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发展研究综述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马瑞瑾　陈　旭

　　【摘要】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是学前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核心成分,对儿童未来情绪、个性和社会性的发展都有极其显著的影响。不同研究者对儿童情绪调节的策略有不同的分类。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在应对不同情境时的情绪调节策略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综述了已有研究对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发展及其生理、心理基础和主要影响因素的解释,并指出已有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09)04-0041-05
　　
　　学前儿童在社交情境中会遇到各种问题,从而产生消极或积极的情绪反应。为了应对这些反应,儿童会根据情境选择合适的方式,主动运用各种策略来控制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当面临一些异常刺激时,有的儿童选择回避和退缩,有的儿童表现出攻击性行为,还有的儿童能重新对问题进行思考。具有情绪调节能力的儿童知道在人际交往中如何根据需要隐藏或改变情绪反应,能利用一些策略去调节情绪。儿童选用何种策略来调节自己的情绪非常重要,其结果具有长期或短期的效应,会对儿童的情感、认知、社会行为、心理健康等产生不同的影响。Gross(2002)研究发现,采取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会对不同的情绪及情绪的不同方面产生不同的影响。〔1〕
　　
　　一、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划分
　　
　　学前儿童用于调节情绪的策略虽然多种多样,却可以按一定的标准将其分为几类。
　　实证研究往往按观察结果划分不同的情绪调节策略,这种分法可操作性较强、易理解。陆芳、陈国鹏(2007)结合前期观察结果,把幼儿的情绪调节策略分为六种:自我安慰、替代活动、被动应付、发泄、问题解决和认知重建。〔2〕 姚端维、陈英和、赵延芹(2004)则将其分为建构性策略、破坏性策略、回避性策略和释放性策略。〔3〕按观察结果划分,不同分法中的类别有的可以相互替换,且缺少理论模型的支持,每位研究者都根据自己的标准单独进行分类,缺乏进一步的修订和整合。
　　有的研究者则根据自己建立的情绪调节理论模型来分类。这类分法的理论性、系统性较强。在应对方式模型中,Lazarus和Folkman根据个体是企图从外部还是内部改变事件,将情绪应对策略分为问题中心的应对和情绪中心的应对两大类。〔4〕在情绪过程模型中,Gross提出了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这两种常用的情绪调节策略。〔5〕 然而这类分法并不是专门针对学前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的,且在实际观察或实验中的可操作性有待进一步加强。
　　另外,上面所提到的情绪调节策略都是针对消极情绪的,没有涉及积极情绪的调节。黄敏儿、郭德俊(2001)在研究中以Gross的情绪调节策略理论为基础,发现在积极情绪调节中,儿童更多采用重视和宣泄两种策略。〔6〕
　　
　　二、不同年龄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运用
　　
　　 (一)儿童情绪调节策略运用的发展
　　学前儿童运用情绪调节策略的总体特点是: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儿童,替代活动都是其最主要的情绪调节策略,而发泄和自我安慰策略则运用最少。问题解决、认知重建策略的运用随年龄增长而增多,发泄策略则随年龄增长有减少的趋势。
　　3岁儿童使用发泄策略明显多于更为年长的儿童。姚端维等(2004)通过比较策略使用的年龄差异,发现3岁儿童更倾向于使用情绪释放策略。〔7〕Stansbury等(2000)的研究结果表明,发泄策略的运用随年龄增长而递减的趋
　　势显著。〔8〕陆芳、陈国鹏(2007)的研究也发现对于发泄策略的运用,3岁儿童与4岁儿童、3岁儿童与5岁儿童之间均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9〕
