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法自然自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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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本土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宗教，道教以黄帝、老庄的道家思想为基础，并融会诸多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发展而成，其中，“道法自然”的养生原理为其亲近大众之举，而辩证的逻辑是其內涵。从春秋时期的方仙道，汉初的刘汉治国的无为而治，直至唐代道教的兴盛，清雅飘渺的道乐是其文化载体之一（唐代二十八调中就有“道调”），而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济世救人则是其思想支撑。郭沫若曾说过，“道家思想垄断了二千年来的中国学术界”，英国的汉学家李约瑟也说“中国文化大树的根在道家”。由此可知，道教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思想，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一、道教音乐的研究现状
　　从目前所见的道教音乐历史和现状研究来看，较多的是现状调研，如：刘红《当代道教音乐的回顾与展望》、蒲亨强的《道教与中国传统音乐》和《神圣礼乐--正统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孙凡的《全真正韵“阂谱”研究》、胡军的《“经忏丛林”的道乐文化资源开发与利用——关于武汉长春观道教音乐文化产业发展的当下思考》、金平的《中原民间道教音乐文化的保护、发展——以豫南民间道教音乐为例》、王璟《跨族群音乐文化的比较研究》、赵恒的《仙乐清妙，道法自然——道教音乐文化之研究》、曾筱雅《青城仙乐记》等；道教音乐历史研究占的比例较少，如：胡军针对清版《九宫山志》音乐史料研究、蒲亨强与彭李玲的《从道教音乐探寻古代音乐奥秘的若干设想》、张一凡《黑龙江民族音乐与道教音乐的渊源及流变》、范琳琳《清水道教音乐的历史渊源与艺术价值研究》、赵书峰《湖南瑶传道教音乐与梅山文化》、杨秦生《清水道教音乐的起源与发展历程研究》、童玉娇的《信阳民间道教音乐风格传承研究》、甘绍成《文昌洞经音乐与道释儒雅俗文化》；关于道教音乐形态及特征的研究，也占有一定比例，如：刘红《道内人与道外人的“现代”道乐观——基于道教音乐之概念与价值观念的讨论》、林琳与郝亚莉的《泰山碧霞祠道教音乐所用曲牌音乐结构研究》、李林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向往”研究——以中国传统音乐为例》；在综合研究领域，随着著作的不断推出，使其也占有一定份额，如周振锡、史新民、王忠人、向思义、刘红合著的《道教音乐》书稿；刘红《当代道教音乐研究之定量分析（1957-2008）》、甘绍成《20世纪的道教音乐研究回眸》、尼树仁的《道教音乐与佛教音乐的比较研究》。随着研究的推进，道乐实践也开始增多，在学术实践中，也有了道乐身影，如：1989年12月27-29日在香港举行“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 2005年5月21、22日在广州第五届道教音乐汇演等。
　　从上述研究可见，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使得道教的研究多结合相关资料的剖析，如结合文学史所进行的思想传承的研究。如：在魏晋时期与玄学相结合，在隋唐时期又与佛教相结合，宋代开始有了儒释道三教融通的局面，元明清时代的“内丹学”逐渐使其影响深远，其形成、发展自有其动态的渐变过程，而其中始终蕴藏于内的是文人士大夫，尤其那些有才能的落魄文人在其中的推动是其发展的内在基础。
　　二、道教音乐的文化传统
　　从道教音乐遗存的情况看，它们多是明清时期的产物，因而使得道教音乐在明清学术史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中，表现在哲学上，道教的宇宙本体论和阴阳转化、规律运动的辩证思维法，是被普遍接受的传统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辩证思维法至今还有着重要影响。而对中国文化影响很大的佛教音乐文化，它在明清时期的发展、传播，也借助了老庄玄学，唐代兴起的佛教禅宗，其内在核心如宗旨方法，就是深受庄子学说的启发。从唐代开始，道教音乐是与佛教等宗教文化相伴发展的，在理论思辨方面逐渐追求精致内在的学术思想。在唐代萌芽、在宋明时期盛行的道教内丹心性论，也是中国古代心性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宋元明清等朝代的更迭，尤其是不同民族统治中原的文化变衍，使得道教音乐中逐渐融入外族音乐、民间音乐，如《霓裳羽衣》就是融合西域传来的佛曲《婆罗门曲》而发展成的音清近雅的道乐，为后世传承。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道乐的研究总是与文化史的研究相伴随的，尤其在古代，而其发展也是与其它形式的文化融会统一，难以剥离开来的！如道教与儒家、佛教在思想上的互相吸收渗透，大大促进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这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具有历史的渊源。