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理解近代中国农民生存困境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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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张广杰先生的《国民政府前期胶东农民生存困境问题研究》是一部对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农村社会剖析透彻的学术专著，该书系统分析了得风气之先的胶东农村社会何以不进反退的制度原因，突显作者强烈的乡土情怀与问题意识。作者指出，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真正解决农村生活困境问题的决心，广大的农民在民主革命浪潮中逐步成为推翻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胶东 农民 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20）01-0037-02
由于现代化“给人类增加福祉的每一个行动，总是要以毁灭那些最具人间温情的东西为代价，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淳朴乡村的毁灭”[1]。南京国民政府曾做出改良农村、增进乡村文明的规定。然而，在实际政务运转过程中，深陷生存困境的广大农村日渐为国民政府所忽视。张广杰的《国民政府前期胶东农民生存困境问题研究》（以下简称“张著”）是一部对国民政府统治前期农村社会剖析透彻的学术专著。张著系统分析了得风气之先的胶东农村社会何以不进反退的制度原因，突显作者强烈的乡土情怀与问题意识。
张著开宗明义地指出，自然环境、经济条件并不是塑造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要考察胶东地区的近代转型、生态基础和经济条件的关系以及经济与非经济条件之间的关系均应被重新描述，尤其注重梳理那些非自然因素、非经济因素与非经济机构的关系[2]P36。众所周知，在传统中国的文明记载中，人们都有一种对农民品质的崇尚与追求。在西方外来势力进入中国之前，胶东农村不仅在自然地理属性上融为一体，更是华北平原经济带的边缘。然而，近代以降乡村生活的质朴与市井的繁杂往往形成鲜明对比。胶东沿海农村虽占有天时、地利之便，地区经济本应发展地更好。但是，胶东地区经济发展的区位优势并未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胶东农村的近代化名实不符[2]P121。交通便利的区位优势对于胶东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伴随着铁路的兴建，在胶东地区形成了以青岛为中心的经济圈，许多城镇藉此愈发昌盛，也慢慢改变着农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观[2]P41。令人遗憾的是，南京国民政府重组后，美其名曰和平建设，但是谋求强权统治的蒋介石为了快速实现政权的平衡过渡，无心挽救跌入深渊的胶东农村。山东省内也有乡村建设运动，但谋求政治近代化的地方政府却给当地人民造成严重的福利损失。在税制改革过程中，中央权威虽然可以一贯到底，而其目的是保障管理者的绝对权威，并不是胶东当地人民的福利。
张著从乡居农民生存困境的本质入手，打开了认识近代中国社会进步之门。许多人将农民生存的困境简单地归因于财富不均，或土地收入太低。事实上，农民的生存困境不是苦于土地财富不均，而是苦于权力的不对称，财富不均只是权力不对称的附属品。土地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经济资源，也是农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地权分配的公平与否，既关系到中国社会的平稳发展，也是衡量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标志。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土地法》，将北伐战争以来打土豪所收缴的土地归还原主，这一政策说明蒋介石集团已经蜕变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分利集团”，不惜损害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用讨好少数极富人群的手段来获取自己政权稳固。孙科予以批评，并称此项政策无异于一种自杀政策[2]P130。费孝通也讲到：“权力之所以引诱人，最主要的应当是经济利益”[3]。正因如此，胶东农村地权分配中残留诸多权力因素的影响，家庭的政治身份与占田多寡密切关联。正所谓“有政治的实力就可得经济的利益，没有政治实力的经济和利益可随时失去”[2]P137。这些凭借政治权力登上历史舞台的强势地主，虽然集中了大量土地财富，却未能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反而强化了土地占有关系中的超经济剥削的封建性质[2]P142。
