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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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开拓
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我们一中越来越像座围城。
记得刚考进一中的时候高兴得要死,进来之后我又开始担忧。尽管大树底下好乘凉,但背靠着大树,自己却不是大树的滋味很不好受。围城里的人按成绩被分成三六九等,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是政治书上说的“现在我国阶级制度已经消灭,但阶级现象依然存在”。
学校体贴备至地为我们把小卖部办得有声有色,上至衣帽鞋袜,下至图钉纽扣应有尽有。
学校就这么温柔地斩断了我们所有出校的理由。于是我们只好望着四角的天空日复一日地伤春悲秋,感慨外面的世界很精彩,里面的世界很无奈。
铁门紧锁,庭院深深深几许,问君能有几多愁,欲语泪先流。《铁窗泪》风行一时不是没有理由的。
周六的最后一声铃响如同出狱的宣告。我们火速离校,乘车几经颠簸到家,打开门,带着满腔心酸满腔大难不死的心情大呼一声:“我终于回来了!”虽没有胡汉三的阴阳怪气,但至少有逃离苏比坡的悲壮。
广播是围城中我们与外界的惟一联系,并且我们只被允许在早晨七点至七点半收听国际时事。结果是我们越来越爱国,越来越血气方刚慷慨激昂,幻想着某天上战场为国捐躯。
似乎南县的冬季到处烟雨蒙蒙。但烟雨蒙蒙的好处是可以让我们把女生看得不太清楚,因为如果说女生是校内的美丽风景的话,那么一中的旅游资源是十分有限的。我们都崇尚“朦胧美”“距离美”。痞子蔡有一个精彩的理论:女人的美丽同她的寿命成反比。借用他的话:自古红颜多薄命,一中女生“万岁”,男生戏称女生宿舍为“寿星楼”。当然,在女生眼里我们也不怎么的,个个都和活了800岁的彭祖有一拼。
也许某个伟人也许是我说过,郁闷的环境出文人,沉闷的环境出哲人。我们开始变得很哲学,没事爱跑到宿舍楼顶朝天疾呼“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然后会听到对面女生楼扔来一句:“谁家的疯狗,给我牵回去!”对面的女生历来很嚣张。
晚上熄灯之后,窗外唯一的风景是女生楼飘忽的烛光,星星点点犹如鬼火。毫无疑问,她们正捧着琼瑶进入角色,很难想象这些白天疯了的丫头们晚上如何摇身一变扮演纯情少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烛光的多少与第二天上课睡觉的人数成正比。
尽管一中文科不怎么样,却带有沉重的哲学味道。
矛盾无处不在,整个校园充满辩证色彩。老师说,教育不是为了高考,掌握知识才是最重要的。说完之后拿起书,叫我们把高考不考的章节划掉,并理直气壮地告诉我们,高考不考,我们就不学。如果老师们去古代卖矛和盾的话生意一定红火,最难得的是他们可以对着讲台下百余双疑惑的眼睛而始终目光坚定。这种目光的对峙每每都是我们败下阵来,老师的坚定不移也最终让我们相信――是我们弄错了。
政治老师说:“这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张晓风说:“给我一个解释,我就可以再相信一次人世,我就可以接纳历史,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拥抱这荒凉的城市。”
同样,既然老师给了我们一个解释,那我们还有什么不可以相信、接纳、拥抱的呢?深吸一口气,前仆后继地一头扎进题海,为明日的象牙塔做困兽之斗。
一中名言之一:高二已经到了,高三还会远吗?高一已经过了,高二已经来了。
我一直有个美丽又恶毒的愿望:高三毕业后把所有的试卷来一次烈火中的永不超生。但现在它们却是我最珍贵的宝贝,别说全部烧掉,就是少了一张半页的都会捶胸顿足痛不欲生,赶紧借同学的复印一份。因为老师长期而高频率地告诉我们:“我们做的题都是经典中的经典,高考很有可能遇上。”尽管我们知道这种可能性只有万分之一,或者千万分之一,或是更低,但只要有这种可能性存在我们就义无反顾,我们相信这个肥皂泡般脆弱的可能。
一中名言之二:做100分的题,涨一分的高考成绩。
兴盛大道两旁树木上开满米粒大小的白花,微风一过就会有雪花似的花瓣落下来,像六月的雪,我们称为“又一个夏天冤案”。
当我第二次看到花开的时候,我迎来了高一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暑假。大把大把的时光从指缝中溜走,留下了许多叫知识和情感的东西被紧紧地握在手中。
高一暑假的最后一个月,我过了16岁的生日。朋友说你又长大了一岁。小顺说,你又老了一岁。小顺总是那么悲观,他始终坚信“面包落地的一面涂着黄油”的理论。我不想那样。不管我是长大了还是老了,也不管是快乐还是悲伤,我的高一毕竟过去了。我不想过于开心或是过于伤感,心如止水是种很好的状态,我一直在努力。
再见,我的高一。
(指导教师 曾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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