　　4岁是儿童运用自我安慰策略的一个分界点,儿童4岁以后运用自我安慰策略少于4岁以前。陆芳(2004)观察发现,3岁儿童与5岁儿童在自我安慰策略的运用上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但3岁儿童与4岁儿童、4岁儿童与5岁儿童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10〕姚端维等(2004)发现,4岁儿童较多使用建构性策略。〔11〕
　　3岁儿童与5岁儿童无论是在运用积极还是消极调节策略时都存在显著差异,而3岁儿童与4岁儿童只在运用积极调节策略时存在极其显著的差异。陆芳、陈国鹏(2007)的研究发现,5岁儿童对认知重建策略的运用虽不常见,但明显多于3岁和4岁儿童。〔12〕Kochanska(1994)提出,认知重建或许是学前儿童面对挫折时所能达到的最高级的应对方式。姚端维等(2004)的研究却表明,5岁儿童使用回避策略要多于3岁和4岁儿童。〔13〕
　　侯瑞鹤、俞国良(2006)研究发现,总体来说,儿童使用平静化策略远远多于其他策略。〔14〕Gosselin等(2002)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平静化策略是儿童最常用的情绪表达策略,但儿童在积极情境下更多使用平静化策略,在消极情境下则更多使用掩饰表达策略。〔15〕原因可能是用平静的方式来隐藏积极情绪更容易为他人所接受,而且也不会显得太夸张。
　　(二)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发展的生理及心理基础
　　Tager-Flusberg(2000)的研究发现,皮质抑制机能是实施情绪调控的生理前提,神经系统的发育直接影响着调控能力的形成和发展。〔16〕个体绝非一出世就具备了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初生的婴儿几乎完全受冲动和欲望的影响,很难长时间进行同一种活动,也不能控制自己的欲望和情感。随着大脑皮质机能逐渐完善,兴奋和抑制越来越趋于平衡,儿童逐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调控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因此,大约3~4岁以后,儿童逐渐发展出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能力,但仍不十分明显。5岁是其变化过程中的转折点,5~6岁儿童大多具有一定的情绪控制能力。可见,生理机制的成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情绪控制能力的发展。
　　从生理学意义上说,情绪调节可以看作是一个使有机体从激动状态回归平静状态的体内平衡过程。Fabes等(1994)研究发现,心脏的基本活动方式预示着有机体抑制体内平衡以应对刺激的潜能,以及自我调节以恢复体内平衡的潜能。面对新奇刺激时,那些心率维持在较高水平的儿童更容易产生害羞、恐惧的反应。在一个啼哭的婴儿面前,学前儿童的心率变化与其安慰行为(情绪调节策略)之间显著相关。〔17〕心率会因年龄、性别及其他生理情况而不同。儿童年龄愈小,心跳愈快。
　　Davidson等(2000)从神经系统科学的观点出发,认为情绪调节包括内隐的、自动的情绪产生过程和主动的情绪调节过程。〔18〕当个体受到情绪刺激时,先是经历自动的情绪产生过程,该过程更多的是与边缘神经系统、海马回、杏仁核等神经系统的变化有关,然后经历主动的情绪调节过程,该过程主要与认知调节以及个体对有关情绪肌的抑制与调节有关。该假设也得到了Jackson等人(2000)实验的支持。〔19〕
　　Sullivan(2000)提出了心理理论两成分模型(即社会知觉成分和社会认知成分)。他认为,社会知觉成分出现较早,它的初始发展发生在3岁以前,新生儿就已能对人的面孔和声音作出不同的反应;而社会认知成分则在3~4岁间表现出从无到有的改变,儿童直到5岁才能普遍通过社会认知任务的测试。〔20〕由于情绪调节涉及儿童对他人和环境的理解、认识及预测,因此儿童需要对自己、他人以及环境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种社会认知的发展促进了情绪调节能力的提高。
　　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在成人的指导和教育下与社会、他人及环境互动的内容和形式越来越丰富,积累的实践经验也越来越多,3岁后儿童的语言能力迅速发展,这使他们能越来越多地内化外在的标准、规范和价值观,有意或无意地抑制自己的冲动行为,由此,儿童调控自我行为、情绪和认知的能力也不断提高。

　　
　　三、影响情绪调节策略运用的主要因素
　　
