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的企业边界治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回顾与超越

来源:用户上传      作者: 侯广辉

　　摘要：交易成本经济学关于不确定性的研究更多地关注行为不确定性，而忽略了技术不确定性。而单单使用一种宽泛的不确定性概念来指导实证研究，其结果肯定是模糊不清的。通过文献综述发现，在企业边界治理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中存在不确定性的分类问题。在对不确定性进行明确分类之后，笔者提出了一个两种不确定性相向变动的综合分析框架。
　　关键词：不确定性；企业边界；交易成本经济学
　　作者简介：侯广辉(1973－)，男，山东枣庄人，管理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企业理论与治理机制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F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5－0104－04　收稿日期：2007－06－10
　　
　　在经济活动过程中，再没有什么现象比不确定性更普遍了。而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治理不确定性(Knight，1921；Coase，1937)。组织通过边界变动对不确定性作出适应性调整。而在解释企业边界变动的诸理论中，交易成本理论无疑是最主流的理论，它认为组织的存在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随后，经过很多学者的发展，交易成本理论日渐成熟。尤其是威廉姆森(Williamson，1985)将该理论“用于实际操作的努力”，对交易成本进行维度分析，进而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这些实证研究的结果却很模糊：不确定性可能和企业边界之间正相关，也可能是负相关，也有可能是动态变动。这种不一致可能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威廉姆森的解释逻辑存在问题；二是在进行实证研究时，所研究的对象不是同一个概念。二者的关系从集合概念上来讲可能是“相交的”，也可能是“不相交的”。那么这些实证研究结果模糊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能否找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指导未来的实证研究?本文就是带着这个问题，首先回顾威廉姆森对不确定性企业边界治理的论述，并且对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深入探讨，找出问题所在，进而提出一个综合的分析框架。
　　
　　一、威廉姆森关于不确定性的企业边界治理的研究
　　
　　威廉姆森(1985)也承认不确定性的重要性，“社会经济组织中的核心问题，其实就是如何面对、如何解决不确定性的问题”。但他自己在不确定性的研究上，由于过于偏重机会主义行为问题，偏重于人的策略性行为，而逐渐偏离了其早期以及科斯关于不确定性作为环境要素的观点，从而未能全面地考察不确定性在影响企业边界中的作用。这也成为交易成本经济学备受批评的地方之一(David and Han，2004)。
　　威廉姆森(1975)在他早期的研究中，区分了两组因素：一是人的因素，包括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二是环境因素，包括不确定性和小数目条件。通过这两组因素来解释交易成本的来源问题。这两组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市场失灵。需要强调的是，威廉姆森这个时期的研究是将不确定性看作是未来环境的不确定性，并认为人对未来环境不确定性的难以预测以及制定详细适应性的市场合约的能力不足造成了交易困难。因此，在人的有限理性的假定下，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导致交易成本增加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变量。这和科斯原创的交易成本观点是一致的。但在威廉姆森后面的研究中，在交易成本来源的两组因素中，他更加强调小数目条件下的机会主义(1985)，特别是强调资产专用性作为小数目条件的决定因素，从而将资产专用性引入到交易成本分析中，将其作为决定环境变化以及触发机会主义行为的主要因素。由于资产专用性易于测量，所以对它的理论研究和经验验证成为企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但是容易度量的因素并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因素。从最近的企业边界的外部化浪潮来看，把资产专用性作为组织效率的决定因素是值得怀疑的(Coase，1988；Holmstrom and Roberts，1998)。它最多只是决定因素之一，而不能作为最重要的因素。
　　威廉姆森(1985)对不确定性的概念进行了重新诠释。他引用库普曼斯(Koopmans，1957)对于不确定性的研究，指出许多不确定性具有行为的根源；引入“行为不确定性”这个概念，从而将不确定性和机会主义联系起来。他所定义的行为不确定性是指交易方策略性地隐蔽、伪装以及扭曲信息等。很明显，这种行为的不确定性深深烙上了机会主义的印记，这也是为什么机会主义在今天的交易成本理论中被看作中心行为假定的原因。但理解企业边界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机会主义本身，而是不确定性。机会主义只是加剧了问题的严重程度，而并不是导致问题的根本原因(Dietrich，1994)。
　　可以看出，库普曼斯和科斯以及早期的威廉姆森关注的不确定性更具有随机性，而威廉姆森后期提出的行为不确定性更加强调机会主义行为。而交易成本理论认为通过纵向一体化可以减少这些不确定性，从而降低由于市场不完全导致的交易成本。但很显然，忽略另一种类型的不确定性，而采取这种宽泛的不确定性概念，在理论研究上就会出现不必要的争论。而利用这种理论分析框架指导实证研究，其结果肯定是模糊不清的。
　　
　　二、不确定性的企业边界治理的实证结果不明确
　　
　　(一)交易成本理论的实证研究结果模糊
　　交易成本理论关于不确定性的企业边界治理的实证研究经常在“自制或购买”(make-or-buy)决策中进行，而这种决策被认为是和纵向一体化同义的(Davidand Han，2004)。虽然有些实证研究支持高的不确定性程度应该采取纵向一体化的治理模式(Monteverde andTeece，1982)，但更多的实证研究结果是不明确的，甚至是和交易成本理论分析得出的结论相矛盾的。比如，在较早的开创性研究中，沃克和韦伯(Walker and We-ber，1984)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汽车零部件产业中的自制或购买决策。他们使用两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即量的不确定性(volume uncertainty)和技术不确定性(technological uncertainty)来检验威廉姆森的效率边界假说。根据他们的定义，量的不确定性依赖于对零部件需求波动的估计以及在评估这些需求时的信心。技术不确定性是零部件规格和设计的变化引起的。他们的研究表明，技术不确定性的增加没有导致更深的纵向一体化，而是出现了和交易成本理论预测相反的结果，也就是高的技术不确定性和低的纵向一体化水平相关。
　　同样，巴拉克里斯南和沃纳费尔特(Balakrishnanand Wemerfelt，1986)也证明了技术不确定性和纵向一体化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尤其当技术可能退化时，企业可能会依靠市场合约而不是纵向一体化以保持适应性。而罗伯特森和加帝侬(Robertson and Gatignon，1998)的研究验证了技术不确定性越高，企业越有可能建立技术联盟而不是内部发展技术的假说，并且得出

