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镇音乐美学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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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华镇，号云溪居士，有《云溪居士集》残本传世，为北宋中期的著名文人。通过考证，《云溪居士集》中有大量音乐著述资料，有书、劄子、论等多种文体，体现出华镇对于古代音乐发展、宋代雅乐建设需继承先秦礼乐制度与音乐对于教化之用等观点。
　　【关键词】华镇；《云溪居士集》；雅乐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一、华镇与其音乐著述
　　华镇是北宋时期的文学家、诗人，有《云溪居士集》残本传世。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有“《云溪居士集》，宋华镇撰，镇字安仁，防稽人，元丰二年进士，官至朝奉大夫，知漳州军事。镇原集本一百卷。”[1]其人主要生活在仁宗至神宗期间，此时正属于宋朝由盛转衰时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华镇诗文影响颇大，受到当时和后世诸多赞誉。 宋朝楼炤在《云溪居士集原序》中评价其“君之文精深典赡，而诗遒丽逸发，其它众制烂然皆有体，则非涵养蓄蕴之厚，不能发之如此。”[2]从现存《云溪居士集》《全宋文》等相关书籍中，考其音乐著述有“上侍从书三”“乞颁降州军大乐劄子”“礼乐论”“乐论上”“乐论下”“《治论上》”“《变论》”等。
　　除此之外，在华镇其他文章中，尚有零散音乐的论述。存于《上国子丰祭酒书一》《上蔡枢密书》《上淮东闾提刑书》《治论上》《变论》等文。
　　华镇流传至今的诗文总数并不为少，音乐著述也占了不少的比例。上述图表和相关文字记载表明华安仁对于音乐著述颇丰，无论篇数还是字数在宋代诸多文人中均不为少。
　　关于华镇的相关记载，重点存于《云溪居士集》之中。《全宋诗》《全宋文》等宋代大型总集的编撰，基本保留了华镇流传至今的诗文。对于华镇音乐美学思想研究，这是笔者重点参考的资料来源。对于其人的研究而言，学界关注较少。姜亮夫先生曾有“华安仁（镇）疑年考”稿本，但可惜已经不见；郑尚书先生有“华镇生年考”一文，考证出华镇生于仁宗皇祐四年（1052）。
　　二、华镇音乐美学思想产生与时代背景
　　宋代市民经济繁荣，各种娱乐方式盛行，说书、杂技、舞蹈等多种表演形式均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官方与士大夫之间，仍然以推崇雅乐为主，而且较之隋、唐时期更为崇古。唐太宗李世民对于胡乐、燕乐等仍然坚持兼收并蓄，但在宋朝期间，君主坚持雅乐正统。仅在北宋期间，朝廷就曾组织过六次定律，因此产生了王朴乐、和岘乐、李照乐、阮逸与胡瑗乐、杨杰与刘几乐、魏汉津乐。华镇所属音乐著述以雅乐为主，并未涉及宋代俗乐之事，因此对其音乐思想的分析，要从宋代雅乐发展来看。
　　自陈桥兵变后，赵匡胤从后周禅让得到江山。对于江山的正统性，宋朝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宋代文人也多次发表看法，以“《正统论》”为题的论述文较多。以北宋和南宋时期对于“三国正统”的看法亦可看出，北宋时期，政府与文人一般坚持魏晋正统论；到了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士大夫重申“蜀汉正统论”，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极大的关系。这也是导致为什么宋代对于礼乐之事尤为重视，宋代江山由后周禅让而来，因此特重其正统性。礼乐制度对于标榜一个朝代的正统性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华镇所处时期以北宋中期为主，此时天下承平已久，国运处于繁盛时期，对于礼乐制度的建设成为国之大事。朝廷多次征召懂得乐律之人参与宋代官方定律。在景祐年间，宋仁宗特下《访晓雅乐人诏》，言“……如有能晓达古今雅乐，制作法度，及考正钟律，音调得失，灰琯测候此第，并许称荐或自经官司投状，未得发遣赴阙，仰具姓名并所供事状，候敕到限两月奏听指挥。”[3]除此诏外，仁宗时期尚有《博求善候气及晓律者诏》、《采磬石访古尺律诏》等。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文人也多谈礼乐、定律之事。