从宁汉分庭抗礼至宁汉合流的社会发展脉络来看，南京国民政府不是广州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的延续。由于蒋介石分共清党，国民革命形势骤然逆转。南京国民政府重组后，国民党已不再是孙中山时民族资产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工人与农民四大阶级的联盟，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撤销农民、工人、商人、青年、妇女五部后，蜕变成大资产阶级所控制的政党。由于政党力量严重不足，在地方权威重构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大量吸纳地主劣绅与北洋旧官僚。然而，这些更不是所谓蒋介石的“自己人”。胶东的区位优势决定了胶东农村是政府税收的重要来源地，因而围绕胶东管辖权的斗争一直存在。在纵横捭阖的战争纷乱中，韩复榘、刘珍年等均以保存、壮大自己的统治为依归，乡村建设成为他们驱逐政治对手的“护身符”。蒋介石“联此攻彼”或“联彼攻此”的策略，虽在一定程度上瓦解实力派把持的地方政务，但也暴露出国民政府在处理事务纠纷中不走政治民主化途径的弊端[2]P121-122。
近代以来乡村衰败虽一度成为知识分子讨论的热门话题。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在构建中央权威过程中，心系黎庶以惠苍生的国策无法满足蒋介石的权力膨胀欲望。维护中央权威与蒋介石的专断独裁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最重要的国策。在胶东地区，各方势力之间围绕控制权而展开激烈的军事斗争，导致暴力衍化为解决社会纠纷最有效、最可靠的手段[2]P124。由于缺少权力制衡因素，无论是政局纷乱还是暴力独尊的威权自恣，都深深影响着农村社会[2]P378。来自上层的暴力煽动着来自下层的暴力，极度贫困的农村经济引起农村社会的日益动荡。反叛是悲剧环境的产品，反过来又加剧农村环境的恶化。以暴力为反抗手段的盗匪又给那些守法村民带来极大的痛苦。许多农村势富人物甚至抓住社会混乱之机，垂涎于政治权力。当盗匪的暴力得到政府的认可后，犹如投畀豺狼。农村社会毫无秩序规范，反而在失控的边缘越陷越深[2]P64-65。由于“農民反对特定的不公正行为，目的在于要求改正特定的错误，而不是要推翻旧的社会秩序以利于建立新秩序”[2]P123。被行政边缘化的底层农民，所企望的无非是唤起尚有良知的管理者的注意，希望得到这些“清官”的保护。然而，国民政府内部那些目光较为远大的“清官”的所作所为，归根结底是维护了专制特权阶层的根本利益诉求，是以有利于国民政府统治为目的[2]P124。 胶东农民自发的愤怒取向也很容易让人领悟到政治权力的压迫甚于阶级剥削。胶东农村沿海多盐田，盐税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二大财税来源。南京国民政府重组后，在加强盐务巡逻与招募新的缉私警员方面略有成效，却未从根本上取消封建色彩浑厚的盐票制度。为了获得旧盐商的财政支持，南京国民政府主政者换发了新的盐引、盐票，在法律上公开承认旧盐商的垄断特权。所以，“盐业是那些拥有各种权势的利益集团有意识地维持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再运用各自的權势进行博弈，从而分润制度性暴利的舞台”[4]。在现行的盐税体制下，盐商们可以专享不当利得，政府也可以维持并扩大其巨额的税收。只有下层民众须承担所有的盐税，他们成为最可怜、生活最痛苦的群体。南京国民政府作为盐利征解的最高者，一方面将盐税用于国家需要，另一方面又加强对盐税分配的调整，却不是盐税征解的直接责任者。那些承担着盐业体制运行的官员们因素养不高，整个盐业系统内部弊端丛生。说明了各抽税集团在对盐务进行建设的同时，一直未能放弃“掠夺之手”的使用[2]P246。胶东地区虽名为“民运民销”的自由市场，百姓用盐却极不方便。国民政府默许盐税率地区差异、盐商与胥吏的贩私行径，无异于培养叛乱者。出于反抗盐政旧制的压制和税制改革的不公，普通百姓成为了“暴力抢盐”的坚定支持者。然而，他们的暴力行径也未带来社会公平程度的提高[2]P248。所以，错误政策得不到修正，只会恶化社会生态。暴力相向导致社会的不协调，国家非但不能繁荣，而且还有解体的危险[2]P244。
