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方方作品的知识分子使命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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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袁寒英
【摘要】作为新写实作家的方方,在她的创作中,以迥异于其他新写实作家的方式显示出其强烈的知识分子使命意识。本文从她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人性的逼视、对现实的关注以及对女性写作的超越论述方方所表现出的知识者作家的操守和品格。
【关键词】方方小说 使命意识 知识者作家
【中图分类号】B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b)-0208-02
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涌动,一些知识分子自觉卸去文学创作中的使命感,甘愿沦为写者,淡化甚至驱除精英意识,使得文学成为文人的一种自我娱乐,失去了对社会现实积极的干预功能。而方方却睿智、冷静地从“时代意志”和“广场意识”中抽身而出,回归到真正的作家的行列,自觉地肩负起知识者作家的使命,悄悄地实现着创作立场与写作身份的还原:焦聚人性,阐释生命,探究命运。以自己对人生对人性的思考让人们在文本中以文学方式去体验、解读、传达人生的复杂与神秘,人性的高尚与卑劣。
1 淡化使命意识,逼视人性深渊
方方一直视文学创作为自我生命存在的方式之一,她称自己的写作是“为内心写作”。并且我们透过方方的作品可以深刻的感悟其作品中强烈的社会价值拯救和人性救赎思想。但方方从来拒谈写作使命。从来不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神圣意义扯在一起。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依然坚持以“知识分子的写作使命”来概括方方的创作作风。因为在方方的作品之中,对现世人生的极度关注乃至于焦灼所表现出来的使命意识总会使读者产生强烈的震撼。她立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实生活,价值选择根植于当下的现实生活,显示出方方知识分子立场与传统知识分子立场的异质性:书写现实生活,又超越现实生活;直面“俗”的琐事,透露“雅”的情怀。其代表作《风景》中肮脏龌龊的“河南棚子”里十一口人家由于生存环境的狭仄所透视出来的恶俗的生活画面,七哥为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抛却道义放弃真爱的挣扎,《落日》中人性的荒原图景的展示,《随意表白》中爱情理想的破碎,《祖父在父亲心中》中那位“书生一般地活着,勇士一样地死去”的儒雅而又尊严的“大知识分子”人格的彰显和萎顿而懦弱的知识分子人格批判。一幕幕人类残酷生存风景,不能不使人对人性进行深层的思索。作者要就是通过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与当代困境,人生情爱的当下困厄及其消解与绝望,人生命运的历史轮回与历史宿命等方面,真实、广泛而深切地收纳描写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期的人的生存状态、精神形式和命运形态。因此,李俊国教授曾指出:“方方小说是一位生命智者穿行于社会转型期中国的当代生命的年谱与心史,是有着相当真实程度的当代人生浮世绘,有着相当的生命体验深度的人性写真,有着相当历史理性的命运交响曲。”[1]
2 立足现实关怀,抒写理想情怀
