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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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振宇
摘要：区域地理环境的差异会产生乡土风格各异的音乐文化。鄂南具有独特的地域位置，其处于湘、鄂、赣交界处，拥有三个地貌区，平原区、低山丘陵区以及幕阜山脉山区。由于该地域特殊的地理环境，蕴藏着类别繁多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崇阳提琴戏、嘉鱼呜嘟、通城拍打舞、赤壁脚盆鼓等。该文运用音乐地理学的跨学科视角，探寻鄂南地区民间音乐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关键词：音乐文化地理环境鄂南地区民间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791（2022）09（b）-0000-00
ResearchontheRelationshipbetweenMusicCultureandGeographicalEnvironment
―TakingFolkMusicinSouthernHubeiasanExample
XIAZhenyu
（Hubei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Xianning，HubeiProvince，437000China）
Abstract：Thegeographicalenvironmentofdifferentregionshasdifferentstylesofmusicculture，andthegeographicalenvironmentaffectsandrestrictsthemusiccultureallthetime.SouthernHubeihasauniquegeographicallocation.ItislocatedatthejunctionofHunan，HubeiandJiangxi.Ithasthreelandformareas：plainarea，lowmountainandhillyarea，andMufumountainrange.Duetotheuniquegeographicalenvironmentofthisarea，itcontainsawidevarietyof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ofmusic，suchasChongyangviolinopera，Jiayuwoodu，Tongchengslapdance，barefootpotdrumandsoon.ThispaperusestheinterdisciplinaryperspectiveofmusicgeographytoexploretherelationshipbetweenfolkmusiccultureandgeographicalenvironmentinsouthernHubei.
KeyWords：Musicculture;Geographicalenvironment;SouthernHubei;Folkmusic
文化c地理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人文地理学家、民俗学家的研究重点，近年来由于交叉学科的不断发展，音乐学家逐渐开始重视音乐与地理之间的关系，相关学科中的专家学者对此都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也给研究者们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思路和理论方法。在国内，最早提出音乐地理学学科概念的是乔建中先生，他为研究中国传统音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并且在其发表的《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到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两篇文章中，为音乐地理学学科发展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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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地理学，是利用地理学思维及方法来研究音乐地域系统的学科。通过分析“音（音乐）―地（地理地貌）―人（人文环境、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研究音乐的地域分布规律、历史演化过程和地域传播途径[2]。音乐是人类文化的要组成部分，可以从侧面来反映人文地理环境，而人文地理环境的决定性因素是自然地理环境[3]。因此，音乐地理学通过研究地理环境来研究音乐的分布、演化和传播。英国民族音乐学家斯托克斯认为：“地域是社会活动具体的地理背景，其中，音乐事件展示了地域内涵，反过来，通过音乐也可以构筑地域，涉及差异和社会界限人们可以用音乐来为自己定位，从音乐中认识自身所拥有的身份标识和自我。”运用这一学科的观念和方法研究“音乐区域”，分析音乐的演化过程及地域扩散的特点，明确区域文化的特征[4]。
1鄂南区域概况
鄂南主要指湖北咸宁市所辖的咸安区、赤壁市、嘉鱼县、通山县、通城县、崇阳县，其与湖南、江西两省接壤，处于长江中下游东南岸，幕阜山北麓，整体地形具有地势南高北低的特点。根据地貌地形区划，鄂南地区的西北部为沿江湖冲积平原区（包括赤壁、嘉鱼、崇阳以及咸安区部分地区）、鄂南地区的中部低山丘陵区（包括崇阳部分、通山县部分地区、咸安区部分地区）、鄂南地区的南部为层山陡坡地形（包括通城县以及通山部分地区）。鄂南地区气候温和（年平均气温16.8℃）、降雨充沛（年平均降水量1577.4mm），日照充足（年平均日照时间为1754.5h），四季分明，无霜期长（年平均无霜期为245～258d）;境内有四大水系，有19个湖泊面积超过30hm2，河流200余条，长江自西向东经螺山而下;鄂南属于杂散居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主要为回族、满族、壮族、土家族、苗族等[5]。
