空间的营建工作；在弱化区域基础设施生态影响的基础上，构建区域性生态复合性生态基础设施廊道［45］，理想状况下在既有区域路网的基础上，可增加9 000 km以上的生态廊道、增量259 km2的生态空间，覆盖约75%村庄，有效修复和平衡区域各类基建工程所带来的生态破坏性影响，增补川西高原藏区的森林类生态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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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生态空间的增量提质、生态空间格局的系统完善推动生态过程的高效联通，弱化川西藏区的生态脆弱性，提高区域生态服务功能绩效，扩展生态服务的服务空间范畴，有助于区域性生态特征的维护和提升。生态资产质量的提升将有效促进区域生态服务功能的提升，在未来生态转移支付和生态补偿制度完善的基础上，获取更高的保护者利益，通过完善生态补偿调控生态资产增容提质的地方制度，形成良性循环的生态资产存量闭环。
4. 3 增补升级配套设施促进生态资产就地产业化推动城乡融合
生态资产的产业化转化离不开相应配套设施的支撑，川西高原藏区在上一轮脱贫攻坚的工作中逐渐补齐配套设施短板并向贫困村倾斜，新时期对口帮扶工作需要利用自身在产业深度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技术和资金优势，对接和匹配生态资产的空间分布特征和拓展延伸特征，助力配套设施的增补升级。结合生态资产的空间分布特征，推动生态资产的就地产业化，根据产业延伸和拓展的可能性，帮扶增补提升相应的城乡产业配套设施，在推进城乡融合的过程中改善乡村配套设施，帮扶城乡联动的产业体系中部分产业下沉分散至乡村空间［46］，以带动乡村振兴的全面发展（图6）。
结合生态资产的流量资产特征和生态产品类型，帮扶本地政府结合家庭作坊和乡村工坊放权和下沉精深加工或特色加工的产业，形成以家庭或村集体为单位的就地产业化模式，如通过组织村民进行以牦牛骨工艺品等，帮扶草原生态空间上的乡村，形成以村集体牵头利用传统生态文化引导农户的绿色生产加工和经营行为。帮扶构建增进城乡联动和融合的城乡三级物流体系和交通体系等配套设施，形成生态产品参与“乡村产业前端-物流体系-城市集散-消费市场”内循环的路径。帮扶地方政府选择具有较好生态景观和民族文化特征的存量资产进行示范性建设，协同乡村空间旅游配套设施和人居环境提升融入景村一体化发展模式，将旅游接待和民俗文化体验的相关产业融入村域空间［47］。在增补升级旅游服务配套的过程中带动人居环境的整体提升，以通过具有美感和公共感知的整体性乡村空间推动旅游目的地品牌的建设［48-49］；结合“城市游客集散-旅游交通体系-景村旅游地”的基础设施网络格局，打造吸引游客沉浸式参与乡村消费的旅游路径，如沿国道打造的生态景观廊道有效组织道路两侧乡村空间，串联景村一体化打造最美藏寨，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旅游体验方式；对依托独特生态景观空间如高原草原、高原湿地、高原湖泊等，通过完善周边配套的乡村空间为旅游人群的沉浸体验提供可能性。
对口帮扶对生态资产进行就地产业化是协助受扶地政府将就业机会带至村民门口，为村民参与就业提供更多机会。通过增补升级配套设施推动受扶地形成城乡融合和协动的空间组织，促进乡村空间作为生态产品生产和生态旅游的前沿阵地，推动城市空间作为引领和联动乡村产业发展并对接外部市场的关键性空间，并通过道路交通网络、三级物流网络以及互联网网络的构建进一步为生态资产的就地产业化提供可能。
4. 4 培育消费市场促进生态资产的价值转化反哺城乡空间
消费端的构建是实现生态资产作为生态产品融入“双循环”实现价值转化的关键。基于此，对口帮扶主体将进一步利用自身的品牌优势、市场潜力和资源整合优势，着力进行川西高原藏区生态产品的消费培育，包括匹配乡村居民和外地游客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内循环市场以及生态产品异地价值转化的外循环市场两类，突破受扶地因营销渠道阻塞导致生态资产产业链稳定性弱和演进困难的瓶颈，形成供需循环平衡的长效机制。
帮扶生态资产品牌构建，在区域公共品牌的基础上，协同本土生态资产和民俗文化特征建系统协同的品牌体系，涵盖生态资产初级加工的原材料、深度加工的生态产品、旅游体验的旅游品牌等，在做大做强公共品牌的基础上凸显品牌的地域特色，为与外部市场进行对接提供品牌力量。借助帮扶主体在品牌宣传的经验优势，构建多媒体和多平台的宣传提升和提升品牌的市场影响力，通过网络平台宣传、各大电商合作参与、异地商品推介会、旅游节庆宣传活动等方式拓展生态产品影响力，多种媒介和多方平台的参与有助于缓释有关生态产品信息不对称的瓶颈问题。此外，充分发挥帮扶主体资源整合的平台优势，探索平台式、订单式、托管式的新型生态产品服务模式，提高供给端（农户+龙头企业）和消费端之间的交易效率，为乡村与财富之间建立有效的“连接”［50］，引导地方政府定向交往以及企业行为与民间机构持续和日常化的交往［51］。消费市场的培育将加快生态资产产品的流转和消费速度，为生态资产产业化的稳定运行和反哺城乡空间提供可能性。
5 总结和展望
对口帮扶政策目前处于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关键期，其目的是在“激励相容”原则下如何通过帮扶协作激发地方发展的自主性，关键在于帮扶端的优势资源和发展经验向被帮扶端的倾斜和传授，以实现受扶端的振兴发展和共同富裕。业已开展的东西协作和省内帮扶工作着实推动了川西高原藏区的发展，但也呈现出“输血”的依赖性特征，导致乡村空间的内生发展动能的缺失和不足，乡村空间的人居环境改善和设施配套提升过分依赖于政府的统筹和帮扶资金的落实，以至于坐拥生态资源却难以有效转化为价值。生态资源及其影响下所形成的民族文化特征是川西高原藏区最为宝贵的财富，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和物质基础，生态资源的资产化转化和生态资产的资本化转化，是新时期川西高原藏区引导特色突围并带动地方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对口帮扶工作应立足生态资产作为生态公共产品的生态特征，结合自身优势高效精准地展开针对生态资产价值转化、示范带动以及持续提升的赋能路径，有效帮扶地方产业形成的基础上激活自身发展动能，围绕生态资产增殖和价值转化体系完善所构建的赋能路径，为推动生态资产良性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协同提升提供可行性，亦为本地内生单元主动参与地方发展，通过学习和转化强化内生动能提供参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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