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稷下学宫看智库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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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目的/意义]稷下学宫建于齐桓公时，是战国时期的最高学府和资政询议的重要平台。在稷下学宫长达15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其独特的办学风格和特色。其中，稷下模式的独立性在当时历史环境下是具有超前意识的，也是稷下学宫能成为战国时期最高学府的重要原因之一。[方法/过程]本文对稷下学宫独立性在其运营和管理方面的体现做了简要的梳理和介绍。[结果/结论]通过对稷下模式独立性具体表现的列举，总结稷下学宫作为初代古代思想库的优秀管理经验，这些对现代智库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稷下学宫 智库 独立性
　　分类号：G311
　　DOI： 10.19318/j.cnki.issn.2096-1634.2019.02.04
　　1 引言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室走向衰败，旧礼治崩塌，兵戎纷乱，社会动荡，礼崩乐坏。然而，“天子失官，学在四夷”，随着宗法等级和贵族政权逐渐解体，使得“知识”不再受统治阶级垄断，而是全面下移，开始全社会流动。由此，以“智”为载体的一个新的阶级——士大夫开始出现并活跃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这是一个成熟、睿智的群体，他们创造和承载的各路思想踊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对战国时期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精神文明的重大突破。彼时诸侯纷争四起，为巩固政权，各国不惜以“珍器重宝肥饶之地”来“致天下之士”①。士阶级破门第之见，完全靠自身“智”的积累，谏策献计，登殿入仕，奠“布衣卿相”之基，可以算作“智囊”存在的最初形式。而始建于齐桓公田午时的稷下学宫，是战国时期汇集“士大夫”的最高学府，已经初备了现代思想库“资政、启民、聚才、治学”等特点，被认为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思想库”雏形。
　　稷下学宫在齐威王、宣王在位之际发展至鼎盛阶段，亡于齐闵王时期，历时150余年，形成了独特的运行和管理模式和特点。当时稷下学宫的运营及管理模式有强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特的“稷下独立性模式”让其排除大部分影响因素，进行客观的学术研究和谏议献策，对彼时政治、以致对后世中国文明的发展脉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稷下时期形成的思想内核和原则，也发展并延续成了现代社会文明的基础脉络。我们可以将研究目光探回到稷下时代，以史为镜，鉴古知今，探究稷下，在其历史发展轨迹中汲取成功经验，为现在所用。这对智库现代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2 稷下独立性模式特点
　　齐国开明包容的政治和学术风气、重士的传统及强大的经济力量是稷下学宫形成并且具有强大的独立性的重要原因。稷下学宫本质为“官学”，强调“士为国用”，因此这种独立性严格说来是一种相对概念上的“稷下独立性模式”。这种学术模式独集于“稷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当时齐国优越的地理条件、强大的军事地位、浓厚的文化沉淀和雄厚的经济条件共同作用的产物。“稷下独立性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2.1 平台建设相对独立，凝智聚才
　　稷下学宫作为齐国在战国时期统治者建立的唯一官学，建立在齐国丰厚的经济实力下，硬件设施雄厚，享有“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崇之”的赞誉②。稷下先生也授“上大夫”之号，享受大夫的政治地位和待遇。公共设施的建立和官方经济上的支撑打破了物理界限，即打破了当时的地理限制和交通限制，不仅方便了各方有志之士择地而聚，专注学术，同时也加速了各派思想和学术的融汇和交流。值得强调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术和思想向民间下移的特点，也使原有固化的学术和思想在民间经过了融汇和重炼，延伸出的新的思想又通过稷下学宫向当时的统治者谏言献策，实现“思想洄游”。因此，稷下学宫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兼治学与资政顾问功能于一身的独立综合平台。
　　2.2 人事制度相对独立，自由流转