了支持的结论。而在最近的研究中，摩勒等人(Mol eta1.,2004)通过多重回归方法分析了来自荷兰的189个企业的样本数据，得出了技术不确定性和企业外包程度正相关的结论。
　　另外，大卫和汉(David and Han，2004)在对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进行的系统评价中，筛选出63篇实证文章的308个统计检验，并通过不同的维度对这些实证结果进行了检验，也发现实证结果是混合的。特别是环境的不确定性的经验支持水平是非常低的。从他们的分析结果来看，无论哪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其经验支持率和反对率都不高，结果相当模糊。这和资产专用性60％的支持率和4％的反对率相比，没有一种压倒性的趋势说明不确定性在分析中的重要性，这可能和不确定性度量标准的模糊性是紧密相关的。
　　
　　(二)不确定性的分类以及实证研究结果
　　对于不确定性的实证研究主要基于两个分类：技术不确定性和行为不确定性。多数学者对不确定性的验证只是关注其中一个方面，从而出现了使用同样的变量得到的验证结果却不一致的问题。我们将一些实证研究结果分类总结如表1所示。

　　而对不确定性进行分类之后，不确定性对企业边界的影响结果就变得相对清晰。贝尔纳迪(Bernhardt，1977)在检验制造商通过前向一体化减少需求波动时发现，当波动的来源是消费者需求时，一体化不能减少对制造商的需求冲击；但是如果冲击来自于零售商随机性购买需求，那么一体化可以减少需求波动。消费者需求的随机性导致了环境的不可预测性，而无法使用一体化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而零售商需求的不确定性，更多来源于零售商和制造商之间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回到了威廉姆森(1985)的分析逻辑，出现了内部化的倾向。萨特格里夫和扎赫尔(Sutcliffe and Za-heer，1998)认识到不同的经验验证结果可能归因于对不确定性的不同度量方法。因此，在他们的实证研究中区分了三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初级的、竞争的和供应商的不确定性，并且检验它们对治理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初级的和竞争的不确定性和市场治理相关联，而供应商的不确定性和科层治理相关联。
　　
　　(三)实证研究文献评述
　　科斯(Coase，1937)在讨论“企业”这个概念的现实基础时，引用了罗宾逊夫人的话，“对于经济学中的一系列假设，需要提出的两个问题是：它们易于处理吗?它们与现实世界相吻合吗”?而科斯本人提出了交易成本的分析工具，认为他所定义的企业不仅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含义相吻合，而且可以利用马歇尔发展起来的边际替代概念进行分析，从而使得企业理论的研究可以满足可控性以及符合现实的两点要求。但威廉姆森为了使交易成本概念有意义，他需要偏离新古典经济学。而为了能使用新古典的工具，他又不得不接受不现实的假设(Lindenberg，1999)。他忽视对技术不确定性的研究，而重视机会主义和资产专用性这个可以利用新古典工具分析的概念，从而使得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偏离了现实。如果全面考虑不确定性的影响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按照奈特(1921)的说法，降低不确定性的组织选择可能相当复杂，这是由于，“动用资源来减少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不确定性最大的活动。……对花费资源减少不确定性的结果就更无法确定了”。而迪屈奇(Dietrich，1994)引入战略行为来超越交易成本的静态分析框架。他认为通过增强的信任关系可以消除机会主义的威胁，并且提出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假设不适用于大量出现的结合了企业和市场特征的管理机构。而且他认为不确定性是和企业的经济意义极为复杂地结合在一起的，而不能将这种不确定性归纳为交易成本。
　　从以上文献综述可以看出，和交易成本理论相关联的，威廉姆森提出的行为不确定性支持内部化，而包含技术生产和价值实现过程的技术不确定性却支持外部化。当技术不确定性程度很高时，企业趋向于避免昂贵的纵向一体化，而通过市场交易来保持战略的适应性。显然，通过企业边界模式来治理不确定性，需要关注行为不确定性，更需要关注技术不确定性。若只是关注其中的一种不确定性，只能使得实证研究的结论模糊。而在对不确定性进行明确分类之后，不确定性的实证结果相对清晰。因此，我们需要超越交易成本分析框架，提出一个行为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相向变动的综合分析框架。这既能将交易成本概念纳入到模型中，又能体现当今世界技术快速变革对企业边界变动的冲击。
　　
　　三、超越：不确定性的企业边界治理模式
　　
　　梅纳德(Menard，1999)将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频率联系起来，他认为专用性更高的资产会增加不确定性，这是因为观察变得困难。而频率的提高却因更便利的观察交易者和交易环境而能减少行为不确定性。由此可以假设行为不确定性与资产专用性程度正相关，而与交易频率负相关。他将两个命题综合起来，得到下面的关系，如表2所示。