鄂南地处荆楚文化与吴越文化交汇地带，七山一水二分田，又有“五乡”之说：“温泉之乡”“桂花之乡”“苎麻之乡”“茶叶之乡”“楠竹之乡”。鄂南拥有悠久的物质文化遗产，如青铜器文化、茶马古道文化、三国文化、九宫山文化、红色文化，还富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依此打造出了“中国嫦娥文化之乡”“中国汉族民间叙事长歌之乡”“中国古瑶文化之乡”等多个文化品牌，这一系列文化资源，都是研究地方民间音乐文化的主要资源[6]。
2鄂南民间音乐简介
音乐是产生共鸣效果的声频，它来自人类本体最初的生命运动，因人类而产生，因人类而起源，因人类发展而发展。而民间音乐指由人民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通过人与人相传而流传下来的音乐形式及其作品。它包括有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民间说唱音乐、民间戏曲、民间器乐等五大类。鄂南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在一万多平方千米的土地上，蕴藏着类别繁多的民间音乐文化。
民间歌曲：通山山歌、通山神歌、长篇叙事山歌、咸安古田茶歌、赤壁山歌、赤壁民歌、劳动号子等，其中通山山歌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关于采茶歌的记载，如清同治五年编写的《崇阳县志》：“春月，秧歌、茶歌各成音节，苏东坡‘如鸡唱耳’是也。田家自以为乐。”
民间歌舞：通城拍打舞、通城龙舞等，其中通城拍打舞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关于民间歌舞的记载，清光绪八年刻本《咸宁县志》“岁时民俗”条：“六月六日：富家晒衣物，读书家晒书，农家则赛会祀神。”清同治五年刻本《崇阳县志》：“（正月）十五上元节，灯烛夕燃，野望如繁星，人家奥俱遍，曰‘照虚耗’，曼衍鱼龙之戏。城市尤盛，粘诗射谜，嬉游达旦。”
民间说唱音乐：牌洲说唱、打鼓说书等。
民间戏曲：崇阳提琴戏、通山采茶戏、茅坪花鼓戏、汀泗地花戏等，其中崇阳提琴戏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鄂南方志中记载了与戏曲有关的剧种剧目、宗教信仰、演出场合、演出缘由、观众等各种信息。如：清光绪八年刻本《咸宁县志》“岁时民俗”条：“五月十三日，关帝庙为《单刀会》。演剧祀神，城乡皆然。”清同治七年心田局本《通山县志》“岁时五月”条：“五日为端午节”，“造五色龙舟竞渡，曰‘夺标’;又云以吊屈忠烈宫。城东演剧于三闾祠。”
民间器乐：通山薅草锣鼓、嘉鱼呜嘟、赤壁脚盆鼓、通山山鼓、崇阳提琴等，其中通山薅草锣鼓、嘉鱼呜嘟、赤壁脚盆鼓均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关于民间器乐的记载，清光绪八年刻本《咸宁县志》“岁时民俗”“十二月”“除日”l：“箫鼓爆竹之声不绝。”
这些丰富的民间音乐文化，都吸收融汇了鄂南地方文化的精华，从价值观念到技艺呈现、从民风民俗到文化传递，充分展现了鄂南各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和独特的人文景观。这种密集的音乐文化品种的分布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相当特殊性，这一区域已经构成了一个特殊的“民间音乐储存区”。从地理环境（包括自然地理环境、人文地理环境）的视角，以鄂南地区民间音乐为研究对象，立足于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这两个层面，探寻鄂南地区“民间音乐储存区”形成的地理成因。
3地理环境对鄂南典型音乐文化的影响
音乐风格的形成与区域地理环境有着紧密联系，区域特定的乐器更是与该地区地理产出物质材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地理学不仅是描绘地球的地理地貌学，更与人文学、历史学、民俗学等有必然联系，因此逐渐发展的人文地理学对研究人类生活内容、行为方式和艺术形态有重要作用。人类生活在大陆、山脉、河道、沼泽、树木、草原、气候、季节等各异的自然因素中，人民群众在中间创造了形态各异的音乐。民间音乐传播的方式与艺术音乐不同，民间音乐来自山区，或者从沼泽地带向沿海推进，而艺术音乐的途径则相反，它由沿海地区出发去征服内陆地区。比如：美国乡村音乐由“山地小调”扩展为了带有美国民族风格的音乐种类，而欧洲艺术音乐从开埠的上海滩登陆，由此而“占领”了整个中国内陆版图。虽然民间和艺术音乐的发展方向相反地推进，但是它们都受着地理位置因素的影响。也正如中国的竹子生产地造就了竹子类的乐器和音乐一样，人类音乐文化得益于大自然，同时也受制于大自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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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三省交会处的鄂南，受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社会环境的影响，以及社会环境改变而引起的经济条件、人口流动、行政区划变动等因素，鄂南各县市区形成了十分密集的民间音乐分布格局和独特的人文景观。运用音乐地理学视角，以鄂南地区典型音乐文化来分析“民间音乐储存区”，体现地理环境与音乐文化的影响关系。
3.1自然地理环境对民间音乐文化的影响
用地理学的视角分析鄂南各县区的民间音乐体裁风格，由于鄂南各县区的地形、地貌、气候等自然地理因素的差异，受音乐起源于劳动说的观点等因素影响[8]，鄂南各县区形成了具有各自典型代表的音乐文化，如表1。
以嘉鱼呜嘟进行典型音乐分析。嘉鱼处在长江中游地区，属于平原地带，县区面积有近1/3位水域，该地土地肥沃，盛产红土，人们也常以鱼为食，其气候湿润，素有江南水乡之称。在嘉鱼洲湾江边地带生长着一望无际的青草和芦苇，形成了天然的牧场，在这里放牛成了人们生活劳作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洲湾江边湿润的土地富有粘性，人们就将泥土捏成一个小椭圆，掏空内壁，再戳出两个孔口，这就形成了简易的呜嘟。在放牛时，人们通过吹奏呜嘟相互交流、嬉戏游玩。久而久之，人们用鱼型对呜嘟进行艺术化设计，就做成了头小肚大、腹空、尾岔而且方便手持的鱼型乐器，这样就是民间的泥塑与音乐的结合。呜嘟音色圆润、浑厚悠扬、低沉古朴，清幽时，让人心静如水;高亢时，令人意动神驰。
