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石头记》的文明观及其对现代文明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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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晚清传教士对西洋科技的译介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大力倡导科技兴国的努力，使得许多知识分子致力于科幻小说的写作。吴趼人的《新石头记》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这部作品借助贾宝玉这一陌生化的视角观察当时中国学习西方文明的现实，并且在后二十回中参观了“文明境界”里中西合璧之后的新文明，在否定现实和面向未来的比照中探索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他的探索展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寻求救国之路的努力，对现代文明亦不乏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新石头记;贾宝玉;西方文明;东方文明;文明观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9）06-0098-04
　　 晚清传教士中文报刊，本以传播基督教义为最高使命。但这一使命未能贯穿始终：中国人接受了西学，却没有接受西教。对此，传教士内部对办刊方针展开争论，争论的结果是到19世纪末期，世俗报刊占很大优势。在此背景下，有两份专事译介西学的传教士中文报刊得以成型，一是丁韪良的《中西闻见录》，一是傅兰雅的《格致汇编》。《中西闻见录》“主要介绍西方科学技术、文化、新闻时事，同时刊登寓言故事、杂记，以增加报刊的可读性。”[1]《格致汇编》是近代中国第一份完全以介绍西方科技知识为宗旨的报刊，梁启超赞其：“皆言西人格致新理，洪纤并载，多有出于所翻各书之外者，读之可增益智慧。”[2]传教士的传播和康、梁等人的倡导，掀起了晚清的科技热。许多文人拿起笔，创作了一系列科幻作品，如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陆士谔的《新上海》等，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亦是佳作之一。
　　 《新石头记》承续曹雪芹灵石“补天”之愿望，把贾宝玉塑造成新时代追求科学与真理、寻求救国之道的具有民族情怀的有为青年。小说第一回写道：在青埂峰下苦修的“贾宝玉忽然想起，当日女娲氏炼出五色石来，本是备作补天之用，那三万六千五百块都用了，单单遗下我未用。后来虽然通了灵，却只和那些女孩子鬼混了几年，未曾酬我这补天之愿，怎能够完了这个志向，我就化灰化烟，也是无怨的了。”[3]于是蓄发出山，寻求补天之法。
　　 《新石头记》为人们呈现了西方所谓的文明，同时依托“文明境界”的想象表达了对真文明的期望和认识。小说前二十回讲述遁入空门的贾宝玉突然生起了补天之愿，蓄发重返人间。其时正值清末，中国已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后二十回展现的是宝玉误入“文明境界”，在老少年的陪伴下参观了这里的政治、经济、军事、农业和医学方面成功的文明形态。本文只就作品中关于“文明”的话题谈三个问题：一、《新石头记》的文明观，二、什么是真文明，三、吴趼人文明观的现实意义。
　　 一、《新石头记》的文明观
　　 《现代汉语大词典》对文明有如下解释：①【civilization】：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物质文明><精神文明>;②【civilized】：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并具有较高文化的状态;③【modern】：旧指当时西方色彩的<文明戏>;④【bright】【书】：光明，有文采[4]。百度百科将文明定义为：文明，是历史以来沉淀下来的，有益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人文精神、发明创造以及公序良俗的总和。
　　 《新石头记》的文明是指兼有科技进步、政治清明、重视道德与公平、没有侵略和杀戮的一种文明构想。为了阐明其关于真文明的认识，吴趼人首先展示的是当时社会的假文明。宝玉在南京、上海等地见到了他聞所未闻的现代科技结晶而眼界大开：“比火镰包儿灵便多”的各种火柴，速度极快、不用人撑篙打桨的轮船，可以回放的留声机，“照得同白昼一般”的电灯和煤气灯，以及流行于世的时事报刊、英文书籍、制造局译书等等。其中许多都是实际存在的东西，如轮船招商局的“江宽”、“泰顺”和“安平”号轮船，中国海军的“海容”和“海筹”号军舰，时事报刊《新知报》《时务报》等，还有英文书籍《英字入门》《华英字典》等，充满了再现当时现实的味道。这正是作者想反映的现世文明的真实情况。尤其是对江南制造局的精雕细描，更是令人有如身临其境：锅炉厂、水雷厂、熟铁厂、洋枪厂、铸铁厂、大炮厂、炼钢厂等等，仿佛到了科技博物馆。