　　其中，指示值(从0到+++)用来表示行为不确定性的程度，从几乎不存在不确定性到非常高的不确定性。用函数形式表示

　　其中U是行为不确定性，AS表示资产专用性，F表示频率。这样就可以将威廉姆森(1985)的三个分析维度综合到行为不确定性一个维度中，从而将不确定性从交易成本分析框架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立的关键变量来分析。因此，我们可以从梅纳德的讨论出发，加入技术不确定性，从而可以得到一个函数关系式

　　其中，HT表示层级强度，UT代表技术不确定性，而UM代表行为不确定性。我们认为技术不确定性和层级强度是负相关的关系，而行为不确定性和层级强度正相关。那么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来，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分析只是关注后一方面的关系。
　　
　　四、结论
　　
　　研究企业边界变动的交易成本实证文献往往在威廉姆森所提出的不确定性这个概念上出现界定不清楚的问题。威廉姆森更加强调行为不确定性，是关于参与方机会主义行为的不确定性。然而，技术不确定性不能度量行为不确定性。而模糊地对不确定性使用宽泛的概念而得出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会导致更多的科层治理的结论是有问题的。一味地对不同的实证结果在不同的理论领域寻找理论支持，也会给理论研究带来错误的实证支持数据，不利于理论自身的发展。另外，关注不确定性的研究并不是对交易成本的替代，而是一种补充，以弥补交易成本理论在快速技术变革环境下的分析缺陷。因此，本文在进行相关的文献回顾之后，在不脱离交易成本理论基本逻辑思路的基础上，更加关注技术不确定性的作用，而将企业边界变动看作是降低不确定性的适应性调整。
　　按照奈特(1921)的见解，“由于不确定性，从现实意义上来讲，目前正在干的事情(即实际的执行活动)变成次要部分；而首要的问题或职责是决定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成它”。而科斯(1937)认为“决定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成它”所需要的判断和知识在本质上并不能说明企业的存在，因为这种顾问可以通过雇用或签订合约来获得。但是科斯的这种看法可能忽略了后来阿罗(Arrow，1975)所涉及的信息的复杂性，顾问所提供的信息并不能像其他商品那样进行买和卖。因为信息的外溢性使得信息的获得变得不确定。所以根据这种观点，由于市场失灵，在科斯的世界中不会出现独立的顾问服务公司(Dietrich，1994)。这和科斯本来的分析逻辑相悖，从而反过来证明了奈特所强调的处理不确定性知识的重要性。而奈特所认为的这种处理不确定性的知识，不能归纳为交易成本，因为它强调的是生产而不是交换。因此，对于不确定性的认识应该超越交易成本的分析框架。因为不确定性既包括人的属性，又包括环境因素。就像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相对一样，强调不确定性的重要作用，是因为技术创新已经由过去的偶然性行为变成了现在的常规化行为。企业需要不断应对剧烈变动的技术变革环境，需要综合考虑两种不确定性的相向变动，制定合适的自制或购买决策，以降低不确定性程度。
　　
　　编校：沈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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