比如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对道教经典进行了认真的研读。他曾经说自己是“终朝读道书”，并且托名为“空同道士邹欣”给道经《周易参同契》作注。其次，道教秉承道家思想认为“身国同治”、“内圣外王”，强调“无为而治”。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康乾盛世等，清代外族统治中原文化的鼎盛时期，康熙、乾隆等皇帝也会使用“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治国方针，因此，道教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这就使得道教音乐在这时期得以成形并流传后世，我们现在看到的洞经道教音乐中的、大约开始于南北朝时期（420—589年）的道教斋醮仪式中的音乐，在清代得以承继。《魏书·释老志》记载《步虚辞》，唐代道士司马承祯、李会元制《玄真道曲》、《大罗天曲》，明成祖朱棣制《大明玄教乐章》，在清代祭祀礼仪中得以沿用，当时称之为“神乐”的道教音乐与各种音乐融合而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也使其快速发展的民间性基础，它们与各个地方习俗、风俗、乐俗相结合，成为千姿百态的清代道教音乐。
　　三、道教音乐的思想承继
　　在文学艺术的领域，道教的“道法自然”思想一直影响着古代文艺的审美观，老庄的道教音乐思想中“大音希声”实则是弱化音乐本体的存在，而讲究思想境界的作为。它在汉代为刘姓统治者所喜爱，淮南王刘安以道家音乐思想为主体进行了融合性探索，但在汉武帝“武乐”功利主义语境下，道乐及其思想被逐渐放弃，嵇康等魏晋玄师虽仍在推动道乐，但玄学背景下的道乐已经开始变异。六朝时期“志怪小说”的繁荣就是由道教的流行而直接推动发展起来的，十分有名的志怪小说《搜神记》便记载了许多道教故事。在民间诗歌领域的“游仙诗”，在以歌咏神仙漫游之情为主题的同时，也将道教音乐发展而起诗篇。有人曾说，唐诗华丽的风格也是受道教渲染所形成的，所以就有了“诗仙”之说，李白浮游神驰的创作手法，其中就因道教内容的涉及而广为传颂，“梦游天姥吟留别”，道家思想的内涵昭然若揭。范文澜评价说李白是“反映道教思想的杰出作家”（《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95年）。宋词中大量词牌名源自道教，如《鹊桥仙》《临江仙》《献仙音》《潇湘神》《望仙门》《女冠子》等词牌，都可见其中的道教神仙故事题材。宋代的诗词如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秦观《鹊桥仙·纤云弄巧》、黄庭坚《醉蓬莱·对朝云叆叇》、柳永《玉女摇仙佩·佳人》等，他们在填词中的神仙之韵追求，也是以道教为题材的创举。元曲中神仙飞升题材的曲目并不少见，而当时的“神仙道化剧”更是专门描述神仙度人和得道飞升的故事的，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马致远、郑光祖、白朴等人都有神仙题材之作，其中马致远现存的神仙道化的作品最多，如《水仙子·春风骄马五陵儿》《马丹阳三度任风子》《蟾宫曲·叹世》《西华山陈抟高卧》《开坛阐教黄粱梦》等。明清小说大蕴涵道教思想者较多，神仙济世、神魔鬼怪题材的小说多有“智者形象道士化”的传统，如：《西游记》中充满了“木母”、“金公”、“黄婆”等道教的丹法、术语；元末明初小说家罗贯中《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登坛借东风等题材，其中灵感就来自于道教思想；同为元末明初小说家的施耐庵的《水浒传》，书中的“张天师祈禳瘟疫”，也是道教思想之体现；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就是以神仙之语而展开故事，其开篇就是以空空道人把“石头记”传抄而来开启文学篇章的，通篇也以神仙之语而内隐其中。另外，明朝盛行的青词也是受道教影响衍生出来的产物。道教“大象无形、大音希声”的思想影响着中国艺术精神中的写意、风格、神韵等审美思想。
　　道教奉行的民俗思想的主体是“尊道贵德”，这也体现在其音乐形态之中。它倡导“忠孝仁义”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固有文化价值观念；道教音乐思想中的含蓄、内敛为其音乐的内在特征，排斥人世激情，清雅音韵是其表征。道教的辩证逻辑思想中的阴阳协调、天人合一的思想，是音乐的发展方式中注重呼应与对比的平衡关系。道教的洒脱精神、深厚的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其音乐接受度普遍较大，也就是最具人缘性，这在三教之中表现尤为明显。周作人将其定为“支配国民思想的”主体性文化势力，也是其主体性思想建构的基础所在。
　　结语
　　在近两千年来的道教音乐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它始终广泛而深入地与其它艺术形式相结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而能保持自身系统的连贯性，并能以大众需要的形式与韵味而运用在大众的生活之中，使其在渴求神仙保佑的心灵、音清雅致的形态之中，展现其思想与境界。由此而能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中，乃至社会风尚和各地风俗建构中，而将心灵的诉求反映在民族心理之中，这就有了“中国根柢全在道教”（鲁迅语）的内涵评判。本文进行道乐研究，尤其是有关历史发展的述评，其目的即在于从内在线索上考察道教音乐的文化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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