　　 作者假借宝玉这一完全“无知”人物的陌生化视角来观察现实世界、评议时政，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宝玉看到掌握驾驶轮船技术的多为洋人之后认为，中国人必须学会驾船之术：“咱们不早学会了，万一他们和咱们不对起来，撒手不干了，那就怎么好呢？这么大的船，不成了废物了么？”[5]再如对于洋人技术更新快，而中国人只能步其后尘的现象宝玉和伯惠的对话：“‘我们何不也考究考究，赶上他们呢？天下事，怕的是不曾入门，现在咱们总算入门了。就从这条路上精益求精起来，想也不难’。伯惠道：‘可不是么！只恨我们中国的习气，总是死守成法。听见说有个新法，不是诧为荒唐，便是斥为多事。等到人家的新法，有了实验，被他亲眼看见，他才信服了。等学起来时，已是迟了。’”[6]指出了国民身上犹疑不决、墨守成规等弊病。可见当时中国学习西方是不成功的，只是在追随西方的脚步，并没有自己的创造和进步——否定了现世文明。
　　 补天之愿难以实现，宝玉发起呆来：“他想起自己在大荒山青埂峰下，清静了若干年，无端的要偿我那补天志愿，因此走了出来。却不道走到京里，糟了义和团……怪不得说是黑暗世界。想我这个志愿，只怕始终难酬的了。要待仍回青埂峰去，又羞见那些木石鹿豕;要待不回青埂峰，却从那里去酬我的志愿？”[7]正在壮志难酬之际，他误入“文明境界”，见到了真正的文明。
　　 这里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即宝玉看到“文明境界”四个大字之后的心理活动：“怪道近来的口头禅，动不动说什么‘文明’、‘野蛮’，原来有个‘文明境界’的。但不知这境界里面文明得是什么样子，我侥幸到了这里，倒要去看看呢！”[8]一方面揭示了小说的主题——对文明的探索，一方面暗示了真文明是可遇不可求的，以“侥幸”二字为证：现实世界的中国虽然满眼都是一派“文明”景象，但却不是主动创新的结果，而是盲目追随西方文明的假象，这种虚假文明如同美丽的泡沫一般经不起任何考验。因此，中国想要发展成为真正的文明强国任重道远，至少作者是无路可寻的，其忧虑之情溢于言表。 　　 作者文明观的呈现随宝玉误入“文明境界”的所见所闻展开。想入文明境界，首先得过“验性质”关，即“用一镜经高等医学博士，用化学制成玻璃，再用药水几番制炼，隔着此镜，窥测人身，则血肉筋骨一切不见，独见其性质。性质是文明的，便晶莹为冰雪;是野蛮的，便混浊如烟雾。视其烟雾之浓淡，以别气野蛮之深浅。其有浓黑如墨的，便是不能改良的了。”[9]宝玉因难得的性质清明而得以入内。文明境界最大的特点是充满奇特的发明：天气可以制造、食品均为液体、“助聪器”能够传声、交通工具能上天入地、医学可以让笨人变聪明……日常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高科技。更重要的是，这些科技产品一点不喧嚣，而且很环保：电炮是无声的，战船上的电机一面制造空气、一面吸收炭气。所有的发明创造都结合了西方的科技之精与东方的和谐之美。这里政治清明、崇尚道德：为官的恪尽职守一心为民，人民安守本分充满活力。
　　 两相对比，作者的文明观显而易见：这是不同于西方一味追求科技进步又充满血腥掠夺的虚伪野蛮的文明，也不同于当时中国亦步亦趋模仿西方的虚弱腐朽的文明，而是一种真文明：它是先进、开放，更是安定、和谐，是有利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的。
　　 作者用这里的真文明，对照外面的假文明：“譬如两个人，在路上行走。一个是赳赳武夫，一个是生痨病的。那赳赳武夫对这生痨病的百般威吓，甚至拳脚交下把他打个半死。你说这赳赳武夫有理么？是文明人的举动么？”[10]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所谓文明教化的虚伪，“此刻动不动讲文明的国，那一国不如此？！看着人家的国度弱点，更任意欺凌，甚至割人土地，侵人政权，还说是保护他呢。”[11]揭露了其赤裸裸的强盗逻辑。可见，吴趼人所谓的文明首先是以没有侵略、没有杀戮、相互尊重为前提的。其次是以科技进步为指导的能够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后，吴趼人的文明观中还包含了东西文明的融合：“文明境界”中井然的秩序、人们崇尚礼仪的行为举止等源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发达科技、进取精神和开放心态则是对西方文明的借鉴，二者的互通与互融促成了理想的文明。读者跟随宝玉的脚步来到晚清中国社会，看到了当时的中国试图摆脱积贫积弱状态的努力和探索过程中失败的教训，又和宝玉一起误入“文明境界”，体验真文明带来的畅快淋漓和昂扬激情，激动之余难免重新审视现代文明：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是否找到了真文明？
　　 二、什么是真文明
　　 目前，世界上有两大文明：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John M Hobson）认为，在公元500年到1800年，东方作为“先发地区”通过东方全球化发现并主导世界，而此时的西方则是“后发地区”。從1492年到1850年，西方通过学习和改进从东方引进的科学技术，后来居上、赶超东方。在此过程中形成的西方是东方化的西方。他借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话说：“历史不能被写成仅仅是属于某一群人的历史。文明是逐渐建立起来的，时而是由于这一部分人的贡献，时而则是由于另外一部分人的贡献。当所有文明都被归因于欧洲人时，这就如同某位人类学家某一天在原始部落里听到的那样——他们只是讲述自己的事情。他们过于相信世界上所有重要的一切都与他们共始终……当原始部落做出如此声明时，我们会感到好笑，但是这种嘲笑反过来或许同样适用于我们自己……”[12]很多人认为东方和西方一直是各自独立发展的不同实体，西方独自承担了缔造近代世界的使命。由于其独创性的科学理性，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西方已经站在了世界之巅。“从那时起，传统的看法就已经形成——欧洲人向外扩张征服东方和中东，同时设计了资本主义的轨道，整个世界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就能够摆脱贫困和悲惨的处境而进入近代化的光明。因此，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把世界历史的发展史与西方的崛起和胜利混为一谈，似乎是自然或不言而喻的事情。这种传统观念可以被称作‘欧洲中心论’”[13]作者批判了这一论调。他通过一系列的史实和论证证明：至少从公元500年开始，东西方就通过全球化联系在一起。而这从与丝绸之路相关的许多书籍和资料中也得到了互证。