　　在战国时期，由于周王室王权的土崩瓦解，旧制下的“士之子恒为子”“农之子恒为农”的封建制度开始转型，在战国时期形成了“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士阶级”本身开始从社会角色中独立出来[1]。稷下学宫虽然以“包容百家”为经营方针，汇集众派百家，但也打破了旧时的人事界限，奉行学者本身“言行合则留，不合则去”的原则，即稷下先生虽寄托于稷下学宫，但并不捆绑。例如，作为祭酒的荀子曾三进三出稷下。因此，綜合来说，这种“社会角色独立”和“人事个体独立”的出现使得稷下学宫人才智力始终处于不断流动的状态，保持勃勃生机。这样灵活的人事体制吸引了四方学者纷至沓来，在稷下学宫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人员兴盛，思想争鸣，“盖齐稷下先生干有余人”③，其中不乏当时著名的学者如孟子、淳于髡、邹子、田骈、慎子、驺子、荀子等[2]。
　　2.3 学术管理相对独立，兼容并包
　　稷下学宫虽然荟萃诸子百家，但“百家百相”，打破了思想界限，无一家之言。对外，各派可以尽抒己见，畅所欲言，通过讲学来传道授业、治学收徒，著书立传；对内，师者则可以自由择徒，弟子亦不必严格传承师之观点，允许学无常师，允许自我发挥和自由争辩。同时，稷下学宫还会定期以“期会”的形式来进行集会、演讲、和辩论等，主题多样、开放、自由，使得“智”可以自由聚集且形成流转。这种良性循环对各派思想自身发展也受益颇多。在当时形势下，一是为了发展自身学说，二是为了家国情怀，三是为了个人入仕，各学派之间相互争论激烈，各家能人学士无一不才辩无双，很快便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学术上享有的高度独立性使稷下学宫具备了多元思想、多元理论、多元观点和多元立场，在这里诞生了许多著名的辩论，如王霸之辩、义利之辩、天人之辩等。稷下学宫在学术上高度的独立性，不仅打破了各学派之间的“思想壁垒”，促使各见解之间的“渗透融合”，同时还激发了各方学士的“入仕热情”，最终儒、道、墨、法、名、阴阳及纵横等各家思想如溪流入海，融汇一体，奔腾延展，形成了学术史上的大观。
　　2.4 相互关系相对独立，亦师亦友
　　战国时期，游说和从师是士阶级进入仕途的主要方式，但是相互间的关系却是相对独立的。稷下先生这一团体本身就享有高度的身份独立，打破了身份的界限，允许其观点不依附王权，不捆绑政治，“不治而议”④“不任职而论国事”⑤。甚至，恰恰相反，稷下先生可以“面刺寡人之过”⑥“喜为异说而不让，敢为高论而不顾”⑦。可以说，稷下先生和君主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的依附，而是亦君臣，亦师友。另外，稷下先生的“不治而议”从一定程度上也将“治议”分开。这种相对独立的关系使得学术和政治之间既坚守了各自的界限和尺度，又保持了双方之间的黏度和张力，是稷下学宫能发展百年的内在基础。 　　3 稷下学宫对现代智库独立性建设的启示
　　稷下学宫的成立和发展，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是中国古代思想文明的突破，是学术发展的丰碑，也是哲学思想的集萃。虽然经历了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和后世时代的更迭，稷下文化创造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依旧成功地逐渐渗透至中国文化发展脉络。其“和谐、中庸、包容”的思想内核，在历史长河中依存、深化、延伸并传承下来，一直影响至今日。现代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轨迹、甚至整个中华文明的思维框架，都可以追流溯源到稷下文化。
　　从稷下学宫到秦朝博士制度，再到唐代谏官制度和翰林院以及晚清时代的幕府等，直到今天的现代智库，“思想库”在历史发展中经历了不同的形式。现代智库承源于古代思想库，但又具备了时代的特点。与稷下学宫相比，现代智库具备了更严格的独立性，这是智库的立足之本，也是现代智库建设的基本要求。现代智库独立性概念涵盖的范围也更广，在性质、规模、功能、管理模式和运营理念等多个方面界定的标准也更加科学和严谨。在今日，独立性已经是判断一个智库优劣的核心标准之一。
　　现代智库和古代思想库之间同宗同源，稷下模式的独立性拥有的几个核心特点，也在现代智库建设中有所体现。因此清楚古代思想库的运作和管理模式，对更好地建设和发展现代智库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3.1 资本注入多元，增强平台独立性
　　现代智库独立性的核心首先体现在资本独立。因此，与稷下先生享“上大夫”称号，不为生存受累，可以专心“士为国用”之处异曲同工，现代智库发展保证独立性的首要工作即最大限度减小自身受资本的影响。一般来说，智库的资金来源渠道越多，受资本影响的几率就越小，智库本身的独立性也就获得了提高。目前世界上一些大型智库已经具备了较成熟的复合融资能力，即接受国家/政府拨款、社会捐赠、第三方机构/个人资助和自身商业运作等多元化、多渠道、多层级的募资模式。
　　资本和智库的关系是双向影响的，必须谨慎对待。一方面，募资能力是智库影响力的侧面反映和重要的日常工作之一。一个优秀权威的智库，一定会得到资本的追逐。英美几大智库巨头，如兰德公司（Rand）、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和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等，用于“募资”的预算逐年增加。但另一方面，资本的注入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智库的倾向性，甚至智库被资本“绑架”的商业丑闻也屡见不鲜。特别是目前当资金由以前的大规模倾倒性注入逐渐向“小规模、分散式”的滴漏式发展，并且经常有针对性地和特定领域和项目定向捆绑时，智库的成果产出更容易会被影响。因此，如何多元募资但又不被其“捕获”，是目前各大智库面临的一大挑战。