　　(一)气质表现度
　　气质表现度是指在情绪表现行为上稳定的个体差异。总体说来,高表现度的个体在拥有某种情绪时会比低表现度个体显露出更多与这种情绪有关的外在行为。
　　Gross(2000)的研究发现,在观看反映正性情绪的影片时,高表现度的儿童更愿意显露出自己的正性或负性情绪,难以抑制自己的真实情绪;而低表现度的儿童控制力较强,能较好地控制情绪尤其是负性情绪。〔21〕
　　Eisenberg等人(1997)指出,要预测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必须评估两个重要的气质维度,即情绪强度和调节程度。他们认为,中等水平的调节和中等强度的情绪的组合可能是最佳的,因为这样的儿童具有情绪表达能力、计划能力、以问题为中心的应付能力以及灵活运用各种情绪调节策略的能力。〔22〕
　　(二)性别差异
　　不同性别的儿童在表达愤怒情绪时存在显著差异,女孩更善于调节愤怒情绪,男孩则更多地出现破坏性行为。陆芳(2007)认为,男孩似乎觉得他们在选择表达愤怒的方式时较少受限制,因而更多地考虑如何使自己心里更舒服;女孩调节消极情绪的能力更为明显地受到父母和社会化的影响,对女孩的愤怒加以管理和控制也是文化习俗之一。
　　女孩采用哭泣策略多于男孩。在个体发展早期,男孩和女孩在采用哭泣策略时所接收到的父母给予的信息是不同的。万晶晶等人(2002)研究发现,母亲对女孩充分表达自己的快乐和悲伤是持支持态度的,对女孩的哭泣也不会严厉禁止;而男孩在早期就被要求要坚强,不轻易哭泣。〔23〕因此,女孩比男孩更多地采用哭泣的策略来释放情绪。
　　(三)儿童的社交地位
　　Mostow(2002)认为,儿童倾向于接受能更好地调适情绪、更为社会化、经常表现出正性情绪的同伴,而经常表现出负性情绪的儿童会更多地体验到同伴的拒绝。〔24〕Maria等人(2003)发现,“暴力”不利于儿童被同伴接受和与同伴建立友谊,解释自己愤怒的感觉或和解则有利于同伴的接受。〔25〕因此,儿童为了被同伴接受,必须学会运用合适的情绪调节策略。
　　儿童的社交地位影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的运用。罗峥等人(2002)的研究显示,低社交地位的儿童在与高社交地位的儿童交往时,很少会采用攻击性策略,而经常表现出恐惧和顺从。〔26〕
　　不同同伴关系和社交地位的儿童在情绪调节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李梅等人(2005)认为,受欢迎儿童常采用情感求助、认知应对和情绪表露三种策略,被拒绝儿童常采用压抑的方式,被忽视儿童则常采用回避的方式。〔27〕这表明采用积极的情绪调节方式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有争议儿童和被忽视儿童在集体中处于一种比较特殊的地位。邹泓(1998)在研究中指出,有争议儿童一方面具有与受欢迎儿童相似的领导行为,另一方面也具有与被拒绝儿童相似的攻击性。〔28〕
　　(四)儿童与照料者之间的互动
　　Denham(1998)指出,个体差异的存在除了某种生物学原因之外,还应该有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她提出了情绪能力原因论,指出照料者与儿童之间的互动也是形成情绪调节个体差异的重要原因。因为儿童的情绪调节基本上是在与照料者互动的情境中发展起来的,照料者为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提供了发展的结构或框架。〔29〕Roberts和Strayer(1987)研究发现,有一些父母倾向于让孩子隐藏或压抑他们的情绪,而另一些父母则更强调直接解决问题或寻求社会支持。〔30〕因此,来自父母的差异势必会影响儿童自身的情绪调节能力。
　　父母还常常会引导儿童在情绪表达上接近文化和家庭规范。有的父母不仅会教给孩子情绪表达的规则,而且会明确指出调节情绪的方法。Wang(2001)的研究表明,如果母亲在与孩子讨论情绪时侧重于对情绪作详细的因果解释并与孩子积极互动,讨论内容多侧重于个人的主题以及孩子的自主和偏好,儿童就更愿意表现自我的情绪;相反,如果母亲很少对情绪作出解释,讨论时主要是对孩子进行批评教育,讨论内容多侧重于社会常模、道德准则和适宜的行为,儿童就会在社会情境中更多地运用规则来控制或调节自己的真实情绪。〔31〕
　　
　　四、现有研究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情绪调节是社会情绪能力和心理健康的整合过程,对儿童未来的发展有显著的影响。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已有了一定程度的研究,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也陆续发表,但是目前看来,已有的研究尚存有不少缺陷,很多问题仍有待研究。
