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沁园春·长沙》 为例谈毛泽东词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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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名集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及伟大诗人于一身的毛泽东，他的诗词倚天地之豪迈，仗日月之恢弘，继文化之绵延，系国民之安然;又辅之以雄辞诡喻，凭之以奇谲想象，抒之以赤赤衷肠。故柳亚子赞誉他“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如此评价可谓是入木三分。1925年深秋，故地重游，刚过而立之年的毛泽东于湘江之畔留下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长沙》 诗篇。再踏故地，不是兴之所至的赏玩游览，不是俱怀逸兴的知交重逢，而是世局多变严峻形势逼迫的无奈选择。身处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中，他役使笔墨激扬文字，用雄心壮志和大无畏的精神品质谱写了这篇革命赞歌。它不仅是他雄心壮志的情感呈现，还是他高绝文学造诣的突出表现。本文就以它为例来探讨毛泽东诗词的特点。
　　诗之境：情景交融，情与境谐
　　毛泽东一生始终置生死于度外，于逆境中舍一己之荣辱，御外族入侵之恶行，挡国家将倾之颓势，擎民族复兴之大旗，扬华夏雄狮之威名。其情并非后主自责哀怨颓唐之亡国情;也非文山先生怨愤无奈、正气不屈之民族情;更非小儿无状夸夸其谈之爱国情。他胸有沟壑，心系苍生，胸怀天下，故他的情内蕴于灵魂深处，外化于指间诗篇。
　　诗的上阕描绘了一幅湘江秋景图。开篇便塑造了一个在萧瑟寒秋之际伫立在橘子洲头的傲世独立的伟岸诗人形象。诗人要抒发感情，就势必要借助一系列意象作为表达诗人心境和感情的载体。著一“看”字，便引领湘江之畔的壮美秋色，勾勒出一幅缤纷绚烂自由辽阔的画卷。诗人眼界高远，远眺群山已是万山红遍，错落有致的层林也被染上一片片鲜艳的红，而怀抱着这抹红的则是“碧透”的江水，一朱一碧，相映而成绝色。此景好似一位明艳静谧的美人，美则美矣，却似乎少了一分活泼灵动。故诗人笔锋一转，由静至动，碧水之上百舸竞发，水波云涌;仰望苍穹，鹰隼搏击长空;俯瞰清溪，鱼儿翱翔江流，这是一片生机勃勃自然万物自由竞长的景象。然则虽有壮美寥廓之景，虽有诗人祖国河山之爱，却一“怅”字直抒胸中积郁的沉闷忧虑之情：借问苍天，国之命运、民之未来由“谁主沉浮”？该阙词由写景入手，继而抒情，融情于景，情景交融，使一位为世间的起伏变迁而忧虑，为国家兴衰荣辱和人民安危祸福而殚精竭虑的胸怀天下的诗人形象跃然纸上。
　　“谁主沉浮”的发问振聋发聩，对问题的回答则直贯下阙。诗的下阙通过追忆昔年与同学好友来此游览的往事，描绘了一幅志同道合的同学在一起指点江山共话未来的豪迈激情图。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们意气风发、气度阔达，对革命有着浓厚的热情，对达官显贵和掌权人物有着深深的鄙视和不齿，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有着深沉的关切和忧虑。他们渴望指点江山，渴望激浊扬清，更渴望用革命的热情和实践来实现他们远大的理想。该诗下阙最后一句“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与上文遥相呼应，表面是夸张的写景，实质上未尝不是诗人对自己和“百侣”在中国革命的浪潮中激流勇进昂扬斗志的希冀。此情由景而出，此景又融于情，情景交融而境界全出，这正是毛澤东诗词情景交融、情境和谐雅致的典范。
　　诗之格：立意高远，风骨卓然
　　毛泽东自小就深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浸润于5000年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所以他身上自然蕴含着中国文人的气质和风骨。他欣赏李白的俊逸不羁、李贺的诡思谲想，所以他的诗充盈着浪漫丰富的想象;他崇拜苏轼的阔达潇洒、辛弃疾的雄健豪迈，所以他的诗歌浸润着雄奇壮美的豪放。诗之旷豪，在神不在貌。繁辞丽句、彩绘雕琢虽可为诗词锦上添花，但诗之风骨却是由诗人风骨所决定。所谓诗风不过是诗人之风，诗人之格。但凡写秋，萧瑟哀怨、沉蓄郁悒成为历代文人墨客主要的感情基调。秋，是李白“络纬秋啼金井阑，微霜凄凄簟色寒”追求理想而不可得的郁闷压抑;是杜工部“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老病孤苦壮志难酬的沉郁悲凉;是刘禹锡“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迁客触景生情怀古慨今的郁悒感伤;是李商隐“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旅宿思友辗转难眠的孤寂惆怅;是杜樊川“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人世易变羁旅漂泊的孤独凄凉;是晏几道“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楼中到夕阳”疏狂人离恨无处倾诉的悲痛怅惘。
