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笔下女性悲剧命运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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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吴晓东
摘要: 福克纳所塑造的美国南方社会中的一系列女性人物形象,具有生动性和可感性,反映了美国南方社会的生活内容。作品中的南方女性大多以自我毁灭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她们的毁灭不仅是因为她们寻找外部世界和自我世界的希望破灭,更重要的是她们自我生存意识的必然选择,但无论采取哪一种形式生存,她们都是为了寻求南方社会对女性作为人在社会中拥有与男人同样的基本生存权和正常的生理需求,期望在男人参与的南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中发挥自己天赋中的自然本性。本文通过对福克纳主要作品中南方女性形象分析,挖掘沉积在南方妇女身上的重负和偏见,剖析了其悲剧命运的根源。
关键词: 福克纳小说女性形象悲剧根源
在福克纳的小说中,女性占有相当的分量。他一共塑造了六百多个有名有姓的人物,其中有各式各样的黑人、印第安人及白人,有商人、牧师、律师、医生、军人、妇女等,主要人物在他的系列小说中穿插出现。美国南方社会的变迁,各阶级各阶层人物社会地位的沉浮升降,各种类型人物精神面貌的变化,都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反映。更可贵的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描写生动、内涵深刻的女性形象。福克纳笔下的南方妇女大多以自我毁灭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如《喧哗与骚动》中的凯蒂自我堕落,《圣殿》中的坦普尔自我放纵,《押沙龙,押沙龙!》中的罗莎自我消亡,《八月之光》中的朱安娜自我沉沦,《献给艾米莉的玫瑰》中的艾米莉自我禁锢,等等。这些女性的自我毁灭,都凄惨地述说着南方妇女苍凉、悲艳的人生,使读者在震撼之余感悟到南方社会的荒诞。透过充斥女性异化和女性失落的南方社会现象,从女性的社会层面、个性层面和生命层面上解读福克纳笔下女性的自我毁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南方传统对南方女性的压制与摧残。
南方妇女无论是在是在南北战争前还是在南北战争后都处于十分特殊的地位。整个南方社会强调种族、阶级和性别,信奉男尊女卑、白人优越论和庄园主高人一等的思想。南方妇女一方面“被看成谦逊、贞洁、虔诚、自我牺牲等一切美德的化身和家族荣誉及社会声望的代表,另一方面女人又是祸水,是一切罪恶的渊源”[1]。南北战争南方的失败宣告了奴隶制种植园经济的结束,否定了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南方传统与价值观念。接受失败是痛苦和尴尬的,而接受新的价值观念更非一朝一夕之事。男人们被绝望和挫折吞噬着,而生活在这些男人世界中的女性们则趋于内向爆发。在《押沙龙,押沙龙!》中,康普生先生说:“多年以前,我们在南方把妇女变为淑女,战争来了,把淑女变为鬼魂。”小说中的罗莎富有强烈的家庭和社会参与意识,她关心姐姐的婚事,却被父亲粗暴地赶出门外;希望加入欢迎前方战士的游行之中,或照看伤员,却被父亲锁在屋内;幻想帮助身边的亲人,却没有一个人真正注意到她的安慰和存在。即便是在自己孤独和痛苦之时,为使塞德潘重整旗鼓、重建家业,她仍然接受了自己心目中“妖怪”和“魔鬼”的“求婚”,但塞德潘只是把她视为重建其“王朝”的工具,因而提出“试婚”的建议,使她一生都禁锢在愤怒和仇恨的绝望之中。一个对生活有着无限憧憬的淑女就这样毁灭了。
作为女人,无论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都有自己的主体世界和物化世界,都应有作为“人”的地位和起码的权利。要求社会对女性自我的尊重和认可,对女性自身价值的确认,以及与男人享有同等权力的女性意识,是南方妇女向作为女性世界对立面的父权制社会体系及其相应的种种男权意象最强烈的呐喊和呼唤。在男性占绝对中心的南方社会,女性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和照看家庭的奴仆,是社会的配角,被剥夺了参与社会的机会和权利。寻找自己的外部世界,找到属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争取与男人的平等权是福克纳笔下女性自我意识首先表现出的直接形式。