　　一些智库因为对资本的过分依赖，而产生了商业丑闻。例如2014年《纽约时报》曾发表专栏调查揭露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在内的多家智库受多个外国政府高额资助并开展特定的“政治游说”；萨德系统的供应商洛克希德·马丁（Lockheed Martin）公司被“踢爆”直接资助了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导弹防御工程计划等[3]，这样会造成智库公信力和竞争力下降，并且在较长时间内难以恢复。因此，在争取资金来源多样化的同时，不少智库也相应地实施了限制措施。例如，英国大部分智库针对社会捐赠建立了严格的内部管理机制和资金使用机制。智库本身对资金的规划和使用完全负责，委托方不可指定资金用途，亦不可左右研究成果和结论。对于社会和企业捐赠，不少英国智库也设置了“封顶红线”，最小化捐赠者影响。亚当斯密研究所（Adam Smith Institute）规定每年接受每个企业的捐赠金额不可超过5万英镑。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直接将捐赠资金与研究项目脱钩[4]。一些老牌智库也通过加强自身资本的市场化运营来减少对外界资本的依赖。例如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通過自身的会员费收取、出版物发行、会议论坛赞助等形式加大自身收入。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则拥有自己的物业运营和投资基金等，通过“自有资产”进行营收[5]。
　　3.2 人才多方流转，实现智力独立性
　　在现代智库建设中，稷下学宫“人才自由流转”核心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和稷下学宫“兼容并包”的接收原则不同，现代智库建设中人才的纳入门槛已经提高很多。各国智库机构也已经结合自身情况和所处环境，建立和发展出一套相对成熟的人才培养机制。例如，美国已经拥有了相对成熟的“旋转门”机制，使得全球各领域的“带头人”身份可以自由切换，既可以随时进入智库发挥其影响力和学术水平，又可以随时从智库解绑回归到各自研究领域继续工作。在布鲁金斯学会，很多研究员曾经在美国历届政府担任过要职。仅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有包括菲利普·戈登和苏珊·赖斯在内的超过32位布鲁金斯专家学者参与到了政府工作[6]，同时从美国政府走出的政要精英进入布鲁金斯学会成为顶级研究员的例子也比比皆是，形成了影响力的良性循环。英国除了鼓励加强自己的“旋转门”机制，同时也建立了“以老带少”的垂直培养模式，让资深研究员直接带领和指导年轻研究员，使其快速成长[7]。在亚洲，日本智库的人才培养主要遵循“研修制”，可以说是日式“旋转门”机制，通过定期派遣研究人员进入政府机关或者高校进行短期工作，期满后再回归到原单位的方式，实现对人才培养的“双向充电”[8]。
　　3.3 管理模式多样，提高运营独立性
　　稷下学宫“严”制度“宽”学术的管理特点，放至今日，依然适用。例如，布鲁金斯学会虽然对美国甚至世界各国政府都有重要影响，但作为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无党派属性”中立智库，为了保证自身研究成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及“准确、公正”的原则，严格规定其研究人员在任职期间不得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但同时大力支持“学术自由”，对研究内容不设“条条框框”，不限定研究方向，亦不量化考核指标，给研究人员最舒适的研究环境，最大的研究自主权，从而保证研究成果的高质量产出。 　　另外，与稷下学宫举办“期会”相似，学术交流也是现代智库建设的核心任務之一。随着科技的发展，古代的交通局限不再存在，现代智库建设中学术交流的范围已经扩展至全球。各国智库会采取在其他国家设立办事处、按照国别专门建设网站、建立独立的国际合作中心、开展国际合作计划、研究人员访学或交换项目等方式来进行学术交流。例如，美国兰德公司在澳大利亚堪培拉、意大利布鲁塞尔和英国剑桥都设立了办事处。另外兰德公司在2017年8月接受了唐诗基金会300万美元的捐赠，用于设立中国政策研究讲席教授职位——唐氏席位[9]。此职位将启动并管理中国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议程，与中国研究机构建立伙伴关系，组织座谈会、交流项目及联合研究项目，并指导兰德公司的中国研究学者。这对于中美两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成果公开是学术交流的另外一种重要形式。世界不少大型智库都会定期将自己的部分成果报告发布在官网，供公众免费阅读、下载；或者通过收取会员费、出版物发行、会议培训等方式向外传播自身的研究成果，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3.4 监管力度强大，保证学术独立性