　　 彼得·弗兰科潘在其《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中，从世界史的视角理清“一带一路”的前世今生，他用丰富的史料和宏阔的视野向我们讲述了人类的文明史。丝绸之路是贯通人类文明的重要通道和纽带，它像魔镜般再现了东方文明曾经的辉煌和西方文明在东方文明影响之下产生发展的历程。张一平的《丝绸之路》则以中国为立足点，条分缕析地讲述了上古时期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东方各国的商贸往来以及东西方国家的沟通互动，再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开放心态及其与东西方文化的融合。
　　 从以上学者的观点我们不难看到：无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都不是其本身，也就是说，纯粹的西方文明或东方文明是不存在的，二者从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译介的科技之所以能够快速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和重视并非偶然。这期间固然有现实因素的不得不学，但也不能否认中国人历史上就有着创造发明的基因，即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正是现实因素和集体无意识的结合，才有了之后中国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如此看来，人类的两大文明从来就不是割裂的和各自独立的，而是彼此勾连和相互为用的，将二者孤立起来容易走进非此即彼的二分法的陷阱。那么，人类文明该如何发展？
　　 三、吴趼人文明观的现实意义
　　 美国学者J·J·克拉克“认为，东西文明共存交融和现代社会文明转型将产生划时代的意义，构成这个意义空间的拱梁就是共建绿色文明基本原则。”[14]我们可以借鉴其观点，跳出二分法的思维模式，共同建设一种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特色的绿色文明圈，将全人类看成一个统一的、共存共荣的整体，建立人类与自身、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圈。而这也是《新石头记》的题中之义，小说最后一回借宝玉所做之梦表达了作者对文明的期许。在梦中，中国已焕然一新：“治外法权也收回来了，上海城也拆了，城里及南京市都开了商场，一直通到制造局旁边。”[15]上海开了“万国博览大会”，中国举办了“万国和平会”，会上东方文明演说道：“和平会不仅求万国国家和平而已，单求国家和平，是国际上问题，范围未免太小，达于极点，不过免兵衅而已。此和平会当为全球人类求和平，而各国政府，当担负其保护和平之责任。如红色种、黑色种、棕色种，各种人均当平等相待，不得凌虐其政府及其国民。此为人类自为保护，永免苛虐。”[16]可见，这是一种涵盖了全体人类的大文明，是作者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希望所在，也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 　　 四、結论
　　 《礼记·中庸》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倡导万事万物和谐共生、各种文明形态自由发展。在“轴心时代”，各个文明的很多思想家，如老子、佛陀、耶利米等都致力于用非暴力解决问题。兼爱、非暴力、放弃自我亦成为“轴心时代”的核心思想。墨子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如果人们没有培养出对整个人类的关爱之情，那么爱家或爱国只会变成狭隘的集体自我中心主义。吴趼人在《新石头记》中寄寓的文明观正是一种试图放弃自我，跳出非此即彼的固化思维的尝试和努力，也许这种努力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但从小说结尾部分所倡导的天下大同的文明世界可以看到，作者虽然处身于正在遭受西方列强蹂躏的中国，却已经能够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去思考和探索没有压迫、没有欺凌的真文明了，这种胸怀和前瞻性无疑是中华文化血脉相传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赵晓兰，吴潮.传教士中文报刊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213.
　　〔2〕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料[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1996.640.