南方女性对外部世界的寻找还表现在对南方传统思想的反叛与抗争。清教主义的妇道观和种族主义是南方社会的两块基石,像两座大山一样重重地压在南方妇女头上。南方女性拥有与男人同样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内心世界,但她们却遭到不合理的压抑和摧残,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反叛和抗争之路。《押沙龙,押沙龙!》中的朱迪丝,尽管生活在种族主义思想十分严重的家庭中,但她摆脱了父亲的种族偏见,把黑人当作真正意义上的人来看待。她热情地帮助黑人,照顾黑人伤员,不顾家人的强烈反对,一如既往地深爱着带有黑人血统的恋人。当恋人死后,她义无反顾地安葬了他,把他的私生子接到自己家里亲自照看他、保护他,并允许他叫自己婶婶。这些行为举止,向种族歧视盛行的南方社会表明了白人和黑人之间完全能够建立起一种平等和崭新的社会关系,从而也宣告了她父亲罪恶的“宏伟蓝图”的彻底失败。因而朱迪丝也被许多评论家誉为“福克纳作品中最具有宽容心的女性典范之一”[2]。
《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中的艾米莉小姐是一座纪念碑,是一个传统的化身。“艾米莉・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男子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爱米丽小姐在世时,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她是旧秩序、旧道德观念、旧价值标准的化身,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出种植园经济、蓄奴制的崩溃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格里尔生这个姓氏给爱米莉带来了说不完的痛苦和折磨。父亲为了维护门第的高贵和尊严,也为了个人自私的目的,赶走了向她求婚的男人,剥夺了她获得幸福的机会。父亲去世后,她爱上了北方的荷默,但又遭到了全镇人的非议,连牧师和亲属都反对。更为残酷的是,当她以格里尔生家族的执拗与自负,顶住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决定嫁给荷默并同他过一辈子的时候,却发现轻浮的荷默并没有结婚的打算。这时,她的性格使她绝不轻易放弃她想要得到的东西,她毒死了荷默,也把自己一生的幸福埋葬了。从此,她与世隔绝,在封闭的、破落的房子里顽强地挣扎着,努力地保持着她的尊严和骄傲。一个姓氏和一具死尸伴随她度过了几十年寂寞痛苦的艰难岁月。她“高贵、宁静、无法逃避、无法接近、怪僻乖张”,她倔强地保持着自己的个性,不肯顺应时势而随波逐流,她死守旧秩序、旧传统的行为,这使她成了传统观念的牺牲品。通过对爱米莉小姐这个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福克纳对南方旧秩序、旧传统的爱和恨的复杂心情。在这里,福克纳赞扬艾米莉作为南方女人敢于担当风险、战胜各方面的压力,始终忠于爱情,认为艾米莉身上的人性美和个性美是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她对爱情的执著和勇气正是作者所歌颂和欣赏的人类品质,是人类战胜苦难、走向永恒的基础。然而由于爱米莉生活在南方,更生活在特定年代,这就决定了她仍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南方女人,因此,“在她心灵深处始终受到一个枷锁――南方旧传统道德的控制”[3],从而使她在精神上并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弃妇的悲惨命运与性的极度压抑使她的性格心理逐渐发生了扭曲畸变,最终使她变成了一朵“浸润着毒汁的罂粟花”。这使“她的内心永远失去宁静,精神上永远背上一个巨大的包袱,她的灵魂永远处于被拷问、被斥责的地位”[4]。