首先,方方的理想主义是一种立足于现实土壤的理想而不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理想主义是知识分子传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方方的理想主义具有个人性,是基于对人类生存的健朗、文明精神价值的坚守,以及人生于俗世却超越俗世的那份精神追求。方方希望人们心中都能保有美好的向往和追求,有“正常的美好的生存方式”。这首先表现在她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和人的生存状态的理解和认同。她认识到人在追求改变自身命运和生存状况、追求生的价值和意义过程中充满着挣扎和苦斗,人性的正负两面相互缠绕,交织着复杂的矛盾。我们一面对七哥的不择手段的向上攀附心存责难,但又有谁能真正感悟到生活在“河南棚子”粗砺贫困的生活景况和七哥缺乏温爱噩梦般的成长历程?同样,我们在面对陆建桥姐弟交仇、丁氏兄弟弑母时,也会遭遇同样的尴尬。这里面可以说寄予了作者对生活在底层人民生活的同情。但她与池莉等新写实作家对世俗自然主动地认同,带有一种平和温馨、默契的怡然自足者心态不同,她绝不在叙述中化解矛盾、消解悲剧意识。而是通过极具生存本相真实意义的叙写,让事实说话,展示潜藏在故事背后的精神底蕴。其次,在方方作品中,她的理想主义通过“隐喻的道德框架”对人性进行救赎。作者虽然认同每个人为了生存都有自己选择生存方式的权力,但在选择的同时,也就承担起了相应的责任。这可以说是萨特的存在主义的一种阐释。作为一个作家,她只是作为一个叙述者冷静客观地还原生活本相,而把对人性精神价值的坚守,内化为自己生命中“一种隐喻的道德框架”。透过非人式的物质生存与精神畸变状态的描绘和刻画,将生命中“隐喻的道德框架”与笔下裸示的非人的生存与非人性化的恶俗画面,形成一种显豁的价值对峙,在这种价值对峙的互文空间,作家虽然不对现世风景、人物世事作任何道德裁决,但是,读者依然感受到人性溃败文明夭折的灵魂悸颤。第三,方方的理想主义以叛逆和抗争的绝望来完成对完美理想的坚守。方方笔下不仅展示了人类生存环境对人异变的悲剧,更是透过一系列直面生死的生存绝境来传递出一种价值理想的坚守。《暗示》中叶桑面对名存实亡一片虚空的婚姻,在理想的召唤下和姨母一样,选择了自杀以了断纷扰,完成了对理想爱情的坚守。在这里,作者为叶桑选择的出路是一种诗意的死亡,她让叶桑在死亡中投入另一个男性无法理解的绝美世界:雾锁江面,红霞点染,昔日梦境如在眼前,江水欢快,涌动着无尽的召唤,诗意的死亡画面为我们的生命找到了美的归宿。而《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中的黄苏子,面对爱情亲情人性的荒原,选择了飞蛾扑火似的堕落:白天是体面的白领丽人,晚上则是“琵琶坊”里一只廉价的“野鸡”。她透过自己向传统的决绝的态度和人生姿态对现实社会做着充满绝望的反抗。而《树树皆秋色》中的华蓉则以一种投入自然怀抱的诗意回归,表达了对世俗爱情的不满。这些女性坚守爱的纯洁与纯真,忠诚与愉悦,她们需要异性的爱,但绝不为此放弃自己的爱情理想,绝不为此降低自己的人格。她们洞穿了男性的萎顿与自私, 渴望情爱却从情爱中抽身逃离,她们以叛逃的姿态,表达了对世俗的爱情的决绝。当现世难以保全那份执著时,她们采取了有意亵渎的方式,但骨子里透出的依然是一种无奈的驻守。
3 超越女性写作,彰显知识者气质
在《方方――超越与品位》中,王绯对方方有着这样的认识:她“在写作中获得了可以超越性地注视处于与无限关联中的有限之物的自由:既可以轻松自如地超越自我,又能恰到好处地超脱现实,无论面对自己还是面对这个世界,她都要凭着这样一份来自超越的自信,尽情尽兴地品尝和玩味其中。”[2]“超越性”可以说是方方写作姿态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即便是她写世俗、写女人的作品中,依然以她固有的文人品性,传达出一种超越中的自信。她在对女性情感和女性命运进行深切关注和描写的同时,特别强调一种理性认知与知识分子书写立场,坚持世俗化时代的人文操守,从而超越了一般的性别写作。作品既表现出面对现实纷扰而产生的一种无边无际而又无言无奈的痛苦,又有对理想信念的执著追求和坚守。通过女性命运的悲剧性质去表达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存境遇的思考和同情。在绝望中突围与突围的绝望,成为方方小说中最为醒目的“风景”。