　　〔3〕吴趼人，新石头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8.
　　〔4〕王同亿主编.现代汉语大词典[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1442.
　　〔5〕吴趼人.新石头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24.
　　〔6〕吴趼人.新石头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81.
　　〔7〕吴趼人.新石头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153.
　　〔8〕吴趼人.新石头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166-167.
　　〔9〕吴趼人.新石头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168.
　　〔10〕吴趼人.新石头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220-221.
　　〔11〕吴趼人.新石头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221.
　　〔12〕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M].孙建党译，于向东，王琛校.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1.
　　〔13〕吴趼人.新石头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2.
　　〔14〕J·J·克拉克.东方启蒙：东西方思想的遭遇[M].于闽梅，曾祥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9.
　　〔15〕吴趼人.新石头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314.
　　〔16〕吴趼人.新石头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316.
　　 （责任编辑 赛汉其其格）
　　收稿日期：2019-03-28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missionaries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Kang Youwei， Liang Qichao as well as  others vigorously advocated to rejuvenate the country throug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der such a background， many intellectuals devoted themselves to writing science fiction. Wu Janren's novel New Story of the Stone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works. With the help of Jia Baoyu， a character from the Story of the Stone to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who observed the reality of learning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China at that time from defamiliarization perspective and visited the new Oriental Civilization after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y chapters， the writer of the novel explore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in the contrast between denying the reality and facing the future. His exploration not only showe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s' efforts to seek for the road to national salvation， but also provided a valuable model for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 New Story of the Stone; Jia Baoyu; Western Civilization; Oriental Civilization; Civilization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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