　　第一,情绪调节策略似乎不能简单地按消极与积极来划分。选择情绪调节策略的标准是什么,这在具体情境中无法给出统一的答案。同一种调节策略在一种情境下是积极的,在另一种情境下可能就是消极的。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可能有:(1)情绪调节策略的选择总是发生在特定的情境中,因此,能适应一种情境的策略不一定能适应另一情境。(2)情绪调节策略是否有效取决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因此,策略的选择存在着某种个人标准,这种标准可能与基于普遍期望的外部标准不相一致。例如,面对挑衅,攻击能力较强的儿童认为制服对方是最好的情绪调节方式,但有的儿童可能认为告诉教师或家长是最好的策略。(3)同一种情绪调节策略还会因儿童的年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意义。例如,3岁儿童使用自我安慰策略在很多时候比使用发泄策略更受欢迎,但如果到了5岁仍过多地使用自我安慰策略,就需要引起重视了。(4)情绪调节策略本身也有个适度使用的问题。任何情绪调节方式或方法,如果使用不当(不足或过度) 都会产生适应不良或失调的问题。例如,儿童不可能从来不采用回避策略,但使用过度则会影响其发展。
　　第二,情绪调节策略的分类存在问题,各种研究采用不完全统一的编码系统和策略分类,因此很难整合这些研究结论。有些功能、意义模糊不清的行为在策略分类时会出现难以明确归类的问题,今后的研究可借鉴情绪维度和情绪的分类,对情绪调节策略作多维度、多水平的划分。
　　以往关于情绪调节策略及其发展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研究消极情绪的调节,所谓最好的情绪调节方法也大多是针对消极情绪而提出的。而实际上,为了适应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如果积极情绪过于高涨,也必须进行调节。而积极情绪的调节有哪些策略、是如何发展的,目前的研究仍较少。
　　第三,影响儿童选择情绪调节策略的各因素彼此交织。因此,今后的研究不仅可以继续横向或纵向考察各因素对儿童策略选择的影响,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解析影响儿童策略选择的独立因子,进而探讨影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发展的潜在因素。
　　尽管有研究发现不同社交地位的儿童采用的情绪调节策略有所不同,可是究竟哪个是因、哪个是果,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证明。
　　国外研究者发现,照料者为儿童的情绪调节能力提供了发展的框架。然而在我国文化背景中,父母或其他照料者较少与儿童就情绪调节问题进行沟通,也很少教儿童如何调节情绪。那么我国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是如何受到其照料者的影响的、影响效果如何,这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揭示。
　　在我国,独生子女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与多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中的儿童与父母等照料者的情感互动是不同的,而且独生子女在日常生活中没有与其他兄弟姐妹的情绪沟通,那么,他们的情绪调节策略如何发展,与多子女家庭的儿童有哪些不同,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第四,学前儿童情绪调节策略真正的发展过程和机制仍不明确。受研究规模的限制,现有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具有很好的外部效度。每一个年龄段儿童的情绪调节策略使用情况需进一步系统化,并建立标准。明确每一种策略真正形成并为儿童所运用的关键期,有利于我们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采用不同的教育方式。如对3岁儿童不要强求他们采用认知重建策略,而5岁的儿童如果仍以发泄策略为主,就要引起教师和家长的重视了。此外,我们应重视占绝大多数的“中间层”儿童,避免只聚焦于研究极端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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