中篇小说《暗示》讲述的是一个乱伦的故事。但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情节的大肆渲染,而是透过自己和妹夫的偷情,父亲和姨母的爱情悲剧,向命运发出了诘问:“这本不应该是空的啊,它为什么是空的呢?如果空着,打开的意义又是什么呢?”[3]自己精心守护的爱情是空的,小妹天真憧憬的爱情是空的,父亲和姨母灵肉合一的爱情最终也被一具婚姻的空壳所取代,在这种虚空中,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延续着自身的罪恶。人生终究不过是一种虚无啊!对人的终极追求的价值取向的反复思考使叶桑在渐渐领悟了命运的暗示之后,如同船过水无痕一样,叶桑以她的纵身一跃,完成了她的生命旅程,展示了一个在下坠中升腾的完美形象。在这里,作者超越了对于婚外恋等具体问题的纠缠,而是通过对于人性面对命运时的不同态度,对人类的一些本质问题作了哲学层面的拷问,因而使作品具有了形而上思考的深度。
在《在我的开始就是我的结束》中,方方则通过黄苏子在环境逼迫下自我人格的分裂,以至最终的毁灭的故事,对造成黄苏子悲剧的生存环境的缺陷和鄙陋作了深刻的揭露。在这个很可能被一些女性作家大肆渲染卖淫情节的叙述中,作者不仅关注了女性的生命状态,更对这个社会中人的普遍状态进行了透视。她传达的是对文化,对社会体制,对人际关系的认识与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表现出了一种超越性的关注:对人的生存境遇的俯视和同情。
而另一篇作品《奔跑中的火光》作者则把目光投向了社会转型期一个当代乡村女子--英芝的身上。英芝是一个乡村新女性的代表,她有着男女平等的意识和独立自主的要求,有着敢想敢做的品格和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她不愿像母亲那样以一辈子牛马般的劳役和生育来换取可怜的家庭地位,不愿悄然无声地生,艰辛悲苦地死。但是,狭窄的人生视野和积淀在意识深处的传统文化观念,让英芝对现实的认知以及自身价值的定位都走入了误区。没有现代知识的支撑,英芝的行为常常缺乏理性支配,往往只听凭本能驱使,陷入盲动之中,舞台上浮浪的声色和初次演出轻松赚取的金钱,让英芝迷失了自我,英芝将自身价值的确认建立在男性欲望目光下的女性躯体上,把青春、美丽、风骚当作了资本与才能,并且试图以此来获得做人的尊严。但是,在男权话语时代,女性只是他们的工具,赚钱的工具,欲望的工具,传宗接代的工具,生存的工具。当英芝以自己出卖自己的肉体而无法换得做人的尊严的时候,悲剧终于发生,被逼上梁山的英芝愤而杀夫,毁灭的悲剧散发着震撼人心的力量。在生存与苟活的纠缠、挣扎、搏斗中,英芝呈现出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和反抗精神,英芝的困惑不只是对自己的生存环境的质疑,而是当前普遍存在的妇女问题的一种深刻的揭示与反映。方方以自己的使命意识,贴近农村女性特别是变革时期农村女性的生存状态,以深沉的人生况味和真切的叙述表达了对现实生活和女性命运的倾情关注,以悲剧形式表明在当今中国农村,新与旧的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对抗,男权的压迫和女性自发的反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从而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自觉。
著名学者李俊国教授指出:“确认作家文学创作是否具备知识者身份意识,恐怕关键在于从他(她)生存创作状态中分析其生命情怀、致思方式、书写姿态、价值选择是否具备知识者必备的质素”。[4]方方作品中表现出的对理想启蒙立场的自觉认同,对文化批判意识的自觉承继,对时代、社会、人生使命的积极参与,对人性的悲悯同情,对价值理想的执着坚守,让我们看到了方方作为一个知识者作家的操守和品格。
参考文献
[1] 李俊国.知识者作家的写作姿态与小说精神―论方方小说的知识者身份特征.《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2] 王绯,华威.方方:超越与品位.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
[3] 方方.暗示.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4] 李俊国.知识者作家的写作姿态与小说精神―论方方小说的知识者身份特征,《荆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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