赤壁羊楼洞作为“万里茶道源”，其民间素有“无茶不成歌”之说。以茶为情物，用来传情、订婚、贺喜，因而大量情歌、婚嫁歌离不了茶;以茶为神物，祭茶供茶是常见礼仪，故神歌、夜歌、祭歌和仪式歌中少不了茶;以茶助兴，种茶为当地乡村生产活动之一，不但采茶制茶及运、销茶的劳作中喝茶，其他劳动也爱借茶起兴为歌;以茶为开门七件事之一，很早就成为当地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之一，故开口唱歌，有意无意就唱到茶上了，以至不是唱茶事的民歌带进了茶。
3.2人文地理环境对音乐文化的影响
文化源地是指人类最早产生文化的发生地。音乐文化传播不仅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还与传播地人文地理环境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以崇阳提琴戏为典型民间音乐进行简要分析。
湖北由于地处中南，所以是古代历次移民大潮中北方移民南下的重要通道。而且湖北也是中国古代接纳移民的重要地方，故民谚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说。明清时期，该地“侨户杂居”“率多流寓”“地多异省之民”“客处浮于土著”，使其“土著者十无一二”，最终导致其“俗尚杂而多端”。移民导致湖北民俗具有“杂而多端”现象，必然也导致湖北民间乐舞风格的多样性。
崇阳提琴戏是由湖南的花鼓戏逐渐演变形成的地方典型音乐文化。在湖南花鼓戏流传过程中，受崇阳地区方言语音、地方民俗、民间音乐等因素的影响，在音乐文化传播过程中，由于适应性调适，逐渐在鄂南崇阳县形成了提琴戏。在发展流传过程中，还受到当地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差异的影响，以及崇阳当地艺人对伴奏乐器的改革，由于提琴戏主要在田间地头、山地林间来演奏，风格偏粗狂、沉郁。可见，提琴戏在相对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里，它吸收了大量同文化土壤的民间音乐元素，最终形成了独特风格的地方剧种。
4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鄂南民间音乐文化积淀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反映了鄂南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生活习俗、人文历史环境、生活方式等，是地方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用音乐地理学视角分析，对鄂南民间音乐文化进行传承与保护不仅要关注音乐文化本身，更要聚焦在鄂南地区的生存空间保护以及人文关怀上。
4.1重视生态保护，真正落实各级保护政策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地带来了一定的生态问题，存在基层政府重视程度不够、管理不到位、整体规划缺位、各类资金和人员投入不够以及生态保护意识不够等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环境治理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对生态监管、资金投入以及平台建设等出台了各项政策支持，鄂南地域生态环境逐步变得更好，也使民间音乐文化的载体环境更适宜。
4.2加强人文关怀，做好文化服务建设
人才是文化传承、发展的关键和根本所在。当前要做好人文关怀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加强对民间音乐文化传承人以及基层文化工作者的政策关怀，让人才能安心做好民间音乐文化服务;另一方面政府要做好人才引进配套政策，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出台一系列相关的政策措施，使人才最大限度地发挥专业特长，为民间音乐文化服务做好建设服务，为民间音乐文化提供智力支撑。
4.3多举措促发展，发挥平台传承作用
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高校等要积极做好地方优秀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高校要依托学生社团（如大学生艺术团、话剧社和地方戏曲研究会等）开展活动，推进艺术实践下乡，挖掘内涵创特色，通过文艺展演、民艺展示充实乡村文化Y堂;地方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参与积极支持鄂南文化传承课堂，推进鄂南文化进中小学校园活动，发挥学校平台重要的文化传承作用，使鄂南文化在中小学得到传播与传承，把学生真正培养成鄂南音乐文化的欣赏者、承载者、表演者及传播者。
4.4整合各类优势资源，打造文化特色品牌
鄂南有着优秀的各类物质和非物质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还具有鲜明的地域独特性。地方政府和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对鄂南优秀文化的挖掘和研究，结合鄂南旅游文化，建设具有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民间音乐文化，打造地域特性的文旅产品及品牌文化节目，为鄂南特色文化大品牌助力。
参考文献
[1]王晔.淮北梆子与地域的关系探究[J].黄河之声，2021（1）：26-28.
[2]孔庆夫.广东戏曲音乐地理图谱与“地―人―音”关系[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2（4）：63-69.
[3]莫娟.地理环境对贵州民族音乐文化形成的影响分析[J].黄河之声，2017（11）：88.
[4]李砚.再探地理环境与民间音乐之储存关系――以菏泽地区民间音乐为例[J].中国音乐，2015（2）：133-142.
[5]牛姣姣.鄂东北传统音乐地理概貌浅析[J].歌海，2020（1）：109-113.
[6]夏振宇.地方高校文化艺术助力乡村振兴的对策及路径研究[J].农村经济与科技，2020，31（9）：342-345.
[7]洛秦.世界音乐人文叙事及其理论基础[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71.
[8]夏振宇.音乐地理学在鄂南音乐类非遗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0（10）：7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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