　　在这种环境之下，华镇也同样坚守雅乐为上的理念，对于以“郑卫之音”为代表的俗乐持摒弃观念。对于宋代市民音乐，对其无相关文字记载。由此可见，在华安仁心中，坚持认为俗乐并不登大雅之堂，不当进入文人士大夫讨论范围之中。
　　三、华镇音乐美学思想
　　华镇音乐思想，首先便为推崇上古雅乐。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很大关系，前文已有论述。在《上侍从书三》中，所举之例为舜时的后夔作韶乐、孔子听韶之事；在《乞颁降州军大乐劄子》以三代之盛，以雅颂之乐闻于邦国为例，希望将大乐局所制之乐传及州县；《礼乐论》中同样以孔子闻韶而展开述说；《乐论上》中以“黄帝、尧、舜、禹、汤、文、武，此六七君子者，皆圣人之徳，据崇髙之势者也。”[4]进行评析；《乐论下》中用“故云、咸、英、茎、章、韶、濩、武，皆足以动天地，感鬼神，荡涤流淫，召集和粹，移风昜俗，鼓舞而不知其所以然。”[5]分析音乐教化之用。音乐著述的主要内容以崇上古雅乐为主。
　　华镇音乐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便是礼乐治国，雅乐具有极为重要的教化之用。在其《治论上》中“进礼乐之教，退刑法之政，畅醇厚之风，惩刻薄之俗，示之以君臣父子之论，风之以孝悌忠順之义，循理者异之，不率者放弃之，则民善矣。”[6]礼乐教化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华镇在其文章中亦继承了这种思想，并且是对于治国安民真正提出的解决方案。“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4]音乐可以在潜移默化中规范百姓行为，使其向善，培养仁义忠顺等传统封建社会伦理价值观念。在历代王朝中，对于礼乐的重视都是放在极为重要的地步，这也与音乐之用有较大关系。
　　推崇上古雅乐是否一定要重归上古礼乐制度。关于这个问题，华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变论》中“昔齐宣王好世俗之乐，孟子谓之今犹古也。夫郑卫之音与雅颂之音远矣，孟子引而同之，岂为佞乎？急其本而缓其末也。夫与民同乐者，乐之本；声容节奏者，乐之末。使孟子进雅颂而退俗乐，则雅颂未必见售，而与民同乐之乐不得明；引而同之，则宣王遂好之矣。”[8]好雅乐，好崇古，最终目的是应与民同乐。声容节奏是雅乐之末，而非雅乐之本，因此对于官方多次定律而无功之事，华镇虽未直接批判，但是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与范仲淹《今乐犹古乐赋》观点相同，“古之乐兮所以化人，今之乐兮亦和民。在上下之感乐，岂今昔之殊伦？”[9]在当时北宋雅乐多次定律大背景之下，大多数文人均有关于音乐的讨论，对其观点还是有所争议。较为正统与主流的一方，是站在经书之中，逐句考证，妄图恢复到上古礼乐。但也有部分文人重点看到音乐之用，而非音乐之体，只要能够达到教化百姓目的的音乐均是雅乐。华镇便是这一派的代表。
　　华镇的音乐美学闪光点在于重点看到音乐之用，雅乐之用。雅乐不是只在官方呼喊的正统口号，更应利用上古礼乐制度，充分发挥音乐教化百姓之能，将所制雅乐积极推行，建立太平社会，达到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空泛地继承上古礼乐，并不能真正使得国家安定，音乐之用是礼乐制度的核心，只有官方与百姓真正与民同乐，那么礼乐制作才真正更有意义。在崇古的外衣之外，更应看到今乐的价值，因此可以说华镇并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在音乐思想领域，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宋代官方对于雅乐的重视，造成这个时期多数文人对于音乐之事的积极参与，在客观上亦推动了中国雅乐本身的发展。华镇作为其中士大夫谈论音乐的代表，从中可以看出对于雅乐的积极看法和现实意义。士大夫广泛地参与此事，对于宋代礼乐制度建设而言也提出了诸多可供实践的意见，双方的互动从另一方面推动了宋代礼乐制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司义祖校点.宋大诏令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4]李勇先，王蓉贵校点.范仲淹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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