　　一个科学、公正、客观的监管系统，是实现和维持一个系统“独立性”的有效保障。在个人层面，对于研究人员，智库机构应定期进行专项培训，确保意识层面的觉悟。在机构层面，智库机构也应建立严格的监察机制，这种方式因地而异，各智库机构需要找到最适合自身的方式。智库机构可以建立专门的监督团队，制定监督办法条例。对于美国的多数智库来讲，因国家层面给予了免税的待遇，故美国智库应注意向有关机构及时申报收支情况，严格记录资金进出情况，或在规定中表明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信息等[10]。例如，布鲁金斯学会建立了自身的利益冲突委员会（Conflicts of Interest Committee）[11]，专项针对资金使用情况，保证其研究成果可以不受资金捐赠方影响，避免利益冲突。另外，在英国，多数智库是作为慈善组织登记注册的，因此为了保证自身的公益性和独立性，不少英国智库也纷纷制定了严格的管理机制。例如，英国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特别制定了资助伦理政策（funding ethics policy），对于资金捐赠情况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并主动定期向社会公开资金使用情况[13]。在行业层面，各国也先后出台了相关行业的监督审查机制和法律法规。美英德等欧美国家一般会设有行业协会，对智库机构进行统筹、评价和管理。以日韩为代表的亚洲智库大都采用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监管模式。韩国的智库机构评价全部由韩国政府设立的国家经济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会管理，日本则会派驻由国家公务人员为主要成员的评估委员会进入智库机构内部。
　　4 总结
　　现代智库的建设和发展，受多方因素制约和影响，包括所处的历史、文化、政治和社会环境、运营和管理机制、人才队伍建设、资本注入背景及学术研究模式等，很难做到严格地“独立生长”。值得注意的是，智库自身的“品牌”和其“独立性”是交互影响关系：高独立性保证了高质量的研究产出，从而提高智库自身的品牌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利益集团前来问询；同时，日益增多的利益集团却又很难形成严格的平衡和制约局面，使智库成果产出容易“失衡”，有时会成为“代言人”或者“传声筒”，从长期角度来看，这又会导致智库自身品牌和影响力的减弱。因此，如何科学地把握智库“独立性”的度，使智库可以科学地可持续健康发展，是目前全球智库建设面对的一个长期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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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Jixia Academy， set up in Qi dynasty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 is considered as the highest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nd the important platform for political consultation at that time. During its more than 150 years of history， Jiaixia Academy has formed its exclusive style and characteristics. Among thos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its independence is ahead of the time， which is also considered as the important reason for it to be the top institute in Warring States Period. [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briefly reviews and introduces the role of the independence of Jixia Academy in it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Result/conclusion] Based on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the independence of Jixia Academy， this paper summarizes its excellent management experience as an ancient think tank， which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modern think tanks construction.
　　Keywords： Jixia Academy think tank independence
　　收稿日期：2019-02-11 修回日期：2019-03-05 本文责任编辑：吕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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