像艾米莉这样“勇敢、不屈不挠”的南方妇女最终也没有逃脱南方对她的影响,更没有超越南方的道德给南方妇女的种种精神束缚。福克纳借此历史地批判了南方妇女“反抗精神”的不彻底性,以及南方社会摧残妇女的残酷性,艾米莉的悲剧命运自是注定的了。
失去自我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南方女性,无疑导致了内心的痛苦与凄楚,因而产生了一种社会排斥感、孤独感和抛弃感,但她们作为南方社会的母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却是南方男权世界无论如何都无法取代的。她们必须生存,因此,可以说福克纳笔下女性自我意识和寻找外部世界的意识是女性意识的表面层次,而她们的生存意识才是自我意识的实质和核心。南方社会的妇道观和伦理观压抑了她们正常的生理需求,但她们强烈的生存意识使她们不断地寻找着自己认为能够在南方社会生存的方式。为了生存,她们必须达到南方社会对她们所规定的完美及顺从标准,必须放弃自我世界和外部世界,抑制自己作为女性的正常情感和欲望,忍辱屈从地自我消亡,在夹缝中求生存。《圣殿》中的娜西萨,无法容忍其哥哥贺拉斯在为古德文辩护过程中多次同古德文同居而引起众人议论的女人接触,因而背叛了他,并最终导致了他的辩护失败,但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全自己在南方社会中“纯洁女人”的声望,因为南方社会的妇道规范已经使她把名声看得比正义、良心,乃至自己的生命都更加重要,她清楚地知道哥哥任何不“检点”的行为都可能导致自己身败名裂,进而失去生活的基础。然而,正是这个“纯洁女人”,却多年秘密地保留着许多封下流的匿名情书,以慰抚自己作为女人遭到严重压抑的正常生理需求和欲望。《八月之光》中的麦克伊琼太太,一位心地善良、充满同情心和爱心的南方妇女,在清教主义妇道观的压制下,像供奉上帝一样侍奉自己的丈夫,她在家里地位低下,没有发言权,长时期的折磨和摧残磨灭了她的希望和欲望,使她像“一块顺从而暗淡无光的柔软的金属”,或像“已熄灭的灰烬一样”。
当南方女性无法生存下去时,求生的欲望促使她们撕下淑女的面纱,无所顾忌地报复或毁灭她们认为不合理的社会现实,但由于自身力量的薄弱,或缺乏合理和有效的方式,她们往往失去自控力,最终导致自我堕落和自我毁灭。《干旱的九月》中的老处女米妮小姐是挑起事端的罪魁祸首,同时她也很可怜。门第等级观念使她失去了女孩子应该享有的爱情和家庭生活,到了人老珠黄的时候,却只能靠去看电影打发日子,在幻想中度日。但电影带来的美梦毕竟不是生活中的现实。强奸事件引起了人们对她的注意,但这种注意和关心不能消除她郁积在心中的孤独和寂寞。于是她开始歇斯底里,同时朋友们又作践她,为她长了白头发而幸灾乐祸,最终她高烧不退,并患上癫狂病。《我弥留之际》中的艾迪・本德伦因自己婚姻不幸和生活挫折,把怨恨都发泄在家人和学生身上,使自己成为一个虐待狂和自虐狂,甚至死后也要把家人折磨得痛苦不堪。
福克纳笔下女性的自我生存意识并不是简单的忍耐或单纯的反叛,而是顺从、反抗和毁灭等多种意识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影响和制约着她们的思想和生存方式。忍耐和顺从是南方女性对社会,特别是对男权世界最大限度地克制和妥协;而反抗和毁灭则是女性因自我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失落而向男权世界发出的呐喊和抗议。无论女性采取哪一种形式求生存,都是为了寻求南方社会对女性作为人在社会中不仅拥有与男人同样的基本生存权和正常的生理需求,更重要的是她们作为女人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在南方社会、家庭等层面,展示自己天赋中的自然本性。
参考文献:
[1]陶洁.喧哗与骚动新探[J].外国文学评论,1992,(4).
[2]William Faulkner.Clench Brooks.The Yoknapatawpha county.New York:Yale University Press,1963:319.
[3][4]魏玉杰.上帝与撒旦的冲突――福克纳《献给爱米丽的玫瑰》主题分析[J].国外文学,19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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