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历史研究的艰难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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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历史学有了长足的发展。一方面涌现出了一批旧学深厚且学贯中西的优秀史家;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也建立起了一些现代意义的史学研究机构。以傅斯年、陈寅恪为首的一批民国学人追求客观、严谨的学术研究，努力摆脱政治的牵绊，致力于建立一个纯粹的学术社会。但是，政治局势的变化（尤其是民族危机的加剧）时时刻刻影响着学术研究的发展。把他们建立学术王国的梦想击得粉粹。傅斯年、陈寅恪等人建立学术社会的努力虽然在当时屡受挫折，但是他们的作品却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成为中国学术的奠基之作。
关键词：民国史学;政治;学术社会;民族危机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2-0014-02
清末民初以来，史学取代经学，逐渐走向学术中心。自1920年代之后，民国史学界开始出现了一批近代意义的学术研究机构。与此同时，一批旧学深厚且掌握了西方先进学术研究方法的现代史家涌现出来。因此，有人把民国视为中国学术的一个“黄金年代”，绝不是无的放矢。
但是，民国又是一个动荡不安、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乱世。波云诡谲的政治局势加上政府的经济拮据，又使得民国学人渴望摆脱政治的牵绊，建立一个“学术社会”的理想变成了空中楼阁。因此，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成为每一个民国学人所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1 建立一个纯粹学术社会的努力
19世纪20年代，一批拥有西方留学背景的学人陆续归国并且在学术界展露头角，傅斯年便是其中之一。如果论学术造诣，傅斯年远不及陈寅恪、陈垣等人精湛;但是，傅却是这一群体中非常有雄心且拥有极强组织力的“霸才”。傅早年在欧洲学习心理学，之后又学习语言学，同时又学习了一些自然科学。复杂多样的学科背景使得傅斯年拥有开阔的学术视野;而且，傅有着把东方学中心从巴黎和柏林转移到北京的雄心;更重要的是，傅还具有极强的领导天赋，是不世出的学术组织者和领导者。
同时代的史家顾颉刚也有着相同的看法。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一生视王国维为学术偶像的顾氏撰文悼念。他对于当时浓烈的政治空气干扰学术研究的状况十分不满。顾认为社会应该形成这样一种风气，“做文章只是做文章，研究学问只是研究学问，同政治毫没有关系，同道德也毫没有关系。”顾颉刚借着王国维自沉一事来表达他对当时社会环境、学术环境的不满。他认为，国家应该为专心研究学问的人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使学者安心投入学术研究而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而且“不担任学校里的任何责任，更不强迫他们加入某某党派。[1]”
陈寅恪也是民国学术史上致力于建立学术社会的代表人物。陈有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经常挂在嘴边，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话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头禅。陈认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此处的俗谛在当时应是指国民党的党义“三民主义”。南京国府成立之后，开始推行党化教育，加强对于教育界和高等院校的控制。这与陈寅恪等人渴望建立一个纯粹学术社会的理想相抵牾，故陈寅恪发此议论。但是，在一个动荡的“革命年代”，读书人想过安宁祥和的书斋生活几乎是一种奢望。陈寅恪的个人命运可以说就是现代学人悲剧的缩影。陈的前半生颠沛流离，抗战前的学术成果大半葬身长沙大火。后半生又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民国学人想摆脱政治，但是政治却总是如影随形，将他们的学术梦想击得粉碎。
2 民族危机——政治形势对于学术研究的冲击
1927年，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同年，王国维选择了自沉昆明湖。关于王国维之死，学界的讨论已经汗牛充栋。笔者在此无意于旧调重弹。但是，不论是“殉清”还是“殉文化”，王的死都与政治形势的变迁纠缠在一起。
到了1930年代，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加剧。政治形势的变化也迅速波及到了学术界。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迅速沦陷。一向主张“不与政治生出干涉”的傅斯年为了回應以矢野仁一为首的日本学者鼓吹的“满蒙回藏非中国论”，领衔编纂了《东北史纲》，以证明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傅认为，当时的东北问题绝不仅仅是“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2]
3 捍卫历史客观性
科林伍德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果我们仔细阅读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种史学著作，我们都不难发现这些书中或多或少的镌刻着那个时代的特殊印记。我们不能忘记，民国时期的史学家很多是科举制废除之后的第一代知识分子，他们身上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意识还十分浓厚。因而他们与后世那些以单纯去探求历史真相为目的的职业历史学者的治史动机是不同的。民国史家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承担着为国民普及历史知识甚至激发国民爱国主义思想、增强民族自尊心的作用。民国史家想要通过续写中国历史以延续民族香火。但是由于时局困顿，这些学者与大时代的风云变幻纠缠在了一起，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他们对当下的体悟融入了历史的叙述之中。不过作为一名纯粹的历史研究者，笔者还是不免要苛责民国史家们。正是由于他们的一些有失客观但又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论断对后世史学造成的消极影响到今日都无法彻底扭转。
今天的时代环境比之百年前已经大大改观了，故而我辈学人自然要从“读史求实”的角度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的真实性并捍卫历史的客观性，这应是时代赋予当代历史学的责任。
参考文献
[1]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J].中国文化，1995（11）：285.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续编[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3]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2）[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
[4]翦伯赞.历史哲学批判[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5]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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