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经典的颠覆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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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晓红
摘 要： 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经典被解构并边缘化已很普遍，历史人物被戏说也自然而然，我们不难理解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中心已经消解，一切皆有可能。但我们在观察思考的同时也在固执地寻求一个答案：到底孰是孰非？我们在强调“颠覆”的同时是否也应关注“重建”问题，否则我们将往何处去？本文试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关键词： 后现代语境 文学经典 颠覆 重建
2009年4月20日下午笔者作为评委之一观看了一场由外语系学生组织的英语戏剧比赛，其中七个参赛剧目覆盖了古今中外的经典文学故事，学生的表演自然到位，极具创意和想象力。但令人感受最深刻的是：这些学生以自己的理解，用荒诞或戏拟的手法颠覆了我们心目中的经典人物形象，将或严肃、或庄严、或发人深省的内容统统以搞笑的手法呈现在观众眼前，令人在捧腹大笑之余不禁思考这些戏剧表现手法的意义所在。
放眼社会，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更为通俗的电影电视等媒介，“轻松”、“搞笑”似乎都已成为导演和观众的偏爱。细细一想也不难理解：在竞争如此激烈，压力如此巨大的现代社会中，人们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缓解压力带来的巨大心理疲惫感。在笑过之余不必思考太多，没有任何负担，何乐而不为呢？经典虽然经典，但看得多了似乎有点乏味之感，因此，用现代手法重新解读演绎经典可谓极富创新色彩。正如2006年火爆荧屏，观众喜爱的古代情景喜剧《武林外传》，初看荒诞不经，再看发人寻味。
观众往往因年龄层次、心理需求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感受。据笔者所知，学生们喜欢看轻松的喜剧片，所以不难想象，假设那天的戏剧比赛由现场观众当评委的话，结果必定是那部以“颠覆”为己任的《荆轲刺秦王》获奖。出现分歧时人们总爱思考这个问题：孰是孰非？这就是笔者想要一探究竟的问题。
我们首先应当看到，这种以“颠覆”为己任的文化现象产生于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同的时代，即“后现代时代”。作为新生代的一种价值取向，后现代文化表现出及时行乐、无深度表现、破坏秩序、解构正统等特点，这中间就包含拆解中心、拒绝规律与逻辑、游戏化和无主体化的倾向，对真理和唯一持一种调侃和嘲弄的态度，以轻松搞笑的方式掩盖对严肃问题的思考。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追求外在表现形式的怪诞，因此，荒谬过多，对于作品的内在价值追求不够，具有社会意义和批评内涵的较少。
在后现代已成必然之时，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却坚持认为：“现代性是一项宏伟的工程，尚未完成，它具有开创性，后现代性是可能的。我们必须重建新理性。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交流对话理论，达成共识，重振现代性。”（朱立元，1997：45）这一理论观点的提出引起了人们的讨论：理性的脆弱和现代性的虚无早在二战时期就已被证明，为何我们还需要重建理性？实际上这一问题不难回答：当理性被全盘否定时，注定一些有用的东西也如洗澡盆中的孩子一样连同洗澡水一起被泼掉了；正如人们在宣扬后现代的同时无意识地解构了自己，而这无异于自我毁灭。因此，有人认为“我们解构后现代，也应当建设后现代”。（冯建、李先君，2005：12）关键是如何建设呢？
学生们演出的一个剧目作出了很好的回答：他们将安徒生名作《皇帝的新衣》改编成了《皇后的新衣》，整体情节不变，唯一不同的是主角变成了自以为美丽的皇后。女性的爱美之心世人皆知，叶芝曾在《亚当的诅咒》一诗中说道：“生为女人就是要知道――我们必须为美丽而辛劳。”（1997：231）于是这位为美丽而“辛劳”的皇后很自然地落入骗子的陷阱。这个演出小组采用了“反传统”的戏剧表现形式：由一位高大潇洒的女生扮演宠溺皇后的慷慨国王，而皇后则由一位男生来扮演。他一改男生固有的阳刚、庄重、潇洒之气，语言夸张、举手投足矫揉造作，把一个虚荣爱美的皇后以极度夸张的表演展示在大家面前。戏的高潮部分是这样呈现给观众的：当“新衣”做成，皇后穿上“新衣”（实际是脱去外面的长裙，以一身运动衣裤展现在大家面前），观众直面的是这样一种强烈的对比：不是皮肤白皙的美女而是汗毛粗重的男子汉，在这种视觉刺激下，想象被激发，反讽的效果前所未有地强烈。而正当皇帝皇后翩翩起舞之际，一个小孩的声音传来：“可是，她什么也没穿啊！”“他”变成“她”，其效果更加显著，不言而喻。
笔者认为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重讲”故事的范例：只做小小的改动，却实现了更为有效的表达。因为它抓住了女性天性爱美这一人所共知的特点，从而迎合了观众的心理需求。该剧之所以落选一等奖，并不在于它的编导、表演，而是它缺乏正剧特有的震撼人心的效果。适逢圣诞节，《白雪公主》中七个小矮人出场时的歌唱，节奏名快，很能迎合观众的心理，而扮演白雪公主的女生也颇有公主气质，继母也着实凶狠毒辣，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之这个经典童话剧目仍然受到了大家的喜爱，这也体现了经典的魅力。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后现代思潮是一种反文化，是用破碎的艺术应对破碎的世界，但这注定无法将破碎的心灵重新弥合，无法弥合，干脆放弃，但还是心存希望。”（朱立元，1997：23）这种希望也是我们这些观者所保持的：当英雄荆轲的形象彻底被颠覆成一个儿女情长、贪生怕死的市井小人，恐怕观者心目中更怀念那“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境。在这样一个反英雄的年代，我们呼唤英雄，因为他们是我们这些平凡人的梦想，套用一句广告词：人类失去梦想，世界将会怎样？恐怕只有迷茫和混沌。而一旦矮化英雄成为艺术创作的新模式，对英雄人物过度世俗化的描写将弱化“崇高美”，就不利于建构当代社会的精神。
尽管后现代认为对终极意义的追寻是无用而徒劳的，但颠覆后的世界只能是一片支离破碎的残骸，颠覆如果不以重建为目的，这样的颠覆也是无法维持下去的。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我们应该重建的是新时期的经典文学，而重建实际上也是对原有经典的一种超越，目的是使文学经典在后现代语境下继续发挥其经典的影响性和启发性，以飨当代人和后来者。人生也许只是一场戏，我们又将如何来演呢？正也好，反也好，关键只有一个：打动观众。我们会看到：观众“并不想被留在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里，总要给他们些希望，哪怕只有一丝光亮也足矣”。（刘建国，2004：54）因此，最后我们也提出一个小小的建议：不妨在拆解了一个世界以后，重建另一个世界，让人类的存在延续下去，让人类的梦想延续下去。
参考文献：
［1］冯建，李先君.后现代文化与宽容［J］.社会科学论坛，2005，（10）：12-14.
［2］刘建国.后现代语境中的文学阅读［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04，VOL.23，（2）：53-55.
［3］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叶芝.苇间风［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1998.
［5］Zhu Gang.Twentieth Century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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