　　《沁园春·长沙》 虽是写深秋之景，却毫无凄冷落寞之感。湘江之景旷大开朗、苍茫阔远，站在寥廓明净的秋空下，遥望峻峭群山遍布鲜艳的深秋色彩，鲜活万物生机勃勃的活动，不由得激起诗人的豪情逸兴。上阙开篇就展现出一幅壮阔明朗的万里秋景图，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位气质旷达不为一叶落一身孤而悲秋的诗人形象。然而毛泽东不仅是一位气韵潇洒的诗人，更是一位胸怀天下的政治家，所以他的诗词感情起伏涨落，结构回复跌宕，看似变化无端，实则曲回顿挫皆是诗人风骨使然。他素怀远大的理想抱负，却长期为黑暗污浊的环境所压抑，精神与身体上都经受着各种重压和迫害，但他并未因此放弃对革命理想的追求，他的诗中始终贯穿着豪迈慷慨的情怀。该词从爽朗壮阔的境界突然转变为深沉惆怅，他毫无矫揉之态的直接发问“谁主沉浮”，继而通过追忆往昔峥嵘岁月，怀念同学少年时代“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磅礴跌宕千钧气势，回答了“谁主沉浮”的提问，为我们刻画了一位忧国忧民不为一己之身荣辱而踟躇畏缩的诗人形象。
　　语言风格是诗人风骨的直接表现。这首诗的语言描写朴实明朗，笔调疏朗清新，自然与豪放并存的语言风格在这首诗里相得益彰。只有具备了诗人那样阔大的胸襟抱负、豪放坦率的卓然风骨，又有高度驾驭语言的能力，才能达到豪放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首诗写景豁然而晓畅，文字简练朴素，仿佛脱口而出，虽不藻修饰，但其间却贯注着豪纵雄健的气势。这也是这首诗虽写寂寥之秋景却毫无阴郁之悲情的一个重要原因。诗人充分发挥了丰富的想象和联想，“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滔天巨浪中尽管船只难行，却有这群人不惧艰险，激流勇进与波涛搏击。诗人于虚实相生中描绘了革命之路的艰险及亟待有志之士肩负起承载国家前途命运大任的责任。这也正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现实写照。
　　诗之魂：众体兼备，革命为先 　　诗词要有感染力，离不开诗人的“情真”。王国维说过“感情真者，其观物亦真”。所谓“真”，是诗人在品位宇宙人生的前提下建立在人类共同情感基础之上的情感外化。有了“真”，便能将蓄积在心中的真性情喷发，笔酣墨饱间淋漓尽致挥洒真情。
　　毛泽东受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双重影响，所以他的诗词风格也并非单一不变，他的诗词可雄奇阔达，豪迈冲天;也可沉蓄郁结，悲伤婉转。他的诗歌题材也相当广泛，或写景抒情诗，或咏物言志诗，或记行咏怀诗，或闺怨送别诗，但诗词中心却始终围绕着革命斗争，革命斗争精神成为其诗词灵魂。他所处时代本就动荡颠覆、沧海变换，革命和斗争成为变革时代的主题，也成为他诗词创作的主题。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成为推动他诗词创作的动力，以至于他有占总诗词数量近1/3的诗词都是在描写革命和斗争。这些诗词展现了革命先驱屡挫屡勇的革命豪情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成为革命者的精神指引和热血赞歌。
　　毛泽东诗词的“真”是以诗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革命必胜的自信心为底蕴。家国之痛，民族之悲，需要的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有志之士来推翻专制独裁，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权。《沁园春·长沙》 写于1925年秋。这年春他回到韶山养病，一边为发动湖南农民运动造势一边开展反帝爱国斗争，这些行为自然引起反动派的忌惮和迫害，他不得不离乡取道长沙而入粤。他与长沙有着不解之缘，青年时代的求学经历、一生革命事业的发端都与这片热土息息相关。所以当“独立寒秋”的诗人忆起与同学同游岳麓山、湘江、橘子洲相携相伴共话国运未来的往事时，昂扬激越之情便一触即发，发则不可抑止，倾泻而出。虽“苍茫大地”世途多变命运多蹇，纵使滔天巨浪凶险艰难将前程阻断，但诗人誓与反动派斗争到底的决心始终未变，对无产阶级革命充满信心和期待，相信风华正茂的同学少年必能发奋图强力争自由，怀着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成为民族复兴的历史担当。
　　《沁园春·长沙》 充分体现了毛泽东诗词雅、高、真的特点。诗之境，是情景交融，情与境和谐相生的雅致;诗之格，是立意高远，诗人卓然风骨诗意表现的高致;诗之魂，是众体兼备，诗人革命為先蕴情诗化的真致。诗无雅，不足以沁心脾;诗不高，不足以彰格调;诗不真，不足以扬壮志。兼具政治家诗人胸怀气度与文学家诗人修为禀赋的诗人毛泽东，心之所向，情之所至，神之所往，勃勃雄心与壮志凝聚于笔尖，用自己的如椽巨笔，笔墨纵横间便成就了《沁园春·长沙》 这恢弘壮美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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