农村经济的困顿使得传统农业生产仅能维持低水平的循环，当商业贸易给农村社会带来市场需要时，典型性的商品作物被大范围种植起来。农业商品化程度日益加深成为近代山东农业经济的一项重大变化。然而，在胶东地区，商人利用权势掠夺更多的不当利益，忽视了教化职责的权力建设，导致商品交易未能走向名实相符的市场化道路。所以说，民族资本经济发展的虚幻景象所掩盖的是底层农民的经济困境，绝非所有人都能享受到经济近代化的红利。许多农民为了养家糊口，种植能够快速换取金钱的烟草、棉花等作物，事与愿违，农家生活却深陷泥淖，踯躅不前。在商品性的农业占优势的时候，农民一方面要从市场上购入日用品，另一方面又必须用农产物通过市场交易赚取货币，农民的生活就受寡头市场的左右[2]P317。虽然在机器工业影响下，胶东传统农村经济结构出现“自我革命”的发展历程，土布业等乡村副业一度勃兴，却难掩胶东农民整体贫困的事实。
与保障政治权威的弱民政策相比，兴建改善民生的工程根本不是国民政府的治国大局，因为后者既费时又费力，更无法短期内产生社会经济效益。南京国民政府统治前期，主政者对税赋征解予以整顿的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的榨取社会资源。国民政府不问农产品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只关注财富如何被分配。在社会产品的分配过程中执牛耳的国民政府各级官员，借权力之便趁机消耗大部分社会财富，将个人财富积累叠加在贫苦农民身上。最终，权力拥有者成为社会财富和社会产品的消耗者[2]P328，主政者没有贯彻实施“民为邦本”的政治理念，反而在聚敛财富的道路上狂奔。农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是当政者关心的政治议题，他们理所当然的不是普通民众的守护神[2]P372。底层农民没有进行社会再生产的资本基础，日常饮食中甚少含有动物脂肪，因从吃甘薯充饥被域外人戏称为“吃甘薯的人”[2]P362。农民不仅没有获得近代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普惠，却承担起极富与赤贫对立的治安成本，农民辛苦所得经济财富由于缺少可靠保障，极易遭到裭夺。再次说明了权力依附为主导的社会资源分配体制，对胶东农村社会的破坏性极为严重[2]P372。所以，胶东农民的生存困境，并非取决于农家自身是否勤劳，因为贫穷不是贫穷者的错。由于社会环境的恶化，不合理的权力结构导致胶东农村社会发展面临双重困境：农民生产尚不能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还要应对更高权势力量的空间挤压[2]P375。无序的政治私欲与非法的暴力冲突给合法农民的社会选择制造了双重压力。农民群体内部的社会距离就变成不可逾越的鸿沟，致使农村社会结构“失常”，这种失常最终慢慢加重了社会危机。从官僚资本的形成过程来看，南京国民政府并没有真正解决农村生活困境问题的决心。最终，被边缘化的农民群体在民主革命浪潮中逐步成为推翻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力量[2]P388。
总之，张著的论断决不是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对近代中国社会革命的原因予以科学甄别。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大局是要贯彻蒋介石的权威，百姓的苦与愁决非其政策制定的决定因素。只要“统治——服从”关系稳定，南京国民政府对胶东地区的官员合法性侵害可以视而不见。虽然批驳张著关于胶东农民生存困境成因的观点很容易，但是，张著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某些论断仍令人折服，尽管不是所有的见解令人信服。
参考文献：
[1] 王学典.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P319.
[2] 张广杰.国民政府前期胶东农民生存困境问题研究[M].齐鲁书社，2018.12.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P76.
[4] 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10，P192.
作者简介：陈国庆（1966-），男，辽宁省绥中县人，青岛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是山东地方史、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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